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言变革与百年汉语发展
郝 锐
(首都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开展了一场由政府主导、学界推动、全民参与的语文建设运动。这一时期语文政策的制定与贯彻落实直接推动了当时的语言变革。在这种语文政策和实践的影响下，现代汉语出现了“去欧化”、通俗化、简约化的趋势；此外，这一时期政治语言也不断传播和普及。对于百年汉语发展历程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言变革确立并巩固了国语分化的格局，并加大了大陆地区普通话和台湾地区“国语”的差异；同时，这些变革也奠定了我们今天语言演变的基调，各大趋势延续了大半个世纪，在今天依然是全民语言使用的基本取向。它直接决定了百年汉语“显——潜——显”“多——少——多”以及从无到有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初期；语文政策；语言变革；百年汉语
引 言
现代汉语由古代汉语发展演变而来。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现代汉语发展到今天已有百年历史。这百年历史中，现代汉语屡经变革，这些语言变革对现代汉语的发展演变都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这其中有两个最为重要的两个节点：一是“五四”前后的语文运动，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语言变革。前者直接决定着现代汉语的形成，而后者则直接影响了国语分化后以普通话为共同语的现代汉语发展走向。对于百年现代汉语发展历程早期的语言变革及其影响，很多学者都有论述，成果颇丰；但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语言变革，虽然有部分学者已经做了相应的总结，不过大多是立足于语文政策而言，而关于它对整个百年现代汉语的意义，以及对后来汉语发展走向的影响，相关研究并没有进一步探讨。我们将立足百年现代汉语史，在充分讨论新中国成立初期语言变革的基础上，阐明在这种语言变革影响下的现代汉语发展走向。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语文政策的制定和贯彻落实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言文字工作大致可以分为“准备”和“探索”两个时期。[注] 根据已有资料和学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语言文字工作历程的阐述，我们可以把新中国成立以来语言文字工作历程分为4个阶段6个时期，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言文字工作(1949～1965)、“文革”中的语言文字工作(1966～1977)、改革开放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1978～1996)、信息网络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1997至今)；其中，第一阶段主题包含“准备”(1949～1954)和“探索”(1955～1965)，第二阶段主题是“停滞”，第三阶段主题是“恢复”(1978～1985)和“发展”(1986～1996)，第四阶段主题是“完善”。 前一个时期的主要工作是语文政策的制定，后一个时期则主要涉及语文政策的贯彻落实。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语言文字工作，解放区的民族形式建设运动和整风运动的开展已经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语言变革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的主要矛盾都已经发生变革，这就必然要求包含语言文字在内各种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文政策制定经过了党和政府以及语言学者的充分论证和准备：1950年，毛泽东给时任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写信建议起草一个中央文件来纠正写电报的缺点。1951年2月便由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这份文件指出了各地文件中的常见文字缺点，并规定了纠正办法。[注] 戴昭铭.规范语言学探索(第2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111. 1951年6月6日，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重要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对社会语文使用影响深远，也极大地促进了语言规范进程。社论把正确地运用语言表达思想提升到政治的高度，号召全国人民“坚决地学好祖国的语言，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社论还把毛泽东和鲁迅作为创造性运用现代汉语的典范，并批评了报刊文章在语言运用中的种种混乱和不正文风。同日，《人民日报》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注] 凌远征.新语文建设史话[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291. 随后，全国机关、学校、部队、文艺团体迅速地掀起了学习语言、正确使用语言的热潮，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参与其中，不少青年学子受其影响走上语言研究的道路。
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开始建立并完善语言文字工作的政治构架，先后于1949年成立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文字改革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952年成立新中国主管文字改革工作的第一个国家专职业务研究机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3年成立党内机构“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1954年成立直属于国务院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等。这些政治组织为后来的语言文字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在语言文字改革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注] 陈章太，谢俊英.语言文字工作稳步发展的60年[J].语言文字应用，2009，(4). 此外，语言建设的媒体宣传工作也不断推进。仅“文字改革委员会”就先后创办了《中国语文》《文字改革》杂志，又设立《光明日报·文字改革》专刊，创办《汉语拼音报》，成立文字改革出版社等，《语文知识》杂志也开辟《改错句》专栏。规范工作动员和宣传全面展开，为后面的现代汉语规范工作做好了舆论准备。[注] 这一时期，语音和文字改革也已展开。1951年编成《第一批简体字表》，1954年7月到11月先后完成了《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四稿、《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五稿以及《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语音方面从1950到1955年间，全国各地各行业及海外华侨共献出了655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参见王均.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54～64.
经过充分的准备，加上前期的语言文字工作实践，政治保障、组织保障、群众基础、舆论基础都已具备，新中国成立后的语文政策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过，语文政策的制定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学术理论问题。为了给新中国成立后的语文政策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由政府牵头，学界广泛参与，召开了两次大型的语文工作会议：1955年10月15日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1955年10月25日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其中，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 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汉语规范问题”被明确提出。众多学者专家齐聚一堂，建言献策。会议由郭沫若致开幕词，他指出“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词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罗常培、吕叔湘做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大会报告，报告集中而全面地论述了与现代汉语规范化有关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和实践内容，包含为什么要提出现代汉语规范的问题、语言规范的几个基本原则性问题、促进语言规范化要做的工作等。大会决议对规范化的涵义进行了阐释，并指出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一定义。后来又加入了“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作为总体部署，大会决议还对汉语规范工作提出了7条具体建议。由此，加强汉语规范化作为中心任务，与前面“三大任务”结合起来，成为语言文字工作的主体内容。[注]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问题汇编[G].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216～226. 1956 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将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1957 年召开“全国普通话推广工作汇报会议”，提出了推广普通话的方针：“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注] 杜永道.新中国成立六十五年来在推广普通话方面做了哪些工作?[N].语言文字周报，2015-3-25(1). 两次会议极大地推动了语言工作的开展。在《人民日报》等各级媒体的宣传下，“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成为全民共识，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语文政策。
在这种共识下，一场由党和政府发起、组织、领导并由专家学者配合指导、全社会大众积极参与的语文建设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政府积极主导。1955年11月教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分别发出了针对推行汉语规范化工作的通知指示； 1956年2月，“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成立，并编写出版了各地学习普通话的手册；1958年至1964年，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和教育部等单位先后联合举办了四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反响极大，全社会掀起了一场遍及城乡的推广、学习普通话的群众运动，学说普通话成为新风尚。此外，1956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筹备组建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专门处理语音问题；委员会于1963年1月公布了《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1958年2月《汉语拼音方案》被全国人大正式批准。1956年1月，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开始全面推行简化字；196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印发了《简化字总表》，简化字正式作为媒体和教学用字。[注] 詹伯慧.三十年来中国语言工作的一些情况——在日本中国语学会演讲会上的讲话[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3).
随着这条路，我们来到了村中心的表姑家，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呆了。表姑家居然也住上了跟我家一样的高楼大厦，已经不是记忆中低矮残破的平房了。在表姑家落座后，妈妈和表姑拉起了家常。我的思绪则飘回了几年前。记得有一次，表姑家的屋顶有几个地方还漏水。有客人来，表姑包了饺子，表哥、表姐像过年似的，狼吞虎咽……
学术界充分参与配合并起了指导性作用。语言学界开展的词类问题讨论(1953～1954)、主宾语问题讨论(1955～1956)、普通话音系问题讨论(1955)、普通话基础方言问题讨论(1955)等，这些学术讨论既具有语言学理论研究的价值，又为语言规范工作的开展做了系统性的准备。1956年起，教育部会同中科院语言所举办“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同年，又组织进行了全国近两千个点的方言调查，并据此编写出版了各地学习普通话的手册和各地方言概况。各种学术刊物如《中国语文》《语文学习》《语文研究》《文字改革》(后改名为《语文建设》)等成为学者乃至大众讨论语言问题的主阵地，并为后来的规范工作提供了极好的平台。此外，学者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语文规范和语言教学中来，编写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语法书和教材。仅新中国成立后头十年出版的语法著作就有两百多种，如《语法学习》(吕叔湘1953)、《汉语语法常识》(张志公1953)、《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丁声树，等1961)、《现代汉语语法探索》(胡附，文炼1955)、《语法和语法教学》(张志公，等1956)、《汉语语法问题研究》(洪心衡1956)、《汉语的构词法》(陆志伟，等1957)、《汉语语法教材》(黎锦熙、刘世儒1957)、《初级语法讲话》(林裕文1962)、《句子的分析与辨认》(黄伯荣1963)、《文法简论》(陈望道1978)、《汉语词法句法阐要》(洪心衡1980)、《语法三论》(史存直1980)等等，这些著作和教材都是以规范的普通话为依据，都“为普及语法知识、改进语法教学、推动汉语规范化等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注] 吕必松.现代汉语语法学史话(三·续)[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1). 。
整个社会全民参与，教育界是语言文字规范的重要阵地。195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中学汉语编辑室，1956年出版了《语法和语法教学》，介绍“暂拟系统”，同年秋，全国中学开始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汉语》教科书。[注] 刘坚.为促进汉语规范化而努力[J].语文建设，1986，(Z1). 以“扫盲”运动为例，普通民众广泛参与，各地成立扫盲协会，“以民教民”，农民生产之余还会在村社的统一安排下参与语言文化课学习。[注] 宋洁.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扫盲运动的特点[J].党史文苑，2006，(6). 《毛主席语录》《老三篇》等文字材料成为人们争相阅读和学习的材料。[注] 杨小燕.新中国扫盲教育政策发展研究[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综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言文字工作，可以说是一场政府主导、学界推动、全民参与的语文规范化运动。从语言规范史的视角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文政策奠定了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基调，为后来语文政策制定和施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注] 需要指出，这一时期提出的“语言纯洁”口号对语言文字工作也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此外，“匡谬正俗”式的规范方式后来被证明也有一定的不合理性。 推广普通话、简化并规范汉字、推行现代汉语规范化成为了语言规范的三大主题，并贯穿了国家和社会语言文字工作的始终。从语言变革的视角看，新中国成立初期语文政策的制定和施行又直接推动了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进而影响了后来现代汉语的发展走向。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语言变革
语言与社会共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语文政策的推动下，加上特定时期社会事件的催化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言总体呈现出“去欧化”、通俗化、简约化的特点。
(一)“去欧化”
“欧化”这一概念很多学者都提到过，它既指汉语在印欧语言影响下通过模仿和移植而产生的新兴语法成分和句法格式，又指汉语中罕用的语法形式由于印欧语言影响的推动和刺激作用而得到迅速发展的现象；也就是说，它既包含外来形式，也包含受外语影响而产生的形式和用法。[注] 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刁晏斌.现代汉语史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6. 相应地，“去欧化”(De-Europeanize)其实就是外来形式以及受外语影响产生的用法趋于消减的意思。这两个趋势在本时期并行发展，在语言规范化的作用下，“良性欧化”或者说适合汉语通俗、简约、严密化表达需求的形式得到了语言规范化的认可而得以发展，“恶性欧化”如“洋八股”等赘余、冗杂、特异的表达形式则成了被规范的对象而逐渐减退消失。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去欧化”，一方面是因为这一现象作为“欧化”发展的反作用力而存在，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为数极少。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欧化”形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是部分沿用，因此，“去欧化”对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而言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汉语在“五四”以来接受了印欧语的影响，开始产生了一些新的语法格式，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注]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2～3. 但大众语运动后，针对“欧化文”倾向的批判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注] 韩立群.中国语文革命——现代语文观及其实践[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37～247. 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就提示人们改正那种说人们听不懂的话、写人们看不懂的文章的毛病，欧化泛滥的“洋八股”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为了做到通俗化，毛泽东提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学习活的语言。[注] 郭熙.试论海峡两岸汉语差异的起源[J].语言学通讯，1993，(l～2). 此前他在1938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也谈道：
“天、地、玄、黄”出自《易经》，是《千字文》第一句，基本含义是天的颜色是黑的，地的颜色是黄的，讲述的是关于大地宇宙的起源，日月星辰的运行。此处译者采取音译法将其直接译为，“Tian,Di,Xuan,Huang”，这样处理显得过于轻薄。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建设统一的语言生活，欧化语言现象成为了规范化工作整理的对象之一。吕叔湘、朱德熙在《语法修辞讲话》中对涉及欧化的新用法、新形式提出了引导性意见。他们倡导的总体态度是“我们固然不应该也不可能采取深闭固拒的保守主义的态度，可是我们也不能让盲目欧化或一味自我作古的人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注] 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35. 。他们还针对形容词使动用法以及复数标记“们”等许多有待规范使用提供了具体的看法。
石料场设计方案不合理，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浪费人力、物力资源，开采石料需要一定的人员与机器设备，从设计到组织施工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源；建设石料场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增加了运输成本，占用过多的运输设备；对当地的水土保持环境有一定的破坏；浪费建设资金。从设计规划到建设石料场、石料场的用地建设、石料的开采、运输等，这都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投入，取消设计中的石料场可以节省一定的建设资金。
黎锦熙先生也曾指出：“现代知识阶层通行的欧化白话文和翻译文在语法上应有适当的处理。”比如包孕的句子、积叠的形容语等等，解放以后仍在知识阶层流行着，并正不断“向群众中去”。具体怎么“去欧化”，他提供了一个总体的判别办法，即“费劲了还是不懂，那它就无疑地违反了本国语法的基本规律。”当然，要区分欧化的好坏并不容易，这就需要谨慎对待。欧化的长句虽在当下不适宜于口语，但只要不违反本国语法基本规律，还是可以通过书面语的形式“向群众中去”的，所以必须重视它。他还指出：“从群众中来”的老百姓口语是自然而然合乎语法基本规律的，“经由翻译品演成的欧化的白话文，只要不违反汉语语法的基本规律，经过一个相当时期，自然要与群众的口语合流的。”[注]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1:24～25. 这里，黎先生有意识辩证地区分了欧化的利与弊，“去欧化”的对象应该是那些违反汉语语法规律的部分。后来在《现在汉语规范化的目标和任务》一文中，黎先生把“语法规律”“民族化”写进了语言规范化的具体工作纲要中，内容包含矫正一般模仿外国语法的汉语语法，使符合于民族语言的特征等。[注] 黎锦熙.现在汉语规范化的目标和任务[A].汉语规范化论丛[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63.
文艺创作和翻译中会更多涉及欧化现象，朱光潜先生的看法就颇有代表性，他对于如何对待欧化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采用欧化的作者有两点须特别留意。头一点是不要生吞活剥。各国语文都有它的特性，我们在大体上不能违反它。如果一句话依中文习惯可以说得同样精确有力，我们就绝对不能欧化它，欧化须在表现上有绝对必要时才可采用。第二点是不要躁进偾事。语文是逐渐生长的，我们不能希望一个重大的变动就一蹴而就。一个作者的语文，如果欧化到一般读者不易了解接受的程度，那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群众需要按部就班的训练。这一代欧化得轻松一点，下一代欧化得彻底一点，如此逐渐下去，到适可程度为止，也许可以免除许多固执着的少见多怪。照我看，这是自然的大势所趋。[注] 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A].朱光潜.谈文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114～115.
顾百里(Cornelius C. Kubler)在他的硕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白话文欧化语法之研究》一书对汉语的欧化做了深入的描写。他选择巴金1931年出版的《家》和1957年的修改版本《家》作为语料，通过对相同篇章对应内容的不同表达来发现两者的差异，从而深入观察汉语欧化现象。[注] 顾百里所参引的巴金作品版本是：巴金《家》，香港：金铭出版社,1931；巴金《家》(修订版)，香港：南国出版社,1957。参见顾百里.白话文欧化语法之研究[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43. 他的研究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以巴金为代表的作品中“去欧化”的趋势。
实际上，由于巴金阅读和翻译了大量西方作品，在早期的创作中行文风格也受此影响，具有很强的欧化色彩，就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
我过去做翻译工作多少吃了一点“死扣字眼”的亏，有时明知不对，想译得活一点，又害怕有人查对字典来纠正错误，为了偷懒、省事起见，只好完全照外国人遣辞造句的方法使用中国文。在翻译上用惯了，自然会影响写作。[注] 巴金.谈我的散文[A].巴金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473～474.
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的作品就因为过度欧化(overly europeanized)而遭受批判，被说成是“不中不西”的东西；后来，巴金开始修改删除过于欧化的表达。这一方面顾百里做了专门的比对，比如巴金早期作品中喜欢使用“有着”：[注] 顾百里.白话文欧化语法之研究[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41.
9)抓活思想，要抓根本性的，只有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矛盾，才能抓活。不能只抓生活细节。活思想天天有，事事有，就要天天抓，事事抓。(《人民日报》1966.2.21)
2)她又说她的前途有着许多的障碍……
3)有着漆黑大门的公馆……
汉语中，动态助词“着”本身可以表示进行貌；而像上述3例中的“着”就不太像典型的进行体貌表达形式，而是可以看作是一般动词的后附成分，它们是早期比较常见的欧化表达，是“现代的一种风气”，但实际上这违反了汉语的口语习惯，一般来说是不必使用的。[注]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M].北京:中华书局，2014: 408～409. 这种“现代风气”在中期规范化背景下其实已经逐渐褪去了。根据顾百里的调查，在1931年和1957年两个版本的《家》对应的句子中，“有着”从早期版本的27例减少到1957年版的15例，改为“有”来表示，删去了接近一半的“着”；[注] 顾百里.白话文欧化语法之研究[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69. 这种改变对巴金个人来说主要是因为过度欧化的表达而受到批判，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整个国家来说则是一种语言使用的社会取向，这种取向不再和早期的“现代风气”相同了，即“去欧化”成为当时的风气之一。类似的例子还有：
4)这女人留在客厅里……会散布着淫欲的毒气在这公馆里面……(1931年版)
5)让这个女人住在客厅里……会在公馆里散布淫乱的毒气……(1957年版)
例4)是“在”所引导方位结构后置的用法，这类似于印欧语中后置的介词短语。新中国成立后，巴金对“在”字方位结构也做了调整，他把受翻译影响产生的后置方位结构改成了前置的介词方位结构，这更符合口语表达，也明显地反映了巴金对欧化表达的调整。
除此之外，王力先生在讨论“五四”以后新兴的句法问题时指出：以“一个、一种”为代表的“无定冠词”是受翻译作品欧化影响而产生的语法形式，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受到俄语影响较大，而且多是直接翻译，对应的“一个、一种”就减少了许多。[注] 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36，541. “是”的使用早期也比较过度，如“雨虽暂时不下，地上是稀湿”。[注] 刁晏斌.现代汉语史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8. 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很难看到了。
“去欧化”的原因简单说来，一方面是早期现代汉语“欧化”浪潮的减退必然表现为欧化表达形式不再像之前那样繁盛，所以在向减量化方向发展，这是一种语言自身发展体现的“去欧化”；另一方面，中期现代汉语以工农群众的语言为主流，各类“洋八股”自然受到抑制，正如老舍所言：
我们写作，不能不用人民的语言。“五四”传统好的一面，在写理论文字时，可以采用。创作还是应该以老百姓的话为主。我们应该重视自己的语言，从人民口头中，学习简练、干净的语言，不应当多用欧化的语法。[注] 老舍.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A].老舍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61～370.
这是一种集体有意识的“去欧化”。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规范化工作全面展开的情况下，这一趋势已日渐明朗。
(二)通俗化
早期现代汉语在“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下已经有很多通俗的表达形式进入到书面语系统中来，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种通俗的语言形式得到了更为广泛、全面的体现。可以说，通俗化在中期成了一种全民语言表达的共同取向，也是这一时期语言发展的代表性趋势之一。
今年以来，羊价飞涨让活羊市场非常活跃，价格甚至直追羊肉的价格。据业内人士分析，未来一段时间，肉类价格将延续小幅波动态势，其中，羊肉价格仍有上涨空间。
① 顾忌从来都不是强者顾全大局规避风险的能力，而是弱者胆小怕事优柔寡断的借口，而被牵绊便是弱者为此而付出的代价。② 内心足够强大，便可无所顾忌，因为你完全可以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而相反的，若你总是怕这怕那，生怕自己少了根汗毛，那么你将顾忌的便越来越多，牵绊也因而愈来愈多。③ 总是觉得自己的状态是干出来的，而不是等出来的，太多顾忌都将你牵制住了，你又怎么拥有良好的状态？④ 因此，胆子大一点，将腿迈出去，别为自己设置太多牵绊而最终寸步难行。
关于通俗化趋势有两个重要表现，其一是方言、口语成分大量进入书面语系统并在数量和功能上有新的发展；其二是作为“雅化”成分的文言古语成分明显减退，甚至让人有一种文言形式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了的错觉。这两个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都表现得比较明显，只是后一种情况是减量、潜隐的形式，不做历时对比难以察觉。
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就触及了通俗化的问题。鲁迅、瞿秋白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左联”在1930年就开始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主张走大众化的路线，作品必须用工农群众听得懂的语言，甚至是使用方言，力排知识分子的句法，反对用“骡子话”。[注]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3～14.此外，还有一批人，在反对文言的同时，也完全拒斥白话文，如夏丏尊、樊仲云等，而像林墨等则直接把白话文看作是“买办”的手笔，大有阶级批判的意味。参见李永东.语体文的欧化与大众化之辨——评1934年的大众语论争[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大众语运动希望将白话文推向大众化、通俗化的发展轨道，但这种调整白话文的思路并没有得到提倡文言的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国统区的报刊也没有废掉半文不白的语言。与此不同，大众语运动以后，整个解放区大力推行使用以农民为基础的贴近群众生活的工农兵语言。[注] 李勇.白话的政治[J].文艺争鸣，2007，(5). 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系列重要文章和讲话，集中阐述了以民族形式为本位的语文建设方针，意在废除“洋八股”，建设新鲜活泼、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带有民族特点的新民主主义新文化。[注] 韩立群.中国语文革命——现代语文观及其实践[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37～240.
正如毛泽东在1931年苏区《时事简报》创办要求的那样：“要完全用本地话，……那些文字不通俗的新闻，要把原文完全改变，……不会写本地的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注] 毛泽东.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A].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29. 在1942年《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更是专门就语言使用问题做了深入分析和明确规定：
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但是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不好办。……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注]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6～841.
6)他(顾炎武)主张为人要“行己有耻”，……在与友人论学书里说：“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人民日报》1962.2.7)
这种向人民大众学习语言的要求并不只是简单的提倡，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当时人们语言使用的指导思想，是意识形态的体现，也是整个党、政、军、民的文化制度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后的语文政策也延续了这一基本精神，并且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贯彻落实，具有全民性和全面性。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中所讨论的“普通话”并不是早期现代汉语中白话的直接复制，而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同时吸收了大量通俗表达形式的民族共同语。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言规范化运动在推广普通话、确立语言规范的同时把大众化的语言表达形式也普及开来。与此同时，领导人和著名人物的语言使用也对整个社会起到了示范作用。以毛泽东以及一批人民文学家为代表，他们大量使用通俗化的表达形式，带动民众也竞相使用。老舍在《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就提道：
人民的语言是那样简练、干脆。……人家说我们写的是学生腔。……我写文章总是改了又改，只要写出一句话不现成，不响亮，不像口头说的那样，我就换一句更明白、更俗的、务期接近人民口语中的话。……而且我还不是仅就着字面改，像把“土”字换成“地”字，把“母亲”改成“娘”，而是要从整个的句子和句与句之间总的意思上来考虑。……比方写一个长辈看到自己的一个晚辈有出息，当了干部回家来了，他拍着晚辈的肩说：“小伙子，‘搞’的不错呀！”这地方我就用“搞”，若不相信，你试用“做”，用“干”，准保没有用“搞”字恰当、亲切。[注] 老舍.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A].老舍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61～370.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农群众受教育水平有限，多数人甚至不识字，不能阅读，贴近人民群众的通俗化书面语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以农村扫盲为例，在扫盲标准上除了认识1000个常用汉字，最关键是能阅读通俗书报，1956年以后，在“书报下乡”的号召下各地建立了农村阅览室，大量的工农掌握了通俗书面语。[注] 马云.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这样一来，新中国成立初期通俗化的表达成了全民语言使用的风气，也就必然带来现代汉语通俗化的极大发展。
一方面，“雅化”色彩减退。以“呜呼”发语词和“匪特”连词为例：检索《东方杂志》和BCC语料库里的《人民日报》语料，结果显示，“呜呼”用为句首发语词的用例在《东方杂志》出现了664例，而在1949年至1978年的《人民日报》中仅仅有30例，而且大多只是引用古文或在特定的场合出现，如：
置装的钱哪来的？村支部决定举债开个砖瓦厂专门用于支持办学，一片瓦五分钱，一窑能烧出几千片吧，砖瓦窑好比猪肚呢，也是一窝一窝的。又扯到猪牯身上去了，没错，李打油就是拿“牵猪牯”的往事感动支委的。办厂就得打窑，几拨打窑师傅上门揽活，李打油趁机提出捐赠服装的条件，谁认谁接活。
除了这种成系统的变化，还有很多具有通俗色彩的新语言成分或新用法在新中国成立后凸显出来。动词“整”接有生宾语的用法，如“整人”，《东方杂志》一共3例，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人民日报》出现了151例；接补语的用法，如“整垮”，《东方杂志》没有用例，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出现130例。再如限定副词“不光、不光是”，《东方杂志》中一共只有23个用例，其中“不光是”有18例，“不光”只有5例，而这一时期《人民日报》中“不光是”出现了836例，而“不光”用在句首的情况高达1096例。
当然，语言的经济原则始终在发挥作用，并不是只在新中国成立后才有简约化的表达。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冗长的欧化形式已经逐渐减少，很多表达都趋向于采用更为简单、统一的表达形式。特别是当时语法修辞没有统一的标准，繁杂多样的语法形式反倒不利于普通话的推广。吕叔湘《语法修辞讲话》中就对“多余的‘的’字”进行了讨论：
葡萄糖激酶是糖酵解途径（EMP途径）的关键酶，并且是EMP途径的第一步反应所需要的酶。葡萄糖进入细胞后首先发生磷酸化反应，生成的6-磷酸葡萄糖无法进出细胞膜而逃离细胞[32]。
另一方面，通俗成分增加。被大家谈论较多的是“搞”。刁晏斌先生有一段论述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现象：
有香港学者曾指出，内地语言“自解放后多从俗不从雅”，这话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也还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比如，就语体色彩而言，与“搞”之“俗”形成对立分布的是同为虚义动词的“做”，而我们的调查显示，“做”在前两个阶段的变化，正好呈与“搞”相反的路径和走向。[注] 刁晏斌.虚义动词“搞”的使用情况及其变化[J].宜春学院学报，2015，(5).
从国内外城市发展历程来看，城市蔓延在城市建设发展初期会带来有利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有效引导及疏散大城市繁华商业街周边居住区的人口，改善了中心区市民的居住和生态环境；②分散不适合在城市中心区发展的工业企业，保护了城市中心居民的居住环境；③土地的无止境的扩张对城市郊区的发展起到了拉动作用，土地利用效率也有了显著提高。但随着城市不断发展，城市蔓延产生如耕地锐减、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城市环境污染、城市开发成本投资过高等诸多弊端。
攻城的鬼子是真疯了，在天上飞机，地上大炮配合下，冒着大雨，从衢州火车站方向，对南门阵地接二连三发动了联队级别的攻势。一千多米的扇面阵地上，血水染红了整个表体，上千具日军的尸体倒卧在泥浆地里。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搞”的使用呈现一个梯级递增的过程，这个梯级递增既体现在平均使用频次上(最高峰值除外)，也体现在平均使用频率上。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搞”的使用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我们以《人民日报》每年6月的语料作为历时考察语料，1949年到1956年间“搞”的使用频次每月基本稳定在均值129次上下，使用频率基本稳定在0.9‰左右；从1957年至1960年每月使用频次基本维持在均值576上下，使用频率基本稳定在2.6‰左右。此外，“搞”的搭配和用法也在扩展，像“搞X化”三音节形式“搞自动化、搞河网化、搞粪垱化、搞梯地化”等，以及缩略形式充当“搞”的宾语“搞‘一顶四’、搞‘二合一’、搞‘两管’、搞‘三改’”等，都是这种通俗化用法扩展的表现。和“搞”相关，还有“抓、弄、推、提、摸、打、拉”等一系列动词在新中国成立后使用开来，它们在高频使用中意义都发生一定程度的虚化，语法功能也有所增强。以“抓”为例，早期现代汉语中“抓”主要是实义的用法，如：
8)……他欢喜得什么似的，一溜烟跑了，抓也抓不住。(汪华《招安》，《东方杂志》1934年第2期)
其他还有像“抓获、抓了去”等，搭配功能十分有限，就《东方杂志》来说，暂时还没有发现“抓V”或双音节的“副词+抓”的用例；它们的使用数量也很有限，多是在偏口语性的表达中出现；新中国成立后“抓”的使用度和搭配功能都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对“抓”使用格外青睐， 如：
面层施工阶段，路桥基本处于贯通状态，在观测沉降前，应当对观测点与水准点的观测段进行绘制，在图上完成对测站固定点位置的确定，完成相应的观测。
1)祖父还有着一个姨太太……
在上述不足60字的两行表述中“抓”就出现了7次，而且是“抓+抽象宾语”“副词+抓”以及“抓”的动结式等各种用法都出现了。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抓”不仅能带名词性的宾语，还能带动词性的宾语，如“抓生产、抓推广、抓学习”等，带状语和补语的情况也和早期大不相同，如“抓活、抓上去、抓到底”以及“认真抓、积极抓、狠抓、紧抓”等都是早期现代汉语中很少见到的，根据《东方杂志》的检索，以上几种都没有用例出现，但新中国成立后的使用却很有阶段性的特点。仅仅是在1960年一年内，《人民日报》上“抓X工作”结构的用例就有865例，“抓生产”有333例。
文言中“匪特”表示“不止”，《东方杂志》中类似用例大量存在；而《人民日报》中“匪特”基本都表示的是“土匪特务”之类，以下用例可以比较好地说明这个情况：
(三)简约化
早期现代汉语中有很多纷繁复杂的表达形式，而这些驳杂的语言形式在使用中无疑会增加交际成本。新中国成立后语言文化工作要面向广大群众，提高表达效用，去掉“裹脚布”就成为了语言工作的基本要求，简约化趋势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发展起来。
7)比如最近许多新闻通讯中，就常常采用“匪特”“政攻”“增资”等名词。这些名词的含义是不清楚的。“匪特”究竟是土匪还是特务，还是两者兼指？“增资”究竟是增加资本还是增加工资？都使人不易理解。(《人民日报》1950.1.4)
10)平均每月举行两次的展览。
像上例中的“两次的展览”这样的“副+名”的结构习惯上是不用“的”字，还有像“正好的、突然地”等都是多余的形式。[注] 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82～83.
在当前普通本科院校进行改革或转型的形势下，旅游管理作为一门实践应用型较强的专业，其实践教学体系一直处于较为混乱的状态；各学校由于受制于设施设备、师资等原因，没有形成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从涉及实践教学的三个环节(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集中实践环节)入手，提出了课程实习、课堂模拟、校内实训、顶岗实习、研究性实践、创新创业实践等实践教学形式，构建起实践教学体系，并通过实验室建设、教师队伍、资金支持和企业合作进行支持。
具体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简约化趋势大致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种是系统简化，第二种是形式简化。
所谓“系统简化”主要是从语言的系统性角度看，具有相同功能的一类成员在使用中功能重新分化，使用度也逐渐集中在少数成员上，从而使得语言系统在表达的多样性和语言的经济性之间获得平衡。我们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汉语中多个有标记被动式，这一时期整个有标记被动范畴主要往两类被动式上集中，即“被”字式和“受”字式，特别是“被”字式，几乎垄断了有标记被动式的使用，而且不带施事的简化被动式在使用上总体呈现出占比较高的态势。使用度最高的“被”字式表义功能最强大，已经具有了“逆意——中性——顺意”全覆盖，逆意程度上“重度——中度——轻度”全覆盖的功能。[注] 我们考察的有标记被动式有“遭”字式、“受”字式、“获”字式、“蒙”字式、“见”字式、“为”字式，“挨”字式、“由”字式、“让”字式、“叫”字式、“被”字式。详见郝锐.中期现代汉语语法研究(1949～1978)[D].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
所谓“形式简化”主要是从结构形式的角度看，具有某种功能的语言要素在使用中从需要借助一定的标志或共现形式发展出更为简省的、功能大致等同的表达形式。最常见的如偏正结构中的修饰性成分是否带标记，如定语标记“的”的隐现问题。早期现代汉语中“的”倾向于出现，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多用例都省去了定语标记“的”。以“一大把的”为例，《东方杂志》中“一大把的”用例一共有4例，而不带标记“的”的也只有8例；虽然用例不多，但定中结构带标记“的”与否并不统一，有标记与无标记的用例相差不大；而检索《人民日报》发现，“一大把的”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现代汉语中一共只出现了2例，而不带“的”的“一大把”一共有83例。当无标记的定中用法使用开来后，这时带“的”的用例就具有了某种强调意味。再如关联结构“一边VP一边VP”的用法，早期现代汉语中一般是完整形式，比如《冰河时代》(张资平，1928)一共有3例，《暗礁》(陈醉云，1923)一共有7例，全部都是完整形式。但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汉语中“一边VP一边VP”开始大量出现简化形式，即“边VP边VP”的形式，如：
母亲手术前一晚，我依旧睡不着，半夜起来在小区里跑步。我一边跑一边想，若是能把她的病换到我身上的话，我就能睡着了，可是又一想，这样她就睡不着了。
11)这个合作工厂最近新增加的横耳茶煲、六寸饭锅和大水锅等产品，就是根据消费者的意见安排生产的。边生产、边销售、边修理，可以更好地便利群众。(《人民日报》1961.7.13)
新中国成立前，简化形式“边VP边VP”的用法还不突出，1946年《人民日报》只有4例；而到20世纪60年代前后经历了爆发式增长，1960年用例数已经达到了1704例。实际上，出于政治宣传的需求，这一时期简化形式“边VP边VP”在很多口号式的表达中大量出现。
此外还有像“更+X”无标状语用法，即“更好、更快、更深”等不带“地”做状语的用法，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快速发展起来的。
除了上述3个方面的语言变革之外，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语言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也是一大趋势。“以解放区语言为代表的新词新语新用法迅速替代了旧词旧语旧用法”，这是在“社会革命”推动下形成的“革命式语言”。[注] 邵敬敏,马喆.网络时代汉语嬗变的动态观[J].语言文字应用,2008,(3). 与此同时，全社会竞相学习模仿领导人的语言表达，《毛主席语录》《老三篇》等几乎人手一册，使得当时的语言表达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前面在简约化趋势中提到的“大+X”“更+X”“多+X”“全+X”结构用为无标状语其实大量出现在政论文体中，而文学文体中相对少见；双音节词语变为单音节的降格用法如“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等，也是如此。这都是在政治语言表达推动下快速发展起来的用法。据调查，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级小学修改后的课本中政治化内容所占比例大幅提升，四册教科书第一册比重最低，但也达到了80%，第三册的政治化内容竟然高达90%。有些课文直接采用了领导讲话或者新闻报道，或者是关于土改、合作社、现代生产之类的内容，时政色彩浓厚。[注] 张放.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语言的传播与习得(1949～1956)[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1). 再以当时的社会称谓为典型代表，像“反革命分子、五毒分子、秋后算账派、炉前摇头派、红色专家、白色专家”等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注] 果娜.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政治运动与社会称谓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这一时期政治语言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一方面体现了人民大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现实对语言的塑造作用。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语言变革影响下的现代汉语
前文所讨论的几大趋势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言变革总体面貌。它们受到当时语文政策和语文规范化运动的直接推动，并对后来现代汉语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一，“去欧化”继续发展，由明转暗。很多早期现代汉语中“过度欧化”和“恶性欧化”的使用基本消失，人们会尽量规避早期那种“洋八股”式或“不中不西”的表达，而使用“人民的语言”；与此同时，“良性欧化”为汉语的表达提供了更多严密化的手段，也在并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些新的结构，如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以及句首修饰语“X的是”等。改革开放后，由于社会开放程度发生了变化，很多早期现代汉语中的“出手、改名、到手、懊悔、开脱”等接宾语的用法到改革开放后开始使用起来。[注] 刁晏斌.初期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修订本)[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7:123. 此后，“去欧化”实际上作为一条现代汉语发展的暗线延伸至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外来音译词最终都会被具有汉语构词特点和造词理据的词代替，其实也是一种“去欧化”的表现。只是，相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集体有意识地批评欧化过度，今天的“去欧化”其实更多是语言自平衡作用的结果。
其二，通俗化趋势凸显并延续至今，通俗用法快速增长，“雅化”用法有所恢复。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旗帜之下，通俗化的语言取向已然为全社会所接受。这一时期大陆的“俗”和台湾的“雅”形成对比，使得两种同源分化的语言差异更加凸显，甚至很多是“有无之别”[注] 刘吉力.海峡两岸语法差异与融合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很多通俗化语法形式在我们今天的语言表达特别是在政治话语中都十分活跃，社会语言生活的通俗化取向一直在延续，比如前面提到的“搞、抓、整”等等，以“搞”为例，现在我们又有了“搞‘传帮带’、搞‘两学一做’”等搭配；当下我们在谈到从严治党时使用的“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口号采用的也是贴近普通群众的通俗语言，这使党政工作显得很有亲和力。不过，汉语通俗化的趋势向前发展并不意味着文言“死去”，相反，它的主体已经渗透到了词法和句法表达中。[注] 孙德金.现代书面汉语中的文言语法成分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30. 改革开放以来，又开始出现了“雅化”的取向，早期的很多典雅表达被重新使用。
其三，简约化趋势持续升温，信息化时代催生了大量简约化表达。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简化用法大多数一直沿用到今天，如无标状语用法等。很多简约形式其实后来还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受国家政治话语影响而产生的表达形式一直被稳定延续到今天仍活跃在各大媒体中。此外，在信息时代，媒体为了追求信息传递的效率，更容易催生出简约化的语言形式，比如当前的标题中，大多都采用单音节及物用法呈现相关主体信息，如下例中的“曝”：
采用SPSS 13.0软件，计数资料比较行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两两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行LSD-t检验。重复测量数据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数据的方差分析，若P＜0.05则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12)(标题)网曝“欧盟招实习生有人被骗”引发热议，专家提醒——谨防三类求职诈骗(《人民日报》2015.1.25)
此外，随着政治语言的传播和普及，现代汉语中的政治化表达也在不断增多，它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交际中，像“落实、改革”这样的词汇出现在家长和孩子交流里也属常见。
站在百年现代汉语的发展历程来看，对于新中国成立前的语言发展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言变革直接确立并巩固了早期现代汉语中国语分化的格局，并加大了大陆地区普通话和台湾地区“国语”的差异；而对于新中国成立后至今的现代汉语来说，这些变革奠定了我们今天语言演变的基调，各类大趋势延续了大半个世纪，在今天依然是全民语言使用的基本取向。对于整个现代汉语的发展历程而言，它是早期现代汉语(民国时期)和新时期现代汉语(改革开放后)的中间枢纽，是揭示现代汉语史的关键节点。很多早期的形式到新中国成立后趋于潜隐，而改革开放后又开始显现，构成了“显——潜——显”的语言发展格局；很多早期的用法，在新中国成立后明显变少，新时期又使用较多，构成了“多——少——多”的格局；还有一些用法是早期没有，新中国成立后发展出来一直延续到今天，是从无到有的发展格局。这些都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的语言变革对于现代汉语的发展演变有着重要的意义。
结 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适应社会建设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国家开展了一场由政府主导、学界推动、全民参与的语文建设运动。整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准备”和“探索”两个时期，它们分别涉及语文政策的制定与贯彻落实。在政治保障、组织保障、群众基础、舆论基础都已充分具备的前提下，“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的召开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语文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会上，“汉语规范问题”被明确提出，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简化并规范汉字成为了三大主题。围绕这些主题，国家通过立法、行政指令等形式确立了一系列有关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为贯彻落实上述政策，政府、语言学界、教育界以及广大群众全面参与、协同互动，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一时期的语文政策奠定了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基调，为后来语文政策制定和施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又直接推动了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进而影响了后来现代汉语的发展走向。
在这种语文政策和实践的影响下，现代汉语出现了“去欧化”、通俗化、简约化的现象，这些现象连续、系统的出现就形成了相应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下当时语言表现出来的具体特点是：语言成分同质化程度高，规范形式占主导；通俗化用法增长迅速；简约化形式不断发展；很多不良的欧化形式被排斥在主流用法之外，不断消减，有的则被吸收进中期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并进一步发展。此外，这一时期政治语言也不断传播和普及。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言变革对整个现代汉语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直接确立并巩固了早期现代汉语中国语分化的格局，并加大了大陆地区普通话和台湾地区“国语”的差异；同时，这些变革也奠定了我们今天语言演变的基调，各大趋势延续了大半个世纪，在今天依然是全民语言使用的基本取向。后来的现代汉语发展中，“去欧化”继续发展，由明转暗；通俗化趋势凸显并延续至今，通俗用法快速增长，“雅化”用法有所恢复；简约化趋势持续升温，信息化时代催生了大量简约化表达。对于整个现代汉语史来说，它直接决定了百年汉语“显——潜——显”“多——少——多”以及从无到有的发展格局。
Language changes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 the past 100years
HAO Rui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China )
Abstract :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carried out a movement of language construction which was led by the government, boosted by the academia and participated by the whole n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the enact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language policies directly promoted the language changes and resulted in such trends as de-Europeanization, vulgarity and simplification, and besides, some political language was widely disseminated. In the past 100 years, the language changes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firmed and consolidated the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anguage, and enlarged the gap between Putonghua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and mandarin in Taiwan of China. At the same time, the language changes in this period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urrent chang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have lasted for scores of years until today, a mirror of the 100-yea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ith the features of explicitness-implicitness-explicitness and those of numerousness-scarcity-numerousness as well as a growth from nothingness.
Key words : early perio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change; Chinese in the past 100 years
[中图分类号 ]H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2019)01-0048-11
[作者简介 ]郝 锐，男，湖南汉寿人，首都师范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共时状况及历时演变。
[责任编辑 :杨 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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