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中国的选择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物品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2)10-0095-21
全球治理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应对由全球化这一进程所造成的各种问题的外部性：保护积极外部性得以持续且合理的分配，消除各种消极外部性对人类共同体的损害。这也是近年来国际关系和全球研究领域中兴起公共物品理论的原因。毫无疑问，中国的崛起是当今国际体系最重大的变革之一，其崛起速度之快、成就之高以及特殊的发展模式，都将对全球治理造成深远影响。这种多元影响也为开展对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样本，观察中国在该问题上的外交选择和实践，有助于我们思考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主要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以协调维持自身发展和承担国际责任之间的复杂关系。
本文以联合国会费缴纳为例，在同其他有代表性国家的比较中描述中国在最近十年间向国际社会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情况，并尝试解释其原因。最后借助描述性分析和解释性分析的成果，对中国在国际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上的外交走向做出初步的预测分析。
一 文献综述
公共物品①研究诞生于经济学领域，并逐渐向其他学科蔓延。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发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一文，对公共物品概念进行了专业描述，界定出公共物品的两个特征：一是非排他性，即一旦公共物品被生产出来，它对所有人会同时造成收益或损害；二是非竞争性，即一个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不会减少对其他人的供给，其他人对物品的消费也不会增加任何成本。②凡是满足以上两个条件的消费品即可称之为公共物品，从而与私人物品相区分，比如民族国家的武装力量、义务教育等。
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en)最早将公共物品研究引入国际关系领域。在题为《联盟的经济理论》的论文中，奥尔森从公共物品供给的视角分析了美国在二战后不计成本筹划国际新秩序的原因，③并于1971年在《增进国际合作的激励》一文中正式提出了“国际公共物品”的概念。④顺着奥尔森的思路，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人发展出“霸权稳定论”的观点，金德尔伯格在其著作《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提出，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转需要某个国家承担“公共物品”；⑤吉尔平则围绕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提出“霸权稳定论”的两个中心命题：一是世界政治中的秩序是由一个主导国家创立的，二是国际秩序的维持需要霸权国家的持续存在。⑥
全面系统地对全球化时代国际公共物品进行研究阐述的当属英吉·考尔(Inge Kaul)。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考尔先后主编了《全球公共产品：21世纪的国际合作》和《全球化之道——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与管理》两本著作，从全球层面对国际公共物品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包括全球公共物品的定义、供给机制以及收益分配等方面。考尔等人认为，全球公共物品是指这样一些公共物品：“其受益范围，从国家看，不只是包含一个国家团体；从成员组成看，扩展到几代，甚至是全部人群；从世代看，既包括当代，又包括未来数代，或者至少在不妨碍未来数代发展选择的情况下满足目前几代。”⑦他同时提出冲出全球化危险的漩涡，需要采取明确的、果断的步骤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⑧
公共物品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公共物品的供给，由于公共物品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行为体往往倾向于做一个“搭便车者”而非供给者，因此，公共物品往往面临着供给不足的窘境，也就是“集体行动的困境”。对此研究的集大成者曼瑟尔·奥尔森于1965年完成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他提出的重要论断是：“除非一个集团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⑨供给问题的研究成为公共物品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
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能指望类似于国内政府那样的公共权威，等级秩序的匮乏让国际层面的公共物品供给面临着更严峻的集体行动困境。随着学界对国际公共物品关注度的上升，开始出现针对推动行为体进行供给的动力和行为体决策差异原因的研究。英吉·考尔和卡特尔·勒·古尔文(Katell Le Goulven)尝试沟通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制定的分歧，强调了国内技术部门和外交部门之间的协调。⑩罗伯托·诺格亚(Roberto Nogueira)则在强调了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重要作用后，通过对各国的政府能力、社会可治理性和治理质量的考察，研究国家治理对区域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影响。(11)托德·桑德勒(Todd Sandler)在《全球集体行动》一书中，提出了从集体规模和构成、互动规则和战略、行为体属性和互动结果等方面考察全球共同体如何开展合作，并推动全球治理的实现。(12)
同其诞生领域相关联，既有的国际公共物品研究带有强烈的结构主义色彩，从公共物品本身的特性出发，思考其供需情况、消费情况以及行为体在公共物品面前的集体行动。结构主义的视角往往过于宏大，忽视了国家层面的特殊因素对行为体外交选择的影响。该视角虽然揭示了国际公共物品在供给或收益分配上面临的困境，却不能解释不同行为体供给程度的差异。正是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缺陷，本文从行为体的角度出发，将国家实力、社会性互动关系和国际定位等因素同国家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数量、变化趋势以及供给态度联系起来，研究影响行为体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动力因素，尝试初步解释在国际无政府状态长期持续的情况下，国际关系行为体如何实现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并推动全球治理的实现。
二 中国提供联合国会费的现状及其比较
对中国提供联合国会费的比较分析，将通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五个国家在2001-2010年十年内对联合国会费的供给情况的考察来进行。比较的内容包括供给的数量、变化趋势以及供给成本占各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水平。
(一)研究方案的几点说明
1.国际公共物品的选取
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机制，同时也是世界性、综合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其成员包括了世界上193个主权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促进经济、文化及科技发展等诸多领域都发挥着重大作用。尤其在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两大对立阵营的激烈对峙隐入历史舞台，作为国际机制的联合国越来越多地具有了制度主义者设想的积极功能，其所涉及的议题领域逐渐多元化，在促进全球治理、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上发挥了巨大的建设性作用。因此，本文认为联合国是当今世界一项重要的中间公共物品，而为联合国提供日常经费(regular budget)也就成了衡量各国对当今国际公共物品贡献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此外，联合国会费的如下特质也有助于我们观察国家的外交选择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首先，联合国属于人造共有物，其经费来源主要依赖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的支持，国家行为体的外交决策会对其供给产生重要影响。联合国会费的分摊比率(13)由联合国大会第五委员会和会费委员会每三年进行一次核查和调整，虽然有一套通过考察每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口以及支付能力以确定分摊比率的计算方法，但该计算方法本身就是行为体之间博弈的结果，而且围绕该问题，每三年都会出现大国依靠自身影响力进行讨价还价的行为发生。本文认为，现行计算方法并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人类共同体对国际公共物品的需求和各成员国所应承担的责任，而是国际公共物品的需求和大国政治之间妥协的结果，行为体实际做出的供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的外交倾向。其次，从个体贡献同公共物品供给的总体水平之间的关系来看，联合国会费属于按总和方法汇总的国际公共物品，个体每一单位的贡献对于整体层面的意义相等，行为体的供给互相可以代替，也正因如此，行为体更倾向于消极行动和搭便车策略。
2.时间范围
对中国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现状的比较分析，将基于2001-2010年的资料和数据。之所以将时间范围限定在该十年间，一方面是由于这期间国际社会对国际公共物品的需求大量增加。这种需求的增加既源于针对数量增长的各种国际议题的治理的需要，也源于从公民社会到各国政府对全球问题的重视。某个议题在决策者(既包括民族国家政府的决策者，也包括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决策者)议事日程中的排列顺序发生了变化，意味着对该议题进行投入的需求也将发生变化。比如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虽然人类活动对地球气候变化产生大规模影响可追溯至工业革命，但直到20世纪末，伴随着一系列大规模可见的地球生态系统的灾难性变化，该议题才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际议题。
将时间范畴界定在2001-2010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大国崛起的形象在21世纪头十年得到了强化。从较长时段来看，中国崛起的进程至少持续了30年，但21世纪第一个十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强化了这种形象，这些事件横跨各种领域，如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的外交斡旋、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军事装备水平的快速现代化、航天科技的突破性进展，甚至包括在重大自然灾害中体现出的强大的政府动员能力。当然，在这些标志性事件基础之上，“中国形象”的建构，或者说是中国同世界之间关系的“互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围绕北京2008年奥运会所产生的一系列外交风波，以及以全球性传媒为代表的全球公民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猜忌，都体现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某种焦虑。一个大国的崛起对世界和平是福是祸，对于公民社会是友好还是漠视甚至敌视，都是中国在国际社会塑造自身形象的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质疑。总之，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同国际社会交往充分发展的十年，这种交往既伴随着合作和信任，也伴随着质疑和冲突，如何协调自身发展同国际社会现实变化之间的关系，在这十年中变得突出且尖锐。
3.国家选择
对中国提供联合国会费的分析，将通过和其他四个有代表性的国家之间的比较展开，这四个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法国和印度。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外交政策中表现出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是不顾国际机制和各种规范的单边主义倾向，运用压倒性的力量优势寻求全球范围内的相对收益；另一方面，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又是众多国际机制的创立者和众多国际公共物品的最大供应者，其中就包括联合国。随着近年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上开始出现“中美两国集团(G2)”(14)之论，在《驯服全球化》一书中，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就将中、美放在一起，作为有能力“单纯考虑单边主义和中立为防御战略”的国家代表。(15)由于中、美两国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与关系，比较两国在提供国际公共物品方面的表现就十分必要。
日本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国家，为了改变现状，日本通过各种积极的外交活动，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与中国的关联是，两者同为东亚地区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同时有着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和政治上的竞争。在经济上，中国的GDP总量于2010年超过了日本；(16)在政治领域，日本大张旗鼓地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从而对中国的相对收益带来了影响。
法国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强国，然而二战后实力受到削弱。随着欧洲的崛起，借助于欧盟的力量，法国国际地位有所回升，外交政策也逐渐显现出不同于美国的独立倾向，在涉及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等议题上，态度更加积极。法国与中国同样是各自区域内的大国，并且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政治地位相近。
从国家实力上看，日本、法国和中国的实力地位相近，但前两者的国际定位与中国存在差距，同日本和法国的比较有助于我们观察实力相近、但国际定位相异的国家在国际公共物品供给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
印度则是国际关系新兴力量的代表，与中国同为“金砖国家”，并且在地区和全球层面都希望成为一支重要力量，也在积极谋求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印度与中国的相似之处在于，同样被视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因为各自国家实力的快速增长而成为国际社会性互动关系中的关注焦点，并承受着来自外界的压力，在寻求国家实力发展和承担国际责任之间寻求平衡点。对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观察承受相似的外部压力和拥有相近的国际定位、但实力不同的国家在提供国际公共物品时所表现出来的差异。
4.数据选择
三组数据包括：行为体缴纳联合国会费的比率、行为体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以及行为体缴纳的会费占各自GDP的比重。第一组数据是对一个国家供给国际公共物品水平最直观的反映，供给水平和会费比率成正比，该组数据十年间的变化趋势反映了一个国家承担国际义务水平的发展趋势。第二组数据反映的是国家实力的变化，构成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要素多元且复杂，GDP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且相对容易统计的一项指标。对前两组数据进行综合考察，有助于我们分析国家实力分配和公共物品供给之间的关系。
第三组数据是行为体缴纳会费占该国GDP的比重，即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对行为体造成的负担情况，功能是用来考察一个国家承担国际义务、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态度，比率和态度成正比。仅仅观察第一组数据，虽然可以反映行为体承担国际义务的水平变化，但如果忽略了国家实力变化这个动态要素，就难以对其态度进行判断。例如，一个国家承担的会费比率和绝对数额都得到了提升，但是其占该国GDP的比重持平甚或是下降，就很难说该国的态度是积极的。当然，这种情况有可能源于国际公共物品整体需求水平的下降，但是通过不同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我们依然可以得出不同国家在该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之间的差异。对上述三组数据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得出对行为体提供国际公共物品水平的全面认识，既包括客观的供给水平，也包括主观的态度和倾向。
(二)中国缴纳联合国会费的比较分析
1.五国缴纳联合国会费情况及各国GDP的变化
图1 2001-2010年中、美、日、法、印在联合国的会费比率
图2 2001-2010年中、美、日、法、印GDP占世界GDP比重
表1罗列了中国、美国、日本、法国和印度五国十年间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比率的变化以及各国GDP在世界GDP中的比重，图1和图2是根据以上两组数据制作的折线图，以反映数据变化的趋势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2001-2010年间，承担的会费比率呈现相对较明显的上升趋势的国家是中国和印度。中国从2001年的1.54％上升到2010年的3.19％，所占比率翻了一番，是五个国家中增速最快和增幅最明显的国家，可以说在这十年间，中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水平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但其总体水平在五国的排名中并不高，从图1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承担的会费比率在五个国家中仅排倒数第二位，截止到2010年，中国所贡献的会费比率是霸权国美国的1/7、非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的1/4、同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GDP已被中国超越的法国的1/2。印度所承担的会费比率由0.34％增长到0.53％，同样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但其对联合国会费所做出的贡献在五个国家中是最低的，2010年仍不足1％。
在2001-2010年间承担的会费比率基本持平的国家是美国和法国。其中美国分摊的会费比率保持在22％，是全世界承担会费比率最高的国家，充分体现了其作为当今国际体系霸权国的地位以及现行国际体制最重要的缔造者和维持者的身份。但是，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另一极端的单边主义倾向影响了美国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水平，拖欠巨额会费，并以此对联合国的行动施加影响使其饱受国际社会批评。法国的会费分摊比率也表现出了相对稳定性，从2001年的6.5％到2010年的6.12％，中间虽然有所调整，但始终保持在6.03％-6.51％之间。它对待国际义务的态度稳定，总体水平在五国之中也排在中间位置。
日本在五个国家中的数据波动最为明显，且独具特点。日本并非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却承担了仅次于美国的会费比率，在财政上的贡献是所有成员国之中第二高的。即使在两次明显的向下调整之后(2007年和2010年)，其所承担的会费比率依然高达12.53％，是身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法国的两倍，是同样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且经济总量相当的中国的四倍。可以说，至少在联合国会费这项公共物品中，日本承担了极高规模的义务。
联合国会费由会员国按照“能力支付”的原则进行分摊，第五委员会和会费委员会按照一定的标准对成员国的义务赋予权重，属于按“加权方法”进行计算的公共物品。这就要求实力强大的国家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反映国家实力的图2和反映贡献水平的图1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一致性。
在两幅折线图的比较中，图1呈现出明显的稳定性，尽管各个国家所分摊的会费比率出现变化，但五条线并没有发生交叉现象。然而在图2中，除了美国和印度清晰地分布上下两端以外，中国、日本和法国的折线发生了交叉现象，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实力发生了重大变化。从2001年到2005年，中国CDP占世界GDP的比重同法国不相上下，次于美国和日本，强于印度，同图1所反映的会费分摊水平相当。从2006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再度拉高，2009年与日本基本持平(8.59％比8.66％)，2010年已经实现超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中国国力快速增长相伴随的是美国和日本的相对衰落以及法国的平庸。印度虽然也保持了较快速度的增长，但在世界GDP中依然只占有较低比重，在五个国家中排名最后。同这种发展趋势相伴随的，是中国所分摊的联合国会费的快速增长以及其他国家的相对下降或持平。
然而，无论是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都对中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水平存在争议，中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到底要增长到什么程度?这种变化能否称得上是积极?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在什么地方?上述两组数据尚不能给我们答案，只有将一个国家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水平同其自身的国家实力相比较才能得出更合理的观察。
2.五国缴纳联合国会费的态度比较
通过表1和图2，我们可以对“联合国会费缴纳”这个议题有一个宏观的认识，包括中国在内的五个国家的分摊比率在整个议题的结构中得到体现。图2开始将行为体对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同GDP联系在一起，考察特定国家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态度。
对行为体供给态度的考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诸如一国政府对某个议题的政策文件、相关外事人员的发言、国内媒体对该议题的报道等。本文旨在通过计算一国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支出同该国GDP的比例(即国际公共物品支出/GDP)，也就是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对一个国家造成的负担水平，对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态度进行研究。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行性强，数据可考且便于测量和比较。此外，这种方法具有较强的合理性：比如作为国内公共物品的赈灾捐款，不能抽离行为体的承担能力，而简单以行为体支出的捐款数额裁定其态度。
鉴于本文选取的五个国家在2001-2010年间缴纳的联合国会费占其GDP的比重保持稳定，因此对该数值的描述采用十年的平均数值，(19)详情如表2所示。
表2列举了2001-2010年间中国缴纳的联合国会费数额、GDP总量以及前者和后者的比值，其态度是否积极有待于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下面表3列出了美国、日本、法国、印度四国的比值，为简化计算过程，将直接列出十年比值和平均值。
为了方便比较，我们将五个国家的平均值做成柱状图(参见图3)。
图3 2001-2010年五国缴纳联合国会费占GDP的比值(万分之一)
图3展示了本文所选取的五个国家在2001-2010年间其所缴纳的联合国会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的平均值，该数据用以反映行为体提供国际公共物品、承担国际责任的态度，数值同态度成正比。五个国家的数值在十年间基本保持稳定，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国际公共物品供给面临的困境，即很难期望行为体采取大幅的主动行动以加强供给，尽管国际公共物品对全人类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图3中，中国的数值仅高于印度，低于其他三国，是美国的40％、日本的21％、法国的28％。2001-2010年间的最高值为2002年的0.17
，然而到了2010年，尽管中国承担的会费比率大幅上升，数额快速成长，但其占GDP的水平却跌到了最低点，只有0.11。这表明在缴纳联合国会费这个议题中，中国的国家实力增长速度高于其所供给的公共物品的增长水平，负担水平稳中有降。除此之外，中国在五个国家的比较中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和法国，显然，通过比较，我们很难将其判定为积极的态度。
除中国外，印度的态度是五个国家之中最为消极的，十年来缴纳的会费不足GDP的万分之一，尽管其所承担的会费比率呈上升趋势，但印度也面临着和中国相似的外交决策，即行为体所追求的大国地位，仅仅是一个富有权力的大国，还是能够承担起国际义务，引领国际社会的大国。
日本、法国、美国在积极程度的排序上分别占据前三位，但是负担率的顺序同缴纳会费总额的顺序不尽相同。美国在缴纳会费总额上高居榜首，然而会费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仅有0.327，远逊于日本的0.646，甚至低于法国的0.486。这说明美国在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上，虽为霸权国，态度并不积极。在所有五个国家中，日本的态度最为积极，除了会费缴纳比率高居全球第二外，其所承担的负担，即公共物品供给的数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排在五个国家的第一位，而且是美国的两倍。当然，随着相对实力的衰退，2010年日本的公共物品负担率较上一年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后退，但依然保持0.48，同2001年相比下降了0.02。五个国家中最出乎笔者意料的是法国，其在缴纳联合国会费中表现平稳，在公共物品负担率方面也表现出色，十年平均比率为0.486，仅次于日本排在第二位。法国作为老牌强国尽管近十年来在国际实力分配中的相对地位有所下降，但在对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态度上依然表现积极，强于霸权国美国和新兴经济体中国。
国家在国际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内的表现就像钟摆一样，其表现总是处于两个极点之间，因此，这里尝试在线段上将上文提到的五个国家在供给量、变化趋势和供给态度三个方面上的表现进行排序，在比较中定位中国。
图4 五国提供联合国会费总量的排序
图5 五国提供联合国会费的变化趋势排序
图6 五国提供联合国会费的态度排序
图4反映的是五个国家提供联合国会费总量的排序，线段由左至右代表供给总量由高到低，在该项排序中，中国在五个国家中居于第四位，同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大国尚有差距。
图5反映的是五个国家提供会费的变化趋势的排序，位于线段中点的国家意味着其供给的公共物品的总量持平，趋势没有明显变化，比如美国缴纳的联合国会费比率在十年间始终保持在22％的水平，在反映对该项公共物品进行供给的变化趋势线段中处于中间位置。由线段中点向左延伸，意味着供给趋于增长，越向左，增速越快；相反，线段由中点向右延伸则意味着供给趋于减少，越向右，减幅越明显。在该排序中，中国表现突出，在五个国家中高居第一位，意味着中国在十年间大幅增加了对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而且增幅远超过其他国家。
图6反映的是五个国家提供会费的态度排序，态度通过供给的国际公共物品成本占各国GDP的比率得到反映，线段由左至右代表供给态度由积极到消极。在该项排序中，中国的表现排在第四位，在五个国家的比较中倾向于消极。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的公共物品负担率高于中国，但是考虑到其拖欠联合国会费，利用会费缴纳问题要挟国际机制的外交行动，本文缩短了美国同中国的差距。
此处应该强调的是，国际体系中的所有国家都居于三条线段的某一点上，由于本文只涉及五个有代表性的国家的比较，因此当某一国家的排序靠前或靠后的时候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定性评价，只是在同其他四个国家的比较中的位置。如果考虑到所选取的国家都是当今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大国，是国际公共物品的主要供给者，因此在囊括了国际社会所有国家的线段中，这些国家在供给总量上都居于世界前列。
三 中国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原因
如前所述，当公共物品进入国际关系领域，对该问题的探讨相应地转化为霸权稳定论和制度稳定论，即公共物品的供给主要依靠具有超强实力的霸权国家行使类似于国内层面的中央政府的职能实现，或者是依靠稳定的国际制度的功能性作用推动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然而，这两种理论都过于宏大，对具体问题的解释力有限。比如说，该如何解释实力相似的国家，或者是同样受到国际制度功能制约的国家，在同一项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态度上的差别?宏大理论很少提及民族国家在外交决策中具体受到哪些因素的激励和制约，而正是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最重要的行为体承担了最主要的供给责任。
这里强调将国家实力、激励机制和国际定位同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联系起来，强调国家实力的变化、社会性互动关系的兴起以及国际定位三个因素对中国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影响。
(一)国际实力分配对中国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影响
在上文对中国、美国、日本、法国和印度五个国家缴纳联合国会费的描述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各个国家对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同国际实力分配的一致性，供给总量的排序同国家实力排序基本一致。经验上，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总量也在不断提高。国家实力和公共物品之间的这种正比关系，是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结构的客观需要，是实现全球治理的客观需要。这是因为：
第一，避免国际公共物品供需关系中的“反罗宾汉效应”，要求在国际实力分配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承担更多的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鉴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困境，学者尝试建立一套标准，明确行为体所应承担的义务水平，实现公共物品的供需平衡。瑞典经济学家埃里克·罗伯特·林达尔(Eric Robert Lindahl)提出的“林达尔均衡(Lindahl equilibrium)”被视为衡量能否实现公共物品充分供给的标准，该理论强调每一消费者按照其边际收益来承担公共物品成本。但经济学理论同国际关系现实存在脱节。一方面，国际社会中缺乏充分的信息，无从判断行为体从公共物品中所获得的实际收益，从而确定各国所应支付的成本；另一方面，这种依据消费者个人消费偏好的计算方法在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国际体系中往往会造成劫贫济富的“反罗宾汉效应”，即加大行为体之间的贫富差距，同全球治理的理念相去甚远。
全球公共物品负面外部性的承受者往往集中于贫穷国家，这些国家同时也是对正面外部性需求最大，同时应对负面外部性能力最差的国家。换言之，贫穷国家一方面亟须对公共物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又无力承担其最需要的公共物品成本，如果强制每个行为体承受公共物品外部性内部化的成本，“全球公共物品非但不能扮演一个平衡者的角色，反而会恶化不平等”，(20)造成劫贫济富的“反罗宾汉效应”。因此，在国际关系中，为了避免这种“反罗宾汉效应”，客观上要求国际实力分配同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保持一致。我们必须依靠最具有实力的国家，寻求缓解国际公共物品供给困境的方法，推动大国承担相应责任，促进公共物品收益和成本的合理分配，而不能简单依据行为体对公共物品的收益水平来分担成本。
第二，全球治理中，人类共同体的整体性利益要求国家实力同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保持一致。在全球化时代，行为体对利益的追求仍是其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主要动力，只不过这种利益已从单一的国家利益扩展为“整体性”的人类利益，整体性的来源是我们今天所提及的多元的国际公共物品在全球化时代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各种外部性。对任一国际议题所带来的收益的分享，或者是对由任一议题制造的成本的承担，不再由行为体自己所决定，而是受制于各种外部原因，这些外在原因又交织纠缠在一起。比如对流行疾病的防治行动，承受疾病之苦绝非单个国家的公民，而应以全人类的视角加以考量，只要全世界尚有一个角落存在某种流行疾病，任何一个国家、社会、民族和集团都不能保证不会承担其扩散的负面外部性，而人类共同体对流行疾病的防治，显然是全球范围内的积极外部性。除流行病防治以外，涉及国家的生存(如粮食和气候变迁)和发展(如能源和金融体系)各个方面的外部效应正伴随全球化之势对国际社会构成挑战。正是伴随全球化所产生的各种议题的外部效应，使得人类共同体拥有了相较于以往更广泛的而且是更深刻的“整体性”利益。这种整体性既体现在利益的主体上，也体现在实现利益的方式上。
主体的整体性体现在各种全球问题的外部效应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公平发展、资源和财富的合理分配，并且对国家、民族、社会等各种集团以至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构成挑战；实现利益方式的整体性，则强调了各种行为体在应对各种外部性的影响时侧重非零和博弈，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因为侧重相对收益的零和博弈并不旨在消除各种议题领域的负面外部性，而是将公共劣品转嫁到其他行为体身上，激化国际矛盾。
基于避免国际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反罗宾汉效应”和实现整体性利益的客观需要，要求国家行为体依照自身实力对国际公共物品进行供给，实力越强大的国家，供给的数量水平就越高，相反则越低，供给的数量水平的变化会随着行为体实力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在上文分析中，中国、美国、日本、法国和印度五个国家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数量同其实力分布基本一致，在国际实力分配处于顶端的美国、日本和法国都对国际公共物品做出了可观的贡献。在图1和图2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所有五个国家的供给曲线同GDP曲线具有一致性，中国和印度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而加快了对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日本随着国家实力的衰退则相应降低了供给水平。
此处应该强调的是，这里并没有说国际社会的所有行为体都会像一个有组织的集团成员一样各尽其力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在该问题领域也并没有形成某种正式的制度保证“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规则的确立。尽管该议题中行为体的表现会和自身的实力相挂钩，一些发达国家也为公共物品的供给付出较多，但我们尚不能说国家实力就是解释行为体提供公共物品的充分原因。中国和印度虽然在国际实力分配的阶梯上逐渐上升，但提供公共物品的总量相较另外三个国家仍然较低。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依赖于下面对激励机制和国际定位的考察。
(二)激励机制对中国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影响
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往往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而国际社会正是一个标准的有着共同利益的，由理性自私的行为体组成的大集团，国际公共物品最严峻的现实就是严重的供给不足。虽然避免“反罗宾汉效应”和实现整体性利益的客观需要会促使国家运用实力实现公共物品的供给，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做出了同其实力相符的贡献。那么在无政府状态下由理性且自私的行为体构成的国际体系中，我们能否期待某种力量作为促进民族国家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激励机制呢?在国际社会中是存在这种力量的。该力量就是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在推动全球治理实现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社会性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建立在共有观念和共同价值认同的基础之上，通过对行为体自身利益认同的调整影响其外交决策，并借以维系体系的生存和发展。在国际公共物品供给领域，社会性互动关系主要来自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互动和全球公民社会同国家之间的互动。在日益多元化的全球治理议题中，具有主体非国家性和目标价值规范性的全球公民社会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性因素。在很多情况下，按照行政边界划分的主权国家同跨越国家边界追求目标的公民社会之间往往会出现摩擦，两者之间的互动经常表现为激烈的抗争和示威。从韩国的农民到欧洲的工人，从西雅图到北海道，各色公民社会组织围绕伴随全球化而产生的社会资源再分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抗争，这些运动虽然被冠以“反全球化运动”之名，但其主流所追求的目标是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不同集团(21)之间的公平和正义，消除贫困和剥削，是对借助资本力量进行全球扩张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反抗。其目标同实现国际公共物品充分供给的目标一致，旨在消除各种问题的负面外部性影响，保证积极外部性的合理分配。显而易见，在全球化时代，各种问题的外部性对人类生活造成的影响日益严重。而全球公民社会，即各种非政府组织、跨国界的公民运动以及全球性传媒与网络等，通过舆论压力、游说政府、传播信息等方式同主权国家各级政府开展互动，通过倡导和认同“全球身份”、“全球意识”和“全球价值”，对国家行为体摆脱单一的国家视角和国家利益的束缚，关注人类的共同利益与命运，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物品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联合国会费比率分摊问题上，社会性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外交互动。每三年一次的联大会费调整，总是伴随着国家之间的相互诘责和相互掣肘。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飞速发展，中国同其他国家(主要是西方大国)在该问题上围绕着“能力支付”和“责任支付”展开激烈的攻防战。这种博弈更像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性互动，行为体之间对维持并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存在共识，并且意识到应该借助该机制以实现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推动人类共同体的繁荣和进步。受到社会性互动关系影响的国家，外交行为并不一定表现为对相对收益的漠视，而在于国家经常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追求同社会性因素之间的妥协。尽管没有一个大国会表现出对外界压力的屈服，但经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如印度、巴西等国)在2000年后的历次联大会费调整上都承受了来自其他国家的外交压力，会费比率保持了高速增长。
(三)国际定位对中国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影响
一个国家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实际数量除了受到诸如国际实力分配和激励机制推动等综合因素的作用外，还和国家对现存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认知程度以及对自身国际角色的认知程度相关，而这两个维度都与国际定位相关。中国在提供国际公共物品方面表现出增幅大、总量小、负担率低，是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关的。
首先，中国对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认知正处于转型时期，从批判、革命者逐步转向认同、参与者。改革开放前，受到东西方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国际格局的制约以及面临外部势力包围和遏制的现实威胁，中国外交倾向于对当时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进行批判和打碎。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融入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借助对自由贸易体系的参与实现自身国家实力的飞速发展，借助对主权原则的支持为自身发展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逐步成为现有体系和秩序的认同、参与和改革者。但由于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现实仍然是西方主导，所以中国对这一体系和秩序尚有所保留：一方面认可自身是现有体系和秩序的受益者，另一方面不满于现有体系和秩序中的诸多不公正现象，这种不公正主要反映在西方国家在收益分配和规则制定中的强势地位。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对于在现有国际体系和秩序中运作的国际公共物品的生产与管理，似乎也存在某种程度的观望与保留。
其次，中国对自身国际角色的认知尚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比如，中国到底是发展中国家还是新兴大国；是坚持传统的内向型发展战略还是转向外向；是继续韬光养晦还是更加有所作为。当中国在硬实力上已经实现了快速崛起的同时，如何看待自身的国际角色将决定中国如何使用国家实力。换句话说，中国对自身国际角色的认知，将决定中国所追求的“民族复兴”、大国地位等目标究竟是意味着对国际社会的责任和贡献，还是传统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对相对优势的追求。总之，中国对自身国际角色认知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态度。
此处应当强调的是，国际定位是动态的，一个国家对现有体系和秩序以及自身角色的认知会随着外部环境和自身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比如，随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向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随着中国国内建设的完善和发展理念的变化，中国会对国际体系和秩序产生更强烈的认同，对自身国际角色有更清晰的认知，从而更积极地提供国际公共物品。
四 结论
通过比较分析，本文完成了中国对联合国会费供给情况的描述，考察国际实力分配、社会性互动关系的兴起以及行为体的国际定位等因素对中国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影响。
正如英吉·考尔所言，是否以及如何实现全球公共物品的供应决定了全球化对人类而言究竟是一次机遇还是一种威胁。(22)一个迅速崛起且独具特质的中国，在对待国际公共物品供给上的外交选择势必会对国际秩序的走向和全球治理的实现造成深远影响。笔者认为，中国在国际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上正处于一种过渡状态，即由一个主要受到外部激励机制推动的，在主要关涉到自身生存发展的问题领域内有选择供给的“聪明的搭便车者”，向更积极主动的，在关涉整个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能够引领潮流的负责任大国转变。
在影响行为体供给的三个因素中，中国在国际实力分配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尤其是在最近的十年间，中国GDP总值占全球GDP总值的比率由4.14％上升到9.32％，翻了一番，排名更是超越日本居于世界第二位。如果再考虑到持续增强的军事能力、在航天科技领域内的飞速进步以及在重大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中的影响力，中国在当今国际实力分配体系中已经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以全球公民社会为代表的社会性互动，同样伴随全球化的进程保持强势，尤其是在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众多全球问题中，非国家行为体对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对国家行为体施加压力，国家实力越强大，就越容易成为社会性互动关系中的关注焦点。
相对以上两个稳定的因素而言，国际定位的转变是推动中国转变的关键一环，即中国到底如何看待一个国际公共物品至关重要却又严重匮乏的时代以及在这个时代、这个体系中的自身角色。对这一转变的最重要的支持来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一系列文献和报告，比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就明确提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3)国际定位的转变是一个渐进且充满挑战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内部的痛苦转型以及同外部的摩擦，然而一旦中国能够确立起一个外向而清晰的国际定位，能够以“认同者、融入者、维护者和建设者”(24)的角色参与到全球治理中来，必然会有效推动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推动国际社会向着善治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可有效缓解在一些全球问题上所承受的来自外部的压力，改善中国的外部环境。
鉴于国际公共物品本身概念内涵的庞杂以及本项研究的局限性，在此补充三点思考，以加深我们对国际公共物品的认识和理解：
其一，对行为体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偏好的考察应当依据具体问题领域进行具体化的分析。影响国家外交选择的三个要素在不同的问题领域会出现不同的变化，比如，全球公民社会在气候变暖问题上对国家所施加的压力要远高于在公海渔业资源保护问题上的压力；日本虽然对支持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机制抱有浓厚兴趣，并且表现积极，但是在海洋生物保护问题上则表现出了消极的态度，并因此招致批评。因此，在观察不同国家在不同领域的供给表现时，应当注意影响国家供给的因素在具体问题领域内的变化。总之，本文对中国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评价仅限于所选取的对联合国日常经费的缴纳情况。对于中国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完整全面描述，还有待于更充分和更全面的研究。
其二，本文所选择的国际公共物品，其供给方式主要依靠行为体的财政支持。但在应对全球化、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过程中，除了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支撑以外，理念、价值和文化等无形的国际公共物品也是衡量行为体国际贡献的重要方面。国际秩序转型不仅体现为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以及国际机制的调整与改革，更体现为新的规范与理念得到更多的倡导、认同，从而在根本上塑造着一种区别于传统国际政治理念的新理念，并以此来塑造新的国际秩序。在历史上，中国曾经在理念上为区域国际秩序做出过重要贡献，(25)在全球化的今天，以“和谐世界”为代表的新理念的提出以及不断发展和完善，也是观察中国不断转变自身国际定位、努力提供规范与价值性国际公共物品、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方面。
其三，国内公共物品同国际公共物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会不会影响到国内公共物品的供给。该问题在国内尚未实现公共物品充分供给的发展中大国尤为突出。发展中大国一方面需要完善国内的社会体制，实现国内公共物品的充分供给；另一方面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需要承担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义务。两者之间的冲突有可能受到偶发事件的影响而激化，并且成为国家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阻力。笔者认为，客观上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对国内公共物品的供给并不造成必然影响，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且国际公共物品的匮乏程度远甚于国内社会，大国在完善国内公共物品供给的同时应当积极地提供国际公共物品，两者都是国家行为体应尽的义务。当出现国内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之时，我们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合理筹划财政支出，提高行政效率，实现利益的公平合理分配，而不是盲目地排斥同样匮乏的国际公共物品。
[修回日期：2012-09-11]
注释：
①公共物品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达方式：public goods和collective goods，中文译法包括“公共物品”、“公共产品”、“集体物品”等，鉴于本文属于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采用更有一般意义的“公共物品”。
②Paul A.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36,No.4,1954,pp.387-389.
③Mancur Olson,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Santa Monica:The Road Corporation,1966,pp.13-15.
④Mancur Olson,“Increasing the Incentive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1.25,No.4,1971,pp.866-874.
⑤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著，宋承先、洪文达译：《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48页。
⑥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⑦Igne Kaul,Isabelle Grunberg and Marc Stern,“Defining Global Public Goods,” in Inge Kaul,Isabelle Grunberg and Marc Stern,eds.,Global Public Goods: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0-12.
⑧英吉·考尔等编，张春波、高静译：《全球化之道——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与管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⑨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⑩英吉·考尔、卡特尔·勒·古尔文：《生产全球公共产品的制度选择》，载英吉·考尔等编：《全球化之道——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与管理》，第316-345页。
(11)罗伯托·诺格亚：《区域性公共产品、治理与能力建设》，载安东尼·艾斯特瓦多道尔、布莱恩·弗朗茨、谭·罗伯特·阮主编，张建新等译：《区域性公共产品：从理论到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8-272页。
(12)Todd Sandler,Global Collective Action，Cambridge，Englan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32.
(13)关于联合国会费的计算方法，可参见“Image and Reality:About the UN,” chapter 5:“Is the UN Good Value for the Money,”http://www.un.org/geninfo/ir/index,asp,转引自Marjorie Ann Browne and Luisa Blanchfield,“United Nations Regular Budget Contributions:Members Compared,1989-2008,” 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January 22,2010,http://assets.openers.com/rpts/RL30605_20100122.pdf。
(14)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参见C.Fred Bergsten，“A Partnership of Equals：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Vo1.87， No.4，2008，pp.57-69。
(15)戴维·赫尔德主编，童新耕译：《驯服全球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16)参见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all。
(17)数据来源：联合国文献检索系统(UNBISNET)，Assessment of Member States’Contribu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Regular Budget for the Year 2001-2010，文件编号按时间顺序排列：ST/ADM/SER.B/568、ST/ADM/SER.B/582、 ST/ADM/SER.B/597、ST/ADM/SER.B/612、ST/ADMl/SER.B/638、ST/ADM/SER.B/668、ST/ADM/SER.B/701、ST/ ADM/SER.B/719、ST/ADM/SER.B/
755、ST/ADM/SER.B/789，http：//unbisnet.un.org：8080/ipac20/ipac.
jsp? session=13Q65Q326P086.110130&profile=bib&menu=
search&submenu=subtab124&ts=1316503263476#focus。
(18)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all。
(19)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all。
(20)Igne Kaul,Isabelle Grunberg and Marc Stern,eds.,Global Public Goods: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21st Century,p.19.
(21)这些具有跨国行动能力的集团包括不同的阶层、职业、族群甚至是性别。
(22)英吉·考尔等编：《全球化之道——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与管理》，第2页。
(2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49页。
(24)对于上述四种国际定位的详细讨论，参见蔡拓：《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若干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130-132页。
(25)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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