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城市居民消费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中国论文,居民消费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sumption data of three large cities inJapan and two cities of Shanghai and Chengdu in our country,the author made comparison on consumption
( city residents) between in China and in Japan involving the consumptionstructure and consumers' behaviour.
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处于同时代的两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必然会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但是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有过程的，日本也不例外，它也经历了由经济落后到发达的过程，因而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水平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为此本文除了对现阶段中日两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外，还把我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与日本历史上某个阶段的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状况进行比较，看看我国目前的水平大致相当于日本哪一个时代的水平，然后预计赶上日本城市居民家庭消费水平的时间。
一、中日城市居民家庭消费比较的基本问题
（一）中日居民消费比较分析的对象
居民消费的国际比较，一般以城市家庭为对象，家计调查或居民消费调查的单位——家庭，泛指全部家庭，它包括劳动者家庭（公司经理、董事等除外）和一般家庭（包括个体经营者家庭和其它家庭如法人经营者、自由职业者和无职业者家庭等）。
由于家计调查中必需的家计薄的记入非常麻烦，要求也高，经常发生拒绝调查的现象，因而很难取得一般家庭的数字，即使能搜集到一些数据，其准确性也打折扣，所以国外关于居民消费的比较大都以劳动者家庭为对象。
然而不同国家的家计调查或有关居民消费的调查，对家庭的涵义有不同的规定。有的国家只统计全部家庭的资料，而有的国家除以全部家庭为调查对象外还将劳动者家庭单独列出，调查其有关项目的资料。
我国曾于50年代开展过家计调查，以后长期中断，直到1982年才恢复，但分类与国际标准不一致，至1992年才开始向国际标准过渡，因而资料缺乏时间上的连续性。再者，我国的家计调查是按中央和地方省市两级分别举行的。其中全国性的调查，样本单位包括17000个家庭； 全国省市各自举行的调查，样本单位共包括37000个家庭。 资料也按中央和各省市分别汇编，而且调查以全部家庭为对象。
日本除了实行家计调查外，从1959年起，每隔5 年举行一次全国居民消费实态调查，到1994年已举办过8次调查， 每次调查的结果都经过分析并汇编成集。调查对象除全部家庭外还包括劳动者家庭的内容。
（二）代表城市的确定
由于中国的家计调查分中央和地方两级进行，而地方政府的家计调查又各自为政，分别举行，所以存在选择代表性城市的问题。
本文介绍的中日城市居民家庭消费比较，中国方面选择上海和成都作为代表城市，其中上海的样本包括500个家庭，成都的样本包括200个家庭，采用1992年家计调查的全部家庭的资料。日本则以三大都市圈，指京滨大都市圈，包括东京、横滨；中京大都市圈，包括名古屋、爱知县；阪神大都市圈，包括大阪、京都、神户作为代表城市。采用1989年和1992年“日本全国住民消费实态调查”三大都市圈劳动者家庭的资料，而1989年以前日本尚未形成三大都市圈的概念，而且全国消费实态调查中消费支出中没有单独列出劳动者家庭的数字，所以就以全国城市全部家庭的资料作为补充。
二、中日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的比较
（一）消费结构国际比较的方法与程序
1.消费支出分类的调整
各国的消费支出的分类虽然大都以联合国制定的国际标准分类为准绳，但由于各国的生活习惯、传统不同，对消费支出的结构分类也有所不同，需要对不同的国家的消费分类作适当的调整。此外，有时根据研究的需要也要对不同的分类在结构上作局部调整。
（1）中日城市居民家庭消费分类差异的调整
日本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分为食物、居住、光热水道（即煤气、水、电），家具家事用品，被服及其履物，保健医疗，交通、通讯，教育，教养娱乐和其它支出共10大类。各大类或多或少又分为若干小类；而我国的城市家庭消费支出分为食品，衣、鞋，家庭设备、用品、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教育、娱乐和其它支出8大类， 各大类也细分为若干小类。所以两国的分类互有参差。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
①日本的居住、光热水道和家具家事用品，教育和教养娱乐各分别单列；而中国这两项则各为一类。
②中国的食品按品种细分；而日本则按加工程度分。
③在食品大类中，中国的砂糖单列一小类，而日本则将其包括在调味品中；中国的酒、饮料和烟草合为一小类；而日本则将上述三小类分别单列，且把烟草归入其它支出大类中。
鉴于以上差异，两国的分类作以下调整：
①把日本原分列的居住、光热水道和家具家事用品全并为一大类；
②把中国的教育和教养娱乐分为两大类；
③把中国的烟草支出从食品大类中取出并归入其它支出大类中。
（2）为研究需要而局部结构性分类调整
人类的生活支出大致上可分为两大部分，基本生活支出和非基本生活支出。其中基本生活支出是指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生存而必须的支出。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了维持生命的支出，简言之包括衣、食、住、行四个方面；二是为了人类的再生产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的支出，即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支出。非基本支出是指人类为了满足精神上的需要和物质上的享受而形成的支出，包括度假、旅游，购买高级衣饰，如金银珠宝等支出。
这种分类的一大优点是可为计算绝对贫困线提供依据。
当然，上述两大类，严格地说有些很难区分，难免有交差重叠之处，而且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有些在某些国家的家庭被认为是非基本支出，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则列为基本消费支出，如家用电器等。
经过调整的分类，请参见表1
2.货币的换算和价格的调整
我国从1994年1月起实行单一汇率制， 而在此以前一直实行双重汇率，因而很难以1992年的汇率直接换算。这里我们以1994年1 月的汇率：1 元＝12.25日元换算，则1992 年上海居民家庭的月平均支出相当于7.131日元，为日本三大都市劳动者家庭的2.35%。
仅以汇率来换算两国货币，只能在名义上反映两国货币的比值。如果要反映两国货币的实际差异，还要考虑到物价的因素，采用购买力平价对两国货币予以调整，然后才能进行两国间的换算。1993年我国的消费品物价指数上升13.4%，日本上升1.5%。经过调整，按1993 年的价格，1992年上海居民家庭的月平均消费支出为8.907日元， 相当于日本1993年的价格的三大都市劳动者家庭消费支出的2.94%。
3.平均消费倾向与恩格尔系数
平均消费倾向是指平均每个家庭的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或生活费收入）的比重，是个反映家庭收支平衡的指标。一般以小于1 为好，对于这个指标，我国的计算公式为：消费支出/生活费收入， 而日本的计算公式为：消费支出/可支配收入。
恩格尔系数指家庭食品支出占家庭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或全部生活费收入的比重。
现代经济发达国家的家计调查的样本容量扩大，项目也越来越详细，这就对恩格尔的关于食品费用与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的法则又有了新的突破，即总消费支出与各项费用之间的比率关系，目前趋向于教养娱乐、房租、储蓄等与消费支出的比率的分析，结论是衣服、住房等生活必需支出也有类似于食品支出的变化规律，即在不断增长的家庭总支出中，用于衣服和住房的支出的比重在经历一段时期的上升后，也会递减，这称之为广义的恩格尔法则。
4.相似性指数
相似性指数（Similarity Index）是关于不同国家的各项消费支出构成或相对价格构成之间的相关系数，包括数量结构相似性指数和相对价格相似性指数。主要用于事物的结构分析，相似性指数可用S[,jk]表示，SI[,jk]在0与1之间变动。如果S[,jk]接近1，则说明两个事物的数量结构很相似；反之，SI[,jk]接近0，则两个事物的数量结构的相似程度低。SI[,jk]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R：为各项费用的支出比重；i：为消费支出项目，按前面的分类调整，i=1、2、3……8；j：日本三大都市圈的劳动者家庭（ 1989年，1992年），全国城市的全部家庭（1989年以前）；K ：上海或成都的全部家庭（1992年）。
5.消费函数
居民家庭的各项消费支出与总消费（生活费收入）的增加有一个随之产生不同方向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按照消费理论，收入（总消费支出）是各项消费支出的决定性因素，它们的关系用函数可表达如下：
C[,i]=f(E)
式中：C[,i]：表示第i项消费支出；E：表示总消费支出（可支配收入或生活费收入）。
如果考虑家庭人口数的影响，上述模型可修正如下：
C[,i]/N=f(E/N)
式中：N为各组（按5分位分为5组）家庭人员数
一般各项消费支出与消费总支出之间呈直线关系，即：
C[,i]/N=a[,i]+b(E/N)
令：y[,i]=C[,i]/N，x=E/N 则上式为：
y[,i]=a+bx
式中：b：表示人均消费x（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第i 项人均消费支出y[,i]的增加值；a：表示人均消费支出X变化时，第i项消费支出的结构比率的变化方向。第i项消费支出的比率为：
y[,i]/x＝a[,i]/x+b[,i]
式中：a[,i]＞0时，第i项人均消费占人均总消费（收入）的比率（y[,i]/x）将随着人均总消费x的增加而缩小；a[,i]＜0时，第i 项人均消费占人均总消费的比率（y[,i]/x）将随着人均总消费x的增加而扩大。
根据a[,i]的值的大小可判断居民消费食物支出的比重或其它有关居民基本生活消费的项目是否符合恩格尔法则。
（二）中日城市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分析
根据上海城市抽样调查队与成都城市抽样调查队提供的1992年资料和“日本全国消费实态调查报告”1992年、1989年、1985年、1975年、1965年、1958年、1956年、1955年的资料， 按照上述分析方法， 计算1992年上海、成都（全部家庭），日本三大都市圈1992年、1989年的劳动者家庭、1985年、1975年、1965年、1958年、1956年、1955年的消费结构，以及平均消费倾向、相似性指数见表1。
表1 中日城市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比较（%）
中国日 本
消费项目分类
全部家庭 三大都市圈 全国城市
(1992年)(劳动者家庭)
(全部家庭)
上海
成都
1992
1989
1984 1974
1964 1958 1965 1955
(一)基本消费 85.97 87.03 58.40 60.43 58.1 61.3
70.0 87.91 87.13 86.39
支出
1.食物53.05 50.17 23.76 25.93 25.7 30.0
36.2 52.42 53.33 56.15
2.居住光热水电14.36 14.94 14.60 13.82 14.8 14.2
14.9 15.71 14.17 12.80
3.衣鞋11.03 13.94
6.81
6.63
7.0
9.0
10.0 11.90 12.16 11.81
4.交通通信 4.14
2.38
5.34
5.41
4.0
3.02.5
2.26
2.20
1.94
5.教育 1.90
3.19
5.28
6.16
4.2
2.73.9
3.09
2.61
2.69
6.医疗卫生 1.49
1.69
2.61
2.48
2.4
2.42.5
2.53
2.66
1.00
(二)非基本消费14.06 12.97 41.80 39.57 41.9 38.7
30.0 12.09 12.87 13.19
支出
1.自备汽车 -
-10.60
5.71
5.7
3.6
1.0- - -
2.教养娱乐7.31
6.59
11.61
8.88
8.7
8.5
7.1
7.14 6.94
7.24
3.其它6.72
6.38
19.39 24.98 27.5 26.6 21.9
4.95 5.93
6.36
(1)使用不明 - - 8.09 13.38 16.1 15.7 13.4- - -
(2)交际费
- - 8.79.6
9.4
9.0
6.9- - -
(3)礼品 - - 2.62.0
2.0
1.9
1.3- - -
恩格尔系数53.05 50.71 23.76 25.93 25.7 30.0 36.2 52.42 53.33 56.75
平均消费倾向
88.3
95.2
74.5
75.1 76.6 78.8 83.6
87.4 88.2
90.8
日本与上海0.878 0.908 0.894 0.938 0.980 0.994
0.994 0.993
指数:日本与成都
0.826 0.909 0.890 0.940 0.983 0.999
0.999 0.997
注：表1中（1）相似性指数的计量单位为小数。（2 ）平均消费倾向（）中的数字为估计数。
根据表1可作如下分析：
1.以中国1992年的资料与日本三大都市圈1992年和1989年的资料对比，两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与水平所存在的差距有以下几方面：
（1）基本消费支出
中国的两个城市居民家庭的生活费收入中约有85%以上用于维持基本生活方面，而日本三大都市圈的居民家庭用于这方面的费用只占生活费支出的60%左右。也就是说日本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中除维持基本生活尚有较大的余地去享受较高层次的消费。其中：
①恩格尔系数。上海和成都分别为53.05%和50.71%，而日本三大都市圈仅为中国的1/2，1989年和1992年分别为25.93%和23.76%。 显示了两国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分别为低收入国家和经济发达国家的特征。
②居住、光热水电的消费比重，两国水平很接近。但必须说明的是：第一，这方面的费用中包括了家具，家事用品（耐用消费品）及室内装璜的内容。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提高，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用于购买耐用消费品（如空调、彩电、音响等）和居住室内装璜方面的支出普遍提高，因而提高了这项消费支出的比重。第二，日本的“全国消费实态调查”的实施时间为每隔5年的8—9月份进行， 而日本企事业发放年度奖金的时间多为每年的7月与12月。对于耐用消费品的更新购买， 日本家庭大都用奖金支付，所以调查资料中一般很难反映这方面的内容，因而降低了日本家庭这项支出的比重。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造成中日两城市居民家庭这项支出的比重趋于接近，而与实际不太一致。事实上，日本的房租很贵，尤其在东京等大城市；相反中国的城市居民家庭由于国家补贴，房租十分低廉（1992年以前）。
③教育和医疗卫生。中国的比重低于日本，原因是这两项支出我国一直实行由政府补贴的政策（最近两年开始有所变化），居民这方面的负担近乎象征性的，如教育，我国实行9 年义务教育与大学由国家全包（包括学生生活费）的政策（最近几年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而医疗方面，在城市则实行公费医疗和职工劳保制度。相反， 日本也实行9年义务教育，但大学则全部自费，且学费昂贵；医疗虽实行社会医疗保险，但个人除每月支付保险金外，自己还要承担一部分（约10%）的医药费，所以其支出比重高于我国。
（2）非基本消费支出
非基本消费支出占收入（或总消费）的比重，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远远低于日本三大都市圈的居民家庭。如上海为14.03%，成都为12.97%，而日本三大都市圈1989年、1992年分别为39.57%和41.80%，差距很大。日本城市居民家庭在这方面的消费内容很丰富，居民的消费选择性也较强，而中国在其中的许多项目尚是空白。如家用自备轿车，日本全国平均每千人1988年为251辆，1992年达313辆；相反我国1988年全国轿车保有量平均每千人仅为2辆。
2.以上海、 成都全部家庭1992 年的资料与日本全国城市全部家庭1989年之前若干年的资料相比，从基本消费支出、非基本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平均消费倾向与相似性指数来看，我国的数字与日本1956年、1958年的数字最为接近。因而可以认为，我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水平大致相当日本城市居民家庭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的水平。
3.消费函数分析
如前所述，消费结构可借助于消费函数来进行分析，通过计算各项消费支出和总消费（收入）的直线回归方程的截距a[,i]值来判断居民消费中食物的比重是否与恩格尔系数吻合。
现以日本三大都市圈1992年资料与上海1992年资料（参见表1 ）建立回归方程如下：
C[,i]=a+bY+CN （1）
C[,i]/N=a+b(Y/N)
（2）
C[,i]=a+b·Y+……Sum[d(j)] （3）
式中：Y：为生活费收入（中国）或生活费支出（日本）；N：为家庭人口数。C[,i]：为第i项消费支出。
其中，式（1）为日本的模型；式（2）、式（3 ）为中国的模型。式（2）不考虑家庭人口数的影响，采用人均收入十分位分类计算； 式（3）考虑家庭人口数的影响， 采用人均收入十分位分组资料与家庭按人口分组资料计算。由于我国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城市居民家庭的人口结构有三口之家的单一结构的倾向，所以采用虚拟变量d(j)来表现其影响程度。
根据上述模型计算上海与日本三大都市圈的各项参数值如表2与表3。
从表2与表3 资料可见：上海1992 年按不同公式计算的a[,i]＝a[,i]时分别为179.39和118.65，日本三大都市圈的a[,i]为 26217，都大于0，表示食物支出的比重的变化方向与生活费收入的变化方向相反，即随着生活费收入的增加，家庭用于食物方面的支出比重呈缩小的趋势，与恩格尔法则的结论吻合。
表2上海1992年居民家庭消费项目回归分析结果
表3
日本三大都市圈1992年居民家庭消费项目回归分析结果
从其它各基本消费支出来看，上海的居住、光热水和衣鞋支出，不管家庭人口是否有变化，a[,2]与a[,3]都小于0， 显示出与生活费收入相同的变化，即随着生活费收入的增加，这两项支出也增加。日本三大都市圈的衣鞋支出a[,3]为-12430，小于0，也显示出与生活费支出相同的方向，即生活费支出的增加，这部分支出比重也增加；但居住、光热水的支出a[,2]为 889，大于0，即显示出与生活费支出相反的方向，即随生活费支出的增加，这项支出的比重逐渐减少。
三、中日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行为比较
根据中日两国城市家庭的消费函数 各项消费对各变量（影响因素）的弹性如下：
第i 项消费支出对总消费支出（生活费收入或生活费支出）平均值的弹性；
第i项消费支出对总消费支出（生活费收入或生活费支出）平均值的弹性；
下面通过计算η[,1i]与η[,2i]来分别说明中日两国城市居民家庭关于总消费支出（收入）与家庭人口数对某项支出的影响。
（一）收入（总消费支出）对各项消费的影响程度
根据上海与成都1992年城市居民家庭家计调查资料与日本三大都市圈1989年全国消费实态调查的资料计算各项消费支出对总消费支出（生活费收入或管理费支出）的弹性（η[,1i]）值见表4。
表4中日城市居民家庭不同项目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比较
日本
η[,1i]三大都市圈上海 成都 上海 成都
模型 (1) (3) (3)
(2)
(2)
食物0.522
0.3530.446 0.4170.563
衣鞋1.350
1.0021.117 0.8080.950
居住、光热 0.517
0.5530.622 0.6220.927
家具、家事 1.097
2.0191.756 1.6641.511
医疗保建0.890
0.4870.619 0.4960.873
交通通信1.158
1.1501.968 1.0691.637
教育、教养 1.402
1.7022.005 1.3371.321
其它1.478
1.3511.976 1.236
1.505
由于日本的弹性η[,1i]是根据式（1）计算的，如第二节的介绍，式（1）中的Y表示日本三大都市圈劳动者家庭的总消费支出，其资料为1989 年的数据；上海、成都是分别按式（2）、式（3）计算的，模型中的Y 则表示为生活费收入，其资料为1992年的数据。一般来说，以总消费支出计算的弹性值要大于以收入计算的弹性值。这个问题在下面对中日两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弹性比分析时要引起注意。
根据表4 中日两国城市居民家庭关于各项消费支出对收入的弹性值的大小可作如下比较分析：
1.从式（1）与式（3）的结果来看，尽管1992年上海与成都居民家庭的生活费收入与日本三大都市圈劳动者家庭1989年的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很大，但两国各项支出的弹性值比较接近。其中略有差异的是，在家具家事用品与教育、教养娱乐两项支出的弹性，中国的上海、成都大于日本三大都市圈。其原因如前所述，一是日本家庭这两项支出大多由奖金支付，而日本奖金发放的时间与全国消费实态调查实施的时间不一致，以至调查资料中不包括这方面的内容；二是中国的这两项支出中都包括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支出，是近两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在这方面的支出较多所造成的。
2.以中国的两个式（2）与式（3）对比，两者出现某些差异。概括起来，模型（2）计算的各项支出的弹性值较为均匀，也就是说由（2）式计算各项支出的弹性值之间差异程度小（以成都为例，标准差系数为
。原因是式（2）不考虑家庭人口数的多少对各项消费支出的影响；而式（3 ）考虑家庭人口数对各项消费支出的影响，如食物、衣服等项消费支出随着家庭人数的增减而增减；相反有些项目如居住、家具家事等支出不受家庭人数多少的影响。
（二）家庭人数对各项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
一般来说，收入水平相同的家庭，家庭人数不同对某些项目消费支出将产生影响。式（1）与式（3）都考虑了家庭人口数因素，以反映家庭人数的多少对各项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但两者不同的是：式（3 ）采用虚拟变量来表现家庭人数的变化。虚拟变量是为了满足某些定性因素，或虽然是定量因素但难以确定量标准而设置的变量，即采用转换方式将其由定性转化为定量。由于转换成的变量不是真正的变量，故称之为“虚拟变量”。
如果回归分析中因变量的变化除了若干自变量的变化影响外，还受某些难以确定的因素的影响，那么该因素可由1或0表示，即在原有自变量的基础上加上一个以0或1为变量值的自变量，这个自变量就是“虚拟变量”。则回归方程可表示为如式（3）。本例为便于比较， 特设式（3）的a＝0，然后计算各组的系数。 不同家庭人口数分组所对应的虚拟变量系数值反映了各家庭人口组的平均离差。 一般虚拟变量的差异小，则虚拟变量的说明能力较小。但回归方程尚包括了残差的影响，为了确定各组系数的差异究竟是否由于残差的影响， 需要对模型作F检验。表5是日本三大都市圈劳动者家庭1989 年各项消费支出关于家庭人数的弹性与上海、成都全部居民家庭1992年家庭人口数（虚拟变量）对各项支出的影响效果系数，其中， 有“☆”者为显著性水平5%的情况下，通过F检验，认为假设可被接受；有“☆☆”者为显著性水平1%的情况下，F检验被接受，认为模型有效。
根据表5可作如下分析：
1.从日本的家庭人数弹性来看，食物与教育教养娱乐的数值为大于0且小于1（即 0＜η[,2i]＜1）。其中，食物明显地表现出生活必须品的倾向，相同收入的家庭，在食物方面的支出将随着家庭人数增加而增加。换言之，恩格尔系数是关于家庭人数的单值递增函数。上海的食物消费支出，与日本三大都市圈基本一致，即随着家庭人数的增加，虚拟变量的系数逐渐增大。然而，从成都的结果来看，食品消费支出虽然也表现出正效果，即随着家庭人数增加，虚拟变量的系数逐渐增加。但其中3人、4人家庭的系数大于5人家庭的系数，原因一时难以解释。
表5 家庭人数对各项支出的影响
日本三大都市 成都虚拟变量系数
(1989)年弹性η[,2i] 1人2人
3人
4人
5人 F检验
食物0.334
-61.56 2.17 120.31 87.50 54.88 ☆☆
衣鞋
-0.246
居住、光热 -0.31615.03 9.36 -6.69 15.26 -25.91 ☆
家具、家事 -0.198-4.42 3.71 -0.28 -1.22 -6.01 ☆
医疗、保健 -0.041
交通、通信 -0.25117.57 -6.73 -6.73 17.34 36.16 ☆
教育、教养娱乐 0.546
其它 -0.366
续表5
上海虚拟变量系数
1人 2人
3人4人5人6人
F检验
食物 -138.68 -40.63 -8.64 37.01 109.14 176.21 ☆☆
衣鞋
-6.65 -17.28 0.51 10.61 10.13
38.17 ☆☆
居住、光热
家具、家事用品 32.87 15.84 -4.11
4.96 -29.44 -64.67 ☆☆
医疗、保健 -2.62 -0.38 -0.05
0.15
0.349.33 ☆☆
交通、通信 19.34 -4.02 3.51 -6.20 -2.20 -31.98
☆
教育、教养娱乐
日本三大都市圈居民家庭在教育、教养娱乐的弹性值相当大，主要原因是教育的支出受家庭人数的影响特别大。如果将这项目支出分解，其弹性值分别为：教育，1.404，而教养娱乐为－0.039。这就意味着，1989年日本三大都市圈中子女多的家庭较为集中，从而使教育费用支出弹性大。相对而言，中国的教育费用，绝大部分由国家负担，因而无法在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中有所反映。
2.日本三大都市圈在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中，除食物、教育费用作为生活必须品而表现出正的效应外，其它各项支出皆表现出负的效应，即弹性值η[,2i]＜0。如衣、鞋类的支出，而上海在这方面的支出却正好相反，虚拟变量的系数随家庭人数增加而由小变大，即这方面的支出受家庭规模的影响。但对于居住、光热费的支出，日本三大都市圈居民家庭的弹性值小于0，应作进一步的分析。如把这项支出进一步分组，各细分类项目的弹性值分别为：居住－0.989，光热费0.455。其中光热费用支出表现出正效果，即这项支出受家庭人数多少的影响；而居住支出则为负效果，即这项支出不受家庭规模的影响，原因是日本三大都市圈的家庭中，人口多的家庭大都拥有自己的住宅。
从家庭人数对各项消费支出的影响，总的来说上海的结果较为有意义，能说明问题；相反成都的虚拟变量有不规则的倾向。
①本文为1996年国家经贸委委托课题《新时期技改投资统计指标体系研究》中的一部分。文章中吸收了部分省市及课题组其他成员的一些观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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