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法政教育一百年：发展历程与经验启示
刘 猛1张小劲2
(1.北京林业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北京 100083；2.清华大学 政治学系，北京 100084)
摘 要： 自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以来，清华的法政教育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这百年的征程中，法政教育一脉婉转，虽然期间坎坷不断，终究树木树人成就非凡，造就了一大批人才。要理解清华大学法政教育的历史发展，需要从清华大学整体教育背景、中国现代教育背景、世界法政教育背景三个维度下进行解读。通过理解清华大学法政教育的历史，吸取经验与教训，更好地接续发展走向未来。
关键词： 清华学校；政治学系；法政教育；科际整合
一、引言
清华学堂1911年设立，次年更名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更名国立清华大学，实现了从中等教育机关向高等教育机关的转变。1952年之后清华大学的文、理、法学科被调出，变为多科性工业大学。80年代之后清华大学开始复建文科，90年代之后恢复法政教育，至今已成为具有理学、工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和医学等11个学科门类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在运用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SD模型进行情景方案设定和仿真模拟之前，需要对SD模型的有效性予以检验。以2016年为时间截面，对该年不同类型用地面积的历史值和模拟值作比较，即将模拟值和历史值之差的绝对值与历史值的比值即相对误差看作为仿真校验结果[19]，结果如表2所示，除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的历史值与模拟值相对误差的绝对值高于15%外，其他用地类的相对误差均处于15%内。考虑到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发展的复杂性，因此可认为SD模型模拟精度能够满足模型要求[20]。
溢洪道引渠段、闸室段、泄槽段底板大部分地段岩体较完整、坚硬，局部进行了施工处理，满足设计要求。泄洪洞闸室段进水塔地基岩体质量差，进行了换填混凝土处理。泄洪洞进、出口及个别地段围岩较破碎，进行了支护处理。
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发布了《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清华大学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清华大学的法学和政治学双双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法政教育开启新的征程。
此次“双一流”建设学科的获得，意味着清华法政学科在此前20年左右的复建时光里取得巨大成功，这份成功伴随着很多经验与教训。需要从清华历史中去找寻影响因素，结合中国现代教育的大背景和世界法政教育的影响因子，探寻利弊得失。
二、清华法政教育的发展历程
(一)1925～1937年
在清华历史上，无论是早期的庚款留学，还是留美预备学校时期的留学，都有不少学生出国学习法政相关学科，这些可以算作清华法政教育的史前期。在历经游美学务处、清华学堂、清华学校之后，清华于1925年改制，分为留美预备部和大学部。
汪家寨选煤厂投产时间长，由于历史原因，厂区与村民区混杂，导致生产生活用水没有完全分离，生产用水极不平衡，水量大时煤泥水浓缩机负荷加大，循环水浓度高，难以保证洗煤生产。基于此，选煤厂决定对全厂综合实施清污水分离和洗水平衡治理工程。
1.政治学系
由上式可知，系统状态x1e=xeq的平衡位置并未确定。即当导轨的俯仰角为0°时(导轨保持水平)，小球可以在导轨上任意位置保持平衡，电机通过带传动在导轨上施加的平衡力矩，使得小球保持静态平衡。在实际问题中，显然选取x1e=0(小球位于导轨正中心)，故Ue=0。
第一年：国文、英文、现代史、政治学、自然科学；
第二年：国文、英文、中国外交、比较政府、远东政府、市政、世界政治、现代帝国主义、自然科学；
第三年：中国外交、世界政治、现代帝国主义、法律原理、国际公法、政治理论、政党；
第四年：中国外交、世界政治、现代帝国主义、法学原理、国际公法、政治理论、政党、英国宪政史。[注] 清华学校教务处.大学部各系课程.清华周刊，1926，(382)：867-869.
可以看出，这个学程基本是依照美国模式制定的。清华留美同学会组织“清华文科课程委员讨论会”，成员包括吴景超、王化成、雷海宗、何运暄、胡毅、仝启，研究后认为，清华文科课程“对于中国的政治历史、组织、问题及现状，太未注意”，[注] 吴景超等.关于清华大学文科课程的商榷.清华周刊，1927，(416)：187. 提议在政治学系学程中增加中国宪法、公民学、议院法、中国政府、欧战前中国外交史、欧战后中国外交史、现代中国外交问题、满蒙藏问题、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组织史；取消现代帝国主义、远东政府等课程。[注] 同上，186-187.
1948年教育部通令各大学或独立学院法律系，《法学绪论》应由资深学优的教授讲授，法律学系课程应加以调整，以利于教学。清华大学法律学系开会探讨，认为法律学系课程太多应予减少，民法讲授时间应改两年为三年，《中国司法组织》在诉讼法中有附带说明不必再列为必修等，提交教育部参考。[注] 1947-1948年教育部有关调整法律系课程的部令，赵凤喈的意见及清华大学致教育部回函.王振民.法意清华.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未公开出版)，2009.288-289.
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后接管清华学校，8月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次年5月清华大学由外交部转隶教育部，进入较为稳定的发展时期。1928年度学校聘请吴之椿做政治学系主任，无论是教授、学生、课程、图书各方面，都有陡然激进，为以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政治学系师资阵容渐次扩充，教授人数较之1927年增加1倍，胡道维、胡元义、浦薛凤、王化成、张奚若、钱端升(从南京回清华)等人先后来校任教。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恪温(Corwin)来校讲授政治问题一科，选修者甚多；美国学者莱特(Quincey Wright)1929年借休假机会，来清华政治学系开课，讲授条约论、国际关系专题研究、国际法案研究3门课程，也使政治学系生辉不少。1929年第一级毕业生共82人毕业，其中政治学系毕业生22人，为全校第一大系，其他各系毕业生人数很少有超过10人的。[注]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782-785.
政治学系改进后课程增加不少，且新设置课程半属法学方面，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国际私法等，“盖当时清华未设法律学系，而本系学生，则又不能不予以选修法律学科之机会，是以只可附于本系之内”[注] 王化成.政治学系概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363. 。这一时期，政治学系的学程分为几个方面：(甲)政治制度，(乙)政治思想，(丙)法律，(丁)国际法。[注] 吴之椿.法学院概况政治学系.消夏周刊，1930，(6)：69.
1931年浦薛凤继任政治学系主任，除陈布新，改革多有。他积极谋划政治学系的长远发展，调整课程使之更加合理，广揽人才充实教师阵容，政治学系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时期。先后来政治学系任教的学者有燕树棠、萧公权、沈乃正、赵凤喈、陈之迈等，加之已有的张奚若、王化成、浦薛凤，出现了一个全盛时期。此外，政治学系还聘请校外何基鸿、唐悦良、郭云观、程树德、黄右昌、张忠绂、戴修瓒、张慰慈、王觐等人担任讲师，教授相关课程。[注] 陈新宇.近代清华法政教育研究(1909-1937).政法论坛，2009，(4)：23-28. 课程增加至32种之多，所有课程分为三类(研究所)五门(本科)。三类是公法、制度、思想，五门是宪法与行政法、国际法与国际关系、政治制度、市政学、政治思想，且“为造就吾国应用人才起见，对于本国政治方面各学科及市政学，尤加注重”[注] 王化成.政治学系概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363. 。
抗战前的五六年是为清华政治学系的黄金时期。这期间师资阵容强大，研究领域覆盖完整且有所侧重，有张奚若、浦薛凤的西洋政治思想研究，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钱端升的比较政制和行政研究，沈乃正的政党和比较政治研究，还有陈之迈的中国政府研究。在学校层面上，清华政治学系成为社会科学诸学系中最为完善的一系；在全国层面上，清华政治学系拓展了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提升了“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典范意义。
2.法律学系
政治学系
1932年1月法学院院长陈岱孙致函校长和校评议会，认为法律学系设立不可再缓。[注] 陈俊豪.关于筹设清华法律学系的函札.清华法学,2006，(9)：317-318. 1932年2月3日清华大学以“法律课程为其他各系(如政治系等)所需要者甚多，故数年来颇感系统上之不便”[注] 梅贻琦.清华一年来之校务概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22. ，乃呈准教育部成立专系。2月22日得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即于是年夏间积极准备添聘教授、购置图书、招考新生等事项，并聘请燕树棠担任法律学系主任。
孰料此事不久即有变动，清华庚款停付一年，经费骤然紧张。1932年5月7日教育部正式训令清华大学法律学系暂缓招生，“惟查工科人才之培植本为我国急要，值兹国难迫切，物力维艰，该校应就现时财力所能及，力谋工学院之扩充，至前准备案之法律学系，应暂缓招生”[注] 陈俊豪.关于筹设清华法律学系的函札.清华法学,2006，(9)：319. 。6月4日清华大学致函教育部，说明法律学系业已筹备，聘请教授已有成约，“成立似难中止”，请教育部维持原案，准予设立；[注] 同上，320. 6月11日教育部驳回了清华大学的请求。
但清华大学仍招收了该年度法律学系学生；这导致11月间教育部来电核查。清华大学复函教育部，陈述法律学系不过是将政治学系已有法律课程及讲师移入，增设绝不影响工学院的发展；至于学生则系二年级转学生和一年级不分系新生转入，为数不多，请求教育部准予备案。[注] 同上，321-322. 为此事，校长梅贻琦于12月2日分别致函教育部常务次长钱昌照、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沈云程、国防委员会杨公兆，请求他们向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斡旋，对于法律学系“已成之事实”“宽予承认”。[注] 同上，322. 12月19日教育部向清华大学下发指令，“该大学仍应遵令停招法系学生，至本年度已招者姑予承认，惟一年级生应饬改认他系，其不愿改系者，得与二年级生办至本年度终了时结束，再送北大平大等校肄业”[注] 陈俊豪.关于筹设清华法律学系的函札.清华法学,2006，(9)：325. 。在中央政令之下，清华大学无力回天，故于1934年停办法律学系，法律课程仍附设于政治学系内。[注] 陈岱孙.法学院概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361-362.
3.研究所
1925年清华学校曾开办研究院，但限于国学一门，并于1929年夏停办。1929年秋清华大学复开办研究院，1934年整合设立文科研究所、理科研究所、法科研究所，其中法科研究所包括政治学部和经济学部。[注] 呈教育部文(去文字四六九号)、呈教育部文(去文字第五六一号)、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章程.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560-566. 政治学部的研究导师及科目主要有：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王化成，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沈乃正，中国地方政府；陈之迈，中央政治制度；张奚若，西洋政治思想；浦薛凤，近代政治思潮。[注] 法科研究所政治学部.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598.
政治学部研究生入部后，须在三种专门选读与研究选修中选择一门：公法(宪法或国际公法)专门选读与研究、政治制度专门选读与研究、政治思想专门选读与研究，以使得研究初步专门化，并在研究过程中寻得论文题目。政治学部对于毕业初试，极为重视，“初试及格，再行着手准备毕业论文，俾得心无二顾，精神专一”[注] 法科研究所政治学部.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596. 。毕业考试时，研究生须在政治制度、宪法与行政法、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政治思想、市政五科中选择三科应试。[注] 同上，597-598. 这一时期先后考取政治学部研究生者有徐义生、楼邦彦、王铁崖、邵循恪等人。[注] 同上，597.
(二)1937～1946年
1937年抗战爆发，8月中旬清华大学奉令南迁，弦歌不辍，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先到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再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法商学院下设法律、政治、经济、商学四系。后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分立，社会学系改隶法商学院。在这几个学系中，法律学系为北大独有，商学系为南开独有，其他几系为共有。联大八年中法商学院院长依次为方显亭、陈序经、周炳琳。[注] 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关于迁校的决议.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108;西南联大组织概况表(1939年度).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141;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行政组织概况.北京大学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总览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92. 1937年10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决设十七系；10月4日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议决推定各学系教授会主席人选，推选张佛泉为政治系教授会主席；但张佛泉坚辞不就，10月8日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改推张奚若为政治系教授会主席。[注] 长沙临时大学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五次会议”“第八次会议”记录.北京大学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6-9,11-12;长沙临时大学关于各学系名称及各系教授会主席名单的笺函(1937年10月).北京大学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教职员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9-10. 1939年6月13日常务委员会第一一〇次会议议决，“本大学各学系教授会主席，自下学年起一律改称为系主任”[注] 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一一〇次会议”记录.北京大学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94-95. 。
清华大学及其政治学系的发展很受战争影响，师资流失严重。教授们有的选择到他校执教，如萧公权接受中英庚款基金董事会的聘请，去四川大学担任讲座教授；有的弃学从政，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贡献力量，如浦薛凤、王化成任职国防最高委员会，陈之迈任职行政院等；政治学系顿时陷入无将的困境。
清华政治学系进入联大的教师较少，流动性较大，政治学系再也无法找寻到昔日的全盛样貌。长期在校者仅张奚若、赵凤喈、邵循恪，来去者有沈乃正、楼邦彦、龚祥瑞。他们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张忠绂、钱端升、崔书琴、张佛泉一道，支撑着西南联大政治学的发展。除了正常教学活动，维持弦歌不辍，张奚若、罗隆基、钱端升还成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参政议政。他们献言献策，呼吁团结抗日，鼓吹民主，反对独裁，着力于推动中国政治的现代化。
(三)1946～1948年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次年各校相继复员，清华大学也迁回了北平清华园。百废待兴，清华大学开始谋划新的篇章，院系规模较战前迅速扩充，扩大到五院二十六系。
国立清华大学成立之初，法学院本应按照相关法令设置法律、政治、经济三系，但清华大学以“经费未充，而已有之各院系急待发展”之由，[注] 陈岱孙.法学院概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361. 向教育部请求短期内暂缓设立法律学系，将法律课程附设于政治学系内。
然而，政治学系却不容乐观，师资短缺严重限制了其发展。“本系遭空前之困难，原在西南联大之教授，如钱端升、吴之椿、崔书琴三位随北大复员，本系只有张奚若、赵凤喈、邵循恪三位先生；同时张先生因病请假(下学期已上课)，邵先生体亦不健，赵先生又兼顾法律学系之事，新聘教授，只甘介侯先生一人到校，旧教授浦薛凤、萧公权等阻于交通，不能到校。师资困难，甚于抗战期中，只有勉请崔书琴、吴恩裕、楼彦邦、邸维周诸位先生来校兼授各项必修课程。”[注] 梅贻琦.复员后之清华(续)(1947年4月).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四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49-50. 不久，张奚若辞去政治学系主任职务，暂时由陈岱孙兼任，后学校聘曾炳钧来校担任政治学系主任。教学研究所需资料，也因为战争受损严重。
法律学系
在中国百年教育史上，清华大学的法政教育一脉婉转，虽坎坷并行，终川流不息。要理解清华法政教育的恢复发展，至少要从清华大学、中国现代教育、世界法政教育三个维度下进行考量。
根据单豪杰的研究[4]，折旧率δ取10.96%，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采用统计年鉴中数据，基期(2011年)资本存量K0根据单豪杰研究中2006年数据和公式(5)计算得到。根据公式(5)，以2011年为基期，计算出2011年至2014年四省的资本存量，作为资本投入量。
店长还就合同的（4）（5）两项专门向我做了解释：“为了激励大家积极踊跃参与，为了庆贺解忧杂货店开张大吉，奖励的力度大了点，还请您多多理解支持！”
1926年4月28日清华学校评议会议决大学部设立17学系，其中之一便是政治学系，是之为清华法政教育的正式发端。政治学系建立后的首任系主任是余日宣。1926年度，完成大学第一年通识教育进入政治学系的学生有29人之多，使得政治学系成为全校人数最多的学系。此时，政治学系的具体学程包括：
研究所
西南联大的法科研究所仍由北大、清华、南开分别办理。[注]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570. 抗战初期，清华大学研究院于1937年9月停办，1939年7月重新开办，但只恢复文科研究所和理科研究所，后又开办工科研究所，[注] 第二次评议会关于研究院问题的决议、第二十六次校务会议关于研究院的有关决议事项.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75.81. 1940年恢复法科研究所[注] 第三十次校务会议关于研究院的议决事项.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82. ，分为政治学部和经济学部，政治学部主任为张奚若。[注] 清华研究院1941年度第二学期概况简表.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83.
复员之后，清华大学研究院仍然开办，法律学系暂未成立研究所，法科研究所政治学部按照教育部颁新规定改名政治研究所，主任由法律学系主任赵凤喈兼任，设国际公法组和政治制度组，由邵循恪和赵凤喈分别担任导师。[注] 国立清华大学1946年度第一学期研究所概况报告简表.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四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264.也参见政治学系对教务处送交部令要求呈报研究所组织情形之回覆.王振民.法意清华.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未公开出版)，2009.277. 研究所的选修学程包括政治制度研究、国际公法判例、条约论、中国外交史研究、外交学。[注] 清华大学学程一览(1947年).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四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350.
其中J=3, γs为球坐标空间球面RT不稳定性线性增长率, 函数,θ,t)和φj(r,φ,θ,t)分别为j阶扰动界面和j阶流体扰动速度势函数. 速度势函数φ(r,φ,θ,t)满足Laplace方程(1)以及边界条件▽φ|r→+∞=0. 按照初始条件, s1,1,1=-1和s0,0,0=r0. 在Fourier谐波扰动幅值中的相合系数sj,n,m(j,n,m=1, 2, 3)和γs为关注的待求量.
经过几年的恢复发展，法律学系和政治学系聘请教师数量有所增加。1948年法律学系教师有赵凤喈(系主任)、陈廪、于振鹏、全陆麟(副教授)、陈沛寰(助教)、童介凡(助教)；政治学系教师有曾炳钧(系主任)、张奚若、甘介侯、邵循恪、刘毓棠、杨荣春(副教授)、陈体强(副教授)、杜汝楫(助教)、萧英华(助教)。[注] 转引自陈新宇.近代清华法政教育研究(1937-1952).清华法律评论，2015，(八卷第一辑)：55-57.
(四)1948～1952年
1948年12月15日清华大学解放，1949年1月10日被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校内各项事务仍由校务会议维持，后成立校务委员会，为全校最高权力机关，主持清华大学校务。[注]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工作总结初稿(1949年5月7日-1949年10月31日)、清华大学致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教育部函(1949年2月25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五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6-7.51.
在新民主主义教育背景下，“要加强革命的政治教育，反对单纯的技术观点。”[注] 清华代表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钱俊瑞副部长讲话(关于学习部分记录摘要)(1949年10月20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五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66. 在意识形态领域，各学科都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各大学院校共同必修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包括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简史)两门，文法学院再加政治经济学一门。[注] 华北高教会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讨论改革大学课程(1949年8月12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五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185. 政治学系从来没有与政治联系得如此紧密，从此之后政治学的发展进入另一个轨道。
清华大学被接管后，也对课程进行了改革，“取消反动课程及增设革命课程”，文法两学院各系的基本课程方案，由华北高教会规定，并已经遵照实行；在全校特设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学委员会(大课委员会)，主持政治课，以进行思想改造；[注] 叶企孙.改造中之清华(1950年4月29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五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22-23. 大课委员会常务委员包括费孝通(召集人)、吴晗、金岳霖等人，班教员包括邓以蛰、曾炳钧、陈体强等人。[注]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学委员会(简称大课委员会)组织系统表(1949年10月17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五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194-195. 1952年大课委员会被“新民主主义论教研组”取代。[注] 秘书处通知各教学行政部门大课委员会撤销(1952年4月2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五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278.
恩哥解答：不会。一般生活中使用的电器，比如电视、手机、电磁炉等，它们的辐射对人体和胎儿是没有伤害的。所以妈妈们可以放心看电视、玩手机、在淘宝上买让自己美美的衣服，别让眼睛疲劳就行。
清华大学逐渐改变了1948年之前“通才教育”的培养模式，转向应用型模式，学校的主要目标是服务于国家建设，从课程到教师的研究领域都趋向应用性。在进行自身院系调整之后，原来的院系结构发生变化，共有4院22个学系，其中文学院4系，理学院8系，法学院3系，工学院7系。
1949年7月清华大学调整院系，将人类学系与社会学系合并，对法学院的直接措施则是关于法律学系的。按照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训令，清华大学法律学系取消，学生转入清华大学其他各系、北大法律系或政法学院，[注] 清华法律系奉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令取消，学生转入北京大学往来函件.王振民.法意清华.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未公开出版)，2009.272-273. “但教员工作之调动曾发生困难，原因在事先缺乏计划所致，亦是一项教训”[注]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工作总结初稿(1949年5月7日-1949年10月31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五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9. 。
1950年初按照学校的安排，政治学系的教员分为两组：行政学组和外交组；其后又被调整，计划设立政法学院，分为行政系、外交系、民族系。这个调整计划并未实行。此外，政治学系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新华社联系合作，并与北大政治学系、燕京大学政治系定期开座谈会，交流教学经验。[注] 本校各系与政府机关团体合作情形——《人民清华》综合报道(1950年1月16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五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656-657. 1951年法学院政治学系分为国际(外交)组及内政组，“任务在培养各级政府行政干部，外事工作干部，及国际法国际关系专业人才。除着重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修养外，并着重必要的专门知识训练”[注] 高等学校简介清华大学(1951年6月24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五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32. 。
1952年之际，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为曾炳钧，教师包括张奚若、邵循恪、赵德洁、曾炳钧、陈体强、于振鹏、王绍坊(专任讲师)、萧英华(助教)、杜汝楫(专任讲师)；学生4个年级共36人，该时期“教师不足，每年入学的学生不多，因之对于供给民主建政人才，不能发生作用”[注] 清华大学政治系概况(1952年2月).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五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354-355. 。
东亭一带，没有比阿里更无忧无虑的人。所以，人们看到阿里总是叹说，真是的，这世上就阿里活得最快乐。阿里的妈妈听到这话，脸上便挂满笑，然后会慈爱地抚抚阿里的头，说：“是呀，我们阿里就是要快乐地活一辈子。”
该时期政治学系的基本学程包括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近代世界革命史、现代世界政治、政治学概论(马列主义的阶级论、国家论、民族论等)、政策及法令、名著选读(《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论》《列宁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联共党史》等)。法律学系的基本课程包括马列主义法律理论、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法令、名著选读(《共产党宣言》《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国家与革命》《论国家》《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的报告》《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新民法原理、新刑法原理、宪法原理、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商事法原理、犯罪学、刑事政策、苏联法律研究。[注] 陈新宇.近代清华法政教育研究(1937-1952).清华法律评论，2015，(八卷第一辑)：60-61.
清华大学的法律学系就是在这个限制文法发展实科的现代教育大背景下被停办的，几乎在同时被停办的还有北平大学政治系、东北大学法律系[注] 张太原.20世纪30年代的文实之争.近代史研究，2005，(6)：193. 。至于政治学这样的基础科学，也在这个大背景下处于劣势地位，不可能不断扩充。1938年之后，中央教育政策有所改变，“对于专科以上教育，采取均衡发展的原则”[注] 朱家骅.中国之法律教育问题.王聿均，孙斌.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305. ，但清华大学已经错过时机，且因战争阻碍也不可能再行复建法律学系。
(五)1952～1980年
1951年下半年全国开始酝酿院系调整，全面学习苏联经验。1952年5月“为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整顿与加强综合大学，发展专门学院，首先是工业学院”[注] 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1952年5月).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50. ，教育部公布了全国高等学校调整设置方案。1952年6月教育部设立“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办公室”，为筹备建立新的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和多科性工业高等学校清华大学，设立“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筹备委员会”和“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清华筹备委员会以刘仙洲为主任委员，钱伟长、陈士骅为副主任委员。[注]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通知(1952年6月25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五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500-501. 清华大学的文学院和理学院并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并入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学院等校，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转变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1952年9月教育部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政治系、法律系为基础，成立北京政法学院，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曾炳钧、赵德洁、邵循恪、杜汝楫被调往北京政法学院，陈体强被调往外交部。[注]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成立北京政法学院的请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关于报请核批成立北京政法学院的函、教育部关于清华等大学政法系科调整人事名册的函.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法大记忆：60年变迁档案选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4-6. 至此，政治学系在清华历史上画上了句号。
(六)20世纪80年代之后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局发生根本性转变，大学与学术渐次恢复，法学和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相继恢复，各大院校恢复招生。清华大学自80年代开始着手恢复文科，并于1993年成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但因为二战之后学术分工越来越细，法政各个学科也分化开来，分散在不同院系。
1994年10月清华大学成立法律学系筹建委员会，1995年8月校务会议决定恢复建立法律学系，隶属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法律学系发展迅速，短期内获得民商法学硕士学位授予权；1999年4月校务会议决定复建法学院。[注] 王保树，李旭.清华法学院的发展与未来——写于建校九十周年、法学院成立七十二周年之际.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16-17. 2000年获得民商法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同年相继获得法理学、刑法学、经济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的硕士学位授予权，2003年获得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6年8月获得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自2011年开始，清华大学法学院连续进入QS全球知名法学院排名前50。
2000年5月8日清华大学校务会议通过决议，复建政治学系，隶属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003年12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成立后，政治学系并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2008年7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政治学系建制仍保留在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009年9月政治学系全面重组，在强化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和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发展中国政府与政治、比较政治学和政治科学方法论。2012年政治学系改隶新成立的社会科学学院。但政治学系目前仅能招收培养博士研究生，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1997年1月清华大学成立国际问题研究所，隶属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003年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开设社会科学实验班国际政治专业。2007年12月在国际问题研究所基础上成立国际关系学系，2010年国际关系学成为北京市重点学科。2012年国际关系学系改隶新成立的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研究领域涵盖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外交学理论、中国外交等。
三、如何理解清华法政教育的发展
复员北平后，清华大学呈请教育部恢复法律学系。1946年度法学院设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聘赵凤喈为法律学系主任。法律学系教师仅三人，除赵凤喈外，还有教授一名(王克勤)、助教一名(李声庭)。开始时“图书设备及教师敦聘均感困难，故仅招收一年级新生一班，而大一新生除修法学院共同科目外，因学分限制关系，只能修习本系基本课程一、二门(若民法总则等)”[注] 同上，51. 。
(一)在清华大学整体教育背景下理解清华法政教育的发展变迁
清华大学有自身的发展布局，自清华学堂设立以来，清华都有一种浓浓的实用主义风气，这主要源于清华所移植的是美国式教育，而支撑美国教育的理念正好是其本土的实用主义哲学。[注] 关于实用主义社会科学的优势和弊端，可参见赵鼎新.从美国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到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基础探究.社会学研究，2018，(1)：18-24. 因此，从设立伊始，清华即以实用为要。此外，这也与清华本身所追求的为国家造就人才的目标相契合，她并不以塑造人格为首要选择，而是以造就可用人才为首要目标。清华改制为大学之后，无论是罗家伦校长还是梅贻琦校长，办学理念都或多或少带有实用主义的痕迹。[注]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1.59-60.
政治学系建系较早，是清华大学改制为大学后整体学科布局中的一环，且最初招生人数居全校之首，可谓最为重要的学系，但是这个龙头地位没有维持多久就被经济学系超过，再不久为工程学科越过。梅贻琦掌校之后，清华开始向偏重理工科发展，“理工逐渐抬头，而文法渐趋没落”[注]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谢钟琏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136. 。清华大学大力发展工科，后来至上，一举奠定教育界地位。虽然何炳棣说清华大学面对国民政府“提倡理工限制文法”的教育政策，圆融应对，只谈“提倡理工”，不谈“限制文法”，[注]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02. 但自1931年初开始，理工已然成为清华大学的重心，形成了“注重理工之宗旨”。[注] 陈俊豪.关于筹设清华法律学系的函札.清华法学,2006，(9)：322. 在这种学校氛围之下，常态时期的1931至1937年法政学科尚有发展壮大的空间，但及至抗战爆发，经费十分紧张之际，法政学科对于清华大学的重要性已经难以展现，只能在保证不衰败的前提下艰难生存。1932年清华大学同时向教育部申请设立工学院与法律学系，工学院大放异彩迅速成为清华大学的主力院系，几个月后法律学系被停止招生，逐步形成理工超越、压倒文法的态势。固然，清华校方不限制文法，但在全校整体学科布局下，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壮大理工学科。
80年代之后，清华大学复建文法科相关专业，但是此前30年长期作为工科大学存在，已经形成了特定的教育风气，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工科独大的局面，很难破除工科思维的束缚。到今天为止，法政学科相关专业虽然发展喜人，但无论地位还是发展程度都不足以与工科相关院系相比。相较于壮大法科相关院系，保持工科的地位显然更为重要。因此，无论是法学院还是政治学系，相较于国内同类院校，都存有非常大的扩展空间。
(二)要在中国现代教育背景下理解清华法政教育的发展变迁
清华法政教育的发展，处在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初期，这个初期阶段乱象丛生，法科教育尤其是法律学系成为贩卖文凭的重灾区，尤为社会所诟病。国民政府统一之前，教育全采放任政策。[注] 萧公权.论教育政策.萧公权.迹园文录.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268-270. 清末留日风潮之际，留学生即多习法科；及至民初，国内法科院校纷纷涌现；1918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77所，其中法政专门学校35所，修习法政专业的学生人数占总人数的一半还多；到1929年时法学院学生占总人数的1/3多。[注] 刘超.学府与政府——清华大学与国民政府的冲突及合作.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228.
国民政府统一后，开始整顿教育，在教育上采行统制政策。最初各科一视同仁，但到1929年8月10日公布了《大学规程》，规定大学教育注重实用科学，需具备三个学院及以上，且必须包含理学院或农工商医各学院之一。[注]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1.57. 1932年6月陈果夫在“改革教育初步方案”中，面对文法科的乱象，倡言限制文法科，方案如下：“一、中央应即依照十年内之建设计划，规定造就农工医各项专门人材之数目，分别指定各专门以上学校切实训练，以便应用；二、全国各大学及专门学院自本年度起，一律停止招收文法艺术等科学生，暂定以十年为限；三、在各大学中，如有农工医等科，即将其文法等科之经费移作扩充农工医科之用。其无农工医科者，则斟酌地方需要，分别改设农工医等科，就原有经费，尽量划拨应用；……八、关于前曾毕业及近二三年内陆续毕业之法科学生，中央应再加以严格训练，使成为知法守法且能司法之人材。其学政治经济或其他社会科学，如系在失业期内，应分别授以关于训政之训练，至少一年，俾各个人皆有适当之工作；九、在十年之内，中央及各省派遣留学生，规定学科，以农工医等实用科学为限；十、关于农工医等科之补助教育，如农场工场医院图书馆博物院等，应充分添置，俾学生多得研究及实习之机会。”中央政治会议教育组审查后，“对十年内停招文、法、艺术各科学生一项，修改为文、法科办理不良者停止招生，艺术院加设实用艺术课程，以促工商业之发展。边远诸省为养成法官及教师，以后仍准设文、法等科，内地各大学均不得请求设置。其节储经费，移作扩充现有农、工、医药各科之用”[注] 陈果夫.改革教育初步方案原文.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抗战前教育政策与改革.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1.397-398. 。
陈果夫的建议有极端之处，但大体的形势却是如此，限制文法也并非纯为政治因素。1933年办了4年武汉大学并把其提升为国内一流大学的王世杰接任教育部部长，他到任后调阅各大学统计数据，发现文科(文、法、商、教育等)与实科(理、工、农、医)学生比例为7∶3，相差悬殊。于是详订招生办法，限制文科新生的招生；并整顿全国大学，取缔不良学校，结束上海、北平、南京专科以上学校10余所，其中最差的便包括上海法学院、上海法政学院、北平大学等几校。[注]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第一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1-2.7.
1949年政治学研究所下设国际法组，招收研究生，考试科目为国文、英文(作文及翻译)、国际公法、西洋政治思想、各国政府及政治。[注] 国立清华大学1949年度招考研究生简章.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五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121. 但实际上并未招生。
抗战即将胜利之际，百废待兴；抗战虽胜，建国未成，“讲到建国工作，真是千头万绪，不过厉行法治，应当是最迫切的基本要务”[注] 朱家骅.法律教育的一种看法.王聿均，孙斌.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310. 。战后复员，教育部多方推动法律学系的设置，在同济、浙江、河南及重庆4个大学增设法学院，专重法律，不设政治经济等系，并继续推进达到大学必有法学院，法学院必以法律系为骨干；此外，并加多教育部公费留学考试法律科的名额。[注] 朱家骅.法律教育的一种看法.王聿均，孙斌.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318-309. 可以说，此时的清华大学法律学系已经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光，孰料仅仅三年，国共内战分晓，“六法全书”被废止，法律学系再被裁撤，又一次划上了句号。
(三)要在世界法政教育背景下理解清华法政教育的发展变迁
中国“法学院的制度，直接仿自日本，间接采自法国。法国受了哲学法学派的影响，法律二字的含义，本是很广泛的，即含有法律本质的意味。所以法学院并不以研究法律为限。”[注] 朱家骅.法律教育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致词.王聿均，孙斌.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319. 因此，在1949年之前的各大学，法学院是广义的法学院，包括法律、政治、经济三系，有的还要加上社会学系。抛开经济学和社会学暂且不论，法律学和政治学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亲缘性，在欧洲的法政传统中，法律与政治并不分开，及至19世纪末期，政治学才在美国独成一科，不再注重国家学的传统知识，渐次与法律学脱离开来。所以，在抗战以前清华大学的法律学系虽未设置成功，却以课程的形成存在于政治学系之中，使得清华大学的政治学系比其他院校的政治学系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信任最早由M.Blaze等人提出[2]，承认开放系统中安全信息的不完整性，系统的安全需要靠第三方提供附加的安全信息[3]。SLA-Trust通过检测云服务提供商是否符合SLA的规定作为计算云服务提供商信任值的重要指标，并结合用户反馈计算其信任值。该方法符合云计算用户及资源利用动态性的特点，让用户更高效的选择云服务。
彩色室壁运动—CK技术，可认为是在声学定量—AQ技术之上功能的进一步延伸。在对心内膜边界的检测中主要是以从血流和心肌组织整体背向散射来识别，在一个心动周期内，以彩色编码在时间轴线上完成对心肌运动的过程性描述，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心室室壁运动进行分析。彩色室壁运动—CK技术，对心室舒张功能的评测是建立在图像基础之上，并通过编码的处理进而达成对心内膜一血液边界的鉴别。作为对左室局部和整体收缩功能定量评价的新兴技术，随着其临床技术应用经验的累加，该技术在可操作性、可重复性及准确性等层面将获得更进一步的提升。
二战之后，世界学术飞速发展，学术分工越来越细，美国的霸主地位和文化输出影响了世界。当今的法学院设置一改以往的形式，趋向于单科性、职业化，对于理论的重视日趋减弱。而政治学系，也从原来的注重制度、思想、公法的传统逐渐缩小，舍弃了公法，缩小了思想；即使是对于制度的研究也因为千头万绪的社会状况而变得细枝末节，互联网、社区治理等领域成为热门话题；传统意义上关注国家问题的方面受到削弱。
不得不说，当下中国无论是法律学还是政治学的教育与学术研究都随着美国亦步亦趋，几乎成为美国教育的翻版。中国继受的是欧陆法系的法统，特别是基本的民法、刑法，美国化的法学和政治学理念与中国现实制度之间存在着或大或小的沟壑，这便形成了制度与理念之间的断裂。对于法学来说，如何防止过分职业化，避免造就法律机械主义人才，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对于政治学来说，即使是美国学界也在反思他们抛弃很久的欧陆传统，中国当今的政治学如何避免走弯路，亦是值得思考的话题。[注] 谈火生.政治学的学科传统之争与中国政治学的未来.教学与研究，2017，(5)：63-73.
四、特点及经验
190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给罗斯福总统写信，说“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注] 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校长詹姆士(Edmund J.James)给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备忘录》(摘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72. 。这个设想不仅成功实现，并且影响了中国教育乃至社会近百年的发展；清华大学便是最为显著的部分。
王树林出了电梯，手机已然开启。并没有再次出现短信。他快步地朝小区大门而去，雨未停，空气清凉。一路上思磨着那两个问号的意义，犹豫着是否要回拨一个电话。他和伍亦苒有过设定，他们的交往过程追寻的就是快乐。花堪折时直须折，莫待花落空折枝。任何一方没有任何消息的时候一定有诸多不便，换句话说，另一方无须抱怨和勉强，他们都以不破坏现实状态为最高出发点。
大学的功用在于新民，在于塑造栋梁。在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清华法政学科不但有大师级学者，还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才。每一时期都把人才培养放在重要位置，培育了很多优秀的毕业生，如曾炳钧、王赣愚、张企泰、邵循恪、邵循正、邹文海、王铁崖、楼邦彦、俞国华、龚祥瑞、端木正、陈体强等等，彰显着清华大学法政教育的成功之处与辉煌传统。教学相长，有大师级的学者，自然会产生优秀的学子；反之，优秀的学子也会刺激学者的进步，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水准。清华法政教育的发展历程，即是证明这个良性循环的实例。通过关照清华大学法政教育的历史与现实，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走向未来。
(一)自身特色与学科齐全
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清华，面临的学科形势基本相同，都是后发学科亟需发展壮大的问题。清华大学从学堂时代开始，及至改制成功，从中等教育机关转向高等教育机关，相对于北平原来的“国立八校”等学校，属于后起的大学。如何在短期内形成自身的特色，并脱颖而出，成为亟待解决的事情。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建系较早，一直稳步发展，但并非全无重点。在政治学系初期，曾特别注重国际公法的发展，1929年左右政治学系“所购书籍，多偏于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方面者，于兹可略窥本系将来发展之趋势”[注] 清华政治学系发展之概况.清华周刊，1931，(514-515)：58. 。之后逐渐发展壮大，师资逐步健全，才于制度、思想、公法(宪法行政法国际公法)三个领域不再有所偏倚。
法律学系属于后来设置的，要办法律学系，需要寻得一般法科院校所无特色；如何在林立的法科院校中脱颖而出形成特色，成为主事者思考的问题。校长梅贻琦和院长陈岱孙给出的答案是注重理论研究。1932年清华大学筹设法律学系，“实因吾辈认法学理论之研究，为大学中所应注重，而为普通法校所忽视者，故愿于此方向，一为矫正”[注] 梅贻琦.清华一年来之校务概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22. 。所以法律学系的宗旨是“对于应用及学理两方面，务求均衡之发展，力避偏重之积习，以期造就社会上应变之人才，而挽救历来机械的训练之流弊。本校当局历年筹备之计划与努力亦即在于此”[注] 同上，31. 。由此可见，清华大学的法律学系更加注重理论，较法科专业院校的培养目标更上层楼。清华大学第二次建设法律学系之时，亦注重理论的培养。教育部规定各大学和独立学院的法律学系兼采混合制与分组制。[注] 朱家骅.法律教育的一种看法.王聿均，孙斌.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77.308. 1947年6月教育部电令清华大学法律系分组应逐渐推行，并应先设司法组和行政法组。但清华大学法律学系认为，应拟先增设理论法学组，因各大学和法律学院均设立司法组，培植司法人才，预计已达足用的程度，“而国内法学专家尚不多见，且因本校僻在乡间师生研究之兴趣颇浓，理论法学组之设立亦可谓因时因地以制宜。将来如有余力再行分设行政法组”[注] 1947-194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为法律学系推行分组计划之训令与清华大学法律系之复函.王振民.法意清华.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未公开出版)，2009.287. 。无奈，这个理想且可行的计划没有得到一展拳脚的机会。
90年代复建的清华法政学科在短时间内异军突起，也是得力于先建设优势学科这一策略。法学院复建后，先从民法学开始起步建设，进而扩展到其他学科；政治学系复建重组后，着力发展中国政府与政治、比较政治学和政治科学方法论，都是寻找自身发展优势、争取短期内脱颖而出的策略。
(二)应用品性与基础研究
清华大学法政教育的首要培养目标是培养可以资治的实用型法律人才，辅助国家的政治和法律进步。虽然注重培养实务人才和文官人才，但不止于此，也把培养理论人才作为非常重要的目标。清华法政学科史上很多自己培养的学生或回校任教，或任教他校，表征了这个培养目标的卓著成绩。
政治学系的全盛时期就十分注重思想史的教学，不仅有张奚若长期主讲“西洋政治思想史”，萧公权主讲“中国政治思想史”，还有浦薛凤和萧公权主讲“近代西洋政治思潮”和“当代西洋政治思潮”，对理论素养的注重可见一斑。法律学系无论是第一次设立还是第二次设立期间，都十分注重法学理论，与完全培养实务人才的法科院校形成鲜明对比。
3、保险理赔过程。保险理赔是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约定的时间范围内发生了条款上规定的财产损失或人身损害时，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进行的赔付责任。这是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最容易发生财务风险的环节。进行这个环节需要几个前置过程，包括对发生事故的现场进行取证勘察，需要对保险标的物进行损失评定，需要对赔付金额进行测算等，如果在这些环节出现了投保人蓄意骗保、带病投保以及理赔金额测算过程中出现保险员与被保险人私下串通等问题，都会给保险公司带来较大的财务风险。因此，理赔环节作为保险公司业务最重要的一环，需要提高防范意识，从源头上提高保险理赔的效率和质量。
90年代复建的清华大学法政学科教育，对于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不够，无论是政治学还是法学，无论是教学还是就业，都存在实务压倒理论的倾向与趋势。即以法学院毕业生为例，多入律师和其他实务行业。美国模式并非教育上的完好模式，其实用主义倾向和功利主义考量对于人才培养和人格塑造并非无缺。一百年前，钱端升在清华改制之际，就倡言清华短期内以美国普通科大学为标准，“日后当以欧洲大陆上之文理科或哲学科为标准”[注] 钱端升.清华改办大学之商榷.清华周刊，1925，(333)：2. 。虽时过境迁，但他的建议在当今法政教育上仍可引以为戒。
(三)国际视野与本土问题
清华历来重视国际化发展，这也是她作为留美预备学堂出身的特色之一。[注] 有论者曾提及此点，谓“与国际学科主流的对话与接轨，是短时期高效发展的重要条件”；参见谢喆平,王孙禺.老清华政治学系的建立与崛起——一项学科教育史的考察.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5)：91. 从清华法政教育的课程设置上就可以看出其十分关注国际前沿问题，对于政治学和法学的最新发展纳入其中，例如抗战时期对极权政府的讲授。国际化的特色在当代亦没有失落，2017年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中，清华大学的法学和政治学双双入选，其选择的标准之一是依据QS的排名。“双一流”建设学科的获得与清华法政教育注重国际化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完全的国际化并不能使清华大学在中国扎根，充其量只能让其成为留美预备学校的高级版而已；清华大学要立足中国，还需要注重本土。作为国内最为西洋化的学校，清华大学在本土化问题上经历过阵痛。20世纪30年代初蒋廷黻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曾批评说，“即以政府组织为例，中国留美学生往往熟读政治思想、比较政府和地方政府等书籍。他们学成回国后可以在大学开课，像美国学者在大学中一样教授英国、法国、德国或意大利政府。但是却没有一位中国学者能够教授中国政府，因为美国大学中没有这门课。……就以上情形论，清华所教育的学生是要他们成为美国的领导人物，而不是要他们成为中国的栋梁之材。”[注]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谢钟琏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133-134. 蒋廷黻等人“提议任何担任社会科学的教授，如果他想要放弃原有西方国家的课程改授中国方面的课程，都可以减少他授课的时数，增加研究及实地考察等方面的补助。”[注] 同上，134.
1933年清华大学评议会“通过社会科学各系之课程，应尽量向有关国情方面发展”，政治学系“根据评议会之议决，特别注重关系本国之各种设备，尤于地方政府方面，深加留意。屡请校外人士之服官久长，行政经验宏富者，向学生作经验谈话”。[注] 浦薛凤.政治学系概况.清华周刊，1936，(向导专号)：17. 政治学系的课程目标，在教给学生基础知识，训练学生独立思考与研讨能力，养成学生应付社会的学识与技能，所以课程“理论与事实并重；同时对于各种考试(如留学考试，高等试验，县长考试等)之科目，亦求其能互相衔接；近年对于有关国情之课程，加设尤多，如近代中国外交史、中国政府、中国历代政制专题研究、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治思想、中国地方政府研究等，务期学生于了解深邃之理论后，对于本国切身之问题，能触类旁通，实际应用”[注] 同上，18. 。不得不说，这种教育和学术的自觉在清华校史上弥足珍贵。
当今的政治学系和法学院，对于本土化亦非常注重。无论是法学关注的立法、司法和执法问题，还是政治学关注的中国政治问题，都立足于中国的国情，针对中国问题展开教学，不盲目追随西方。
(四)法政组合与分立
清华大学历史上的法政教育几乎一直是合并在一起的，这缘于法律学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设置成功。但是法学和政治学的课程并非是截然分开的，两系学生的很多课程是重合的，例如国际公法和宪法。而且从学科角度来说，政治学与法学也无法截然分立，政治学是基础，法律学是应用。
在1929年之际，燕京大学教授郭云观曾说“从前清华没有法学的课程，现在已次第的添增了。这个情形和燕京大学恰恰相符，在以往燕大也是没有法学的，最近已更改过来。这可以说是政治学系的性质改变了，从前清华、燕大所采的是美国式的，在美国学校里的政治系是没有法学课程的。现在我们所采的是大陆式，法学的课程归并在政治系。到底是哪一种好？……没有疑问，采用英美式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北京各学院的政治系经济系都有法学的课程，因为研究政治经济有些地方根本和法学是离不开的。”[注] 郭闵畴.清华与法学.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9，(68).转引自孙宏云.清华政治学系的创办及其前后之史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21. 政治学系法学课程的增多趋势在浦薛凤继任政治学系主任之后，又有所下降，这与政治学系走上美国化道路有关。无论如何，相对于其他学校的政治学系，清华大学的政治学系还是有不少的法学类课程。
在当今学科分化十分繁细的背景下，已经不可能将法学和政治学归并一处，但是在现实教育中，法学和政治学学生对于彼此学科的陌生越来越严重。因此，科际整合不可缺少，将法学的规范主义知识和政治学的实践知识统一起来，并注重理论素养，形成交叉选修与研究，才是法政教育人才培养的佳径。
One Hundred Years of Education in Laws and Politics in Tsinghua University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Enlightenment from the Experience
LIU Meng1 ZHANG Xiao-jin2
(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2.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of Tsinghua School into Tsinghua University, Tsinghua’s education in Laws and Politics has a history of nearly one hundred years. In this century-long journey, the education of Laws and Politic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cultivating a large number of talent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singhua University's legal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nterpret from the dimentions of overall background of Tsinghua University,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 background of legal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 By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leg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singhua University, we can draw experience and lessons to facilitat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Tsinghua School;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legal education;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收稿日期： 2019-03-06
作者简介： 刘猛，山东阳信人，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政治思想史、近代教育史；张小劲，浙江湖州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府与政治、清华政治学发展史.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519(2019)03-0008-13
DOI ：10.14138/j.1001-4519.2019.03.00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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