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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童年
1962年，我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起初我不叫唐骏，而叫唐竞。我父亲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根据他的工作经历给孩子起名字。我哥哥叫唐政，因为他出生的那一年，我父亲开始从政，从一个普通工人变成了厂团委的宣传干部。我叫唐竞，是父亲为了纪念他从团委调到生产竞赛办公室当主任。我弟弟出生时，家里已有两个男孩，爸爸希望能要个女孩，结果又是一个小子，所以弟弟就叫唐余，多余的余。在常州话里，“骏”和“竞”发音相同，很多人把“竞”误读成“骏”，当我到常州市东方红第一小学上学时，名字被正式改为唐骏。
我读小学时，按正常的工作时间，父母应该下午5点就下班的，但他们总要到晚上9点才回家。因为他们经常加班，每多干一个小时就有一毛钱的加班费。父母工作忙，鼓励大孩子照顾小孩子。当时，哥哥和我没少干家务。弟弟出生时，我8岁，我给他洗了3年的尿布。
父母虽然工作繁忙，但很爱我们。每天他们回到家时，三个孩子往往已经睡下，但他们总要到孩子的床前看看、摸摸。蒙眬中，我感觉到父母轻手轻脚地走动，轻言轻语地说话。我母亲特别勤劳，而且善于持家。加班回家后，她会把第二天的饭菜烧好。通常是一盘青菜，炒好后放在桌上，留给孩子们第二天中午、晚上吃。母亲十天半个月会买一次肉，烧好后捞一勺出来放在青菜里，这样青菜吃起来就有了肉的味道。这样的日子，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到现在为止，我最爱吃的两道菜依然是青菜和红烧肉，总觉得吃不够。
虽然生活艰辛，但我的童年不乏亮色。我们家的家庭气氛比较好，我爸爸经常让我和哥哥给他朗读课文，然后大声表扬我们。妈妈对我们也很满意，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跑来跑去。所以，从小我就不缺自信心。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我都是班长，后来又被选为大队长。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所住的弄堂，周围人都喜欢我，邻居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巧巧头”，常州话的意思是“聪明的孩子”。
小学一年级，我就有了人生的第一次辉煌体验。那时正值“文革”高潮，经常有群众集会，批四旧、学毛选，声势浩大。有一次，在工厂食堂开会，上千人坐在里面，黑压压的一片。为了体现毛泽东思想的深入人心，我居然也被选为代表发言。轮到我发言，我个子矮，爬不上主席台，爸爸一把把我抱了上去。那时，我认字少，演讲稿是老师写好后让我背下来的。我依稀记得，爸爸在旁边兴高采烈地看着我，我在台上讲得头头是道。为了加强语气和气势，爸爸还教我在中间加了些手势。
除了学校，在弄堂，我也是焦点人物。大运河边有个公园，里面有假山，是捉迷藏的好地方，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往那里跑。在那里，我的组织能力第一次得到施展。通常，捉迷藏游戏是一人抓多人，我觉得缺乏吸引力，提出了新的玩法。抽签把小伙伴分成三到四组，然后大家比赛，看哪组被抓的人少哪组就赢。游戏加入了竞争，变得更有意思了，因此小伙伴们都喜欢和我一起玩。
鹦鹉学舌的演讲，游戏规则的创新，父母的赞赏和小伙伴的簇拥，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让我拥有了空前的自信和满足。也许因为后来吃的苦太多，在记忆中，我甚至觉得读小学的每一天都是那么快乐。
苦涩少年
谁也没有想到，我的黄金时代在我刚升入初中时就结束了。
小学毕业时，我不但是班长，还是全校的大队长。升入常州市第七中学后，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一定还是班长。正式开学的前一天，班主任通知我去她办公室一趟。途中，我幻想着被老师委以重任，可结果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整个办公室就她一人，空荡荡的。她客气地让我坐下，然后告诉我，新学期我的职务不是班长，而是体育委员。我的脸瞬间涨红了，然后站起来，气急败坏地质问老师为何不让我当班长。
老师的理由是为了培养我，为了我将来在社会中能上能下。事实真相当然不是如此。但不管真相如何，这都让我大受打击，居然因此不想上学了。
而正好这个时候，父亲提出家里盖房子，希望我和哥哥别上学了，在家帮忙。我感到了解脱的快意，而哥哥提出他要上完课再干活，因为他是班长，不能不上学。父亲同意了。我听了哥哥的理由，更觉得心灰意冷。母亲在一旁问我：“你也要像你哥哥那样吗？”我摇摇头。
这段盖房子的经历，对我来说，一生难忘，影响巨大。
那是我经历过的最冷的冬天。
我13岁，读初一，却莫名其妙地成了建筑工地的童工。
每天早晨，我推着翻斗车来到大运河边，拿着簸箕从堤岸下到河边挑拣合适的砖石。它们埋在冰凉刺骨的河床淤泥中，用两手使劲抠才能抠起来。日后我虽然长到1.8米的个头，但那时又瘦又小。有些河段没有从堤岸下到河道的石梯，我只得奋力把盛满碎石的簸箕举过头顶，勉强放在一人多高的堤岸上，然后自己再爬上去，把碎石倒进小车。寒风中，簸箕里的河水从缝隙里流出来，沿着手臂灌进袖管，一直渗到贴身的衣服里，那滋味真是苦不堪言。
父亲告诉我们，自打家里第一个男孩出生后，他和母亲就开始拼命攒钱，十几年下来，已攒下2800元的巨款。“地终于批下来了，给你们每人盖一间瓦房，长大后娶媳妇用。”
当时，我们一家5口住在两间加起来3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没有卫生间。常州城不大，走大约1公里就到了城乡交接处，新房就建在那里。
因为在城里弄块地盖房子是不可能的，于是父亲花了大量心血，用了各种办法打擦边球，终于在郊区拿到一小块地。这个过程长达数年，其中的人情关系复杂，重点是父亲的好友是厂里级别较高的干部，此人又和这块地所在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有交情。正好父亲的朋友也想盖房，父亲便求他找大队书记将两家的地并在一处，批了下来。
父亲无论如何也要盖房的决心和毅力，对我影响巨大。20年后，我放弃了自己创办的3家小公司加入微软，从底层程序员做起。当年和我同期进入微软的软件工程师，10年后仍在老位置埋头苦干，而我一直在寻找进入管理层和决策层的机会，成为在更高层次上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我做到了。我不承认这是幸运，如果要探究其中的秘诀，我想是父亲教会我的道理：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变通的。这种方法不行，再换一种方法，循规蹈矩、墨守成规的人难成大事。
父亲给我们算了这项唐家头号工程的成本。按当时的市价，盖两间房子需要4000元左右。父亲把老家的房子卖了780元，加上现有的2800元积蓄，余下的缺口就靠在建筑材料上精打细算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我家的日子总是过得紧紧巴巴。当时父母每月的工资分别是62元和42元。我对这两个数字印象极深，因为他们拿了十多年这样的工资，没有变动。从我记事起，父母就如苦行僧一般省吃俭用。我家所在的弄堂有几十户人家，收入大致相仿，但唯有我家的日子过得最寒酸。夏天，我连短袖衫也没有，唯一的一件长袖衬衫，也是我哥哥穿过的。
父亲告诉我们，从现在起要全力以赴盖房。那时我哥哥上高一，建筑工地上的活儿由父亲和哥哥干。因为要还父亲朋友的人情，我家主动提出帮他家把地基一并打好。我的任务是捡碎砖石，以做地基之用。
两家地基约需500翻斗车的碎砖石，父亲给我定的时间是一年完成。每推一车砖石回家，我就在墙上写“正”字计数。整整一年，我心里一直默念“还有××车”。那个目标看上去触手可及，却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头。
父亲朋友家房子的开工日期早已确定，母亲非常着急，天天催促我：快点！快点！捡完一天砖石回家，我累得趴在桌沿上休息，等下班后的母亲做饭。通常饭没端上桌，我就睡着了。母亲把我喊醒，吃完饭，我倒头就睡，也不管身上全是泥土。很多年后，母亲还怜爱地跟我讲起当年的情景。
捡碎砖石的最佳地点在京杭大运河，可去运河的路也是去我学校的必经之道。每天遇到背着书包去上学的同学，推着翻斗车、灰头土脸的我都无地自容。我背后总有人指指点点：“哎，那不是唐骏吗？”有人不怀好意地高喊：“唐骏，加油！”而最让我难堪的，是碰到我喜欢的那个女生。她是我的同班同学，皮肤白白的，像童话里的公主一般可爱。吃再多的苦我都可以忍耐，但我实在无法忍受她看到我干苦力时的模样。
我忍无可忍，向父母提出去其他地方捡砖石，他们同意了。可在别的地方找一天，连1/3车也装不满。眼见规定的日期一天天临近，我只好硬着头皮又回到运河边。
为了结束这样的日子，我向父母提出“我不要房子”“长大后不娶媳妇”诸如此类的抗议，但都不起作用。于是，我干脆假装生病，卧床不起。那天，我看见母亲下班回来做好饭后一口没吃，就推着翻斗车出去捡砖石了。过了很久，她才回来，乌黑的头发上弄了一层白灰，面容疲惫不堪。但她依然走到我的床前，摸摸我的额头，帮我掖掖被子，什么也没说。那一夜，我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我对母亲说，我的病好了。
一年后，捡砖石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分派给我的活儿少了些。我偶尔去学校上课，但依然没有像样的衣服穿，因为父母把钱都用在盖新房上了。那时我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新衣，是父亲工厂发给他的一件蓝色翻领工作服。房子竣工后，作为奖励，父亲把这件衣服给了我。我对它异常珍惜，从初三穿到高中毕业，到北京上大学时还带着它。
这段盖房经历，对我而言是苦难，更是磨炼。这段经历也让我的心态变得很好。现在，我经常对自己说：我什么苦都吃过，人生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归根到底，人生没有什么可担心，也没有什么不能失去。
跨越就是成功
我推着翻斗车往来于大运河边的那一年是1975年。那一年，日后成为我生命中贵人的几位人士，比尔·盖茨20岁，史蒂夫·鲍尔默19岁，陈发树15岁，陈天桥2岁。那时盖茨和鲍尔默正在哈佛念大学，是桥牌桌上的好友。盖茨已经和他的中学同学一起创办了一家叫做微软的小公司，就在那一年，他终于决定从哈佛退学开始全力创业；而生于闽南茶叶之乡安溪的陈发树刚初中毕业；陈天桥正在浙江的一个小山村里蹒跚学步，谁也没有看出来这个小男孩日后会一度登临中国富豪榜的榜首。
不过，当时的我对于上述人物，均一无所知。每天，我面对大运河缓缓流淌的河水，只觉得风景萧瑟。
终于，我生命的春天来了。1980年，我考入北京邮电学院。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当晚，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让我回忆更多的不是人生旅途成功的瞬间，而是那些刻骨铭心的失败和挫折。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在学校待的时间很长，我有着很重的校园情结。成为职业经理人后，我在业余时间做得最多的事就是给大学生们演讲。经常有学生问我，不知自己未来的前途在何处，人生一片迷茫。其实，15岁的我、25岁的我，甚至35岁的我何尝不是一样困惑、彷徨？
2004年2月，我加入盛大公司任总裁。2005年年底至2006年年初，是我职业生涯最艰难的时候。当时盛大处在相当低迷的状态，员工对前途开始产生怀疑，媒体也纷纷议论盛大开始走下坡路了，并质疑我为什么还不离开盛大，是不是无处可去了。父母打电话对我说：回来吧，你不是老板，又不缺钱，受那么大委屈，有必要吗？
但我选择了坚持。后来事实胜于雄辩，盛大一天天好了起来。
2008年4月，我卸任盛大网络公司总裁，加盟新华都集团任总裁兼CEO至今。
很多人觉得如今的我很成功，很风光，但他们不知道我对艰难时刻的品味远多于对辉煌时刻的品味。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普通而简单的人，我的人生没有奇迹，也不曾走过任何捷径。在我看来，成功固然让人欣喜，但失败和挫折更让人难忘，而真正成功的人则是那些跨越了失败和挫折的人。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我小的时候，他们力所能及地给我爱；我日渐长大，他们又及时让我知道了一个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有了这两样打磨，我就有了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去面对日后的一切挑战。这样的人生，怎么会不成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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