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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一个只有626平方公里国土，348万人口（1996年）的小国，却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1964年至1984年的20年间，经济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1993年新加坡人均GNP达19850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而居第二位。新加坡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同政府高度重视国民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分不开的，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仅次于国防支出，长期居第二位，并以每年30%左右的速度递增，教育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发展高等教育是新加坡实现经济腾飞的基础条件之一。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为适应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高等教育事业从无到有，迅速成长。陆续建立了两所综合性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四所专科学院（新加坡工艺学院、南洋工艺学院、义安工艺学院和谈马锡工艺学院），还有隶属南洋理工大学、实际相对独立的工艺教育学院和非牟利私人商业学府一新加坡管理学院，以及委托管理学院主办的新加坡开放大学等。其中1980年在原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基础上合并成立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拥有8个学院，50多个系，为新加坡培养了大批高层次的人才，成为建设国家的最重要的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和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目前，它不仅是新加坡规模最大、力量最雄厚、培养的人才水平最高的高等学府，而且在世界100所杰出大学的排行榜上名列第57位（1992年），成为国际著名学府之一。
新加坡高等教育的迅速成长，主要得力于两大举措，一是政府办学，二是注重实效。
一
新加坡高等教育是在执政党——人民党政府的严格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新加坡和香港自近代以来，一直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深受英国的影响。但两地现行高教管理体制却截然不同。香港延袭英国传统，一直实行学自治，政府只作间接调控。新加坡独立后，为配合其经济的民展，一反过去大学自治体制，实行高度的集权体制，逐步将学校的人事大权和教育大权收归政府。因此，新加坡的高等院校，无论是教育经费的分配，教育内容的选择，还中教育 规模和教育目标的确定，各级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任用，乃至各种方针政策、制度规章的制定的执行，都是由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教育部承担。学校的教育管理权限很小，只能无条件地执行国家下达的教育任务。
例如，在确定高等教育规模方面，政府发挥了重要的调控作用。高等教育是一项长期效益的系统工程，初期投入大，成本高，而新加坡国小人少，自然资源严重缺乏，财力物力十分有限，更需要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严格规划与调控。新加坡政府清楚，接受高等教育是新加坡人的普遍愿望，这种愿望目前尚未得到完全满足。但是，新加坡政府也懂得，必须保证高等教育的社会信誉和教学质量，不能盲目发展，随心所欲，不能仅仅迎合民众站在个人角度而提出的要求。必须控制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使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需要和容量相适应，所以，只能在教育和经济同步发展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地去满足民众的个人要求。为此，新加坡政府专门成立人力资源规划委员会，根据一定时期内国家经济发展目标，对全社会所需要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规格作出预测，并据此制定各高等院校的中长期发展计划，分清层次，按需要培养。新加坡政府规定，由两所大学开设本科和研究生学位课程，培养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颁发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四所工艺学院只培养中级技术管理人才，颁发专科毕业证书。较早兴办的两所工艺学院历史较长，师资雄厚，试图发展成为理工大学。而政府认为，现在的高校规模及培养层次是和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水平相吻合的，随意提高层次，使院校升格，就会打破人才培养和实际需要的平衡，还会增加企事业的工资开支，消弱新加坡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对人力相资金都是浪费。因此，政府不为所动，坚持只开办两所本科院校的方针。
对高等院校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符合新加坡作为小岛国家的地理特征和多民族杂居的社会环境。新加坡国土面积很小，是个“弹丸之地”，人口又密集于首都新加坡市，国家和城市浑为一体，是个“城市国家”。这样的地理特征便于实施高度的中央集权制的教育行政管理模式，将全国各地的教育置于行政部门的统一管理之下。新加坡又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各民族的文化水准和教育发展参差不齐，很不平衡。在国家的统一管理下，新加坡对各民族的学生一视同仁，采取择优录取的同一标准。政府认为，坚持统一是公平的，坚持高标准是积极的，有利于逐步缩小民族问的文化差距，建立多元种族的和谐文化。
对高等院校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符合新加坡的国家利益，有利于集中一个小国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统筹安排，重点发展一批国家建设所急需要的专业和学科。新加坡扼马六甲海峡南口，为东南亚海空文通枢纽，是世界著名的转口贸易港，航 运业、修船造船业、国际贸易和金融业、旅游业等十分发达。这些也是新加坡的经济支柱。与国家支柱产业相联系，能够直接为新加坡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应用型学科，理所当然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特别关照。政府为其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扶持和充裕的经费保证，以促其飞速发展。90年代以来，为了迎接21世纪高科技相国际竞争的挑战，新加坡政府又把扶持的重点转向能够创造高额利润的新兴产业和尖端学科，在高等院校成立微电子学院、分子农业生物学院、分子与细胞生物学院以及超级电脑研究中心等等，充分体现了政府调控的功能。
可以说，新加坡的高等教育是政府意志和政府行为的集中体现。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集中管理高等教育的模式逐步暴露出一些弊端。如，强调了统一性和整体性，便扼杀了多样化和个性化；重视了集中统一管理，却忽略了自主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发扬。随着工业文明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丰裕。新加坡公众的文化视野更为广阔，社会观念将更为开放。政府再像以往那样在高等教育中贯彻干预性和指导性很强的政策则更为困难，在工业发达的社会中推行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要比在经济成长期的社会更为艰巨。新加坡教育部长也不得不承认，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有两个弱点，一是过分唯命是从，二是过于保守秘密。高等教育缺乏必要的透明度和民主气氛，将会极大地压抑教学科研人员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充分发挥。由此带来一个令新加坡政府颇为头疼的问题：大量的人才外流。如何控制本国公民的人才外流率，已经成为政府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
政府统管高等教育为新加坡带来了高度的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又反过来要求改变这种统得过死的管理机制。而对文明的挑战，新加坡政府正在“改弦更张”，试图运用现代管理手段和方法推进高教育改革。在方针政策的制定方面，更强调朝着一个灵活、更能发挥学生个人潜能的方向发展。如引进学分制，综合英美两种学制的优点，为学生建立一个较灵活的学习制度。在教育行政管理方面，设法确保更大的大学自治及学术自由。因为，一个开放的自由的环境及对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尊重，对于吸引并留住优秀的英才无疑是非常必要的。让高校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将是整个90年代新加坡高等教育改革努力实现的目标之一。所有这一切，将使高等教育更具活力，培养出的学生更具竞争力。
二
新加坡高等教育的发展，一向采取实用主义原则，着重培养国家经济建设必须的各类工程技术人才，以满足工商业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新加坡教育部部长李玉全指出：“确保教育系统与经济形态相关联，是新加坡高等教育的重要指导方针之一。”南洋理工大学校长詹道存说得更明确：“新坡两所大学的任务，就是为经济发展培养类专门人才。”基于此，新加坡把高等教育的发展重点放在应用领域，并根据本国的经济战略和发展优势，大力发展当前最需要的实用专业。
一是专业设置的应用型。新加坡的经济与商业经济联系密切，因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高度重视配置应用类的学科和专业。早在1980年，新坡国立大学的第一副校长就强调，大学教育中，“技术性研究必须优先于人文科学。”政府也鼓励高校用主要精力从事工业技术研究，以强化高等教育实施国家科技政策中的“先行官”作用。在这一方针指导下，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充分体现了技术优先、工科第一原则。新加坡的四所工艺学院，是清一色的工科院校，其课程结构体现出很强的实用性。如国际贸易与航运、国际金融与会计、室内设计与装璜、广告制作与销售、大众传播、工商管理等课程紧紧扣住新技术和工业发展的需求，为社会输送各类应用型专门人才。1991年新建的南洋理工大学，其强项就是有关商业和科技的课程，着重培养高层次的技术经济和管理人才。国立大学是新加坡的最高学府，所属8个学院，除文学院外，其余7个学院都是瞄准高新科学技术设置的，意在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使之保持世界领先水平。最近成立的分子农业生物学院更是雄心勃勃，说要运用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技术开拓农业科学研究，在新加坡建立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农业技术中心。
二是教学环节的实践性。新坡高等教育重视培养应用型人才，不仅表现在学科专业设置方面考虑了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而且也反映在具体的人才培养过程的教学安排上，十分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新加坡工科院校在课程安排上为了保证学生有足够的时间深入实践，规定攻读技术文凭的工科学生在学期间要有40%的时间在工厂车间实习。新加坡工艺学院为使学生有更多时间进工业实习，将原来每年三个学期改成每年四个学期，学生在第二与第四学期结束之后，可以有两个8周的工业实习时间。南洋工艺学院为使招聘的教师更了解新加坡技术和工业发展的现状，规定必须有3年以上从事实际生产或工程技术工作的经验，无此经历，不能聘用。义安工艺学院为使学生的学习跟得上工商技术的最新发展，每年聘用工商界人士为客座顾问，指导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的安排，为专题研究报告提供咨询，介绍工商技术发展的最新信息。同时，还经常组织学生到企业部门担任见习技术员，及时掌握技术发展的最新动向。
三是科研成果的商业化。政府强调高校的教学科研要直接服务于现代生产。承担国家的重点研究项目，并把主要精力放在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上。1980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创立伊始，政府就在附近划出125公顷土地，投资1亿新元，兴建肯特岗科技园，为国立大学教学科研的实际应用提供了第一流的场所。国立大学的科研成果通过科技园迅速转化成现实的生产成果，并产生直接的商业利润。科技园先进的生产技术设备又为国立大学的专家学者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著名的肯特岗科技园，把高等院校的教学科研和现代化生产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从1995年开始，新加坡政府决定增加高等院校的商业化投资。教育部直属的各高等学府每年可获得500万新元的专项拨款，用来协助高校建立控股公司，或和国内外其他公司合资，尽快地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商业利润。这表明政府鼓励更多的高校教师及科技人员从事有商业价值和开发价值的研究项目，以便加速科技成果的商品化。
新加坡高等教育注重实效，为高校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也为经济的振兴提供了动力，保证国家经济建设持续高速健康地向前发展，并少走弯路。但这种功利主义、职业至上的教育方针在现代社会已日渐暴露其偏狭和落后的一面。“人人只关心满足个人需要，而缺乏共同的责任感”，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文化品位日益下降等问题，正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大学生仅仅学会某一职业或专业技能，已明显不能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社论呼吁：“我们再也不应停留在仅根据经济需求来决定人力培养的阶段上。正如增加国人就读大学机会未必等于一定会降低大学的水平一样，重视培养人文学科的人才，也不等于会造成大量毕业生失业。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善加策划，以及是否能成功地塑造一个让人文学科人才自由发挥和作出贡献的环境。”
前工业社会重文轻技的“博雅教育”被工业社会五花八门的专业教育所代替，大学教育要为职业做准备逐渐得到社会上下的一致认同。然而，重技轻文的“职业至上论”同样无法适应迅速变革的社会前进的步伐。注重人文教育和通才教育相联系，注重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统一，注重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相结合，培养学生具有“宽广的基础知识，同时注意跨学科性的解决同题的方法”，即培养更加全面发展人才，正在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普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