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理念、内涵和实施路径论文

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理念、内涵和实施路径论文

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理念、内涵和实施路径*

李益波

【内容提要】 进入新时代,中国高度重视周边外交,提出了亲诚惠容、正确义利观、亚洲安全观、周边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理念和新思想,系统回答了新形势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周边外交”这一问题。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强调共商共建和谐周边,让地区人民有更多获得感,为周边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智慧,成为新时代周边外交的主要内涵。“争取良好周边环境”突出中国周边外交的主动性和目的性;“共商共建”强调发挥地区各参与者的主体性和地区内生动力;“让地区人民有更多获得感”突出中国周边外交的价值取向和动力源泉;“提供中国方案和智慧”则重视制度与观念的创新与引领。这四个内涵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回答了“怎样办周边外交”的重大理论问题。为此,中国周边外交实践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战略运筹,强调底线思维和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善于抓主要矛盾,创新和完善地区公共产品的供应,开创了周边外交的新局面,丰富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

【关键词】 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周边命运共同体;地区公共产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① “新时代”的提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时代”始自党的十九大。王岐山在《开启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一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接力棒,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参见《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页;另见杨洁篪:《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9日,第6版。从王岐山、杨洁篪同志对十九大报告的解读可以看出,新时代应该始自党的十八大。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并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② 《人民日报专访王毅:中国已成为响当当的世界大国》,新浪新闻,2017年8月30日,http://news.sina.com.cn/c/nd/2017-08-30/doc-ifykiqfe2754171.shtml,访问日期:2017年12月18日。 有学者指出,周边外交是习近平时代中国外交最重要的组成部分。③ 吴心伯:《对周边外交研究的一些思考》,《世界知识》2015年第2期,第20页。 认真研究领会习总书记的周边外交思想,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本文将在全面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周边外交的新理念和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最新精神,尝试对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做初步的总结和分析。

一、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新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地区总体繁荣稳定,但周边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特别是在美国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背景下,中国周边形势趋于复杂,海洋争端、朝核问题等地区热点持续升温,地区合作势头受阻,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感逐步显现。与此同时,伴随地区权力对比的变化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变革,中国周边外交也获得了较此前更大的动力、空间和主动权。在此形势下,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和分歧,扩大利益契合点,塑造于我有利的周边秩序,成为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现实任务,为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指导周边外交实践。

(一)突出和提升周边外交在我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

外交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10月,中央召开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显示出党中央对周边外交的高度重视。习近平强调,周边对我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①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第1版。 长期以来,中国外交布局的总体指导原则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新形势下不断拓展和深化外交战略布局提出要求,强调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在有关这次会议的报道中,周边外交首次排在大国关系前面,②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4年11月2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访问日期:2018年1月3日。 显示了周边外交在中国战略布局中的地位提升。2015年11月,习近平在访问新加坡时强调,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③ 《习近平会见新加坡总统陈庆炎》,新华网,2015年11月7日,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5-11/07/c_134792423.htm,访问日期:2018年1月3日。 国内有学者指出,十八大之前,周边外交没有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而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④ 王俊生:《重塑战略重心: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周边外交》,《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2期,第170页。

(二)提出亲诚惠容理念

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具有优良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习近平结合周边形势的发展,对发展周边国家关系提出新的要求。他强调,我国周边外交要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亲,就是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诚,就是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惠,就是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容,就是要倡导包容的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⑤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第1版。 习近平指出,我们自己要首先身体力行这些理念,使之成为地区国家遵循和秉持的共同理念和行为准则。

在计算机系统之中操作系统是运行的关键点所在,操作系统也是计算机系统对各种资源进行管理的主要依托点。但是操作系统本身就有一定的漏洞,不同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安全性能有比较大的差别,一些计算机操作系统安全性能比较低,因此它的防护能力也比较弱,这种类型的计算机一般用于普通的桌面计算机系统,这种类型的计算机就无法应用于具有较高安全性能要求的服务器操作系统上。低性能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很可能会因为硬件故障而停止运行,从而可能会给用户带来一定的损失。

(三)提出要坚持正确义利观

有学者曾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的周边外交存在中国中心主义心态,这导致我们不能用他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和外部世界以及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往,并且缺乏客观了解其他国家的动力;我们习惯把邻近国家说成“周边国家”,这一标签的潜台词就是我们是中心。② 唐世平、綦大鹏:《中国外交讨论中的“中国中心主义”与“美国中心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2期,第63页。 这些批评尽管尖锐,但也不乏理性的成分。③ 张蕴岭提出,中国与周边,既要从“我的周边”来认识,又要从“周边的我”来考量。中国要以“我与周边”观念来构建新关系和新秩序。引自张蕴岭:《中国周边的新形势与思考》,《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5期,第35页;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第25页。 我们欣喜地看到,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周边外交正在改变这一“思维定势”,更加强调平等、包容和民主,不谋求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主导地位和支配地位。在2016年4月召开的亚信外长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伙伴关系,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各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在维护本国安全时尊重各国安全,一起来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中国领导人在周边外交的不同场合引用中国传统智慧来强调平等合作的重要性,如“单丝不线,孤掌难鸣”、“滴水不成海,独木难成林”。在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的建设进程中,中国并不谋求主导权,而是强调平等协商,达成共识。在“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中,中国也始终强调“协商一致”,把这个过程比喻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一起建造一所房子”。这种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彼此照顾的精神成了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一个突出特点,既发挥中国对大局的引领作用,又充分考虑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和舒适度。

(四)提出亚洲安全观

2014年5月,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断地区安全事务,侵害其他国家正当权益。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既要着力解决当前突出的地区安全问题,又要统筹谋划如何应对各类潜在的安全威胁,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要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求同化异、和睦相处。要着眼各国共同安全利益,从低敏感领域入手,积极培育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要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应该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的根基。要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努力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①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新华网,2014年5月21日,http://w ww.xinhuanet.com/world/2014-05/21/c_126528981.htm,访问日期:2018年1月7日。

中国外交始终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① 《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1页。 实际上,习近平在提出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时就已经指出,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发展中国家关系时一直恪守“先予后取、多予少取乃至只予不取”。2014年8月,习近平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的演讲中指出,“中国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② 习近平:《守望相助,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人民日报》2014年8月23日,第2版。 在2017年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也指出:“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都能享受发展红利,让美好的愿景变为现实。”③ 习近平:《抓住世界经济转型机遇 谋求亚太更大发展——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1日,第2版。 习近平在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时曾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获得感,给地区及世界人民带来更多获得感。习近平在2018年博鳌论坛中还提出:“努力让开放成果及早惠及中国企业和人民,及早惠及世界各国企业和人民。”④ 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第3版。 从习近平多次强调要让地区和世界人民有更多获得感,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有深深的国际主义情怀,继承发扬了中华民族“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

(五)提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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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在认知事物过程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点毫无疑义。在高中化学教学中,教师同样应当意识到实践对化学知识学习的重要性,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为学生构建相应的实践情境,让学生在情境氛围的引导下获得更加丰富的实践体验,从而加强对化学知识的认知,并提升自身的实践运用能力。

周边外交的上述内涵是相辅相成、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自身的发展壮大是向周边国家民众提供更多帮助和发展机遇的前提,也是中国为地区治理贡献更多方案和智慧的保证。而良好的周边环境构建,与周边国家人民安居乐业,普遍具有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密不可分。试想如果周边国家战乱频仍,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不但受到其外溢影响,而且“走出去”亦寸步难行,充满危机和风险。周边环境的构建不仅仅在于经济领域,其与对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密切相关,只有提出公正合理的治理方案,各国政府和民众才能真正愿意参与其中,才能切实有效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周边外交新理念不但是指导周边外交的行为准则,而且对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其他方向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例如,亲诚惠容与正确义利观,其同样可作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的指导原则。① 习近平在谈到发展对非洲国家关系时提出“真实亲诚”理念,这一理念与“亲诚惠容”有诸多相通之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06—309页。 亚洲安全观不仅对亚洲国家具有指导意义,其丰富的内涵和立意高远的价值取向完全可以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基本准则。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初版和灵感之源。在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如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并被写入了联合国决议。

二、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内涵

每个时代都有其问题和使命。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着新老问题,其需要完成国家和时代赋予的使命,针对新老问题给出新的解决方案。实际上,从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已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应对新老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从问题和答案中我们也可以总结出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

②空气弹簧压力较大时的伸长过程:由于控制压力(空气弹簧压力)及油液流过PDC阀的阻力增大,大部分油液(取决于控制压力)必须流过活塞阀,使得减振器阻尼力就增大。如图14所示。

(一)积极塑造有利的周边环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

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经验表明,“主动创建有利于发展的和平与合作环境”是中国走向成功的重要原因。② 张蕴岭:《中国对外关系40年:回顾与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期,第6—7页。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基本任务,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③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4年11月2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访问日期:2017年12月26日。 毋庸置疑,周边外交需要服从、服务于这一基本任务。习近平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①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第1版。 在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推动周边环境更加友好、更加有利。习总书记的指示不仅明确了新时代我国周边外交的宏观战略目标,更是明确了周边外交在政治、经济、安全和人文领域的具体着力方向。这意味着中国周边外交从过去的融入和稳定周边转变为主动塑造和经略周边,并以此为依托来影响世界局势,延长战略机遇期。例如,当美国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和单方面挑起对华贸易战,亚太地区经济、安全面临新的不确定性时,中国审时度势,主动调适与印度、日本等周边中等强国的关系,特别是中印在“武汉会晤”中围绕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了战略沟通。这些重大周边外交活动,不仅给双边关系指明了大方向,开创了新局面,给地区注入了稳定性,也将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重要积极影响。

(二)突出平等与包容,强调共商共建和谐周边

习近平汲取中华文明精华,将儒家思想文化中的义利观引入外交领域。2014年7月,习近平在访问韩国时发表演讲,阐述了如何在国际关系中践行正确义利观。他指出,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政治上要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① 《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重要演讲》,新华网,2014年7月4日,http://w ww.xinhuanet.com/world/2014-07/04/c_1111463835.htm,访问日期:2018年1月5日。 习近平多次强调,对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一定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只有坚持正确义利观,才能把工作做好、做到人的心里去。习近平关于在外交工作中坚持正确义利观的重要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不仅对我们进一步做好新时期的外交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为人类共同价值宝库增添了新内涵。② 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 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3年9月10日,http://www.gov.cn/jrzg/2013-09/10/content_2484898.htm,访问日期:2018年1月5日。

(三)编织更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让地区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基于统计的岩石密度数据可知,偏基性的安山岩、玄武岩密度较高,超过2.50×103kg/m3,因此,可推测高密度岩石中偏基性的火山岩占有较大比例,而低密度岩石中偏酸性的火山岩所占比例较高。由此可得出冀北地区火山岩在空间上的分布呈现以下规律:偏酸性的火山岩围绕着偏基性的火山岩以环状形式分布。

(四)为地区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底线思维的另一个维度就是遏制过度扩张的冲动。《大学》里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里的“止”,既是一种理想目标,也是一种底线要求。2018年6月,习近平在会见美国防长马蒂斯时说:“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是坚定的也是明确的,老祖宗留下来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别人的东西我们一分一毫也不要。”① 《习近平会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人民日报》2018年6月28日,第1版。 “不能丢”和“不多要”都是一种底线思维,其判断依据就是核心利益。在今年的中美贸易争端中,我们也再一次看到了中国外交的底线思维。

(1)本文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同德县地质灾害主要影响因子,建立信息量模型,利用贡献率法赋予因子权重,在GIS平台上通过叠加计算最终得到同德县地质灾害易发性区划结果。分区结果与现状地质灾害发育情况和分布特征较吻合,因此证明基于GIS 和信息量模型的地质灾害易发性评价方法是切实可行的。

上述新理念继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我国长期坚持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创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一直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方针,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的新安全观。江泽民曾指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各国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③ 《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9年3月26日,第1版。 胡锦涛曾就“共建和谐亚洲”提出五点建议。④ 《胡锦涛博鳌论坛演讲:推动共同发展 共建和谐亚洲》,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1年4月15日,http://www.gov.cn/ldhd/2011-04/15/content_1845211.htm,访问日期:2017年12月23日。 亲诚惠容、亚洲安全观、正确义利观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继承和平、合作、平等、互利、互信、和谐等国家间相处之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更将亲诚待人、包容、共同发展、可持续安全等更高原则和目标注入其中,体现了对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孜孜诉求。这意味着,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周边外交有了进一步思考,回答了新形势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周边外交、怎样搞好周边外交等重大问题,其周边外交理论更加丰富。

三、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立足于对周边形势和世界大势准确把握的基础上,以增进地区内人民的获得感、安全感为目的,最终形成一个共赢共享、开放包容、长治久安的地区新秩序,为中国真正实现“强起来”创造良好条件。这一理念符合地区绝大多数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有助于我们抓住周边外交新的历史契机。为了推动这一理念的落地,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创新性举措。

1.硕士及以上学历,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2.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达到熟练阅读、翻译和基本会话能力,尤其是英语;3.在三级医院骨科工作5年及以上;4.有国外留学经历者优先。

(一)顶层设计与战略运筹紧密结合

习近平多次强调,要从顶层设计角度对中长期对外工作作出战略。做好新形势下周边外交工作,要从战略高度分析和处理问题,同时要将周边外交同大国、发展中国家和多边等工作密切结合,综合施策。实际上,从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到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从“一带一路”倡议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建都是中央从顶层设计对周边外交工作进行谋划的结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政策的具体执行环节,强调要搞好策略运筹,顺势而为,根据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处理对外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中菲关系在黄岩岛对峙及菲方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后一度跌入低谷,但杜特尔特出任总统后表达出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中国及时抓住这一契机,邀请杜特尔特访华,并对菲国内发展建设予以支持,两国关系迅速回暖,使美国失去在南海问题上对我发难的一个重要抓手。中印关系因洞朗对峙一度停滞不前,但中方一直保持与印度的接触,推动印度总理莫迪访华,使两国关系重新回到对话合作的轨道。2018年3—5月间,中朝高层首脑两次会晤时朝核问题的政治解决乃至整个中国周边外交环境的进一步改善都产生了重大、正向推动作用。5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将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体制机制保障,也将进一步发挥中国外交具有非凡的统揽全局的能力和优势。

顶层设计和战略统筹的有机结合有助于我们应对“复杂、多元、立体”的周边环境,既可达“捏紧五指攥成拳”之效,协调力量解决重点突出问题,也可从大周边的视角实现区域整体统筹,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和“顾此失彼”。

没有规范化的程序就难以形成科学的社会福利政策质量评价,严格按法定程序办事可以大大减少决策的随意性和人为因素的干扰,保证政策评价的客观、公正和科学。保证评价程序的规范化,首先,构建程序化的评价体系。根据科学评价的要求严格规范政策评价过程,构建从预测评价、执行评价到结果评价的完整社会福利政策的评价体系;其次,实现政策质量评价的程序化。既要对整个过程的步骤和环节做出相互衔接的制度性规定,同时,也要对每个基本的环节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做出具体的操作性规定,特别是对于那些复杂的、涉及全局的政策质量评价,更要每个环节做到细致入微⑤。

(二)把握底线思维,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所谓底线思维,就是处理问题既要朝好的方向努力,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努力调控事物朝着预定目标发展的一种思维方法。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利益,绝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国家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在外交实践中不回避矛盾和问题,妥善处理同有关国家的分歧和摩擦,同时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通过合作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努力维护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及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在菲律宾2013年1月提出南海问题仲裁案后,中国审时度势,提出了“不接受、不参与”的应对方案,与此同时在国际上与菲律宾及其西方支持者展开一场舆论战、法理战,仲裁结果宣布后,中国宣布了“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立场,使仲裁结果成为一张废纸。在2014年美国表达准备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后,中国即通过各种渠道告知韩方明确反对部署该系统,韩方也一直在权衡利弊。后来由于朝鲜持续进行核导试验且韩国国内政治发生变化,韩国最终决定部署“萨德”系统。在此情况下,中国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向韩方表达了强烈不满。文在寅总统就任后,做出了不考虑追加“萨德”系统、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不发展韩美日三方军事同盟的重要表态,中韩就阶段性处理“萨德”问题达成一致。

2013年3月,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时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年10月,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上演讲时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同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亚太命运共同体”。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这是他首次提出与周边国家共建命运共同体理念。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这标志着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式提出。此后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提出“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出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② 《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新华网,2015年3月2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29/c_1114795331.htm,访问日期:2018年1月8日。 这就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崛起后的中国所追求的周边秩序,既非恢复朝贡体系,也不是打造势力范围和同盟体系,而是建立开放、共赢的周边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挑战日益凸显,西方的治理理念、体系和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国际格局和时代潮流,各种弊端积重难返,甚至连西方大国自身都治理失灵、问题成堆。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新的全球治理理念,构建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开辟人类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在亚太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美国的相对衰落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使得地区国家内心充满彷徨和焦虑,所谓的“金德伯格陷阱”也应运而生。① “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 Trap)是指: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担目前美国无力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 正是在周边国家普遍存在焦虑和彷徨之际,中国发挥大国担当,适时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和新方案,如亚洲新安全观、周边命运共同体、新的地区合作倡议等。中国的周边治理方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价值观,倡导“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②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新华网,2014年5月21日,http://w ww.xinhuanet.com/world/2014-05/21/c_126528981.htm,访问日期:2018年1月12日。 “中国不打地缘博弈小算盘,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③ 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第3版。 “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这些价值理念,超越了传统的强权政治和西方一体化理论,为共商共建和谐亚洲指明方向。中国的周边治理方案强调循序渐进,注重效率与落实。中国周边各领域的治理现状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安全治理架构“小而杂、多而乱、效率低”,经济合作的“意大利面条碗”现象,未来新公域的治理尚未有效开展等。效率低下的背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和矛盾,例如在经济整合中过分强调机制形式,各种机制之间彼此竞争导致“制度过剩”。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抓住互联互通这个关键枢纽,以速度、质量和实效树立标杆,形成示范,以行动和落实来推动地区合作,并不拘泥于采取何种机制形式或者片面强调机制的主导权,而是注重给地区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安全感;中国的周边治理方案注重统筹兼顾,系统施策。习近平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讲到,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亚洲和世界。这里面自然涵括了对建设“五个周边”的系统性安排,涉及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多个领域的统筹治理。作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试验田和成功典范,澜湄合作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三大支柱以及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和减贫五个优先领域。这种“3+5+X”合作模式充分体现了“五个周边”的系统治理和协同推进的理念。

(三)抓住主要矛盾,妥善处理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互动

美国虽不属于中国周边国家,但通过同盟体系、前沿军事部署和外交、经济渗透,其在我国周边的影响无处不在。在美国加大对亚太投入的背景下,开展周边外交,必须首先处理好与美国关系。当然,从稳定中美关系大局出发,也要处理好中美在我国周边地区的互动。为保持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明确指出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习近平在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指出:“中美在亚太地区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应该保持经常性对话,开展更多合作,应对各种挑战,努力培育两国共同而非排他的‘朋友圈’,都做地区繁荣稳定的建设者和守护者。”2017年11月9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来访的特朗普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中美双方应该在亚太事务中加强沟通和合作,培育共同的朋友圈,形成建设性互动的局面,共同维护和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共同朋友圈”既不等同于“排他小圈子”“势力范围”和“缓冲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间地带”或“地区统一战线”,因为它的内涵是非排他性和非对抗性,目的是推动建设性互动与合作。“非排他性”有两层含义:一是中美两国在朋友圈内不搞相互取代、相互拆台、争抢势力范围。共同朋友圈的特点是共谋、共建、共治和共荣,其核心理念是合作共赢、开放共享,强调中美双方共担责任,相向而行,共享亚太繁荣稳定的成果,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二是指朋友圈内的国家也不必二选一站队,更不允许以挑动中美矛盾来两边获利。培育“共同朋友圈”还可使地区中小国家明白:两大国在维护地区稳定秩序中有着共同的利益,不会因为小国的挑拨而走向全面对抗,从而影响其两边获利的空间和偏好,促使这些国家改变上述思维定式。在“共同朋友圈”理念指导下,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并没有以相关国家与美国关系亲疏划线,而是尽可能建立更多的伙伴关系。① 李益波:《培育亚太“共同朋友圈”:理论分析与实践路径》,《国际论坛》2017年第5期,第40—45页。 中国与美国的亚太盟国澳大利亚、泰国均保持较为稳定的友好关系,与韩国关系虽因“萨德”部署问题一度下滑,但很快止跌回暖。与菲律宾、日本的关系尽管因岛礁领土争端一度跌入低谷,但最终都回到了正常的轨道。

在处理中美与中国—周边两者的关系中,中国秉持以周边为中心的区域观,从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大局出发,既尊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现有利益存在,又照顾周边国家的舒适度和自主性,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培育“共同朋友圈”有助于缓和周边国家对两强竞争的过度焦虑,也可使美国更明确认识到中美两国之间存在共同利益而不至于挑起对抗。

(四)创新和完善地区公共产品的供应

纵观国际关系史,区域公共产品因其与地区需求的深度对接以及遵循“受益人支付”的原则,既避免了大国的“私物化”与小国的“搭便车”,又能够推动区域合作,培育政治互信,塑造稳定的区域秩序,从而有助于化解周边外交所面临的诸多难题。有学者提出,区域公共产品大体可分为器物型、制度型与观念型:器物型公共产品主要指的是物质投入,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互联互通就是代表;制度型公共产品主要涉及区域合作的机制平台,例如上合组织与亚信会议;观念型公共产品则主要涉及区域价值观,例如亚洲新安全观、“澜湄文化”。观念性公共产品有助于凝聚区域共识,强化区域主体性,引导集体认同的生成。① 陈小鼎:《区域公共产品与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的战略内涵》,《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2期,第42页。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综合国力和地区影响力迅速上升,使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向地区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成为可能。中国也确实不负众望,积极向周边地区提供各类区域公共产品,有效地缓解了“治理赤字”。

在器物型公共产品方面,注重“增量”。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向周边国家提供铁路、公路、通关便利、金融合作化等软硬件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提升周边区域的发展条件,帮助周边国家建立基础设施网络,实现互联互通。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仅亚洲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就为大约8万亿美元。中国创建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等,为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海上合作提供资金保障和支持。在“澜湄合作”进程中,中国加大了对相关国家的支持力度。截至2016年底,中国对湄公河5国各类投资累计392.7亿美元;2017年1月份至11月份,中国对5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达31.8亿美元,同比增长25%,超过2016年全年水平。2017年,中国已成为柬埔寨、老挝、缅甸3国外资第一大来源地。

在制度型公共产品方面,注重“改进和补充”。中国积极探索热点问题解决之路,主动提出中国方案,支持地区安全机制的融合与创新。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提出了“双轨思路”,即南海具体争议由直接当事方和平协商解决,南海稳定由中国同东盟共同维护,这一倡议得到地区国家普遍认可和支持。中国公开表示:愿意通过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目前得来不易的安定局面;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意愿,也有能力以自主方式制定出符合地区实际、各方共同遵守的地区规则。② 《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8年3月8日,http://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zyjh_673099/t1540582.shtml,访问日期:2018年5月12日。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提出了解决半岛问题应坚持半岛无核化与建立半岛和平机制“双轨并行”的思路,同时提出了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暂停大规模军演的“双暂停”倡议。尽管部分国家并未对这一倡议明确表示支持,但事态发展表明,相关国家正在朝这一倡议规划的方向迈进。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与壮大为维护该地区的繁荣和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近年来地区安全治理的一个成功范本。

中国倡导的各类机制并不谋求替代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而是立足于补充和完善。习近平提出:促进不同安全机制间协调包容、互补合作,不这边搭台、那边拆台,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① 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第3版。 这一点在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建设上也得到充分体现。以亚太经合组织(APEC)为例,自加入APEC以来,中国一贯重视并积极参与APEC各领域合作,近年来更向主动引领的方向发展。中国在2013年APEC会议上就提出了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路线图,主张亚太地区应谋求共同发展、坚持开放发展、推动创新发展、寻求联动发展。2014年的北京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围绕近30个领域取得100多项成果和共识,其中中方提出的倡议占到一半以上,中国的议程设置能力得到明显提升。② 《奋力开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访外交部部长王毅》,《人民日报》2017年8月30日,第07版。 “澜湄机制”重点关注的领域更广泛和全面,是对原有机制的有效补充,有助于提高次区域现有合作层次和合作水平。为解决地区合作的机制竞争和“制度过剩”问题,中国从地区发展的大局出发,明确表示:不管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还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只要顺应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向,符合透明、开放、包容原则,有利于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中方都持积极态度。当然,我们也希望亚太地区各种不同的自贸安排能够彼此沟通协调,形成良性互动,从各自角度为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挥建设性作用。③ 《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8年3月8日,http://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zyjh_673099/t1540582.shtml,访问日期:2017年12月22日。

在观念型公共产品方面,注重“创新”。中国提出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丝路精神和“亲诚惠容”理念为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创新性观念;中国倡导的“上海精神”和亚洲安全观主张宽容,谋求共享,强调平等协商,对症施治,助推亚洲乃至世界摒弃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思想,为解决当今时代全球性、区域性安全课题指明了根本出路;中国与澜湄国家共同提倡的“澜湄文化”强调普惠共赢、平等协商、绿色生态的理念,有望成为建设更高水平区域合作的共有观念和南南合作新的示范。

四、结语

周边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战略依托,也是中国推动全球善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试验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理论,既为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提供了坚强的政治统领保障,也为我们应对周边外交挑战与机遇提供了正确的、系统的理论指南。十八大以来,我国周边外交工作在维护主权权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妥善处理热点问题、协调重要双边关系、推动周边区域合作框架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王毅外长指出:“今年(2018年)中国周边外交好戏连台,周边环境出现全面向好的积极态势。”① 王毅:《在2018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8年12月11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zyjh_673099/t1620761.shtml,访问日期:2019年1月1日。 未来几十年,中国将实现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周边外交在这一过程中将发挥关键性支撑作用。中国周边外交应提升“引领力”“塑造力”“公信力”和“吸引力”,展示“担当意识”和“共同体意识”,坚定地扮演好“周边区域合作的引领者与地区和平发展的守望者”角色,实现建设“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周边”的五大目标,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提供先行先试的实践经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实现树立成功范本和打造坚实基础。

【作者简介】 李益波,北京印刷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 邮编:102600)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19.03.007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9)03-0100-15

*本文是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择优资助计划“中国传统文化与习近平外交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本文还得到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工业大学)的资助。

【收稿日期: 2018-05-20】

【责任编辑:程多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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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理念、内涵和实施路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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