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台湾经济需求结构的调整及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需求论文,结构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需求结构是指国内生产毛额(GDP)的支出结构。需求结构的变化不仅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也反映出经济自主性的高低以及资源有效利用的程度。自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起台湾经济需求结构发生了明显的调整与转型，这一变动过程，不仅对同时期的台湾经济发展影响重大，而且对21世纪台湾经济走向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需求结构变化趋势
台湾的需求结构包括内部需求与外部净需求两大部分，内部需求由民间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及存货增加等四项组成，外部净需求则是商品及劳务输出减去商品及劳务输入（如表1所示）。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各年内外需求均会有不同的变动，但我们观察台湾需求结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抓住有利的国际经济形势，大力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出口贸易迅速扩张，外部净需求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如表1所示，1981-1986年，外部净需求占GDP的比重由2.04%大幅上升至19.8%。1986年台湾经济增长率为11.64%，其中外部净需求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5.73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所占比重近50%（参见表4）。
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趋势发生了转折性改变。台湾需求结构中，外部净需求所占比重由1986年的19.8%逐年下滑至2000年的2.3%；而同期内部需求则相应从80.2%上升到97.7%。内部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参见表1）。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内外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台湾经济需求结构再次出现新的转折性改变，内部需求的急剧萎缩，使外部需求对台湾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又相对上升。
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台湾内部需求快速扩张的主要原因是民间消费与固定资本形成的迅速增长。1981-1985年，实质民间消费平均每年增长率为7.2%，而1986-2000年平均年增长率则为8.1%，其中，1986-1990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3%；1991-1995年为7.8%；1996-2000年降至6.0%。（注：台湾“行政院主计处”http//www.dgbasey.gov.tw：“国民所得统计摘要”2003年3月：“实质民间消费每年平均成长率”；“实质固定资本形成毛额与年平均成长率”；“实质输出每年平均成长率”。）民间消费的迅速增长，使其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从1986年的47.86%逐年提高到2000年61.9%。而同期，“政府”消费在内需构成中的变化则不大，1986年占GDP的比重为14.81%，2000年略降到12.9%（参见表1）。从80年代中后期起台湾固定资本投资也呈较快增长趋势。1981-1985年，实质固定资本投资平均每年增长率为—0.4%，而1986-2000年平均年增长率则为9.9%，其中，1986-1990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3.8%；1991-1995年为11.2%；1996-2000年降至7.2%。（注：台湾“行政院主计处”http//www.dgbasey.gov.tw：“国民所得统计摘要”2003年3月：“实质民间消费每年平均成长率”；“实质固定资本形成毛额与年平均成长率”；“实质输出每年平均成长率”。）随着固定资本投资的较快增长，其占GDP的比重相应从1986年的18.12%上升至1993年的25.17%，其后略有下降，2000年为23.46%（参见表1）
表1 台湾经济需求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
资料来源：台湾“行政院主计处”http//www.dgbasey.gov.tw：“国民所得统计摘要”2003年3月。注：因4舍5入的关系，部分合计数有小误差。
二、影响需求结构变化的因素
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经济过于依赖外部需求，尽管经济增长快速，但总体经济却出现严重失衡的状况，外贸顺差庞大，超额储蓄剧增。这种发展结果，一方面使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台湾持续大幅扩张外需受到明显制约：由于新台币升值等因素，削弱了台湾出口竞争力，台湾出口增长幅度明显下降。1975-1985年台湾实质输出平均每年增长率高达13.2%，而1986-2000年则降为8.6%。（注：台湾“行政院主计处”http//www.dgbasey.gov.tw：“国民所得统计摘要”2003年3月：“实质民间消费每年平均成长率”；“实质固定资本形成毛额与年平均成长率”；“实质输出每年平均成长率”。）另一方面则使台湾必须、也有一定条件扩大内部需求，调整需求经济结构。因为巨额超额储蓄的存在反映出台湾在国民收入大幅提高的同时，消费与投资却均显不足。在此背景下，各种因素促进了台湾内部需求的不断扩大。
（一）民间消费的扩大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台湾民间消费呈快速扩增之势，首先是因为国民所得持续提高的结果。而国民所得的提高除了来自过去几十年总体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外，新台币大幅升值是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80年代中期前，大致40元新台币兑换1美元，此后新台币持续升值到90年代初25元兑换1美元，直到1996年新台币汇率仍维持27.49:1。汇率变动的因素使台湾以美元计算的国民收入明显增加。1985年时台湾人均GNP为3297美元，到1990年大幅提高至8111美元，1995年达到12853美元，2000年为14188美元。民间消费能力因此大幅增强。其次，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间消费的意愿。80年代中期后，台湾当局除了大幅解除进口管制与限制外，也大幅降低进口关税税率，平均名目关税税率由1982年的31.04%逐年降到1998年的8.25%。（注：高仙桂等《台湾经济发展模式——亚洲金融危机的验证与启示》，《“自由中国”之工业》，1999年3月，第54页。）进口税率的大幅下降使进口商品价格相应降低，从而提高了民间购买进口商品的意愿。1988年台湾进口商品构成中消费品所占的比重由以往的个位数明显提升至两位数的11.4%，其后10年均大致维持11%～13%的水平。此外，80年代中后期台湾民间消费的明显增加也与这时期泡沫经济的兴起关系密切。由于股市与土地价格的暴涨，社会上一时间产生了许多的暴发户，他们的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与改变了台湾社会传统的消费观念与行为。
（二）固定资本投资的增长
台湾固定资本投资按投资主体划分主要有民营企业、“政府”投资及公营事业三部分（尚有极小部分民间非营利机构投资），影响各部分的因素不尽相同，各部分增长情况也不尽一致。一般而论，投资环境与当局鼓励措施是影响民间部门投资意愿的主要因素，同时民间投资也受经济景气起伏影响较大。而公共部门（包括“政府”与公营事业）投资则主要取决于当局政策取向及财政能力。由上述可知，从80年代中期起台湾总体固定投资增长较快，但呈现明显的阶段性。
80年代下半期至90年代上半期固定投资增加幅度大，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这个阶段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民间部门投资的增长速度均较快。从政策取向看，面对总体经济严重失衡的状况，台湾当局改变了80年代上半期以提升民间活力为主，精简公营事业投资，减缓公共投资的做法，从80年代中期起实行加快公共投资，扩大内部需求的政策。具体做法就是积极推动“十四项建设”计划与“六年建设计划”。“十四项建设”计划始于1984年9月，内容包括工业、交通、水利及社会五大类14个项目，总资金需求新台币7239亿元。尽管由于种种因素，“十四项建设”许多计划未能如期执行完工，但是“政府”及公营事业这个阶段的固定投资受其影响确实增加较快。而开始于1991年1月的“六年建设计划”，公共投资规模更加庞大，整个规划共775个项目，所需资金总额高达新台币8.2万亿元。虽然因为资金规模过于庞大，内容繁杂，而且决策过程又十分仓促粗糙，这个规划的结局同样也是虎头蛇尾，但在其前期公共投资事实上因此快速扩增（参见表2）。在当局财力方面，80年代下半期已不如60、70年代“经济繁荣期”，但财政基础尚属稳定，还能支持公共投资财源。1985-1990年度，除了1989年度因征收公共设施保留地款项庞大及公共投资支出大幅增加等较特殊的原因，财政收支差额骤然上升外，各年度财政收支差额均维持新台币几百亿元，其中1988年尚有余额新台币135亿元。（注：详见台湾“经建会”《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2000》第165页、第168页。）进入90年代台湾财政已发生转折性变化，但在90年代年上半期，当局主要依赖扩大举债来支持公共投资。1991-1993年，台湾公债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由往年的个位数大幅提升至10.1%、18.3%及18.0%。（注：详见台湾“经建会”《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2000》第165页、第168页。）公共部门投资的加快进行，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与带动民间部门的投资。同时，这个时期，台湾当局也积极鼓励民间投资活动。一方面，分别于1989年与1994年公布实施“民间投资兴建大众捷运系统办法”与“奖励民间参与交通建设条例”，鼓励民间参与公共投资。另一方面，于1993年7月开始实施为期3年的“振兴经济方案”，期望通过排除民间投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改善投资环境，达到全面促进民间投资的目标。尽管这个方案的最终实施成效远未达预期目标，但所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仍对民间投资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在土地、人力、技术及资金等生产要素方面采取相关措施，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放宽两岸经贸往来的一些限制；提高官方部门的行政效率等。凡此种种，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因台湾内外经济、政治及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对民间投资意愿所产生的冲击，在80年代上半期至90年代中期的10年中，除1990-1991年受经济景气低迷影响外，各年民营企业固定投资均呈两位数的增长（参见表2）。
表2台湾固定资本投资增长情况
单位：%
资料来源：台湾“行政院主计处”http//www.dgbasey.gov.tw：“国民所得统计摘要”2003年3月。
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台湾固定资本投资增长速度明显由两位数降为个位数。这主要是由于原规划的公共建设计划无法有效落实推动，当局财政困难的窘境呈加剧趋势，导致“政府”投资部分几乎年年呈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状态。公营事业的投资则因推动民营化及自身经营效率等因素，自90年代初期起便大致呈衰退的走势。因此，90年代下半期台湾固定投资的增长主要依靠民营企业的支撑，1996年与1999年受景气影响民营企业投资增长衰退，其余3年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民营企业固定投资占总固定投资的比重相应由90年代初的50%以下逐年提高到2000年的68%（参见表2）。
三、需求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
台湾需求结构的变化对总体经济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改善总体经济失衡的状况
台湾内部需求的扩大、需求结构的调整首先是使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的总体经济失衡状况获得较大改善。具体表现为，民间消费的快速增长使台湾的储蓄率（国民储蓄占GNP的比率）由1986-1987年的38%以上逐年下降至2000年25.4%。同时，由于公共投资与民间投资的较快增长又使储蓄转为投资的比率明显提高，超额储蓄相应减少，从1986年21.4%的最高峰降到1990年7.3%，再持续降到2000年2.9%，这反映出台湾经济内部失衡状况的明显改善，资源利用效率大为提高（参见表3）。
与此同时，台湾经济外部失衡现象也得到扭转。一方面，出口贸易受制于种种因素增长趋缓，另一方面，进口贸易则因有利因素的刺激而呈大幅增长的势头。其一，民间消费意愿的提高拉动了消费品进口的增加；其二，公共投资与民间投资增长的加快刺激了生产设备及原料的进口。而当局持续降低进口关税的举措又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二者的发展势头。进出口消长的结果使台湾商品与劳务顺差占GNP的比率由1986年19.3%的最高峰降到1990年5.3%，再明显降到2000年的2.3%，台湾对外贸易已接近平衡发展（参见表3）。
表3台湾总体经济失衡状况的改善
单位：%
外部平衡
内部平衡
年份 商品与劳务输 商品与劳务输 商品与劳务输
储蓄 投资 超额储蓄
出占GNP比率 出占GNP比率 出占GNP比率 占GNP比率 占GNP比率 占GNP比率
1991 46.3
41.9
4.429.40
22.706.7
1992 42.6
40.8
1.828.99
24.95
4.04
1993 43.3
41.7
1.628.81
25.69
3.12
1994 43.0
41.4
1.627.62
24.97
2.65
1995 47.3
45.7
1.627.04
24.93
2.11
1996 46.9
43.5
3.426.73
22.87
3.86
1997 47.9
45.7
2.226.39
23.96
2.43
1998 47.6
46.5
1.126.00
24.72
1.28
1999 47.9
45.1
2.826.05
23.16
2.89
2000 53.7
51.4
2.325.44
22.57
2.87
2001 49.9
44.3
5.623.95
17.35
6.60
2002 52.4
45.5
6.925.71
16.77
8.94
资料来源：台湾“行政院主计处”http//www.dgbasey.gov.tw：“国民所得统计摘要”2003年3月。
（二）经济增长来源明显改变
随着台湾需求结构的改变，支持总体经济增长的来源相应产生了重大变化。由表4可见，自1987年起台湾经济增长来源已改变过分依赖输出（外部净需求）的趋势，而转以内部需求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987年台湾经济增长率为12.74%，其中内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12.28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占比重达96.34%；而外部净需求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仅为0.47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占比重只有3.66%。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由于贸易顺差大幅缩减，外部净需求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甚至是负值。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仍将这个时期的台湾经济称之为“出口导向”经济，就不太准确了。这个时期，内部需求成为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反映出台湾经济自主性提高，相应减轻了以往“重外轻内”经济格局所造成的依赖性与脆弱性。
表4经济增长来源与需求结构变化
内部需求
外部净需求
经 济
对经济 对经济 对经济
年份 增长率对经济
增长贡 增长率 增长贡
增长率 献所占
献所占
的贡献
的贡献
(%) （百分点）
比重 （百分点） 比重
(%) (%)
1980
7.30 6.37 87.18 0.94 12.82
1981
6.16 3.50 56.83 2.66 43.17
1982
3.55 2.26 63.54 1.29 36.46
1983
8.45 5.53 65.51 2.91 34.49
1984
10.607.95 75.03 2.65 24.97
1985
4.95 2.93 59.08 2.03 40.92
1986
11.645.90 50.72 5.73 49.28
1987
12.7412.28 96.34 0.47
3.66
1988
7.84 12.14 154.39
-4.30 -54.79
1989
8.23 10.06 122.19
-1.83 -22.19
1990
5.39 7.43 137.72
-2.04 -37.72
1991
7.55 7.83 103.71
-0.28 -3.71
1992
7.49 9.73 129.93
-2.24 -29.93
1993
7.01 7.22 102.99
-0.21 -2.99
1994
7.11 6.24
87.720.87 12.28
1995
6.42 5.09
79.271.33 20.73
1996
6.10 5.58
91.510.52
8.49
1997
6.68 8.42
126.18
-1.75-26.18
1998
4.57 6.38
139.55
-1.81-39.55
1999
5.42 1.88
34.693.54
65.31
2000
5.86 3.8866.21
1.97 33.62
2001 -2.18-4.93
-226.15
2.75126.15
2002 3.54 1.21 34.12
2.33 65.82
资料来源：台湾“经建会”《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2000》第59-60页；台湾“行政院主计处”http//www.dgbasey.gov.tw：“国民所得统计摘要”2003年3月。
不过需指出的是，台湾内部需求比重的大幅上升，固然是受其扩大投资与消费的积极性因素影响，但同时由于出口竞争力下降，导致其外部净需求缩小的消极性因素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并且，由于内部需求增长幅度还不足以充分替代外部需求衰退的幅度，因此，尽管90年代内部需求成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却难以持续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四、新需求结构面临的问题
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台湾适应内外形势的需要，将其需求结构调整为以内需为主，对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受制于主、客观条件，这种新的需求结构模式并非适合台湾的长远发展。
从理论上讲，台湾是个小型海岛经济体，到2000年时人口不过2221.6万人，人均CDP虽达13985美元，但在亚洲“四小”中尚落后香港与新加坡排第三位，而与同期的美国35692美元、日本的37549美元相比，更不及其半数。因此，主要以内部市场需求为导向来支撑经济增长，显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并难以持久。
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经济过于依赖出口、依赖外部市场，带来种种负面影响。但其成功的一面经验则表明，小规模经济体的台湾只有不断扩大海外市场，才有可能持续支撑经济较快增长。综合而言，内外需求平衡扩张应是较可靠的发展模式，而从台湾实际情况看，或许提高出口竞争力，加强经济增长外部需求的动力来源，显得更为重要些。
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台湾扩张内需就已明显乏力。其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民间消费无法持续快速增长。进入90年代后台湾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减缓，呈中速态势，而90年代中期增长放慢的势头更明显。国民收入增长相应减缓，民间消费能力的提高受到一定的制约。同时还有两种因素影响着民间消费意愿。一是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社会大众逐渐纠正过度消费的倾向，消费行为转向比较正常化。二是面对总体经济增长持续的走缓，民间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渐增，难免会使消费出现偏紧的倾向。
其二，投资环境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影响民间投资意愿。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进入转型期的台湾社会，投资环境恶化已日显突出。而90年代中期台湾当局公开走“台独”分离路线，导致原本趋于缓和的两岸关系骤然紧张，自此两岸关系成为影响民间岛内投资意愿的一大不确定因素。由表5可看出两点：一是台湾的投资率自1993年的25.7%逐年下降至2000年22.6%，其中民间投资率则由1998年的17.0%降到2000年15.2%。二是整个90年代台湾的投资率、民间投资率均大大低于韩国。2000年韩国的投资率、民间投资率分别是28.3%与22.5%，远高于同期的台湾。投资的多少，不仅是影响经济增长动力大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也是影响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性因素，台湾投资率的持续下降趋势显然是制约台湾内需扩大的最大隐忧。
表5 台湾与韩国投资率与储蓄率比较
台湾韩国
年份 投资率民间储蓄率投资率 民间储蓄率
投资率(%)(%) 投资率 (%)
(%)
(%)(%)
1990 22.5 11.5 29.3 37.733.4 37.6
1991 22.7 11.5 29.4 39.934.8 37.4
1992 25.0 13.7 29.0 37.431.9 36.5
1993 25.7 14.6 28.8 35.630.1 36.3
1994 25.0 14.3 27.6 36.631.5 35.6
1995 24.9 14.7 27.0 37.332.4 35.5
1996 22.9 13.9 26.7 38.132.7 33.8
1997 24.0 15.6 26.4 34.428.6 33.5
1998 24.7 17.0 26.0 21.515.3 34.3
1999 23.2 14.9 26.1 27.021.2 33.1
2000 22.6 15.2 25.4 28.322.5 32.4
2001 17.4 10.4 24.0 26.720.8 29.8
2002 16.8 10.3 25.4 ...... ...
资料来源：台湾“行政院主计处”http//www.dgbasey.gov.tw：“国民所得统计摘要”2003年3月。
其三，财政困境的加剧使当局无力扩大推动公共投资。如上所述90年代以来台湾财政收支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90年代初期台湾当局还可依靠举债加快公共投资，但不断累积的财政赤字已日益动摇着台湾财政基础了。1991年度当局财政收支差额大幅上升至新台币3667亿元，此后逐年上升至1995年度的5155亿元，1996年后虽有所缩小，但均维持几千亿的规模。（注：详见台湾“经建会”《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2000》第165页、第168页。）台湾当局已很难再持续通过推动公共投资来扩大内需了。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扩展外部需求受到阻碍时，台湾转向扩大内部需求，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当内需扩张也同时受到限制时，台湾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源便面临极大的挑战。不幸的是，进入21世纪后台湾经济就陷入了这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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