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息文化论的角度审视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问题——兼谈我国图书馆行业信息化在国家信息资源体系建设中的主导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论文,信息资源论文,主导论文,数字图书馆论文,角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从信息文化论的角度审视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问题
随着我国信息化的进程，一个能解释信息社会种种现象的学科体系——信息文化理论，对于我国信息化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种理论在我国发展还相对滞后，但是由于有国外的相关理论可以借鉴，因此起点并不低。前不久北大在职博士生董焱撰写了一部关于信息文化理论的专著：《信息文化论：数字化生存状态冷思考》，书中已经开始探讨信息文化学的应用研究。
对于信息文化，该书的作者是这样概括的：“信息文化是一种具有特殊内容和表现手段的文化形态，是人们借助于信息、信息资源、信息技术从事信息活动（广义的）所形成的文化形态。它是信息社会特有的文化形态，是信息社会的主流文化。”[1]作者认为：“对未来社会及文化形态的冷思考，需要一个分析框架。这个框架不应当是网络文化，也不应当是数字化或e化，因为数字化生存、网络化生存都只是人类文明未来的某一方面而非全部、用它们做分析框架不仅难以全面把握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前景，相反还存在着割裂人类发展历程的危险。”[2]所以，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速，单纯从技术和经济的角度不能全面把握信息社会的发展与前景。英国学者马丁(W.J.Martin)就提出信息化社会的标准包括：技术标准、经济标准、政治标准和文化标准。[3]很显然，如果我国的信息工作者能够站在信息文化整体的高度来审视、规划和研究我国的信息化进程，那么对于我国的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建设可以减少许多盲区。
1.1 从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现状与问题谈起
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对我国来说应该是刚刚起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已经开通了大大小小的数字图书馆200家。但是据有关专家介绍，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化理论研究和实践目前还存在着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一，就是以译介外文资料为主，缺乏独创性；其二，以解决局部问题为主，缺乏宏观性；其三，以单纯的理论研究为主，缺乏实践性；其四，以就事论事研究为主，缺乏前瞻性。”[4]其实我国数字图书馆在发展和建设的初期，存在上述问题并不奇怪，它既与发展的初期实践经验比较少有关，也与我们对数字图书馆概念的认识和把握上的片面性有关。
我国作为“数字图书馆”的后发国家，“数字图书馆”是一个引进的外来概念。20世纪90年代初，在信息化的浪潮中，美国科学家提出了Digital Library的概念，可直译为“数字图书馆”。所以“数字图书馆”在美国是原发型的，是美国在国家信息化的基础上顺势而自然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史合乎水到渠成逻辑的必然结果。而在我国它是一个继发型的，应该是被输入或被引进的，因此其逻辑过程应该是从概念的学习、理解和研究上开始，而后进入实践领域操作。由于数字图书馆是一个集合概念，又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所以当初，即使在数字图书馆的原发地，对数字图书馆的概念的使用和理解也是比较混乱的。据美国学者施瓦茨(Schwartz)的考查，在2000年学术界大约存在64种关于数字图书馆的不同定义。有人用“数字图书馆”泛指所有可以通过网络存取的数据库，有人用来指一组相互连接的分布式数字化资源甚至整个互联网，也有人用来特指以收集、整理、传播数字化资源为主旨的机构和服务。[5]所以“数字图书馆”这个概念引进我国之时，也为我们的认识、理解和把握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是如果仔细地分析一下许多资料和文章中引进的“数字图书馆”的概念，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歧义多发生在对“数字图书馆”概念的认识、理解和把握的层次上，比如是具体的还是整体的？是单维的还是多维的？是系统的还是零散的？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这些在原发国家并不是很重要的，或者也可以说是角度问题，因为它的发展进程是整体的。而对于后发国家就很重要了，概念的认识和理解的片面或错误会造成实践的巨大偏差。所以就事论事地就“数字图书馆”本身来“解释数字图书馆”，而不把它作为信息文化理论的一部分来认识和把握它，往往会以偏概全，造成忽视由于本土和产地的实际情况间的差异，而在建设的理念和实际的设计上应该有所不同的考虑。所以从本质上认识、理解和把握“数字图书馆”的概念可以说至关重要的。
如果从信息文化的框架来分析“数字图书馆”的话，说到底，“数字图书馆”是信息文化的产物。而从信息的社会层面来把握信息文化理论的话，可以看出，尽管当今人类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虚拟化具有信息文化的全新特质，但是“信息社会及其文化是人类文化史发展史的延续，网络技术也不过是人类信息技术最新发展的成果。因而信息社会及其文化并不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断裂”，而是“在新的特质中包含着人类文化的逻辑发展”。[6]以把“数字图书馆”这个概念，还原到信息文化中去考查，就会发现信息文化是一个在复杂系统结构中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下的文化。而“数字图书馆”也必然是一个由若干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至少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来看，信息文化一方面是信息技术长期发展的产物，诸如它的数字化、网络化和虚拟化等很强的技术特征…，从这一点也可以说信息文化是由“信息技术决定的技术文化”。[7]但是从信息文化的本质和价值来看它仍然是“人类文化得以保存和传播的手段”。[8]而手段的进步过程其实也包含着内容的传承和创新的过程，是一个旧有的文化资源经过变形、被整合在新的信息文化之中的过程。很显然，传统的文化形态是新形态文化的根基。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我国行业信息化的水平还很低，特别是在图书馆行业信息化水平相当低的情况下，我国数字工程的建设，首先存在着一个我国国家信息资源体系的建设问题。反映到技术层面上，就是国家信息资源整体的整合能力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我们的“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建设没有源头或根基；数字资源的建设有可能与传统的信息资源脱节，那么上述专家指出的我国“数字图书馆”存在的问题就不奇怪了。所以在我国数字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注重其精神子系统和技术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特别是当前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还不完善，公共事务、公共资源的界定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对文化和教育的投资融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过分从技术和硬件的角度来强调数字图书馆的功能，并把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以及管理和经营神圣化。实际上就好像我们把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得很好，但确无“车”可跑，没“货”可拉；又好像我们把数字超市建设得很好，但是里边只有洋货，没有国货；所以这样的数字图书馆在前面应该加一个字，即洋数字图书馆。所以，很可能国家花了不少钱，设施也齐备，就是其基本功能是充当国外代理网站。
1.2 国家信息资源体系的确立与信息的无国界传播
从现代图书馆学理论来看，信息资源体系是有国别和地域性的。这是由国家政治、经济和民族文化决定的。因此，尽管我国的信息资源体系是世界信息资源体系的一部分。但必须有自己相对独立和完整的体系。这不仅表现在文字的差异上，更体现在文化传统的内涵中，而一个国家的信息资源体系的健全与健康往往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学习能力，进而扩展到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但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互联网等是从发达国家兴起的，加之其高投入、高技术的原因，以至我国的信息文化的理论和信息技术都远远落后原发国。而互联网的兴起加速了这种差距的扩展，互联网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界限，没有地域限制，造成信息无国界传播。
信息无国界传播的深层原因是由信息的势能差异所决定的。在无人干扰的情况下，信息源处的势能总比信宿处的势能高。一般情况下信息从信息富有处流向信息稀缺区，所以网上大量的信息一般都是从美国等发达地区流向信息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和地区。信息的势能差异与信息的无国界传播，使居于信息劣势的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乃至民族文化的保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挑战和威胁。
信息势能差异的规律提示我们，一个国家的信息资源体系的建设，对于这个国家跟上信息时代的发展具有决定的意义。如果把信息、计算机和通讯网络，这现代信息社会的三大支柱产业，以软硬件的标准来划分的话，那么计算机和通讯网络应该是硬件，而信息是软件，是核心。如果说硬件设施可以自己研制开发，也可以引进和购买的话，那么一个国家的信息资源，是不能买到的，必须依靠自己开发建设。的确，“从书写开始，人们已经发明了各种其他的设备来记录人类的交流、提高确定时间的能力”，但“这些都是外部元素”（谢拉）[9]。所以我国的数字化建设的重心究竟应放在那里？怎样保持各子系统的协调发展，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坐下来好好研究的问题。
2 图书馆的行业信息化在国家信息资源体系建设中的主导地位
国家信息资源体系的整体建设，虽然仰仗着我国行业信息化的建设。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国家信息资源体系的建设和国家信息化建设要从下而上自发地发展起来，尽管发达国家的信息化进程是这样顺势过来的，但是由于我国的体制以及资金、技术、人才的限制还不能走自下而上自发地发展的过程。因此，在国家信息资源体系的建设中发展战略、总体规划以及具体实施政策，对国家信息资源体系的建设来说显得尤为重要。由于上述体制以及资金、技术、人才的限制，在战术上，国家行业信息化是不可能齐头并进，所以切入点和重中之重的选择很关键。而图书馆行业，以其馆藏资源的连续性、系统性、学科的覆盖面、以及所承担的社会职能等方面，应该在国家信息化建设中，特别是数字化建设的初始期占有主导地位。所以国家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投放，应以图书馆行业优先，并通过对传统实体图书馆的信息化，以扩展和优化其信息资源的整合和传播功能。让图书馆充分发挥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龙头作用，更能发挥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后发优势。
2.1 美国的“数字图书馆”与英国的“电子图书馆”
尽管大多数人认为，从广义上来讲，“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应该是同一概念。但在北美，多使用“数字图书馆”和“虚拟图书馆”，而欧洲人多采用“电子图书馆”。有人曾以“电子图书馆”做关键词在因特网搜索引擎的Alt Vista和Fast Search查询得出结论，认为：欧洲偏好“电子图书馆”的称呼，而美国人则善于追逐“时髦”改用“数字图书馆”的称呼。其实事情也并非如此简单。在美国，大多数“数字图书馆”往往独立于传统图书馆之外，它不仅仅是传统文献的数字化，与多数人所想象的图书馆之间的关系也很难确定，一些研究者认为两者是互补的。而在英国“电子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保持着联系，并以支持传统图书馆为己任。所以《信息的社会层面》一书的作者，美国的布朗和杜奎德认为：“有两个不同的研究派别正在发展之中。一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自称‘电子图书馆研究’(e-lib research)的流派，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称‘数字图书馆研究’(d-lib research)的流派，前者欲弥补纸张资源的不足，后者则倾向于忽略纸张的存在。两者都将纸张与数字世界之间正面冲突的结果留给了预言家。”[10]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的数字图书馆至少都包括上述两种类型。但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要实现我国信息资源与数字化资源建设的后发优势，实际上还是采用英式流派比较好。这是因为在我国传统图书馆信息化建设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如果采用美式流派，传统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分道扬镳，我国传统图书馆将会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对我国信息资源与数字化资源的整体建设不利。即使若干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两者能够再次重合，那么受马太效应的影响，我国和国外拉大的数字鸿沟和信息化差距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内伤也不会愈合。当然我们也不应该排除政府投资以外的其它建馆模式，所以应该是一种集中与分散并行的模式，既让国家的重点投资有所侧重，也不至于伤害其它非国家投资的积极性。
2.2 图书馆行业在信息化的主导地位是信息文化的本质决定的
“信息社会及其文化是人类文化史发展史的延续”；信息社会及其文化“在新的特质中包含着人类文化的逻辑发展”；信息文化的价值，仍然是“人类文化得以保存和传播的手段”。[11]从上述专家对信息文化的本质概括中我们可以看出，承担传统文化的保存和传播功能的主要中介机构——传统图书馆，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中承担着主要的职能。因此在国家信息化的进程中图书馆是一个起点，也是国家信息化进程中一个不可跨越，也不能跨越的空间。
英国信息资源管理学家博蒙特(JOHN.R.Beaumont)和苏瑟兰(Ewan Sutherland)认为：信息资源管理是一个涵盖所有能够确保信息利用的管理活动的集合名词，其对象包括所有类型的数据、数字(number)、文本、视像、声音以及各种不同的信息和通信技术。[12]
现代图书馆学管理理论认为：
(1)信息资源是一个集成概念，它是对原先分散的各种信息管理功能实施集成管理的活动的总称；(2)信息资源管理是以信息资源（信息内容）为核心的；(3)信息资源管理只有在引入现代技术的条件下才能实现；(4)信息资源总体上是由信息资源、信息系统、信息技术平台和信息环境四部分组成的。概括地讲，信息资源管理就是对信息资源及相关信息过程进行规划、组织和控制的理论。[13]
很显然，从上述专家的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目前从一个涵盖所有能够确保信息利用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来看，我国图书馆行业在国家信息资源总体建设之中是一个很关键的中介。如果我国图书馆行业没有现代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不能使用现代信息技术，那么我国传统的信息资源不能参与新型信息资源的整合与生成，那么我国“数字图书馆”以译介为主；充当西方文化的传播工具就不可避免。所以，是从我国特定的环境出发，在传统的实体图书馆搭建信息技术平台，扩展和整合其功能，从而使图书馆的虚实功能并举？还是让数字图书馆独立与实体图书馆走两条路？这在一个信息化后发国家，资金、技术、人才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不是一个简单的决策。而要发挥信息化的后发优势，集约化的设计理念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社会批评家威廉姆斯在谈到体制的进化特征时认为：社会永远处于主流体制、残余体制及新兴体制的混合影响下。[14]实际上任何一种事物进化的过程也是如此，都不是一个线性的取代过程，而是一个复杂过渡的过程。我国历史上纸张取代竹帛的看似非常简单的过程，其实也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漫长过程。
而从一个国家信息资源的集成和整合过程来看，它是一个对传统的旧有的文化资源经过变形，被整合在新的信息文化之中的过程。国家图书馆行业，通过信息化、网络化的过程，把其馆藏描述性数据与实际的信息传递的功能集成在一起（尽管这在目前还很有难度）。让旧有的文化资源参与新的信息文化的生成和创新的过程是很有必要的。
为什么要集成不同的功能，而不是取代？可以通过“古腾堡计划”——一个将书籍的内容放到网上去的周密计划——来说明其中的困难。该计划用了将近30年的时间使1万本书上了网。但是在英国1999年一年就出版了近10万种新书（比1990年增长了50%）。所以在目前的条件下，把“所有知识”用一种形态，集中一处的愿望也是不现实的，现实中也很难有一种解决方案是普遍适用的。但是通过对传统实体图书馆的信息化和网络化的过程可以使其信息资源的再生功能得到整合，传统图书馆突破有形界限，延伸其功能界面。实际上是通过外部资源的整合实现其更好地发挥和满足其社会功能的新选择。传统图书馆要成为网络上的节点必须要具备网络信息传递的功能而不仅仅是公共查询功能。
美国图书馆学家肯尼思·E·道林认为：电子图书馆的功能有三个，即：“资源功能、信息功能和传播功能。资源功能允许读者通过查询非电子形式的编目获取信息。”他还认为：“图书馆信息管理将永远需要对非电子形式的编目进行处理，尽管图书馆配备了视频系统。信息功能包括读者可以获取数据、信息和知识的电子版本。传播功能允许读者通过图书馆获取其他电子图书馆和数据库的信息。”[15]他认为，电子图书馆应具备以下4个特点：
(1)馆藏资源管理的计算机化；(2)提供通过网络使信息使用者与信息提供者联系的服务；(3)当使用者获取信息时，图书馆员有能力介入信息的传递；(4)存储、组织信息并通过网络将信息传递给信息的使用者。他还认为，图书馆员的任务是：“信息增值者、把关人和向导”。[16]实际上如果我国图书馆行业能有若干如此标准和质量的图书馆，我国信息资源与数字化资源的整合能力和建设能力都会大大提高，而我国信息资源与数字化资源的建设也会有取之不尽的源头。
所以从信息资源是对原先分散的各种信息管理功能实施集成管理的活动的角度；从信息资源管理是以信息资源（信息内容）为核心的；信息资源管理只有在引入现代技术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信息资源总体上是由信息资源、信息系统、信息技术平台和信息环境四部分组成的角度来看，“数字图书馆”似乎更符合对信息资源实施集成管理的功能，但是如果图书馆行业信息化程度低，联网能力差，那么即使“数字图书馆”的连接各种资源的技术和能力再强，而目前仍为信息资源管理的主流机构的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不能参与它的信息组织和再生，国家信息资源体系的建设还是不能够成立的。
所以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图书馆行业的信息化程度及其联网能力，才是构建我国国家信息资源体系的基础。而“数字图书馆”对信息资源的集成管理功能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发挥其优势。所以，尽管从“数字图书馆”概念包含的要素来看，“数字图书馆”不是一个单一的实体，但是在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初始期，我国的数字图书馆的建设还必须要依托在实体的图书馆之上，而不能独辟蹊径。
收稿日期：2004-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