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三张面孔
◇姜鹏
汉武帝的内政成绩
汉武帝既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皇帝，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皇帝。但无论是功是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汉武帝对整个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可以用十六个字概括他的一生：“内强皇权，外服四夷，迷信神仙，晚年改辙。”
2.3 两例SAT合并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急性期首次超声检查因两种弹性成像指标缺乏对比，未能提示恶性结节（图3）。
先看“内强皇权”，一是汉武帝用各种手段削弱其他势力的权力，以达到加强皇权的目的，其中包括打击诸侯王势力、遏制公卿贵族豢养门客、瓦解民间游侠集团、任用出身贫寒而且比较听话的人来做丞相。
在这个过程中，汉武帝耍了不少手段。尤其是在打击诸侯王势力上，比如汉武帝通过制造冤案的方法，铲除了当时非常有威望的一位诸侯王——淮南王刘安。政治斗争，难免越出道德藩篱。抛开道德尺度，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些步骤，汉武帝完成了秦始皇以来中央集权的建设，巩固了统一帝国，打击诸侯王是为了消除分裂隐患。
和这些直接加强皇权相配套的，还有汉武帝的统治策略。司马迁观察到一个现象，他说当时官吏们，都是靠法治手段帮助汉武帝巩固统治，但表面上却以儒术作为装饰。这就是司马迁说的“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司马迁的这个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对汉武帝时期统治形态的观察，入木三分。但我们今天从整个历史演变的大势来重新评估这件事，可以发现汉武帝这种“两面派”的做法，有它特殊的时代语境，也有它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利用严刑峻法来管理整个社会，其实延续了秦始皇时期的统治特征。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比改朝换代要慢得多。大家起来造反，秦朝灭亡了，皇帝改姓了，但秦朝留下的那些社会制度、基本的社会状况，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思维习惯和日常生活中，不会那么快就彻底改变。所以汉武帝任用酷吏，施行严刑峻法这个特点，其实是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
关于汉武帝内政建设上的成绩，除了前面这些内容之外，其实“晚年改辙”这个板块，也可以算在里面。只不过这段历史比较特殊，可以独立成为一个话题。
名物化(nominalization)，又译作名词化或名化，是一种语言语法化现象，在英语各种文体中普遍存在，但使用方式不一。名物化研究可以从词汇层面、句法层面和语篇层面开展。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词汇层面和句法层面，近年来随着国内英语名物化研究呈现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转向[1]61，以语篇为单位考察名物化现象的研究日渐增多。
水库大坝除险加固体制机制问题与对策思考…………………………………………… 张大伟，李 雷(10.31)
而起用儒家学者这一点，恰恰相反，代表了历史的变革性。这是秦始皇时期没有的、汉朝建立以后逐步发展出来的一个历史新特点。
汉武帝对中国版图的贡献
通过这样比较之后，我们可以各用一个词，概括出三位史学家的不同。司马迁是在记录历史。他把自己亲眼看到、亲身经历的事都记下来了，里面夹杂着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的特点是鲜活生动。而班固是在解释历史。班固整理汉武帝时代的历史，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要确立西汉王朝的伟大性。因为东汉是继承西汉而来的，只有证明了西汉的伟大，才能证明，东汉继承西汉是合理的。第三位史学家司马光，他是在分析历史。司马光笔下的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犯了很多错误，穷兵黩武、为求仙而劳民伤财，但为什么秦朝灭亡了而汉朝没有呢？司马光说，那是因为汉武帝晚年常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做出了自我纠正。通过这样的分析，司马光告诉后世统治者，汉武帝这个时代，什么样的教训要汲取，什么样的经验要借鉴，要学习和借鉴这些经验、教训，提高管理国家的水平。所以，司马光谈历史，并不注重那些流于表面的现象，而是更深入地去分析历史上成败兴衰的原因。
司马迁对当时的这些现象观察得很深刻，但他看不到历史的后续发展。班固恰恰是受这些后续发展的影响，重新来评估汉武帝的这些措施。好比司马迁看不见自己背后的东西，班固站在司马迁身后，司马迁看不见的东西班固看到了。而展现在司马迁眼皮底下的那些东西，站在后面的班固又不如司马迁看得真切。所以，这还是一个角度问题。
当然，我们还是要承认，三位史学家都有各自的优势，无法相互取代。我们要更全面地了解汉武帝时代，就必须综合考虑三位史学家的意见。比如司马迁，他的优势在哪里？因为有着和汉武帝直接接触的经验，使得司马迁看到的汉武帝有血有肉。我们从“迷信神仙”的角度来看一下。谈到汉武帝的性格和信仰，《史记》里有一篇《封禅书》，把汉武帝迷信鬼神、痴迷于成仙的行为、心态描写得非常细腻、生动。司马迁通过近距离观察，只用了四个字就把汉武帝的心态揭露得淋漓尽致：“冀遇其真！”怀着一种侥幸心理，希望总有一次能碰到真的神仙。
三种视野下的“迷信神仙”
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名将。最著名的像卫青、霍去病、李广，三部史书都有详细介绍。我们看到，在《史记》里司马迁对李广和李陵这对祖孙充满了感情，而对卫青、霍去病的人品不怎么认可，认为他们是仗着汉武帝的宠信，才爬到那么高的位置。但司马光经过分析之后，得出不同的结论，认为卫青的成功和李广的失败都是有原因的。卫青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善于领导，也善于吸取别人的意见，是个帅才。而李广有很明显的个人英雄主义作风。作为汉武帝来说，能够大胆起用卫青、霍去病这些年轻将领，事实证明非常成功，体现出汉武帝有知人善任的优点。所以，司马光在最后评价汉武帝的时候，专门有“善用人”这三个字。
还是汉武帝求仙这件事，到了司马光这儿，又有不一样的处理。《资治通鉴》描写汉武帝，是希望汉武帝时代的经验和教训，能对以后的统治者起到帮助作用。所以司马光谈到汉武帝晚年自我反省的时候，专门讲汉武帝对自己迷信方士、神仙非常后悔，下令把所有方士全都罢免。司马光是要告诫后世的皇帝，千万别学汉武帝，为了求仙而劳民伤财。神仙没求到，搞得老百姓怨气冲天，那是不值得的。
同样是这件事，在班固笔下意义就大不一样。班固说你不能光看到汉武帝求仙时的荒唐可笑，也应该看到，汉武帝的这些行为，是在加强和上天的沟通，以确保汉朝的长治久安。我们不能说班固是在歪曲事实，替汉武帝辩护。班固生活在汉武帝之后一百多年，虽然不算近，但也不太远，正好在汉武帝影响力的“射程”范围内。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下，班固本人就非常相信“天人感应”学说。
陈建伟说：“你还愣着干啥，还不赶紧拆了重新做，就这样都要做到半夜了。”李萍拆袋子，陈建伟踩缝纫机。一个拆，一个扎，配合得很默契。
关于“外服四夷”，司马迁说汉武帝西伐大宛的时候，正好碰上“关东蝗大起，蜚西至敦煌。”（《史记·大宛列传》）从东到西，到处都是蝗灾、虫灾，但老百姓还要负担沉重的战争压力。司马迁用很生动的笔触描写了这么一个事实，读来令人心酸，当时的老百姓苦啊！作为目击者，司马迁对汉武帝的积极开拓，持批判态度，因为他目睹了当时百姓的惨况。但司马迁的问题仍旧是看不到汉武帝这些行动对以后历史的影响。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应该有更高的认识：正是因为当时人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才使得汉朝文明和西域文明有了充分交流。而且除了西域之外，汉武帝把汉朝的触角伸到了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正是汉武帝的这些努力，初步奠定了我们今天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版图。从这个角度来看，汉武帝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是“三张面孔”
我们讲汉武帝，不是依据某一部史书，或某一位史学家的单一记载来讨论汉武帝和他的时代，而是把《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这三部史书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这三部史书里记载的汉武帝有很大的不同。三位史学家，每位史学家笔下都有一张汉武帝的面孔，三张面孔各不相同。
为什么会这样？是史学家在撒谎？事实上并不是因为哪位史学家想欺骗读者，而是因为这些史学家是站在不同的位置、角度来观察汉武帝，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
从不同角度看汉武帝，就像我们看风景，远看、近看、身在其中看，必然大不相同。
而我们今天，站在 21世纪的历史平台上，重新来回顾、评论汉武帝这段历史，当然又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和观念。历史就这些内容，一个汉武帝为什么要不停地、反复地被解释？正是因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观念和使命，所以，每个时代都会对以往的历史重新做出解释。这是历史认知最基本的特点之一。
本文对西江流域广东段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受限于评估标准的约束，没有完全对所有传统村落的属性情况进行详细分析。此外，研究区域也仅针对西江流域广东段，对全西江流域传统村落及其数字化保护和现代化转型的探讨将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