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与现代性：以腻资村垃圾问题的个案研究
王 欢，杨筑慧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摘 要： 现代性的渗透正悄然改变着以文化为寓所的传统日常生活世界。在当下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在享受现代生活便捷性的同时，更面临着环境问题和文化变迁的双重挑战。云南文山县以腻资村壮族日常生活中垃圾的产生与现代性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人们消费方式和价值观念共谋的结果，基于此，从主位和客位角度解析垃圾这一普遍性问题的社会文化成因实质。
关键词： 日常生活；以腻资村；垃圾；现代性
在当下城镇化过程中，中国广大农村包括少数民族地区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资料的日益丰富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其由生产社会步入丰裕社会和消费社会，乡土熟人社会的封闭传统状态被打破，使其面临新一轮环境—文化适应问题，民族社会也正在经历着难以察觉且隐秘性的日常生活内容结构重组和民族文化变迁。垃圾作为物质过度消费带来的现代性后果，是当下农村亟待解决的难题。实际上，对于少数民族群体来说，传统上他们对于废弃物的日常处理行为即是地方知识体系中文化实践经验的一部分，其主位的垃圾认知和分类观念也与当地文化体系及其社会秩序紧密相关。由此，以人与物之间从传统到现代的延展关系为出发点进行探讨，可以发现，垃圾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概念，它不仅体现了工业外来物与原生环境、现代生活方式及传统处理行为之间的矛盾，也蕴藏着日常实践背后传统与现代所“割裂”的价值观念。本文以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态学理论为基础，以云南省文山县以腻资村为田野点，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相关专业知识，从垃圾这一微观角度切入，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考察农村壮族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日常观念世界的变迁，并在当地人与物的动态重构关系中透析垃圾问题的实质及其背后的社会心性。
一、以腻资村壮族的传统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是社会生活中对于社会个体或群体而言具有高度熟悉性和重复性的实践活动，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历史性基础。壮族作为中国南方的原住民族，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传统和烦琐的传统日常生活结构。对于其传统农业社会而言，文化的真正寓所和深刻根基不是表现在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领域和科学、哲学等精神领域，而是人们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世界，由农耕生计、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礼尚往来、宗教仪式等方面所构成不断重复的、例行化的日常经验与实践[1](56)。因此，结合日常生活已有研究，笔者将壮族日常生活界定为“在壮族个体和群体的再生产过程中，日常生产、消费、交往、观念世界中的一切行为和惯例”[注] 该界定参考阿格妮斯·赫勒(Agnes Heller)、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衣俊卿、郑震等学者对“日常生活”所做的定义。 。它以壮族个人的家庭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涵盖农业生产、衣食住行、娱乐休闲和价值观念等范畴，且作为壮族社会生活的基础性内容，蕴藏着特殊的历史实践和文化传统。
(一)田野点概况
以腻资村是云南省文山县一个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壮族村寨，在社会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现今壮汉杂居的基本格局，全村208户889人，其中壮族占84%[注] 该数据为笔者于2016年2月在以腻资村调查所得。 。近百年来，在壮族和汉族通婚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现在“王”“马”“田”三个主姓家族的格局。以腻资村壮族属土支系中的“搭头土僚”[注] 搭头土僚喜穿黑色服装，故亦称黑土僚，“搭头”因其女性服饰包头有一段搭于头顶而得名，自称“濮傣”，也有叫“傣格莱”的，意即古代南迁时掉队了的人们。 ，所谓“搭头”[注] 当地壮族支系名称得名于女性头饰特征，除“搭头”外，还有“平头”“尖头”，也作为区分各支系最明显的外在标示。 (当地人称“包头”)，主要以女性日常服饰的头饰特点而命名，自称为“土族”，所操语言被称为“土语”。
以腻资村依山傍水，居民聚居于薄竹山“坝子”地区(河谷山区半山腰地带)，聚落周边依据半坡地形开垦了梯田，低山和矮地为水田区，后山为植被覆盖的林地。后山所辖5 000亩森林蕴藏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其生产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汇入盘龙河的马过河[注] 马过河，原名马固河，发源于薄竹山北麓，经冬瓜林、摆衣寨、老回龙至路梯汇入盘龙河，属红河水系。 细流沿山麓穿村寨而过，纵横交错的山涧溪流和细流，供给山区、半山区生产生活用水。由于地处亚热带山地气候带，自然条件温热多雨，土壤较为肥沃，农业栽种条件较好[2](219)。长期以来，与自然气候条件相适应，村民们逐渐形成了以种植水稻、小麦、玉米、豆类等农作物为主，甘蔗、烤烟等经济作物为辅的生计方式。
20世纪90年代以前，以腻资村壮族仍旧保持着传统稻作农耕生计方式，他们遵循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地开垦梯田和耕地，以水牛为畜力，并使用晒干后捣细的鸡粪、猪粪施肥，且较少使用农业薄膜或化学肥料。目前，以腻资村壮族由曾经的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单一自给自足型农业逐步过渡到以种植蔬菜为主，辅以种植甘蔗、烤烟、“三七”等经济作物的市场性农业。
(二) 20世纪 90年代前的日常生活
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步伐的逐步加快，人们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使得出行成为了一大难题，一系列交通运输问题随之而来。而城市地铁具有运输量大、速度快、节能、准时等诸多特点，所以近几年来已经成为了城市生活的一种主要出行工具，随着城市地铁线路的设计范围逐渐扩大，同时也拓宽了城市地铁网络系统的搭建范围，因此使得地铁换乘站的建筑设计也成为了当前地铁运输的重点内容，并且实际建筑效果也会对地铁服务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要致力于研究城市地铁换乘站的建筑设计。为此，本文主要对当前城市地铁换乘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城市地铁换乘站的建筑设计进行了初步探究。
可以说，以腻资村壮族传统的日常生活以稻作农耕为基础，形成了顺应自然的生产观、勤俭节约的生活观、邻里互助互惠的交往观、人地和谐的自然观、天人合一的宗教观，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也体现出其独具韵味的自给性和农本性的文化特点。日复一日的生活实践形塑了壮族人民脚踏实地、崇德向善、勤劳苦干的民族性格。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农村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商品经济逐渐繁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地处偏远的以腻资村陆续铺设了自来水管道，修通了村内水泥路，村民普遍使用手机和各式家用电器以及各种各样的塑料制品，包装食品、化肥、农药等广泛用于生产生活中。可以看到，现代化给村民生活带来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其日常生产、交往及观念生活世界也发生着微妙改变。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垃圾不断堆积，并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
二、以腻资村垃圾的“前世”与“今生”
垃圾问题及其带来的危机是中国广大农村在城镇化发展道路上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之一。作为生物人寓居于自然界，因其日常生产生活的需求，垃圾的产生无法避免。对于以腻资村人而言，垃圾即有着时代意蕴。
(一)传统日常生活中的垃圾
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描述了鸡犬相闻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的个体，通过表情和动作即能满足传情达意的需要，对他们而言，文字并不具备存在价值及其功能性。所以，乡土社会中农民群体普遍不学习认字的根本原因是文字没有现实必要的使用价值和功能，而从本位角度出发将农民视作“愚笨”“傻”“没有文化的群体”，是有失偏颇的。同理，对于当前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垃圾问题，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正确客观的认知。首先，垃圾问题是农村向城镇化、现代化过渡、变革背景下的必然矛盾之一，其解决虽具有艰难性和长远性，但通过主客观手段和方式能够得到改善和解决。客观方面，主要依靠投入资金、提高技术手段等方式；主观方面，普及科学环保知识、强化环境保护理念，树立垃圾分类意识等[6]，对少数民族地区日常生活的现代重建也有利于垃圾问题的解决。其次，垃圾是现代过度消费的后果，垃圾成堆的普遍现象是回归自然的传统处理方式延续至现代日常生活的结果，并非由于农民或少数民族缺乏素质或不喜洁净，因此，将农民视作“脏”“不爱干净”的看法也是有失偏颇的。总而言之，农村垃圾问题的实质还是现代化背景下工业物质进入农村地区，缺乏相应的技术条件和科学理念，传统的“无为的”处理方式不适应现代发展的结果，而自然环境无法消解工业的新物质，因此便破坏了原有生态系统。而垃圾演变为严重问题，现代物质及其观念对传统日常观念世界潜移默化的渗透交织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说，在传统以腻资村落社会，人们在与环境相适应和协调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日常生活的常识和策略，这些世代沿袭的地方性知识和经验，教会人们对自然界和村落空间中的资源及物质都要尽其所用，并在重复化、例行化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不断调试其功用。
从物的人类学视角看，可以将垃圾[注] 《汉语辞海》中将“垃圾”一词释义为废弃无用或肮脏破烂之物，英文waste，garbage，rubbish，litte，refuse均指代“垃圾”之意。本文泛指以腻资村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无用物和废弃物。 视为日常生活中的“有用物”，在经过人的使用后转化成废弃物。这一过程即是人对物的消费，物形在这一过程中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物性也经历从“有用”到“无用”的过渡，其实质是人与物二元互构的过程。笔者在调查中观察到，在以腻资村的老人家中，几乎看不到如垃圾篓之类收集废弃物的物品，对于日常生活中物质的处理和利用也是一个“不自知”的被记忆忽略的隐秘行为。
有关垃圾及其分类的观念也与社会文化情境中的文化秩序有关。人类家学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曾通过日常生活中那些较为隐晦(implicit)的行为来展示社会秩序的构造，在其《洁净与危险》一书中，她系统论述了分类体系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并作出具有理论范式高度的解读。在她看来，“洁净”“污秽”的概念取决于人们的文化环境及思想观念中既成的分类体系，它们与卫生学概念无关，而是归结于物品在文化体系分类中的区隔位置，比如，放置在桌上的食品是干净的，因为符合文化观念的有序状态，而在地上的食物则是污秽的代表，因为不符合常理观念中对于食品的正确分类[3](72)。可以说，文化观念认知体系是概念认知和价值评判的基础和准则，这也就决定了物品的有用性和废弃性、干净和肮脏程度。因此，探究当地人的认知体系，包括物品的有用和废弃性质、肮脏与否，明确垃圾的内涵和外延，认识垃圾的具体象征意义，是保证质性研究准确性的基准点。
断弧焊时要求收弧稳定有力、不拖泥带水，把焊条端部的熔化残余甩掉，以便于下一电弧的再次引燃，减少焊条沾粘现象。由于镍基材料的熔深较浅，盲目的增大焊接参数并不能起到增大熔深的目的，还会使焊条的电阻更大、更易发红，造成药皮脱落严重，会因保护不良产生气孔等缺陷，因此应选用稍小的焊接参数。
基于此，笔者从主位视角就当地人对于垃圾的认知进行了探寻，通过考察不同年龄段关于垃圾定义及废弃物的界定，访谈发现，老一辈村民对于垃圾及其分类的认识与现代概念相较有巨大差异。大多数年轻人认为，院落的灰尘、蔫坏的菜叶、路上的粪便、过期的包装食品等都算作垃圾，而大部分老年人却认为只有包装袋等无法消解的工业制品才算垃圾。可以说，村民观念中垃圾的外延很大，能够随自然消解的厨余物、灰土、牲畜粪便等都不算在内。
从中可以看到，在以腻资村村民的传统观念中并不存在垃圾问题，即使是牲畜和人所产生的粪便，因其可用作田地施肥，也具有重要价值，不能归入废弃物的类别之中。据村中老人回忆，他们儿时的“活计”就是放牛、捡牛粪，“小时候天天吆牛(放牛)到山上，过年的时候，赶(牛)车去赶集也很有意思”[注] 访谈对象：田大伯，男，56岁，壮族。访谈时间为2016年2月。 。20世纪70年代，村里将“捡牛粪”计入个人劳动的工分之中，村民们将牛粪收集到田间地头的堆放点，用于田地施肥。另外，由于以腻资村的居住区地处灌木丛生的半山坡，家户间距较大，又因房前屋后有菜园或树林，所以直至20世纪90年代，以腻资村并未专门设置茅房厕所之类的设施。在地多人少之时，人的粪便数量不多，且与日常生活中因打扫而产生的落叶、灰土等多余物质一样，都可以回到土壤环境中进行自然消解，至于牲畜粪便，也是有用物，它可作用于庄稼而重返自然界，与自然环境保持着良好的循环关系。
除粪便之外，曾经的以腻资村同样不存在污水问题。村落山脚有河水，便于农业灌溉和日常生活洗涤之用，因考虑到取水不便、饮水安全及水质、口感等问题，村民在村中掘井汲水并修建了蓄水池[注] 主要修建方法是：利用薄竹山融水为水源，挖一槽穴,内底铺石板，周围加盖石料成圆拱形或不规则形，形成蓄水池式泉水井，并在井盖周围加盖石板等围栏，以保护饮水安全。 。2006年以前，蓄水池作为村民日常饮水重要的资源和公共平台，一是约定俗成，保护良好，加之化学洗涤用品甚少使用，水质几乎没有发生过污染；二是取之不竭，保证了村民日常生活的需要。直至20世纪90年代以前，人们的日常生活用水全由自然水源提供，因自然水“用之不竭”的特性，其传统意识中并不存在节约用水等现代观念，这也是现代性渗透后的思想矛盾所在。
从上表可以看出以腻资村传统垃圾和现代垃圾的差异。首先，从垃圾的种类来看，几乎所有种类的垃圾在数量上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改变。比如，厕卫、纸质垃圾的出现和增长，厨余、包装垃圾大量增加。其次，从垃圾的性质来看，现代和传统物质相较也有质的不同。诸如生活污水中的化学洗涤液，建筑垃圾中的钢筋水泥，灰土垃圾中的炭灰，包装垃圾中的玻璃瓶、金属瓶等，这些工业物质和传统自然废弃物有着本质的区别。再次，从垃圾的处理方式来看，垃圾丢弃的传统地点是在约定俗成的水沟、河流入口及土坡处，然而由于垃圾种类和数量的激增，村民形成了使用塑料袋收集丢弃的新习惯。第四，从垃圾的利用程度上看，除了牲畜粪便(主要是猪粪和鸡粪)得到良好的利用外，其他垃圾在现代几乎都成了破坏生态的污染源。
(二)现代生活中的垃圾
21世纪初，随着现代性的不断渗透，以腻资村正发生着现代调适和文化变迁，蕴藏着地方性实践经验和文化价值的日常生产、交往及观念也发生了微妙改变。伴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物质消费大幅增长，以腻资村人家门口的沟渠以及河流旁的土坡旁开始出现不同类型的生活垃圾，近年来呈现出有增无减的态势。这些垃圾的出现，与一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人们的认知有限相关，也与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对生活水平提高的诉求有关。
乡村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是国家发展的大事，在此背景下，许多农村用水问题也被提上日程，其中，具有现代意义的自来水被引入村寨。2004～2006年年底，以腻资村村民逐步用上了自来水，取代了蓄水池单一的饮水功能，村民用自来水煮饭、洗菜、洗碗、洗澡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日常生活方式。同时，化肥农药、除虫剂、洗衣粉、洗涤剂也开始普遍使用，日常洗漱涮洗的污水经由每家每户的排水沟流入房前沟渠，日积月累，与生活垃圾汇流到山脚河流中，造成多重污染。
以腻资村垃圾问题的主要表现有：一是种类多、数量大，如垃圾、污水问题比较严重，种类复杂，涉及日常生产生活、消费、交往的各个方面；二是占据生活空间，各类垃圾散落在房前屋后、田地、河流等日常生活空间，分布地域较为零散；三是消解困难，普通塑料的主要成分为聚苯乙烯、聚乙烯等，其降解过程非常缓慢，即使分解为对环境无害化(少害化)的碎片或变成二氧化碳和水而回归自然循环，也需经历几十年的时间，如塑料袋就因其降解周期极长、处理困难等缺点而被部分国家禁止生产和使用；四是环境污染，废塑料制品混合在土壤中不断累积，轻则影响农作物吸收养分和水分，重则导致动物死亡、农作物减产。而现代垃圾所带来的危害和污染并未被当地人所知。
土地是日常生产生活的核心要素，传统的以腻资村人围绕土地开展重复性例行化的日常农业生产活动，由此形成其独特的农耕文化。在日常饮食中，以腻资村壮族吃自己种植的稻米，还舂米自制糯米糍粑、香米饵块等特色食物。各家过大年和“红饭节”时喜食自染的红饭[注] 红饭：用一种当地人称为紫叶的植物染制而成的糯米饭，因其颜色呈紫红或粉红色而得名。制作过程是：将紫叶洗净熬煮成红水，再将提前浸泡的糯米放置到红水中，待水分吸收、蒸发后蒸熟即可食用。因其颜色鲜亮，味道自然香郁而备受壮族人喜爱。 。“做客吃饭”作为以腻资村壮族日常交往生活的重要内容，吃“杀猪饭”是亲朋好友维系情谊和加深感情的重要形式，其中特色菜有“猪八碗”、酸汤氽瘦肉、血灌肠、凉白旺(用鲜鸡血和杂碎制作)等，味道鲜美可口。适逢过大年、“三月三”传统节庆时，村民们身着盛装，聚居在村口跳手巾舞、唱壮歌、斗鸡、打陀螺等娱乐活动，有时也常结伴乘牛车去赶集或“采花山”；在牛魂节时，人们整修牛舍，给牛喂食红饭或鸡蛋，用舂好的粑粑贴在牛角上，有犒劳和感激其辛劳的寓意。村民不仅在家中客堂日常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也有对山神和树神崇拜的习俗，比如，每逢清明祭祀祖先前，要在古树下铺垫松针，放置果肉祭品并焚香、烧纸钱，以表达对山神的敬畏，祈祷其保佑。这不仅体现了壮族与汉族和谐的文化交融，还有敬天崇地、敬祖孝宗、遵纪守法的一套社会规范和原则。可以说，传统以腻资村的日常生活图景呈现出一幅风吹稻田、牛铃阵阵、炊烟袅袅的田园山水画卷，这也体现出深嵌于日常生活的生态观念，且传统的稻作农耕一般不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垃圾。
表 1：不同时期以腻资村垃圾种类和处理方式
可以说，传统的以腻资村村民在适应自然地理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其地方生活智慧和历史经验。一方面，人们因其自给自足的日常生活特性而形成了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和重视，也形成了爱山护水的观念；另一方面，他们承袭了祖辈的生活经验，将自然界和村落空间中的“物”尽其所用，逐渐塑造了勤俭节约的民族性格。由此，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以腻资村维持着自然、村落与人和谐共生的良好循环关系，现代意义的垃圾概念在当地社会文化中并不存在，但这一情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而逐渐消解。
三、成为问题的垃圾
大量消费物品的使用、废弃物处理方式和技术的缺乏，使以腻资村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垃圾问题。为了便于客观描述，笔者结合现代垃圾分类[4](26)，并从客位视角进行观察，将以腻资村垃圾分为生活垃圾、厨余垃圾、包装垃圾、建筑垃圾、生活污水、牲畜粪便六个类别。目前，以腻资村的生产垃圾多以塑料制品的工业物为主。在田间地头多见塑料薄膜、种子包装袋、肥料编织袋；鸡毛、剩菜叶、食盐袋、洗洁精瓶、饮料啤酒瓶、纸箱包装盒等厨余垃圾和包装垃圾堆积在各家各户门口的沟渠中；在河流入口和土坡处，有许多塑料袋打包丢弃的生活垃圾；在水沟和河流中，甚至还有建筑废弃物，如零碎木版、沙发扶手等建筑垃圾，以及鞋子、破旧衣物等穿戴垃圾。为便于了解以腻资村不同时期流传的垃圾种类及其处理方式，笔者特制作以下表格进行对比。
血磷正常共62例，医院生存患者42例、死亡20例，低血磷组共43例，医院生存13例、死亡30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即血磷正常、低血磷对患者的医院生存有影响，血磷正常组患者的医院生存率更高（见表2）。
(一)现代性与垃圾问题
现代垃圾的产生是现代性渗透下人们消费观念改变及现代生活方式变革的结果。一方面，现代化的浪潮给广大农村带来了丰富多样的工业产品，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购买力的提升，满足了大众消费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现代技术使村民从传统而繁重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拥有更多闲暇时间，获得了现代性的“自由”和“自在性”，因此，现代消费也成为村民的自主性选择。令人担忧的是，农村地区出现的物质过度消费和盲目浪费的现象，不仅导致自然资源耗竭和生态环境危机，在现代性价值观念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也愈发严重。
水中自救能力是游泳者在水中出现危机状况时运用自身所掌握的技能自救脱险的能力。水中自救基本原则为“沉着冷静、保持体力、摆脱险境”。水中自救的基本技能包括：水中抽筋自救、呛水自救，水草缠腿自救等，一般采用十字漂、水母漂、踩水、反蛙泳、着装游泳、潜泳和游泳技能等。
1．从生产社会到大众消费。在传统社会或者说现代工业社会以前的农业社会，普通大众谈不上“消费”，人们生产产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生存，生产是社会生活的核心。人们进行消费的目的也是为了满足基本生存和保障生活，物的使用价值和功能被置于首要考虑的因素。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人类消费的目的由“为生产而消费”转变为“为消费而消费”。消费社会中的人生活在被“物”所包围的世界，商品的符号性、象征性超越了一般的实物消费。人与物开始呈现出互构关系，人们将作为商品的物视为富裕充足的符号、丈量财富的标尺和衡量幸福的量化标准，并企图通过物质消费来填充欲望、进行攀比，获得别人的承认和尊重，甚至实现阶级跨越或证明自我价值。可以说，在新的消费观念下，消费的价值就等于自我价值，而浪费便是建立在创造自我价值基础上的消费积累的结果。正因如此，现代社会所鼓励的消费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浪费。正如鲍德里亚所说:“在这个社会中，浪费式消费已变成了一种日常义务。”[5](78)当浪费在消费社会中被视为一种合理行为，人们便会不自觉地参与到浪费当中，由此出现的虚荣和过度消费，其实质是一种“为消费而消费”的观念。久而久之，浪费也成为一种“消耗”，不仅带来人的异化，而且造成了对自然环境和物质资源的消耗。从这个层面来看，人们目前所面临的垃圾问题也是现代消费观念作祟所酿成的结果。
2．从“不自知”到“无作为”“无意识”。如前所述，笔者特意关注了当地人对于垃圾的认知。首先，不同年龄层群体对垃圾的定义及废弃物的界定有所差别，垃圾的内涵和外延呈现出复杂性和交叉性特点。其次，对垃圾认知程度的差异性，致使不同年龄群体的垃圾处理方式大相径庭。以粪便为例，老年人认为其可以用做农业肥料，从而增加土壤肥力，被归为有用物质的一类；而年轻人却普遍视其为“脏”和“不洁”的废弃物，这背后意味着传统农耕方式与现代生活方式相交叠的矛盾。再次，不同文化程度的村民对环境污染的保护意识有所差异。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有基本的环境保护常识，并且能够意识到村子里的生活污水和粪便已经影响了日常生活；而文化程度较低的大部分村民对垃圾问题却不以为然，关于垃圾对身体健康的潜在危害不甚了解，更未意识到生活垃圾已经破坏了生态环境。
可见，被现代性日益渗透的以腻资村，虽然已经融入了现代化潮流，但其缺乏与之相应的现代日常生活的常识和策略。日常观念世界中对于现代垃圾的概念和分类知识的缺位，使传统处理行为成为一种延续的“自觉”，同时造成了“不自知”的环境污染。也正是对于垃圾模糊混乱的界定，导致人们对待废弃物无作为、无意识的处理行为。这也是造成农村垃圾问题的意识根源。与此同时，从观念意识上看，缺乏对于塑料制品、一次性资源、化学工业品危害性的认识，没有形成节约利用的正确价值观念等，都是垃圾问题得不到解决且愈演愈烈的原因。
《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提出核心素养的课程宗旨，借助生物课程帮助学生树立生命观念，形成科学思维的习惯，掌握科学探究的思路和方法，培养社会责任感。如何将核心素养在课堂中落实，是值得教师共同探讨的问题。
通过以上对以腻资村垃圾问题的回顾，可以看到，垃圾在以腻资村有其传统和现代的时代内涵，作为一个从无到有的概念，它不仅体现了工业外来物与原生环境、现代生活方式、传统处理行为之间的矛盾及不可调和性，更蕴藏着实践主体日常行为背后传统和现代所割裂的价值观念。可以说，垃圾问题除了归咎于现代性的客观因素之外，从日常生活主体出发深究其主观缘由才更具有本质性。
作者置于深山之中，通过自己的观察，将鸟和它们的巢穴用绘本日记的形式展现给大家。春、夏、秋、冬，四季轮回，鸟儿在自然界中周而复始地繁衍生息，带给你不一样的鸟巢知识。
(二)垃圾实质与现代观念世界
如前所述，以腻资村传统的日常生活主要表现为自给自足，除了上交公粮，种田主要是为了自食；养猪是为了过年，养牛是为了耕田，但猪和牛的粪便同时也满足了人们种地的基本肥料需求；而养鸡、养鸭则是为了换些盐钱，满足年节时礼仪性的需要。房前屋后的菜园子则维系着日常生活的需求，而多余的烂菜叶等则可用于喂养猪、鸡等禽畜。在过去，衣料基本上自给自足，因家庭主妇精力和生产资料有限，加之一般家中人口多，所以每个人的衣物不多，仅够换洗。旧衣物还可用来做鞋垫、鞋子的硬壳。至于叶草类包装材料和竹木制品随处可见，现在常用的一次性塑料包装袋在那时几乎没有。而稻田里的产出物更没有废物可言，稻根翻犁后沤烂可用作肥料，稻秆含糖可喂禽畜；稻草用途较广泛，如垫牛圈、猪圈，做床垫，打草鞋，烧成灰做肥料，利用稻草简单编织打结，还可用于捆扎肉、蛋、鱼、菜等日常必需的食材，即云南十八怪中所谓的“鸡蛋串着卖”的由来，还可作为日常交往中的提携物，其作用十分显著。
1.提携方式的变革。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垃圾的产生。以腻资村壮族对于废弃物的传统处理方式是灰土填埋，使其自然消解，然而目前最为普遍的处理方式则是用塑料袋打包丢弃，特别是厕卫垃圾、厨余垃圾等家庭日常生活垃圾，均被混合打包丢弃于河边或水沟内。大量“打包垃圾”的出现，导致村内白色污染日益严重。这一现象与壮族村民现代提携方式的变革——塑料袋的出现和滥用密不可分。
监管链认证更是有效的保障木制品从源头的森林到消费者手里整个供应过程的可追溯。这种可追溯性可以跟踪到每根木材，也能保证消费者购买的木制产品来自于可持续的森林管理。
塑料袋作为人们现代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常被用来装携其他物品。以前，以腻资村村民“(用)背篓装农具、种子、饭菜，去田地干活背庄稼，也背着(背篓)去赶集、进城买东西”[注] 访谈对象：杨××，女，壮族，52岁，访谈时间：2016年2月。 。传统的以腻资村妇女常背负重达70多公斤的背篓，晚年不少人腰勾背驼，背部佝偻，额顶光秃，这也是成年累月用背篓背负运输的习惯所致。一般来说，她们主要采取用草绳固定或捆扎再放入背篓直接背提的方式，采购鸡蛋、鲜肉、鱼等轻量物品，均采用绳子串扎后手提。如今，这种用背篓装物头负的习惯已被较为廉价、轻便、易于收纳的手提塑料袋所取代。调查发现，生活条件较好的家庭，都会购买成沓的新塑料袋，在日常交往和消费中方便套装提携食物及生活物品，如村民杨××所述，“袋子(塑料袋)很方便，兜(装)吃的，卫生干净，兜(装)脏的好收(收集)”。另外，村民直接丢弃用过的塑料袋是一种普遍现象，塑料袋的重复使用率很低。
可以看出，由背篓向塑料袋的过渡是村民在提携方式上的革命性转变，而由此也带来了白色污染、包装垃圾成灾等问题。废塑料制品作为工业物质进入自然界后难以消解，进一步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但对于塑料袋的制作原料、化学元素及其危害，大部分村民均不了解，缺乏对塑料等现代工业物质的基本认识，这也成为村民滥用塑料袋的重要原因。
2．资源使用观念的转变。当消费成为人们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时，其消费观也从节约节俭转变为过度消耗和不加节制的索取。人们的消费不仅体现在收入水平提高基础上的工业物质方面，也体现于对自然资源的传统理念，如河流水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的使用方面，在许多人的深层意识中，它们与便捷便利的现代物质一样，被视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资源，只要进行消费就可以被浪费，而过度消费又使之形成恶性循环。当不自知的资源浪费成为日常习惯，久而久之，便会侵蚀物尽其用的传统惯例和勤俭节约的生活观念。
以污水问题成因为例，经由现代化技术处理后的自来水进入农村，不仅重构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环境卫生、社会文化、思想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致使当地人出现不自知且无意识的浪费和污染。一方面，自来水作为一种“外来物”，打破了原生环境的生态平衡，潜移默化间改变了人与自然水源的关系和人们的资源使用观念，因为传统生活对自然水源的高度依赖，使村民对水源的保护和珍惜也具有自觉性。而今，面对如此易得且便利的自来水，昔日村民赖以生存的自然水源的功能也逐步丧失，致使当地人面对日益严重的水源污染情况出现了无意识的“无为”态度。另一方面，自来水通常由送水泵高压输入自来水管道，并分流到各个用户水龙头，人们只要拧开水龙头即可获得所需要的水[7]。由此带来的广泛的普及性、全天性提供水源的便捷性也给农村居民带来了水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假象，将自来水视作可再生资源，于是不自觉的浪费和挥霍随之而来。究其原因，以自来水为代表的现代化外来资源打破了原生的自然生态平衡，而缺乏对于种种“外来物”的基本认知，由此，自来水无意识的浪费和不自知的污染也随之而来，造成愈发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等种种矛盾。因此，垃圾问题的最终解决仍依托于日常生活主体的变革和自觉。
对照组124例患者中，单独用药91例，占73.39%；二联用药8例，占6.45%；三联用药1例，占0.81%。干预组139例患者中，单独用药18例，占12.95%；无联合用药情况。预防性应用抗菌药物的联合用药情况，见表3。
3．生活观念的改变。现代化打破了农村地区的封闭状态，不仅带来了农民生计方式的多样化，社会交往方式的媒介化，也引领了生活方式的“城市化”。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渗透，人们在对物质占有和消费欲望的驱使下，生活价值观念逐渐发生转变。年轻人更加渴望离开生活水平不高、环境遭受污染的农村，追求城市生活成为一种潮流。去大城市打工挣钱，是“赚大钱”、有出息的表现；在城镇工作、买房是富有的表现。进城观念的普及和流行是当下城镇化、现代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城市生活愈加成为一种象征，代表着优越的物质享受、高质量生活方式，以及整洁优美的居住环境。对城市生活的趋之若鹜成为农村地区少数民族群体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预示着个人价值和理想的实现，却带来了农村的老龄化和妇女留守问题。另外，对于大部分中年人群体而言，由于经济收入多元化和传统农耕生计方式的改变，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于是出现了享受安逸、不思进取的现状，最为突出的就是“打麻将”的普遍流行。
可以看到，一方面，现代化给村民们带来了有形的物质条件的改善，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另一方面，现代化资源所具有的“一次性”“便利性”“快捷性”等特点也无形之中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种下了不自觉的浪费理念，随之带来了潜移默化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及生活观念的变革。因此，要解决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弊端，不应只依靠科学技术等客观条件的支撑，还应寄托于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的“日常生活的变革”。日常生活本身是毫无保留的对象化，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个体也因其能动性和反思性具有一种“弹性与张力”而不断发生适应和变化，所以，在现代化下也会有其新的演变[8](139)。只有对“个体再生产”例行化的“行为惯性”进行反思和批判，才能实现“自在”向“自觉”的跃升。日常生活是历史潮流的基础，其变革的潜能像波浪一样，在自身和他者的日常生活中，以起伏前进的方式混溶进历史的潮流当中，并由此而具有客观的价值内涵。故而，解决现代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应从日常生活的主体入手，在冲突和变革中重塑日常生活的结构。
四、结 语
以腻资村传统的日常生活是以土地为根基，以农耕生计为核心开展农业生产，并在与自然村落相协调的时空发展中形成其独特的社会交往、消费和观念世界。在此基础上，以腻资村人的衣食住行、娱乐休闲、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日常生活内容，都体现出了强烈的农本性、自给性、包容性、层次性等社会文化特征。随着现代性所带来的土地流失、外来物质涌入、消费观念冲击、生活观念转变，与其他少数民族村寨一样，村民的日常生活世界正经历着重构和现代适应，并且衍生出新的矛盾。
人工智能技术将不断发展改进，区块链技术更是以不可比拟的速度在各大领域推广应用。区链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传媒行业来说无疑是一次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革命，区块链技术在新闻真实环境的重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媒介呈现世界的真实程度是有限的，有效增强信息发布者的自律意识，提升用户和媒体工作者的媒介素养依然十分重要。此外，我们在对技术抱着更多期待的同时，也要时刻警惕“技术的陷阱”。区块链将要面临的挑战与可能产生的问题，如用户的“私密”内容、存储冗余问题、无法消除错误等，需要我们不断进行发掘和改进，AI 与区块链这对搭档的结合机制，也需要我们不断进行思索。
201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也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是当今乡村发展的两大趋势。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背景下，农村垃圾问题作为社会变革背景下产生的必然矛盾更应该得到广泛重视。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垃圾的传统处理方式不仅蕴藏着民族群体的生存智慧和地方性知识，甚至意味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明程度。从人与物的互构关系探讨垃圾问题，可以透视民族社区的日常生活。以腻资村这一田野个案亦体现了从民族学、人类学视角思考农村垃圾问题的实际意义和应用价值，而日常生活作为囊括生活世界基础性内容的范畴，亦给予我们探讨垃圾问题的主体性解决方案的最大化启示。我们更应该明了，民族地区的垃圾问题不仅需要科学技术和资金等外部投入，更应该结合实际，从日常生活的历史实践经验着手，依靠日常生活世界的批判重建，从而真正解决垃圾问题。
康熙早期的广彩在色彩特征方面特色不鲜明，一般采用景德镇的白胎瓷和绘画彩料，其中古彩的黑、金、蓝、红、绿为主色系。广彩的色彩在乾隆至嘉庆时期出现了较大创新，开始使用粉绿、褐色春、茄色、夕阳红、麻色等色料，这些色彩的创新发展使广彩愈加鲜艳明亮。清朝后期，广彩的发展达到顶峰，颜色种类更加丰富，色泽艳丽非常。此时的广彩艺术采用金水，在白胎瓷釉面上绘制繁复的金色纹案，如同白脂玉与金丝相依缠绕，光彩万千，绚丽夺目，被美誉为“织金彩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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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day Life and Modernity :A Case Study of Garbage Problem in Yinizi Village
WANG Huan,YANG Zhu-hui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The infiltration of modernity is quietly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everyday life in which culture resides.In the current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while enjoying the convenience of modern life,people are facing the double challenge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cultural changes.By discussing the problem of garbage in the everyday life of the Zhuang people in Yinizi village,Wenshan County,Yunnan Province,this paper tries to explain that the generation of garbag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filtration of modernity into people’s daily life,and is the result of the collusion of people’s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values.On this basis,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auses of the universal problem of “garbage” ar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 and object.
Key words :Everyday Life;Yinizi Villages;Garbage;Modernity
中图分类号： C95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627( 2019) 03-0059-09
收稿日期： 2019-01-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岭南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研究”(17ZDA165)子项目“岭南传统村落生计方式演化:结构功能变迁与脆弱性”
作者简介： 王欢(1990-)，女(壮族)，云南文山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南方民族文化研究；杨筑慧(1966-)，女(侗族)，贵州榕江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冯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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