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中劳动者身份的困境以及出路
李 青1，2吴瑾菁3
(1.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2.南昌航空大学 文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63；3. 江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 要] 20世纪80年代以降，消费社会兴起。在消费社会，主体首要的身份是消费者。消费者身份的首要性导致消费社会劳动者身份的失落。马克思所论述资产阶级和劳动者阶级的社会矛盾亦因为消费社会劳动者身份的失落所消解。在消费社会，劳动者阶级不再是政治的行动者，而沦为政治的旁观者。劳动者阶级不再为寻求社会而进行政治抗争；反之，消费不足的劳动者成为社会排斥的对象。为保障消费社会劳动者的尊严，只有通过在国家法律层面保障公民身份不被减等，促使消费社会的劳动者成为集体行动的行动者。
[关键词] 消费社会；消费；消费者；劳动者；公民；旁观者；行动者
引言
从19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迅猛扩张，给世界的社会经济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明显变化：一方面，国际经济的扩张使得居民的收入不断增长，原本集中在精英阶层、有闲阶级的消费行为变成以中产阶级引领时尚价值为尊的大众消费的普遍行为；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发现，在后工业时代，“生产扩张”作为经济的动力引擎变成了“大众消费”的经济动力引擎。学界普遍认为，工业革命之后，精英阶层的奢侈消费特权转向大众消费以及将消费作为经济主要动力引擎这两个现象的产生，标志着不同于以往社会形态的消费社会的来临。就此，学界不再将目光仅仅放在体现工业革命成果的生产者领域，同时亦将目光转向原本属于生产、分配和交换体制之后的消费领域。
在学理层次上，消费社会意味着由消费控制着所有的全景社会。需要注意的是，在学理意义上，消费并不是“消费者为满足自身欲求而进行的对物的消耗”[1]，恰恰相反，正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那样，“消费是当前所有物品、 信息构成一种或多或少连接一体的话语在实际上的总和……消费, 它的有意义的用法是指一种符号操控的系统行为 ”[2]。鲍德里亚运用符号学的方法来定义消费，用符号和编码来解释消费社会。鲍曼则认为：“消费也意味着毁坏。在消费过程中，被消费的事物就表象和精神而言，都不复存在了。这些事物要么是从实体被‘消耗’到完全消失，例如被吃掉或耗尽，要么是其失去了吸引人，不能再诱引欲望，从而丧失了满足人们需要和愿望的能力。”[3](p.63)可见，根据鲍曼对消费的理解：其一，消费是耗尽物品；其二，即使没有耗尽物品，但物品已丧失其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不再让消费者产生消费的欲望。有鉴于这一消费的内涵，鲍曼认为消费社会的意义就在于个人在社会中有意愿且有能力扮演好消费者这一角色[3](p.64)。鲍曼是从消费者这个角度来诠释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更加侧重消费者身份的表述。故此，鲍曼认为，在消费社会，主体身份的首要性是消费者，抑或说是合格的消费者。在消费社会中，劳动者(生产者)身份是否就不再重要了呢？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消费社会劳动者身份的历史沿革
从古至今，劳动者身份的历史源远流长。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根据职业将城邦的众人分为三个阶层：“三个阶层构成了城邦——劳动者、辅助者和统治者。”[4](pp.130-131)亚里士多德将生产者(劳动者)之间的商品交换理论作为其著名的正义论和伦理学的一部分[5](pp.273-276)。启蒙时代的洛克认为劳动是财产权的起源，只有劳动的区分才会产生产权的区分。财产权是国家和社会生成的基础：人们为了“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而逐渐“与其他人一起加入社会”[6](p.18)。涂尔干认为，在有机体的社会结构中，个人与社会处于一种既紧密结合又相互独立的关系形态之中，个人既通过社会性的劳动而与他人之间产生密切的互动，又因私域的存在而保持相对的独立与自由[7](pp.91-92)。综上，劳动者身份在国家和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在最佳的实验条件下对鱼进行麻醉，每组鱼进行尾部静脉抽血，大约取5 mL注入离心管中，在4 ℃下静止2 h，用离心机离心10 min，离心力为1780 g，取上清液置于-20 ℃冰箱中备用。本实验中血液生化指标均使用试剂盒测定。
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对劳动者的需求远超之前的任何时期，劳动者的地位也远超以前。工作伦理也应运而生。鲍曼对此提出：“工作伦理是什么？简而言之，工作伦理是一项戒律，其附带两项坦言不讳的前提，或两个心照不宣的预设。第一项前提是：人类为了获得生存与快乐所必需的事物，必须去做那些被他人认为有价值并值得为此支付报酬的事情；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凡事都是要交换的，‘以牙还牙’，为了获取，你必须先给予；第二项前提是：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一项高贵并且能够令人高贵的活动。”[3](p.35)工作伦理驱使人们去努力工作，成为工业社会的生产者和劳动者。为此，马克思甚至提出“不劳动者不得食”——将劳动作为社会财富生产的所认可的唯一要素，劳动作为个体在社会资源中分配的最为重要的要素。
故此，经济的增长并不能根本解决社会矛盾。一方面，尽管经济的增长能够给劳动者分配更多的商品，但是无法掩盖由分配不均衡所带来的结构性社会矛盾。劳动者占有和消费绝对商品数量的增长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占有和消费商品占比更高。从整个商品分配结构来说，劳动者所占的被分配的商品比例比较增长之前更小了。另一方面，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增长会导致产品成本的降低、劳动力的绝对过剩和产品的过剩。劳动力和产品的过剩又会导致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增加。为了缓解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增加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国家和社会要求个人在社会中不仅仅作为生产者和劳动者而存在，还必须作为消费者积极参与到国家和社会之中。只有个人作为消费者，生产的产品才能尽快地被消耗，资本家才能扩大再生产，才能解决困扰社会的失业问题。因此，消费不仅仅是经济需要，更是社会需求。
不知道为什么，每当听到这段经历，我的心情都复杂，有一点心酸，更多的是骄傲。我想象着小小的爸爸，挥舞着小刀奋力砍柴的样子，他是不是跟弟弟小时候一样，也有着苹果般的圆脸和一双短短肥肥的小手呢？大山里的灌木，一定比那时的他还要高些吧。
马克思进而提出资本家和劳工阶级的对立，剥削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对立，以及由于这两种对立所产生的无产阶级革命预想。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契约据说是由双方自愿缔结的。而只要法律在字面上规定双方平等，这个契约就算是自愿缔结。至于不同的阶级地位给予一方的权力，以及这一权力加于另一方的压迫，即双方实际的经济地位，——这是与法律毫不相干的。在劳动契约有效期间，只要此方或彼方没有明白表示放弃，双方仍然被认为是权利平等的。至于经济地位迫使工人甚至把最后一点表面上的平等权利也放弃掉，这又是与法律无关”[10](p.71)。可见，平等的法律规定背后，隐含的是经济地位的实际不平等和压迫。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寄托在工人阶级(劳动者们)的联合。马克思恩格斯将劳动者作为与资本拥有者进行对抗的一个阶级。
加强农业品牌建设，有助于增强农业国内国际竞争优势。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强化农业品牌建设是提升农业国内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出路。当前卧龙区成为北京、上海、香港等发达城市的供菜基地，卧龙区的艾草产业和月季产业已大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从而向国内国际市场展现出强大的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农业品牌建设魅力。
为此，需要工人阶级获取公民身份，以此作为政治变革的主体力量。正如皮克西雷所指出的那样，“与工作和报酬相比，公民身份与付酬工作是更为根本的政治和社会议题。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政治参与的基本条件与主流的就业形态存在着强有力的联系”[11](p.199)。有鉴于此，劳动和公民身份关系密切，劳动是公民身份的前提。公民在社会中首先拥有劳动者的身份，然后才拥有作为公民的正当资格。实际上，在工业社会，公民权利的争取、义务的承担以及交流网络的发展均得益于其劳动者身份。
其次，在消费社会，失业日益成为社会的常态。随着社会技术的进步，电子软件和机器人对很多劳动者劳动的替代，劳动力过剩这一现象不再成为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中所特有的现象。换句话说，劳动力过剩业已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常态现象，国家给予的失业保障与失业救济也已普遍化。以这一现象为前提，劳动和劳动者神圣这一价值观存在的基础就被削弱了：一方面，在机器广泛运用于生产过程的情况下，人们从事的不再是可以添加自己印记的创造性工作；另一方面，即使由于失业而被排挤出劳动市场，国家仍然可以为他们提供最为基本的生活保障。人们只是为了不成为穷人才不敢失业。在这里，使人们可以获致尊严的似乎不再是劳动及其创造的价值，而是资本所带来的消费。消费社会的消费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由收益不均衡的矛盾关系转变成为消费的合作关系。
二、消费社会中劳动者身份的失落
其一， 生产力增长不能解决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消费乘势取而代之。经济学家们曾希望用生产力的增长去解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和矛盾：也就是说，基于生产力的增长，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可分配的产品和资源会越来越多，理论上无产阶级就能够得到更多的商品。因此，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增长势在必行，但是生产力的增长并不能掩盖分配不均带来的社会结构性矛盾。鲍德里亚提出：“生产力的增长一旦到了一定的界限，便几乎整个地被由增长来医治增长的顺势疗法所吸收、吞噬。”[12](p.18)劳动者并不会因为商品的愈加丰富就能占有愈多。可见，后工业社会的增长逻辑并不能缓解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甚至会加剧劳工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工业时代下的社会矛盾：生产的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所产生的收益不平等之间的矛盾。史蒂文·卢克斯认为：“马克思将资本作为一种概念和形式，就资本的集中和积累、劳动阶级的贫困化、利润率的下跌趋势、消费品的过度生产、经济停滞等方面而言，资本拥有自身内在的目的。”[8](p.127)劳动不再是给人带来尊严，而是被异化了。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9](p.47)。换句话说，个人在面对机器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异化了，变成了肉体的机器[注] 例如，太原富士康的流水线员工忙的时候每个小时要加工900个产品，平均每个产品加工的时间不能超过4秒，整整十个小时的上班时间里，每一秒钟都必须聚精会神地站在那里做着机械又重复的工作。很多员工承认“感觉像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这就是个人的机械化和机器化。 。劳动者不再是有尊严的个体。为此，马克思提出要打碎无产者(工人阶级)的锁链，消灭私有制。
最后，在消费社会中，社会主体将消费者作为首要角色。在后工业时代，劳动者不再仅仅以生产者这一脸谱出现。在后工业时代，罗伯特·瑞克认为，当前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四种受雇者：第一种是“符号操纵者”——发明家、广告商、分销商和推销商；第二种大部分是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教育者，在可雇用劳动力的再生产方面(劳动力和商品一样是可以购买和消费的)起着积极作用；第三种是受雇于“个人服务”(通过消费能力来补偿其他人)的人——大部分是产品销售员和需求的刺激与培育者；第四种是“常规劳动者”，他们附属于传统的生产线及其“新式的、改进的”版本——自动化、电气化设备，如超市的收银机[3](p.125)。我们可以看到，如上四种受雇者(劳动者)除了第四种以外，第一种、第二种和第三种劳动者的劳动可以说都是与消费社会的消费有关的劳动，而第四种“常规劳动者”又是所有劳动者中最可以被轻易替代的。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社会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消费社会，人们显现于社会上的角色，最主要的不是劳动者而是消费者。
再次，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导致劳动者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不仅劳动者的工作具有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资本同样具有流动性和不确定的特征。“‘福特式工厂’的时代——巨型、庞大和笨重的工厂中充斥从本地招来的工人，老板们的财富和利润仰仗其雇工的协力和士气，而工人的生计也依赖老板的仁慈——结束了。依赖不再是相互的，而是单向的。求职者还和以前一样‘受缚于土地’，没有迁徙的自由，其生活主要依赖于本地的工场——而资本现在却可以不受限制地流动。不必为距离和疆界所束缚”[3](pp.128-129)。换言之，资本可以在遥远的地方招收更加廉价的劳动者。更有甚者，资本可以在福利社会不完备的国家和地区降低劳动者的福利水平，甚至在就业不充分的国家和地区利用资本的优势去创立法律规范来获得长久的高利润。就这样，资本跳出了国家的框架，劳动者也不再能够将国家作为抵抗资本的后盾。正因为如此，劳动者和国家之间的联系较之工业社会更为薄弱，国家对于个人的权力支配也随之减弱。劳动者无法通过寻求国家权力的帮助来与资本家相抗衡。
其三，消费社会主体亦有消费的强烈意愿。福利国家集体支出的增加仅仅有益于维持个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然而，消费社会的新穷人却不仅仅满足于解决基本生活需求。汉娜·阿伦特认为，穷人的理想不仅仅停留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上面：“富足与无休止的消费乃是穷人的理想：它们是苦难荒漠中的海市蜃楼。在这意义上，餍足和窘迫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必然性的桎梏不一定非要钢铁铸就，它们也可以用柔丝织成。自由和奢侈一向被认为是势不两立的。现代的看法，倾向于将国父们对节俭和‘简单的生活方式’的执著，归咎于清教徒对尘世快乐的蔑视，这种看法所证实的，与其说是一种无法摆脱偏见的不自由，毋宁说是对自由的不理解。因为，追求一夜暴富的知名激情绝不是感官邪恶，而是穷人的梦想……穷人秘而不宣的愿望不是‘各取所需’，而是‘各取所欲’。”[15](pp.122-123)可见，在进入消费社会后，消费商品数量和质量的多少代表着社会中的个人的真实地位，穷人则更为迫切地需要提高消费能力来证明自己和他人同等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福利国家集体支出对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并不能够消除社会现存的不平等，反而使之恢复，甚至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现象。
首先，消费社会不再有固定的、专门的劳动者，兼职工作是社会的主流。在消费社会中，劳动不再是福特时代的引进大型机器、形成大型组织的大工厂劳动，劳动者也不必整天面对令人疲乏的、一成不变的机械和管理条例。基思·福克斯认为：“充分就业已经转化为更加具有弹性和兼职色彩的工作形态的问题……如果人们的需要得到了满足，那么，我们就不一定非得要谴责劳动市场所发生的这一转变。”[13](p.101)质言之，作为在社会中生活的个人不再对工作具有强有力的依赖，而只是与工作保持着松散的关系。与此相对应，个人的人际关系相比较以前也变得更为松散。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为这种流动的、不确定的和兼职的工作方式所掩盖。
在消费社会新的社会解构中，劳动者身份失落，代之以首要的消费者主体身份。消费者身份的首要性导致马克思所谈及的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无论是劳动者还是劳动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产生矛盾的社会基础似乎也不复存在。消费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不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所认为的两个阶级的矛盾为消费社会所消解。消费社会对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阶级矛盾的消解主要表现在：
如前所述，增长既会产生新的社会结构矛盾，又会使得社会结构缺乏活力。生产力的增长和福利国家集体支出的增长是相伴随的：社会财富总体增长了，但是每个个体在差别秩序中的增长并不一致。无论增长导致财富的绝对量增加了多少，如何分配和享用这些财富都是任何社会结构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换句话说，增长带来了绝对数量上的财富的更加丰盛，但是相对于依赖福利国家支出的社会个体来说，其所占有的社会财富比例却变得更少，这就是一种由增长所带来的结构性的不平等。因此，曾经认为增长能够化解社会当中的不平等现象，现在看来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在消费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和日益增长的个体需求成为一个镜子的两面，无法将二者作为互相解决与对方之间冲突的手段。一句话，经济增长无法吸收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和贫困。在将增长作为解决社会矛盾而存在的消费社会里，个人作为消费者不断地消费物品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个人作为消费者进行的消费行为又形塑了新的社会结构。
原油作为重要大宗商品，其下游产品和价格波动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2018年3月26日，中国原油期货上市，国内投资者可以通过原油期货来参与国际原油定价，并对冲油价上涨和通胀的影响。原油价格受到供需、政治、经济、地缘等多因素影响，一方面，对边际供给或需求缺口基本面的预期是推动油价变化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货币政策、汇率波动等宏观因素也会影响油价，金融危机的扩散往往伴随着油价下跌。因此，可以将这些因素大致归类于原油的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
其二，消费社会伴随着福利国家的出现而出现。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并不以个人支出的急剧增长为特征，它伴随着第三者(尤其是行政部门)为个体利益所承担的支出增长，而且其中一部分支出还减少了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12](p.13)在消费社会，除了个人消费支出急剧增长以外，福利国家集体支出也随之增长。因为失业是常态，所以需要福利国家来满足个体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基本生活需求。福利国家保证，没有哪一个人，无论其职业状况如何——将生活在贫困的境地[13](p.96)。也正因为如此，个体在国家和社会中所占据的地位和尊严不再需要通过作为劳动者和生产者这一身份而取得。另一方面，随着福利国家兴起而新增的社会权利也不再完全依赖于市场资源的配置。帕克认为，社会权利非商品化所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催生了一个更加不注重生产主义的社会，因为人们更不仰赖对环境具有破坏性影响的工作来满足其基本需要[14](p.162)。个人再也无法依赖劳动者身份获得尊严，国家和社会需要个人以其消费行为来确定其身份和地位。换言之，消费社会希望人人都能成为合格的消费者，国家和社会需要合格的消费者促进其良性运作。因此，生产者不再是个人在国家和社会中的最重要的角色，取而代之的是消费者这一角色。消费作为社会的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取代了劳动而成为社会中的个人的连接点。
只有科学设计绩效目标管理考核方案才能够使考核各环节的工作能够得到具体的指导，为了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绩效目标管理考核方案制定的科学合理，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着手。
正因为如此，鲍德里亚不无忧虑地认为：“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12](p.5)社会不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所提出的：“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9](p.251)马克思他们所提出的如上社会经济矛盾在消费社会中为无所不能的消费所消融了。鲍德里亚认为：“所有的一切最终被消化、还原为同质的粪便物(当然，恰切地说，在‘现金’消失的标志下，现实生活的现实粪便化以及过去一直困扰着它的社会经济矛盾的象征太明显了)——所有这一切都结束了：被控制、被润滑和被消费的粪便性从今以后将不分事物，不分社会关系，到处蔓延，无所不在。”[12](p.7)总体而言，所有的一切都被消费所融合，消解为消费社会的同质物，包括消费社会的主体在内——人既是消费者，亦是消费品。
三、消费社会中劳动者不再是政治的行动者
在新的社会解构中，消费社会的劳动者不再是为寻求社会正义进行政治抗争的力量。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消费社会最为本质的区别是固定和流动。鲍德里亚认为，在工业时代“劳动(包括休闲形式的劳动)按照一种无所不在的代码，作为根本的压迫，作为控制，作为对某些受到调节的时间和地点的永久占领，侵入了全部的生活。必须把人固定在各处，固定在学校里、工厂里、海滩上、电视机前或进修中——这是永久的总动员”[16](p.14)。换句话说，工业时代的劳动者们在固定的场所共享共同的情境，他们是社会事件的亲历者与在场者。劳动者们长期共处产生的矛盾由于“在场”的情境能够经过一系列的互动行为模式得以解决和处理。“在场”是工业社会公共生活和集体行动的基础。故而，工业社会的主体—劳动者—相互之间有集体生活，可以进行集体行动，成为集体行动者。“在场”也令劳动者能够参与公共生活，成为民主政治的积极参与者。
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胡飞明在同期举办的2012中国水利工程机械发展论坛现场作了《湖南水利建设项目投资与市场规划》的报告，对2011—2020年湖南省水利建设投资情况及市场分布领域等作了详细分析，并明确提出要“引进和使用先进的水利工程机械，确保水利建设项目如期完成”，更针对当地水利工程建设实际向与会代表发出具体的产品需求信号——大型水库清淤机械。这些信息就像及时雨一样让相关厂商如获至宝，因为在这个平台上，他们找到了拓展市场的方向。
然而在消费社会背景下，劳动者和劳动场所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消费社会的主体不再进入福特式工厂，工业社会下的稳定的劳动者、固定的劳动场所和确定的劳动时间也不再存在。鲍德里亚宣称：“原来那样的工厂(福特式工厂)必须消失，劳动必须丧失自己的特征，以便资本能够保障这种延伸到全社会的形式变化。因此，如果人们想分析资本目前的真实统治，就必须注意确定劳动场所、确定的劳动主体和确定的劳动时间的消失，就必须注意工厂、劳动和无产阶级的消失。”[16](p.21)劳动者和劳动场所的消失使得同一场景下由于彼此交往所产生的矛盾消失。无产阶级的消失使得资本者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消失，劳动者也不再有机会成为集体行动者，也无须成为政治的行动者。在消费社会中，劳动者仅仅是一个个分散的原子式的个人。这种类型的个人既无法从集体行动中获得互相认同的情感，也难以为了同一事件进行整体行动。总之，消费社会的主体是远离政治的个人。
工厂、劳动和无产阶级的消失同时也令大部分政治生活的公共领域随之消失。劳动者是不在场者，无法集体行动；由此，他们无法通过集体政治行动主张权利、表达政见。一句话，消费社会的主体是政治上的旁观者，而非行动者。工业社会下公共领域的参与政治在消费社会中转变成为私人领域下的日常生活政治。在消费社会背景下，由于劳动者和劳动场所的消失导致“新的权力支配关系不再是传统的直接的、在场的权力支配关系。‘新改进的’权力关系遵循商品市场的模式，这种模式把吸引与诱惑放在曾经被规范性的规章制度占据的位置，并用公共关系取代了命令，用不断出现的需要取代了监督和治安”[17](p.14)。在这样一个消费时代，吸引与诱惑充斥着社会生活，替代了规范性规章制度对人们的约束。消费社会对人们唯一的约束力是促使人们不断地消费。只有消费带来的公共关系才是消费社会唯一的命令。消费社会无须监督和治安，只有对无用人口(不合格的消费者)绝对性的排斥。人们不再致力于工业社会的政治生活，如投票、选举、集会、游行。消费社会的主体们只关注商品层出不穷的吸引和诱惑。消费社会的个人与传统的大写的“政治”相疏离。因此，在消费社会里，人们不再看重作为“公民”的政治身份，而是看重消费者尤其是合格的消费者这一身份。
消费社会主体作为政治的旁观者还表现在：“消费社会中，大众不再表达自己，相反，他们是被调查的对象”[18](p.127)。消费者们的行为是商家们经过调查之后所引导的消费行为。消费者们并不主动发出声音，消费社会的大众是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这些沉默的大多数需要的是迅速接受、迅速消费并获得感官的享受和刺激。他们从不深究被消费的质料从何而来，也不关注它去向何处。消费社会主体的行为逻辑在公民的政治领域就是公民并不关注政策，而是消费事件。战争、贫困、刑事犯罪等事件是存在的，然而，也仅仅是存在，却与自己无关。“每一个事件都足以引起注意，但又迅速地消失”[17](p.179)。个体关注的不再是政治事件，而仅仅是单纯的各种事件本身。“世界在不断变化，至少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感觉，因此，‘公共兴趣点’的迅速变化给我们造成了这样的印象：我们必须跟上时代的变迁，我们必须跟上稳定加速的现实”[17](p.180)。公共事件迅速地产生，紧接着又迅速地消失，从而事件不再是公民需要解决的对象。无论是战争、贫困还是高犯罪率都无须解决，而仅仅是作为丰富公民日常精神生活的质料。可见，消费社会的行为逻辑是公民没有真正的公共生活，公共领域消失。消费者的行为只具有个体性，没有公共性。消费社会的消费者是孤独的消费者。消费者消费什么，以什么方式消费，均取决于个人的喜好与能力。消费是纯粹个体的事情，即使将个体的消费者以集体的方式联合起来，也并不会引起集体的团结。因为“消费物品区别划分了身份地位的层理：假如它不孤立，它就进行区分鉴别，它将消费者们集体地指派给一种编码，而且并不会因此而引起集体的团结(而是相反)”。如此一来，并且与政治场合需要一呼百应的领导人现象相反，“消费社会中，个人需要的是榜样而不是领袖”[19]。故而，消费社会主体的公民责任感消失。消费社会的消费者是没有政治参与且没有政治责任感的个人。
因此，鲍曼总结道：“布隆指出，‘事件把公民转变成公众’。让我补充一句，这是一种新型的公众，它显然有别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及其他现代民主的支持者眼中的公众(穆勒等人把现代民主赞扬为大众主权的堡垒或/和温室)。由‘引人注目的事件’产生的公众是一群旁观者，而不是一群行动者。”[17](p.180)可见，在消费社会里，人们已经不再以国家公民身份为荣；相反，它并不想参与到国家政治进程中来。这种个人对政治的疏离以及公民身份的贬低，无疑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美德教育和具体的法律进程。消费者身份对公民身份的替代，社会阶层区分逻辑正当性价值的存在，会让社会一直存在对公民最低保障法律制度正当性的质疑。公民美德的内涵之一是政治参与伦理，个人对政治的疏离让现如今社会政治参与率极低。这种极低的参与率导致即使社会中出现不正义的现象或者法律制度，也无法对其进行纠正，因为既缺少抗议的组织者，也缺少抗议的参与者。
但比赛中可选曲目就非常多元化了，因为每位演奏者都要演奏完整的作品。这种情况下，不仅考验演奏者的演奏水平，还考验演奏者安排一场或多场完整音乐会曲目的能力。我看过许多选手，在可以自由选择曲目时，依然全部选择德奥作品，或全部选择现代主义作品。这样的选择难称明智，我建议选手首先思考一个问题—你是为赢得比赛而选曲？还是为了伟大的演奏而选曲？在我的价值观里，我会建议选手想想，他们究竟想为观众带来怎样的审美体验，每首选曲都应当践行演奏家的美学观念，且互相之间保持一致，或互有补充。完成这些之后，剩下的事情，不妨尽数交给评委来决定吧。
结语
在消费社会里，人们已经不再因劳动者这一神圣的光环而倍感尊严；相反，它们只有成为有能力的消费者，才能赢得人们的尊重与信赖。这种对劳工神圣的降格以及对劳动价值的贬低，无疑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道德观念和具体的法律制度。即便是当今以保护劳动者为己任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再是对劳动者其劳动成果与劳动价值的肯认，而是对国家所配发的权利资源加以维系和保护的一种手段。令人不无忧虑的是，丧失了工作伦理的劳动使得公民身份减等，劳动者作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主体地位也因之受到质疑！因此，消费社会劳动者的困境在于公民身份的贬值，如何在国家法律层面保障公民身份是消费社会劳动者保障其尊严和价值的路径，也是将来要解决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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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 2019) 04-0020-06
[收稿日期] 2019-05-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研究”(16AZX023)
(李青：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南昌航空大学讲师；吴瑾菁：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于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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