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世界历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世界历史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初叶以来，民族主义以其神奇的魔力作用于全球各国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左右了整个20世纪人类历史的演进和国际格局的转换。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20世纪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民族主义通过作用于各种超民族的意识形态对世界格局进行重构的历史。”（注：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民族主义重构20世纪的根源， 在于民族主义诉求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它使意识形态的神话和传统的“制度拜物教”不再神圣。
一、民族主义对20世纪的历史重构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后，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从自由竞争向全面垄断的过渡。列宁所说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产生了明显的作用，于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爆发了两次全球性民族大厮杀。考查民族主义参与20世纪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民族主义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十分突出。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深刻根源在于：经济上的竞争、殖民地争夺、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和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愿望（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79—582页。）。实际上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愿望是一战爆发最本质的根源之一。在一战前近30余年中，在经历了普法战争，在中东欧特别是巴尔干地区联盟体系间的抗争，在亚洲、非洲的殖民争夺，欧洲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积累、民族主义诉求势如水火，当殖民利益分赃不均时，隐藏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背后的民族主义愿望便发生激烈冲突，战争由此爆发。一战后，《凡尔赛和约》的拟定和凡尔赛体系的建立导致欧洲国际体系更加不平衡，民族利益更加不平等，民族矛盾进一步积累，加之在其它因素作用下，在20年后又爆发了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民族大厮杀。
两次世界大战的相继爆发及其空前惨烈的战争过程，十分彻底地改造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完成了对全球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格局前所未有的大调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沙俄及一战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冲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苏联发展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中心，围绕这一中心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同时，社会主义苏联也成为世界格局中最具实力的全球性政治力量之一，扮演了二战后持续近半个世纪雅尔塔体系及冷战格局的主角。世界格局的新变化还表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自近代以来欧洲霸权的急剧削弱，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霸权地位确立。当欧洲列强从传统的殖民主义体系中抽身出来，忙于本土事务时，美国这一新的霸权在世界各地填补战败国遗留下来的空间，与其同盟国争夺殖民遗产；同时，凭借其强大的实力，以遏制共产主义为名与社会主义阵营展开冷战，与苏联争夺超级霸权，最终在冷战之后圆了全球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之梦。这便是20世纪民族主义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冲击，同时也是民族主义重构20世纪世界格局的重要表现。
民族主义对20世纪世界历史的冲击最突出地表现在亚非拉的民族觉醒、亚非拉反帝反殖运动的巨大成功和历经百年的世界殖民体系的全面瓦解。特别是二战后亚非拉民族主义运动再掀高潮，民族主义国家体系逐步形成，进而促进了第三世界的倔起，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与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并驾齐驱的民族主义国家体系。民族主义国家体系地域分布最广，数量最多，对全球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的影响日益突出，推动了世界格局从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的转变。这便是民族主义重构20世纪世界历史另一个最突出最深刻的表现。
20世纪初，民族主义浪潮首先在亚洲兴起，这就是列宁所称的“亚洲的觉醒”。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又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民族主义浪潮向全球推进。正是在这一时期不仅世界历史步入历史性的转折点，亚非拉民族主义运动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从此广大亚非拉国家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运动。20年代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恶化，战争因素不断上升，民族主义一度沉寂下来。但是在接踵而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战后，亚非拉民族主义运动再度兴起，其气势更加恢宏、范围更加广阔。斯塔夫里·阿诺斯曾对此有以下论述：“欧洲对殖民地帝国的控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削弱，但没有遭到彻底的破坏；实际上欧洲因获得作为托管地的阿拉伯世界而扩大了它的殖民范围。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可阻拦的革命浪潮席卷诸殖民地帝国，相当迅速地结束了欧洲的统治。”（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前引书：《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811—812页。）的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作为本世纪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猛烈地冲击了国际帝国主义殖民势力；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势如破竹，宣告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彻底崩溃。获得新生的民族主义国家群体，以第三世界的身份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崛起。第三世界的崛起与战后新一轮亚非拉民族主义运动相辅相成，贯穿了整个50和60年代。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历史使命终告完成。民族主义运动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在70、80年代进一步发展，表现为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深化。其特征是民族民主运动向纵深推进，第三世界在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中不断壮大。其内容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表现为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抗新老殖民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变革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等一系列斗争的努力（注：余建华：《民族主义》，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第三世界作为一支新生力量在国际舞台上脱颖而出，极大地冲击了冷战期间的两极格局，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正是由于“战后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的政治取向，极大地改变着世界政治态势的基本格局。”（注：周星：《民族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当民族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形成猛烈冲击之时，世界性社会主义运动也在蓬勃发展之中。二战后，在苏联影响和推动下，社会主义国家体系最终形成。但是由于冷战的严峻形势，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也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民族政策的扭曲，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问题一度被掩盖、被忽略，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内部似乎并不存在民族主义问题的假象。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当人们为冷战的结束而欢呼时，一股新的民族主义浪潮在前苏联东欧地区泛起，并迅速向全球蔓延推进，对当今国际社会形成了阵阵不息的强烈的冲击波。这股以民族分离主义为主流的民族主义狂飙，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发生急剧蜕变之时，席卷欧亚大陆，导致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解体，在原苏东地区形成了20多个新的民族独立国家。
民族主义浪潮如此强烈地冲击了原社会主义国家体系，曾使人们大惑不解。苏联东欧的全面演变，从结果上看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蜕变，主要体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意识形态竞争较量的终结。但是，民族主义在其中的巨大影响切不可小觑。首先，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大都片面夸大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非对抗性，用共同的阶级利益取代各自的民族利益。民族问题被人为地强行列入意识形态的禁区，民族冲突一律被视为纯政治性矛盾，一概用阶级矛盾方式加以处理。其次，各社会主义国家把具体的、现实的民族利益置于次要地位，以“有限主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论”为借口，公然侵害别国主权，伤害他国民族感情，并严重阻碍、压抑或有意识延迟各国根据本国实际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把苏联模式当作经典顶礼膜拜，社会主义实际上并没有在民族国家扎下根来。再次，过分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处于至尊无上的地位，主张各民族要为共同反对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错误地“输出革命”，干涉别国内政，支持地区霸权主义，甚至出兵入侵其他主权国家。种种失误及具体表现致使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内部制度机制变得日益脆弱，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日益孤立。于是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在内力、外力怂恿下，乘社会主义各国改革开放之机，席卷苏东体系，造成苏东社会主义全面动荡。而那些真正要求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力量同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各种势力结盟，促使苏东各国彻底沦于演变的命运（注：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136页。）。
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演变，使二战后形成并持续近半个世纪的雅尔塔体系及冷战格局走向终结。世界格局由此进入新的大变动大转换时期。如前所述，由于民族主义及其各种巨大影响的存在，使格局转换中的国际社会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导的同时，又出现了全球层次缓和与地区层次动乱的两种发展趋势，从而使新的格局转换复杂化。由于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在民族主义浪潮冲击下其实力急剧衰落，导致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致使70年代开始出现的世界多极化趋势不仅没有加速，反而被迟滞和延后。民族主义的巨大威力作用于社会主义国家进而深刻地影响国际社会和世界格局由此可见一斑。
二、民族主义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超越
民族主义最初是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一种建立独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潮，以此为指导的运动属于早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蜕变为欧美列强对外扩张、争夺霸权的理论和精神动力。正是这一精神动力与其它条件因素相联系，导致了前后相继的两次世界大战，完成了对资本主义世界最彻底的大调整。与此同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开始产生。由于殖民体系的建立和各宗主国对殖民地的争夺，使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在欧美以外的各民族中广泛传播。在帝国主义入侵以前，亚非拉诸民族对民族沦亡没有休戚相关的感受。现在面对国家的灾难和民族的受辱，它们逐渐形成明确的民族主义意识。这首先是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一种反应，同时也是由于欧洲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自然传播开启了民智。在这一背景下，自20世纪初至20世纪70、80年代，民族主义以其难以驾驭的神奇魔力，首先作用于20世纪初形成的世界殖民体系，进而又作用于全球各国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从而奠定了民族主义国家体系的发展基础与发展方向，并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人类历史的演进和世界格局的转换。民族主义的神奇魔力，并未在受苏联大党大国主义及意识形态严密控制的苏东社会主义体系面前止步不前，当它扫荡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又继续挥师前进，伴随着苏东演变对世界格局造成的大动荡，在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一切领域全面清理了雅尔塔体系的残余。世界格局又一次面临新的组合与重构。而在这一新的组合与重构中，民族主义正在显示着令人不容小视的力量。
纵观20世纪世界历史，人类社会经历了最为光彩夺目又最为剧烈动荡的历史过程。在这一世界中，科学知识的高度积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社会财富的巨大增加，奇迹般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也正是在这个世纪，人类社会屡次陷入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变革和动荡之中，出现了如前文所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裂变和重构，社会主义实践的“新纪元”和发展性危机，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民族主义国家体系的崛起。考查和回顾20世纪百年历史运动的轨迹时，我们不难发现，民族主义自始至终参与了20世纪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同时也作为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并驾齐驱的第三大意识形态，共同左右了20世纪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和演进过程。
然而，当我们透过历史的表象又会发现，民族主义正在超越近一个世纪以来被人们顶礼膜拜的政治意识形态，正在使意识形态神话的传统“制度拜物教”不再神圣。在民族主义的作用下，当民族主义国家从殖民体系中独立而出后，绝大多数民族主义国家力图寻找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它们一方面接受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某些思想，选择某种既定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对在本质上被视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舶来品”加以拒绝，或用民族主义加以改造，致使“西方的意识形态只是对民族主义加以补充说明，……往往被混合了当地的意识并被赋予次要地位”（注：克拉侦尼克等：《意识形态的时代》，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126页。 ）。曾经广泛流行于阿拉伯地区的形形色色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以及众多自封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国家，并没有把经典的社会主义作为至尊无上的模式，而是依据本民族的既定国情和政治、文化及宗教传统，选择和确立适用于自身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民族主义国家都将捍卫民族独立与主权，促进民族发展与繁荣作为最基本的民族主义诉求，把民族政治、思想、文化传统视为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动力；相反，将超民族的政治意识形态置于次要地位，并在补充与融合的前提下为我所用。
二战后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对峙，突出地表现为意识形态的较量。较量的结果表现为苏东体系的意识形态蜕变。但是，如果把这一结果完全看作是西方的胜利，那就未免太简单化了。至少演变后的俄罗斯和东欧诸国并没有完全倒向西方，也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即便是完全效仿了西方模式的东欧国家，最后也发现西方模式并非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俄罗斯国家正在探索重振昔日大国雄风的道路，其内在动力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民族主义诉求与民族主义愿望。当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向雅尔塔体系告别之后，以民族发展为中心环节的南北矛盾、南南冲突和北北竞争已然取代了以意识形态划界的东西对抗，特别是对国际社会简单地施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二分法不再灵光。因此，冷战的结束并没有使意识形态神话和传统的“制度拜物教”更加神圣；在民族主义巨大影响面前，它们不仅相形见拙、黯然失色，甚至正在被民族主义所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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