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文学父子关系中的“篡弑”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父子论文,关系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亵渎父亲”是一个贯穿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现象。贾植芳先生就曾指出“亵渎父亲”“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也有探讨的价值”（注：贾植芳、王同坤《父亲雕像的倾斜与颓败——谈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亵渎父亲”母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3期。），贾先生强调只有在20世纪这个时段，父子问题才能浮出水面，而时间悠长的古代文学，尽管“备受父权压制”，父子问题在文学中还未能成为一个问题。贾先生的论断映现一个事实，即“亵渎父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一个成果。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青春的气息高扬个性解放的旗帜，新文学作家大都站在“儿子”的立场上对父权进行颠覆，通过父子故事呈现出一个全新的主题。研究现代文学父子关系中的“亵渎”，对理解20世纪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无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域。本文尝试对这个重要的问题作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而不只是停留在问题的表层。针对传统父型文化孝的话语对子辈所要求的服从来说，本文视儿子对父亲向度中的背离、亵渎、包括无意识中对父亲的背离或攻击欲望，均以“篡弑”（注：《辞源》释“篡弑”：杀君夺位。《辞海》释“弑”：封建时代称臣杀君、子杀父母为“弑”。本文在父子关系的考查中取儿子对父权的反抗、背离、背叛的引申义；此外，还与父亲对子辈的“阉割”相对应。）指称其主题意蕴。本文分析“篡弑”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父子关系中产生的背景与原因之后，对这个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表现形态、发展变化作一梳理，指出其共性特征、意义和局限。
一
父子故事，一般在社会与家庭问题小说中容易碰到，多数表达为伦理的思考。一个基本事实是，伦理的思考，在清末民初的小说中远不及政治的思考，而在伦理的思考中，对家庭问题的思考，涉及男女平等的占绝大多数，涉及父子关系则少而又少。在这少而又少的创作中，父子关系仍然脱不出孝的话语。这从于润琦主编的《清末民初小说书系·家庭卷》、《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伦理卷》中所涉及的短篇小说可以看得清楚（注：于润琦主编《清末民初小说书系·家庭卷》、《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伦理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从清末以来所说的“家庭革命”，有声有势，矛头一直指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在现实家庭与文化思考中还不成其为一个问题。理由是，父子话语，从清末以来的应用，多作为政治的隐喻，具有外向性的特征，暂时还未能向内转，未能从思想与文化的深处反躬自身，（注：丁伟志认为：“直至辛亥革命前，在中国国内思想领域中宗法伦理和传统文化的统治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见《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晚清国粹主义述论》。）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五四时期。在新文化浪潮冲刷下，以《新青年》作者群陈独秀、吴虞等人为代表的知识者，展开了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陈独秀强调“以个人本位，易家族本位主义”（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第一卷第四号。）。吴虞说：“儒学以孝悌二字为两千年来专制政治家族制度之根干贯彻始终不动摇”，“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吴虞认为传统文化的忠孝合一，“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地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五四时期对孝的批判，是对礼教批判的深入，陈独秀指出：“三纲”强调的是“片面之义务，不平等之道德，阶级尊卑之制度”（注：《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易家钺也指出：“中国的家庭制度，父母是一家之长，为人子的，都受他两亲的支配，简直与美洲黑奴一样”（注：《我对于孝的观念》，《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十期，1920年年4月15日。）。这些论述，揭示了孝作为封建专制的文化机制及其对人性的残害。
启蒙思想以外来的话语角逐合法地位，传统孝的话语被挤压、被排斥，这就是父子问题浮出水面的历史文化背景，是新旧文化转换一个方面的重要现象。因为父子这个意象，作为政治的隐喻、纲常的表述、孝的具体实现等等，都在其涵盖之中。在现代文学中最先表达了父子关系中的“篡弑”意味的是胡适和鲁迅。1919年，胡适写作了一首新诗《我的儿子》，鲁迅写了一篇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在当时都引出了讨论（注：与胡适《我的儿子》的观点进行商榷的是汪长禄，胡适做了回应。以书信的形式一来一往共两回，发表在《每周评论》第三十四号和第三十五号上。鲁迅的文章引出缪金源的《我们现在怎样做儿子》，发表在《解放与创造》第二卷第七号，1920年4月1日。），这说明他们抓住了一个要害的问题。胡适的《我的儿子》发表于1919年8月30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全诗写道：“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掛不起来了！／如树上开花，／花落天然结果。／那果便是你，／那树便是我。／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将来你长大时，／这是我所期望于你：／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胡适这首诗所讲的父子关系，在现代文学父子关系中最早表达了“篡弑”的意思：其一是“无后主义”，漫不经心的、近似调侃的态度，表达对祖先崇拜不以为然，对祖先大不敬。其二是父与子“无恩”的思想。鲁迅则讲得更彻底，“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在父子问题上，关键是在父亲，原因是中国的“圣人之徒”，“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与胡适一样，鲁迅也是站在父于子“无恩”论的立场上，鲁迅认为，应该放弃那种“堕落”的“报偿”思想，“以为幼者的全部，理应做长者的牺牲，”那是要不得的，应该将“长者本位”改为“幼者本位”。
同样写于1919年的冰心的小说《斯人独憔悴》，注意到了文化中的“惯用语”（如“眼里没有父亲”、“无父无君”等）在父子关系中对儿子的阉割。比较来说，在父子关系的思考中，胡适、鲁迅更侧重子辈的独立人格和权利要求，体现了启蒙思想者对个体性、自主性人格的倡导。郁达夫说：“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的，为道而存在的，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注：见郁达夫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我们看到，孝所规范的人，正如郁达夫所说，为君、道、父母所匡限，其体现的秩序，正是一种被拉康所描述的“象征秩序”所涵盖，在这样一个“象征秩序”里，为人子的名分、位置、功能都早巳被规定，在这个秩序中，一切都不容置疑，不容许有混乱、歧义，儿子一直被一套话语所制约。所以不是儿子在说话，而是话语在说儿子。因此，只有在历史的转换中，自闭的文化逐渐被拉开了缺口，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中，为卑贱的儿子输入了他者的话语资源，对“人之子”的追求，开始了其在父子关系中的“篡弑”。
“篡弑”题中之义的反抗、背离、背叛等，具有鲜明针对性则一目了然，然而无意识的情形却不易察觉。不过，所有的“篡弑”都具有对父亲、父权秩序的攻击意味。最厉害的就是具有乱伦性质的攻击，将攻击的驱力和性的驱力合二为一，这在《雷雨》这样的作品中就得到凸现。统观中国现代文学父子关系冲突的实际情形，下面根据“篡弑”的厉害程度，在整体上依次从出走、驱逐、乱伦加以论述，并描述其发展变化。
二
出走这一行动模式，正是五四以后，青年男女反抗封建礼教、反抗封建道德束缚，追求恋爱自由、个性发展的一种模式。胡适的剧本《终身大事》中的田女，以出走的方式表达了对家庭、对父母的攻击。冯沅君的短篇小说《旅行》，被鲁迅称为“精粹的名文”，（注：见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写一对青年大学生大胆追求爱情，向旧传统和习惯势力抗争的故事，其抗争也是以出走来表现，只不过用了“旅行”的形式。这些作品，其出走的攻击性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
有的作品就不那么容易看清，如20年代洪灵菲的《流亡》“宣传革命思想”（注：《洪灵菲选集》中秦静的《忆洪灵菲烈土（代序）》第九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应视为《流亡》写作的明显动机，但却不是唯一的动机，其深层的动机是书中深埋着的儿子对父亲的攻击欲望。《流亡》的内容讲的是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者沈之菲流亡辗转于广东、香港、新加坡、暹罗、上海等。因流亡表述的崇高价值其实也是对抗家庭的，这是出走型的子辈反抗父权时不自觉的意识，但是当故事的序列一环接一环开展的时候，这一点却不易察觉。当沈之菲从香港被驱逐回来，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是和流亡相反的方向。在第十三章，“他觉得他的家庭一步步的近，他去坟墓一步步的不远。他恐怕这坟墓，他爱这坟墓，他想起他的父母的思想和时代隔绝，确有点象墓中的枯骨。”（注：《流亡》，《洪灵菲选集》第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归家与出走，这就是《流亡》“虽显犹隐”（注：这个用语的提出和应用，可参见蓝棣之的《现代文学经典：征候式分析》一书，以及他对巴金、丁玲、钱钟书作品的个案所做的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的第二结构，其核心是父子关系中儿子对父亲的背离，重点是在出走，即书中所说的流亡。作者对流亡生活着墨不少，对家以及父亲的叙说却不算多，但是，通过这个第二结构所揭示出的儿子的内心世界，不能不说，流亡所针对的就是家庭，就是家庭中的父亲。
如果说，20年代，洪灵菲的小说还尽量回避儿子对父亲的攻击，那么，30年代的蒋光慈的《咆哮的土地》、萧军的《第三代》”（注：萧军的《第三代》的写作与发表从1936年开始，一直到50年代初完成，其中第一、二、三部发表于30年代。见萧军《第三代》后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都通过儿子的出走直截了当展现了儿子对父亲的攻击。《咆哮的土地》中，展示了湖南地区农运的风貌。革命知识分子李杰与地主父亲李敬斋的冲突，只是故事序列中的一环。但是，文学史的叙述实际上都注意到了“父子冲突这个兴奋点，”（注：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认为“李杰在李木匠带人去烧李家老楼时的内心矛盾和斗争就写得很深刻动人”。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认为“李杰在同地主家庭展开斗争前所经历的激烈的内心矛盾，写得相当深刻，具有感染力量”。两者都注意到了父子冲突的描绘，在这部蒋光慈成熟期作品中的价值。见方铭编《蒋光慈研究资料》第221、22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即一个空间性的话题怎样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被讲述。李杰出走，是由于父亲反对他的自主的婚姻，出走所表达的攻击和一般求个性解放、自由权利而离家出走的攻击心态是一样的。当小说将父子关系这样一种血缘伦理切换成阶级伦理时，攻击就可以合法化了。40年代的小说中，儿子的出走可以是率性而为或自我追求，父亲的反对已经毫无作用。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中蒋少祖这个“叛徒”，就从不顾及父亲蒋捷三的意见。
然而，那些难以成行的出走，也许更深入揭示了儿子“篡弑”心路历程的艰难。30年代《家》中觉慧的形象正说明了这一点。觉慧对象征着父亲角色的高老太爷的攻击体现为一种复杂性（对这种攻击有一种自我的否定）。比较明显的攻击意图，是来自作家方面的说明，就是巴金创作《家》的动机，即冲出“礼教的监牢”（注：《巴金选集》，第一卷，附录二，《关于〈家〉——给我的一个表哥》，第42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我最后还要写一个旧礼教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在那个旧家庭里面闷得透不过气来了（注：《巴金选集》，第一卷，附录二，《关于〈家〉——给我的一个表哥》，第42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在读者的接受方面，觉慧的“革命”性得到高度认同（注：对于《家》＝《红楼梦》＋革命这个说法，除去瑞珏似宝钗、梅有点黛玉的影子等等，蓝棣之认为，“这个公式里所说的‘革命’是以觉慧这个人物为代表的”，就是一种阅读认同。不过蓝棣之又以觉慧与鸣凤、琴的三角关系为重点，对所谓的“革命”性有所消解。见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征候式分析》中对《家》的论述。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得更深入一些。
觉慧这个“旧礼教的叛徒”，小说告诉我们是受“五四运动”影响的结果。他鼓动觉民抗婚，并将觉民抗婚的事亲自去告诉祖父，“我要叫爷爷知道！我要叫他知道我们是‘人’，我们并不是任人割宰的猪羊。”（注：对于《家》＝《红楼梦》＋革命这个说法，除去瑞珏似宝钗、梅有点黛玉的影子等等，蓝棣之认为，“这个公式里所说的‘革命’是以觉慧这个人物为代表的”，就是一种阅读认同。不过蓝棣之又以觉慧与鸣凤、琴的三角关系为重点，对所谓的“革命”性有所消解。见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征候式分析》中对《家》的论述。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页。）这样说来，觉慧这个“叛徒”，是不是可以说他对祖父为代表的父权制的攻击已经是很彻底了？若以觉慧最后的出走来说，这个“旧礼教的叛徒”的帽子是戴得妥妥当当的。但是，这个出走的念头，这个从小说第十章就已经萌发，中间章节不断闪现的念头，却要等到祖父死后才得以实现，则不能不说，这个出走是艰难的。
在小说的第二十八章，觉慧做了一个梦，关于这个梦，一直未被人注意。这是在鸣凤投湖后所做的关于觉慧与鸣凤的梦，对这个梦的叙述约有3000字（注：对于《家》＝《红楼梦》＋革命这个说法，除去瑞珏似宝钗、梅有点黛玉的影子等等，蓝棣之认为，“这个公式里所说的‘革命’是以觉慧这个人物为代表的”，就是一种阅读认同。不过蓝棣之又以觉慧与鸣凤、琴的三角关系为重点，对所谓的“革命”性有所消解。见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征候式分析》中对《家》的论述。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281页。），应该引起重视。梦的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鸣凤也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当高老太爷要把她送给冯家时，父亲来把他接走了。鸣凤对他说，“我也是一个小姐，跟琴小姐一样的。”“现在我跟你中间再没有什么障碍了。我只问你现在还爱不爱我？”觉慧很高兴又惊喜。第二，新的障碍出现了，鸣凤的父亲要把她嫁给一个中年官吏，因为贪图多的聘金，同时还希望得到一官半职。她说她已经看中了别人，但父亲的决心不能动摇。这个父亲看来和高老太爷一样的专制。第三，觉慧知道“无论如何”不能失去这个少女，两人开始逃亡，在一条风大浪大的河流中划桨。然而父亲的汽艇也追过来了，子弹不断地飞过来，“在这种绝望的情形中他还是不顾一切地拼命挣扎。他只有一个念头：不要失去她。”鸣凤终于被抢到汽艇上去，他自己也落入水中，陷入无边的黑暗。对于这个梦，我们很容易看出所对应的问题，第一方面的内容实际上表达的是他一直跟鸣凤所说的那个意思，即假如门当户对就好了。第二方面的内容是对父权家长制的攻击，所有的父亲都是被攻击的对象。第三方面的内容表明父亲是不可战胜的，个人的努力是徒劳的。这几方面都一起导致了一个不能更改的结果：鸣凤是不能挽回的。觉慧在梦中的挣扎和努力，其实质正如他前面在花园中胡乱寻找的努力一样——他已经尽了力。这个梦的意义在于揭示了觉慧内心深处存在着一份对礼教的认同。在表面上，觉慧对礼教从来都是蔑视的，对克字辈的叔叔们说一套做一套也是蔑视的。然而封建的等级观念却内化为他意识的一部分，在鸣凤的问题上，他始终相信命运是生下来就注定了。高低贵贱的名分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当二哥告诉他是高老太爷决定将鸣凤送人时，他不知所措，然而并未对高老太爷抱怨，一反他常常在背后对高老太爷抱怨与攻击的习惯；也没有试图到高老太爷那里去做什么努力，而在觉民与琴的问题上，他可是到高老太爷那里去促成的。高老太爷这个做法，只不过是验证了觉慧一直的想法而已：一个婢女，怎样对待都不会有问题。他的想法与高老太爷的做法本质上是一致的。说的彻底一点，高老太爷，这个高家的最高主宰，其实是帮了觉慧的忙，鸣凤这个结局，我们不能说是觉慧愿意看到的，但在无意识中，我们不能否认，他有一种区别高低贵贱的意愿。那么，表面上与高老太爷冲突最厉害的觉慧，骨子里却又有对高老太爷的认同，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诡论，一个被五四精神所启蒙的人所要反对的却又是他要认同或保持的，这就是觉慧性格中的“觉新性”。自然我们可以一般地说到此类现象的不彻底性，但很难要求觉慧能够意识到这种不彻底性，他是不能看到这一点的，否则就会否定了自己（注：甚至巴金也并没有从觉慧身上看到这一点，他说：“过去我一直背诵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丹东的名言：‘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写觉慧时经常想到这句话。有人说觉慧是我，其实不是。觉慧同我之间最大的差异便是他大胆，而我不大胆，甚至胆小。以前我不会承认这个事实，但是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后，我对自己可以说看得比较清楚了。”其实巴金未尝不是觉慧，而觉慧未尝就没有胆小之处，不过没有看到而已。此处巴金说这话的时候已是80年代，但在对觉慧的认识上，并没有多大进展，问题不在承认是觉慧或不是觉慧，问题在于是否从觉慧中看到了“觉新性”。见《寒夜》，中的附录《关于〈寒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因此，高老太爷的存在，实际上又是他内心中幽微明灭的一部份，这不愿看到的这一部份，则成为一种禁忌。试问，高老太爷不死，觉慧能够出走吗？觉慧的个案说明文化成规的内化如何消弱着儿子个体的“篡弑”力量。
三
驱逐是定性的说法，包括挤兑父亲的领地，向父亲的权威挑战，与父亲的竞争，以验证儿子存在的价值。30年代的文学作品出示了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中的多多头，蒋光慈《咆哮的土地》中的李杰（出走后的归来就是驱逐父亲），叶紫《丰收》中的立秋；40年代的文学又有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巴金《憩园》中的杨家长子，这些儿子程度不同地表达了对父亲的驱逐。这取决于作家对儿子攻击父亲欲望合理性的认同。
对于“丰灾”作品的解读，一直以阶级与革命的分析方法为主导。例如说《春蚕》的“作者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猛烈地控诉地主官僚阶级贪婪地剥削、农民生活的悲惨，并且暗示出农民斗争的道路，——从宿命主义思想走向现实的武器反抗”（注：庄钟庆编《茅盾研究论集》中荃麟、葛琴的《〈残冬〉分析》，第29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描写了农民的成长”。（注：庄钟庆编《茅盾研究论集》中凤吾的《关于“丰灾”的作品》，第29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里所说的“走向”、“成长”讲的就是多多头与其父亲老通宝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老通宝承袭着旧有的道德观，就象他的父亲的勤俭忠厚一样。其实，不论是从批判旧式农民落后性的角度，还是从赞美旧式农民人性尊严的角度，都不能无视小说中的一个事实，老通宝这位父辈的代表，必须让位于多多头这样的子辈。对于《丰收》，当时的评论就说：“曹云普父子是作者拣来代表贫农的二种典型，前者一味安贫知命，守法事天，是封建忠顺奴隶的影子，立秋则因年事稍幼，未受流毒，现实在他纯洁的心地中孕育了革命的要求。作者并不把他写成怎样机警迈伦，因为他也是一个寻常的年青农民，我们只见他非常质朴健实的品性在环境诱导下自发为革命的行动。人物展开的结果，在《丰收》中是云普叔从极端的打击下否定了自己的人生观”（注：原载1933年12月《现代》第4卷第2期，见叶雪芬编《叶紫研究资料》第16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儿子立秋的观点非常鲜明，他说：“做死了也捞不到自己一顿饱饭”，“我老早就打好了算盘。”由于有这样的认识，他对父亲的攻击意识就比较自觉与主动。有人认为，这个接受革命影响的儿子形象，“他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可贵的开端，值得珍视。”（注：鲍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颗彗星》，见叶雪芬编《叶紫研究资料》第31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其实，儿子对父亲的驱逐，是广大贫困的乡村底层民众生存的一种生物性的选择，自然而然外化为对革命理论的接受，肯定了攻击父亲欲望的合理性。40年代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处理农民儿子驱逐僵化父亲的依据是找到“党和人民政权”，就延续了这一思路。比较起来，蒋光慈《咆哮的土地》中归来的革命者李杰，对地主父亲的驱逐更加鲜明，既有革命的合理性，又有作为生命个体的儿子取代专制父亲的驱动，这个地主的儿子，在他自觉改造自己，与农民打成一片的行动里，除了革命性的严格要求以外，仍然有一种原初的对父亲的攻击欲望，在第四十六章的内心独白中显示出这种巨大的满足。“我曾读过俄国文学家杜格涅夫所著的《父与子》一书，描写父代与子代的冲突，据说这是世界名著，不过我总觉得那种父子间的冲突太平常了。如果拿它来和我现在与我父亲的冲突比较一下，那该是多么没有兴趣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文学家会将我与我父亲的冲突描写出来。我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文学家。”
在这些驱逐父亲的儿子形象中，巴金《憩园》中取代父亲的杨家长子值得深入探讨，因为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杨家长子是唯一一个将父亲驱赶出家，突出地表达篡弑意义的儿子形象，这个形象在过去一直未被重视，近来有所重视，但结论也是否定的，“从杨家长子的清醒、决断与无情，读者是否也可以体会到，巴金对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恐惧呢？也许正因为这种半清醒或半本能的恐惧，促使巴金在情感上更多地投向被他早年无情批判过的传统文化。”（注：姚新勇《憩园：五四启蒙文学的一个转折性象征》，见《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因为对杨家长子的理解，涉及到对巴金40年代“归家”这一问题的理解，进一步的仔细辨析是必要的。巴金对这个篡弑的儿子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在《憩园》中我们看到，杨家长子在呵斥父亲时提到钱的问题，而巴金写于1944年7月的后记里提到过对钱的看法，“人不是嚼着钞票活下去的，除了找钱以外，他还有更重要、更重要的事情做。”这更重要的事情在后记里也可以找到，“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注：《憩园》，《巴金选集》第五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后面这句话是提倡爱心的意思。这似乎就容易得出巴金对这个篡弑儿子的态度了。但这样的结论则过于简单，我们必须对文本细读，并仔细察看那个表达巴金心声的作家黎先生的内心世界，才能作出判断。
《憩园》中的姚太太，是实际影响着作家黎先生精神世界的人。是姚太太激发了他对文学精神的肯定，“你们是医治人类心灵的医生”。这个姚太太，在自己的家中，对世道人心的察看也是很清澈的。那么，姚太太对这个杨家长于是怎样的态度呢？在小说的第三十章，在喝茶的时候，看见杨家长子一家，以及他们欢笑的样子，姚太太对杨家长子的印象是“不象是厉害的人”，“怎么会发生那些事情？是不是另外还有原因？”姚太太的话马上就有了效果，“我（即书中的作家）的感情已经有了改变，现在变得更多了。我想，我有什么权力憎厌那几个人的笑声和幸福呢？”这不能就说是一种宽恕。姚太太的观点提示了事情可能有另外的解释，“我”立刻就有了反应，其实，“我”在第二十六章里就说过，“谁也看得出来是他（指杨老三）毁了你们一家人的幸福”，这是“我”的意识层面的看法，但是，杨老三凄惨的晚年、自我惩罚的悔罪行为是应该得到接纳、被宽恕、并应得到人们帮助的。也许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巴金在小说中甚至设计了那位“阿姨”妓女寄钱来帮助杨老三，那么一般的人更不能将其置之度外。因此，如果“我”对事情也是有另外的解释的话，那只能被压抑下去。在小说第三十二章，这种被压抑下去的内容，以做梦的形式呈现了出来。“我”梦见自己做了一个车夫，拉着姚太太到电影院，后来，车上的人变成了杨家小孩，电影院变成了监狱，狱卒将杨梦痴交给了我们，脚镣没有办法打开，敌机开始轰炸了。这个梦，首先表达了与姚太太在一起的愿望，因为这个情景与“我”正在写的小说的结局一样，老车夫与瞎眼女人有一场感情的戏。但是很快就转变为“我”去救人，帮助别人应该是更重要的事情，这是可以理解的逻辑。但是终究没有打开脚镣，杨梦痴的生死未卜。接着，“我”又做梦，梦见“我”与杨梦痴同关在一个监狱里，杨说他大儿正在设法救他。“可是他去会了大儿回来，却对我说他的大儿告诉他，他的罪已经定了：死刑，没有挽救的办法。他又说，横竖是一死，不如自杀痛快。他说着就把头朝壁上一碰。他一下就碰开了头，整个头全碎了又是血、又是脑浆……”这个梦是说想救人也是救不了的，只好自己了断，潜台词是怨不得别人。这就是“我”的真实态度，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我”去武侯祠的路上见到杨梦痴却为什么叫不出声来的深层原因。
有趣的是，“我”第二天便获知杨老三病死了。这个梦特殊的地方是梦与现实的对应，梦与醒，虽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但却陈述一个相同的景象。彭耘在解读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中梦与醒的关系时，认为“梦景是在为某种不在者占位：这不在者就是拉康所谓的‘真实’(Real)。主体错过了与真实的相遇；所谓梦景乃是这一错过的相遇的重逢。因为梦孕育的乃是真实的种子，拉康认为梦比所谓现实更接近真实。可是这里更重要的是现实与梦的分叉，因为与真实的相遇是在梦与醒之间错过的。”（注：彭耘《梦醒之间的象：比较德勒兹与弗洛伊德》，见《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9日。）这一段话也许可以让我们回到前面所提的问题上来。小说中的梦是小说家“我”做的梦，杨老三的死则是巴金创作中的安排，在这个分叉中，我们依然可以把小说家的梦理解为关于巴金“错过的（与真实）相遇的重逢”。一句话，我们可以说，巴金有意无意中对杨家长子的态度是默认的。巴金安排杨老三的死是无可救赎的。
我们之所以不能看到这种默认，一定意义上是巴金不轻易让我们明白这一点。巴金在1960年说过一段话，“然而我凭空捏造了一个早熟、沉溺在病态的个人情感里面的‘杨家小孩’，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写得更复杂、更曲折了。”（注：《巴金全集》(8)第4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正是这个“杨家小孩”对父亲的那种爱，过多地转移了我们对杨家长子的视线。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巴金让杨家长子“弑父”，又让“杨家小孩”对父亲的爱来缓解因“弑父”而起的内疚。40年代的巴金，对五四文学的启蒙思想即便是在反思中，对个人的欲望有所迟疑是不奇怪的，但是鼓吹爱的普适性有可能回到又一轮个性的牺牲，则不能不同样有所迟疑。因此，“憩园”这个名字，不过表达将爱暂时对付一下的意思而已，暗度陈仓的仍然是五四文学摆脱封建没落家长的个人性要求，即便有所过分，也可以持一种理解之同情。这就是巴金塑造杨家长子的“篡弑”意义所在。
四
乱伦更甚于驱逐。20年代的文学中，发表于1923年《小说世界》的卓呆的剧作《父亲的义务》、1925年《小说月报》庐隐的《父亲》、1925年《清华文艺》的《爸爸的儿子》，都推出了乱伦型的儿子形象。这些乱伦型的儿子的共同特点是向父亲的权威宣战，去占有父亲的女人，是向人伦的禁忌、道德的禁忌宣战，这类形象一直通向30年代曹禺《雷雨》中的乱伦型儿子形象。过去谈论《雷雨》，却忽略了20年代文学中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影响，乱伦型的儿子形象在文学史上的出现，是在20年代，而不是30年代；在这个脉络中，《雷雨》的承续与创新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说明。
《父亲的义务》（注：见《小说世界》第2卷第4期，1923年4月27日。）是一出讽刺剧，写的是父亲陈锦屏与儿子陈维美争夺一个妓女大丽花，最后是儿子得到了大丽花的故事，充满乱伦的色彩。作者的立场是动物界的立场，是无所谓道德判断的，年老的就是要让位给年轻的，力量弱小的要让位给力量强大的。既然是动物界的立场，则孝的话题是无须提及的。这出戏在看似搞笑的氛围中，实际上是对乱伦型儿子的“篡弑”出示了通行证。如果说，《父亲的义务》，因为父子间的女性是一位妓女，削弱了问题的严肃性，那么，时隔两年，庐隐的《父亲》（注：见《小说月报》1925年月10日。）的发表则诚挚认真地塑造了一个乱伦的儿子形象。庐隐的《父亲》，写几个青年，在一个秋雨连绵的愁闷日子里，在一起读一篇日记体的小说。日记为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人所写，以茅盾的话来说，“《父亲》写一个儿子和他一般年纪的庶母的爱恋，这爱恋是‘精神的’”（注：茅盾《庐隐论》，见《庐隐》第2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茅盾侧重的是两性间的情爱，但却忽略了这个儿子与父亲的关系，如果不是在父子关系上来看这种情爱，那么这种情爱的悲剧性则不能得到深刻说明。同年，即1925年年底，在庐隐发表《父亲》之后，何一公在《清华文艺》发表了剧作《爸爸的儿子》”（注：见《清华文艺》第1卷第4号，1925年12月。）。同样是描绘了一个乱伦型的儿子王体乾。可以看得出，在内容上，剧作在许多方面受到《父亲》的影响，儿子最刺激、最大的挑战是父亲在场（喝酒睡着）时，和庶母调情，“我求你给我心灵上的安慰，现在你让我尝尝你嘴里的甘液甜浆”，考虑到父亲的在场，无疑，儿子这个偷情行为无意识表达着对父亲的攻击。
父子关系中的篡弑，最具颠覆性、震撼性的作品就是众所周知的曹禺的《雷雨》。《雷雨》的主题是极其丰富的，本文所关心的是这个被称作中国的“俄狄浦斯王”的文本中的父子关系所表现出来的乱伦，儿子对乱伦的恐惧，其篡弑及其失败的深刻意义是否已经被揭示出来。《雷雨》（注：《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十五集戏剧集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中的周萍，与20年代《爸爸的儿子》中的王体乾一样，对父亲的篡弑，表现为过去完成时，他一出场，观众就已经知道，周萍是一个乱伦型的儿子。不过，与王体乾曾考虑如何能将篡弑进行到底不一样，周萍的问题是如何赎罪的问题，例如，当鲁大海和周朴园争吵的时候，周萍急急冲上来打了鲁大海两记耳光，当父亲周朴园说他“太莽撞”时，他的回答是“这个人不应该乱侮辱父亲的名誉啊”。其实，极大地“侮辱父亲名誉”的人正是他自己，这句话是心理话，无意识中更是说给自己听的，这两记耳光，实际上表达了内心中对惩罚的要求。这也是一种很厉害的对自己的攻击，即对自我的憎恨，表明攻击专制父亲的合理性完全被抛弃。周萍篡弑的悲剧说明，没有阶级伦理、革命伦理的置换，仅仅靠启蒙的力量、靠青春、生命力量的冲力则难以反抗专制的父亲，使父子关系倒退回更令儿子压抑的状况。曹禺的伟大在于，借乱伦事件，检验作为儿子的周萍们在时代的变化中，在反抗父权的过程中，其心理承受的状况是多么的虚弱，多么的不堪一击。周朴园这个封建家长制的独裁父亲，倔强冷酷，性格刚强，在他身上体现出巨大的力量。曹禺塑造这个人物倾注了自己非常的热情，他看到了这个父亲身上的自信和能量，写到了他的专制，也写到他的情感，正如曹禺自己所说：“他对侍萍的怀念，可能是真的”（注：《曹禺谈雷雨》，见《人民戏剧》1979年第2期。）。我们看到曹禺对周朴园坚强有力性格的隐隐的赞赏，类似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对待伏脱冷的赞赏。曹禺写出了这样的父亲尚不能被儿子取代的深层原因，这样的父亲尚有继续存在的合理性。这就是曹禺了不起的地方，他告诉我们，儿子对父权的抗争多么艰难，而且还几乎看不到希望。虽然，周朴园一再对儿子们说“我老了”，但是周家的儿子能够取代父亲吗，答案是否定的。在加倍地认同父亲权威的补偿行为中，儿子使自己更加侏儒化。《雷雨》通过乱伦这极端的形式，揭示了儿子的权力欲望以及先天虚弱的特征。
五
上述20年代到40年代的文学作品，无论是以出走、驱逐，还是乱伦所表现的父子关系中的“篡弑”主题，其共性特征体现在如下两点。
首先，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表达了儿子生命个体独立自主意识的觉醒，对生命意义、自我价值的渴望和追求，借助启蒙话语、革命话语和生命话语表达了个体成长的诉求。
第一，以分离的形式表达“篡弑”，是独立性的写照。这是因启蒙话语输入而带来的关于“人的觉醒”的结果。按照陈独秀的说法，人“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力，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父子关系亦然。马克思说：“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就像繁殖出来的奴隶和马匹一样，完全成了他们主人的附属品。”（注：《德法年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09页。）我们已经看到，在传统的父子话语中，礼义的规范限定了儿子只能是父亲的“附属品”，附属于父亲、附属于相关规范的要求。因此，儿子若要破除这种附属性，摆脱父亲的管辖，寻找自我的空间，则分离是一种有效的办法。这就是作家们一再写到儿子出走的实质所在。由分离的欲望所指向的独立性要求，是不可忽视的心理现实。欲望对缺失的指向，进一步说明了欲望的“缺失的本质”，“这个‘缺失的本质’产生幻化了的客体。”（注：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第4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而只有通过“篡弑”，才能实现向这个幻化的客体的趋动，表达出个体成长的动力能。
第二，从独立个体的角度来看，儿子的角色仅仅是个体一个方面的角色，此外，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还可以选择与承担其他的角色。对此有着充分的自觉，这也是儿子主体意识的体现。这是“篡弑”所表达的又一个层面的成长内涵。儿子的角色与其他的角色并不一定是冲突的，但在新文化与旧文化交替的转型期，这两者常常要通过非此即彼的选择来表达，正如《咆哮的土地》中的李杰一再强调自己与地主父亲是分属不同的阶级，《流亡》中的沈之菲一再提醒自己是属于革命的。因为，在封建文化的父子关系中，儿子只要做到儿子的角色就是最大的美德这一思想，无疑排除了儿子个体角色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篡弑”的儿子执着革命话语表达与父亲决裂的一个潜在的原因。
第三，儿子对父亲的“篡弑”，表现为一种竞争性。弗洛伊德把父子间的竞争归为性的竞争，虽然有失偏颇，但关于性的竞争却让人容易明了父子间竞争的存在。青春、力量与性的结合这样的生命话语，是五四时期赞颂新的、年轻的生命在现代文学中的延续。事实上，对竞争的欲望，也是主体意识一个层面的体现。可以说，在父子关系上，没有竞争就没有成长。无论是多多头，立秋，还是刘元，这些儿子们对父亲的“篡弑”，都有与父亲一比高下的意义；老通宝、云普叔的失败，反过来说明是多多头们竞争的胜利。因此，把“篡弑”表述为成长的一种动力模式，这是现代文学独特重要的贡献。
其次，贬损、亵渎父亲形象，表达否定的价值预设。被篡弑的父亲，现代作家们对其形象价值的否定预设非常明显，父子关系在叙事上体现为：父与子／外视角与多视角的对比关系。作家选择外视角处理父亲的形象，从作品的实际看，可以满足父亲形象的类型性规约。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有明显类型规约的自觉，但是，将父亲设定在与封建性的紧密联系上，却有着基本的一致性，这样，就容易满足否定父亲的需要。所以，作者在多数作品中明显的视角，或隐匿的视角其实大都是儿子的视角或隐含的儿子视角。因此，即便在写父亲出场的时候，读者读到的也并不是父亲自己的叙事，而是在儿子视角中关于父亲的叙事。这就决定了父亲叙事的空间大大小于儿子叙事的空间。此外，还可以满足父亲形象本质落后性的规约。在父亲形象的书写中，这一规约既可以满足反封建的要求，又可以满足对统治阶级内部与被统治阶级内部父子关系的表述。高老太爷专横、冷酷，但腐朽不堪的本质，终不能避免被历史的浪潮掀翻，“狭的笼”终被打破。甚至于周朴园，虽然这种强有力的父亲形象，在历史的转型时期，尚有他不能立即被取代、被篡弑的合理性，但作品悲剧内涵清楚地显示了他作为封建专制家长的不合理性，腐朽性，也即不合历史潮流的落后性，从根本上动摇着他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作为地主父亲的李敬斋，与儿子李杰相比，在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斗争中，其阶级属性也注定是落后的，要被注销的。同时，那些广大乡村中习惯了作顺民的贫苦的父亲们，因长期受到天命思想的影响，总是习惯于去阻挠儿子们的革命行动，表现出极端的忍耐与牺牲，也充分地展现了他们的落后性。还可以满足父亲形象对丰富性的规避。对父亲形象的否定性预设，强化的是符号化的书写，因而要求规避父亲形象的丰富性特征。前述的类型性、落后性，都可以视为单一性的特征，甚至单一性特征也可以模糊化，造成父亲的面目模糊性，非主角性。对父亲形象丰富性的规避，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为一种防御，即避免对父亲人性化的书写，从而动摇儿子的“篡弑”。
中国现代文学父子关系中“篡弑”主题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未能将“篡弑”欲望与成长的丰富复杂性表现出来；“成长”并不是一个可以预设的词，并不是任何时候所有的“欲望”都有利于“成长”。随着时间的流淌，“篡弑”中的革命伦理并无益于父子关系建设的特点日益显示出来；还应该指出，在父子关系上，过于鲜明的价值预设对作品的艺术性是有影响的，而当这种预设不那么鲜明，甚至有所模糊的时候，才会产生更加优秀的作品。中国现代文学的“篡弑”主题在二三十年代表现得较为活跃、明显，随着40年代的来临，一致抵抗外敌的历史要求这样一个决定民族命运的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大问题，“篡弑”主题边缘化，潜隐化就有其理由。最后，中国现代文学父子关系中的“篡弑”主题对于我们研究文化与代际传承的启示也许是意味深长的，正如阿诺德·汤因比所说，历史发展“必须有一种把受到挑战的一方由平衡状态推入不平衡状态的冲力，使之暴露在新的挑战面前，因而激励它做出以进一步的平衡为形式的新应战，而结局却是又一次的不平衡，实际是一种潜在的无止境的进程”（注：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19页。）。父子关系中的“篡弑”作用也可作如是观。这样一种父子关系的进程是循环往复的，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一种线性关系上的演进。因此，现代文学父子关系中的“篡弑”主题，对于5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中父子关系的思考，具有问题同构性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