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贺[1]2001年在《股民投资预期形成的心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学家与心理学家逐步达成共识：投资预期不仅仅受到经济信息、股票本身的走势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受投资者自身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从经济心理学的角度对股民投资预期形成的心理机制进行研究是十分迫切的课题。 本文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自编调查量表，在上海和安徽两地随机抽取股民开展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影响股民投资预期形成的因素包括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包括股票自身的特征、相关的经济指标、宏观经济信息；主观因素包括投资者的情绪、投资者自信程度、投资者的从众性、投资者的操作经验、投资者的直觉判断、投资者的性格特征。同时，本文还对不同个人、社会、经济类型的股民在这九个因素上的差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这两项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股民投资预期形成的心理机制模型。 由于在我国有关股民投资预期形成过程的系统和定量研究非常鲜见，所以本课题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创新意义。本次研究的研究结果对经济心理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同时由于作者提出的模型具有较强的操作性，该模型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模型对于我国政府加强证券市场的管理以及广大股民合理调整自己的预期都具有重大意义。
宋如明[2]2011年在《股票投资者决策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投资决策行为是西方理论界和投资实务界最为关注的核心课题之一,更是心理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国内外学术界通过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股市中人们对股票市场的心理预期,以及对股市行情所持的悲观或乐观态度是引发股票投资决策的最重要推动力之一,而投资大众的心理素养与共识是股市投资气氛的基础条件。积极的心理素养与共识会直接影响行情的理性走势,相反,消极的心理反应则降低人们对于股票投资的收益。本研究的理论假设是：人们在投资决策时,决策模式是在有限理性和行为偏差约束下的最优化,而决策的结果并不是理性状态下最优和无限的满意,只是有限的最优和有限的满意。所以,投资者的心理因素对于股票投资决策行为有重要的影响。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1)对国内外股票投资决策行为研究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形成基本的研究框架；(2)在对我国股民进行深入访谈的基础上,提出我国股民的投资决策行为模型；(3)以决策行为模型和理论框架为参照,自编《股票投资影响因素调查问卷表》；(4)以《股票投资影响因素调查问卷表》为工具,对股票投资的动机、风险意识、情绪、信息辨析能力、个性以及群体心理现象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归纳出影响股民投资决策的主要心理因素和行为特征；(5)针对中国股民在投资决策行为中经常出现的认知偏差提出应对方式。研究的结果显示,股票投资行为与多种心理因素相关显着,包括知识经验、投资动机、自信心、个性特点等等；而且还与其它因素如股票投资量、对股市的了解程度、股龄等因素相关显着；不同的应对方式之间也具有明显的相关。本研究归纳出影响股民投资决策行为的主要心理因素和行为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股民的投资决策行为模式,并针对中国股民在投资决策行为中经常出现的认知偏差,提出相应的应对方式。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主要从心理学的视角发现和研究人在股票投资决策活动中的心理因素,通过自编问卷调查的方法探究投资决策行为；归纳出影响股民投资决策的主要心理因素和行为特征,并针对中国股民在投资决策行为中经常出现的偏差,提出应对方式。另外,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江苏省内的股民,在以后的研究中,将扩大研究对象范围,深入探究股票投资决策行为的心理机制。
王巍[3]2012年在《我国股民股票购买动机对其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股票投资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人投资理财的一种重要形式。中国股市，既铸造了许多一夜暴富的神话，也使千万股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进入股市？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留在股市里？到底是什么，让普通百姓对股票又爱又恨呢？行为金融学理论指出，中小股民投资者们，由于年龄、职业、学识、入市资金多少等方面的差异，投资的动机也各不相同。那普通股民投资股票的动机究竟有哪些呢？人类的任何行为背后都存在复杂的动机体系，需要进行深入研究，股票投资行为也是如此，其动机也值得深入研究。在现阶段的中国股票市场上，由于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所以很多机构和庄家通过操纵信息的非对称程度来影响资产价格的形成，从而获得暴利或转嫁风险。而且，在实际中信息不仅会影响投资者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还会影响到投资者的决策和心理，从而通过更为复杂的方式影响到资产均衡价格的形成。获得信息的中小股民，获得信息的途径不同，导致获得信息的质量不同，得到噪声信息的程度也很不相同，这就会对投资决策造成重要影响。本论文的研究，一方面将加深对股民股票投资动机的理解，同时围绕差异性动机对股民投资决策的影响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将通过实证研究来分析和验证不同信息获取途径对股民的股票购买决策起到的调节作用。为了进行论文研究，笔者回顾了相关理论。首先，系统回顾了动机与股票投资动机相关理论，重点对动机的概念、动机研究的历史演变、动机的分类、动机的功能、动机的测量和股票投资动机进行了回顾。其次，对股民决策行为相关理论进行了回顾，重点对股民的界定及基本特征、股民投资决策的基本行为、有关中国股民行为的相关研究的回顾。第叁，对证券市场信息相关理论进行了回顾，重点回顾了信息及信息行为、证券市场信息、信息在证券投资中的重要性。第四，对信息不对称理论与证券信息获取途径进行回顾，重点对信息不对称理论、信息获取途径的影响、证券信息获取途径进行了回顾。通过理论回顾为本论文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理论回顾和对相关理论间关系的分析，本文提出了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大的方面包括差异性动机影响股民的股票投资决策的研究假设和信息途径在股民动机与股票投资决策间的作用假设。差异性动机影响股民的股票投资决策方面具体包括股民动机与股票投资决策间整体关系假设、股民内在动机与股票投资决策间关系假设、股民外在动机与股票投资决策间关系假设。信息途径在股民动机与股票投资决策间的作用方面包括信息途径在股民动机与股票投资决策间整体作用假设、信息途径在股民内在动机与股票投资决策间作用假设、信息途径在股民外在动机与股票投资决策间作用假设。最终，一共形成了28个研究假设。为了进行实证研究，本文设计了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包括深度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并认真设计了访谈提纲、调查量表和调查问卷。并在数据分析方法上进行了准备，包括定性资料的分析方法和定量数据的多种分析方法。本文遵循实证研究的基本过程。首先，进行了访谈研究与资料分析，为问卷调查奠定了基础。其次，通过问卷预调查及数据分析，检验了调查量表的质量，调整了量表的维度结构和题项设计。再次，通过大样本的问卷正式调查和一系列严格的数据分析方法，检验了论文提出的各项假设。本文研究的28个假设中，3个假设没有得到支持，5个假设由于调查量表的调整而删除了，20个研究假设获得了支持。股民的不同投资动机对股票的投资决策行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的假设中得到支持的有：股民的股票投资动机与股票投资决策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股民的内在动机对股民的股票投资决策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作用；股民的取得成就动机对股民的股票调整决策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作用；股民的取得成就动机对股民的股票持有期限产生正向影响作用；股民的体验刺激动机对股民的股票调整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作用；股民的体验刺激动机对股民的股票持有期限产生正向影响作用；股民的外在动机对股民的股票投资决策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作用；股民的外在调节动机对股民的股票选择决策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作用；股民的外在调节动机对股民的股票调整决策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作用；股民的内射调节动机对股民的股票调整决策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作用。这些整体层面的动机或者维度层面的动机都对股民股票投资决策的总体行为或者特定行为产生了正向的影响作用。股票信息来源的不同途径对股民动机与股票投资决策行为起到了显着的调节作用的有：股票信息来源途径在股民动机和股票投资决策行为之间起到显着的调节作用；信息来源途径在股民求知动机与股民的股票投资决策行为之间起到显着性的调节作用；信息的公开来源途径在股民求知动机与股民的股票投资决策行为之间起到显着性的调节作用；信息的私人来源途径在股民求知动机与股民的股票投资决策行为之间起到显着性的调节作用；信息的私人来源途径在股民取得成就动机与股民的股票投资决策行为之间起到显着性的调节作用；信息的私人来源途径在股民体验刺激动机与股民的股票投资决策行为之间起到显着性的调节作用；信息来源途径在股民外在调节动机与股民的股票投资决策行为之间起到显着性的调节作用；信息的公开来源途径在股民外在调节动机与股民的股票投资决策行为之间起到显着性的调节作用；信息的私人来源途径在股民外在调节动机与股民的股票投资决策行为之间起到显着性的调节作用；信息的私人来源途径在股民内射调节动机与股民的股票投资决策行为之间起到显着性的调节作用。通过研究动机与投资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对于股票经营机构和股票销售机构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有助于这些机构加深对股民心理和行为的认识，有助于这些机构采取适当的营销策略影响特定动机类型股民的行为。通过研究信息来源途径在动机与投资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关系，对于股票经营机构和股票销售机构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首先，有助于这些机构加深对股民获取股票信息途径的认识；其次，有助于这些机构采取适当的营销策略影响股民获得信息的途径和方式，进而影响股民的投资决策行为。
江振华[4]2009年在《中国股票市场泡沫形成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泡沫形成机制问题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对决策者来讲,可以及时化解股市泡沫风险,避免泡沫破灭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冲击；对投资者来讲,可以避免重大损失。本文在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我国股票市场的实际情况为背景,从宏观与微观兼顾的角度,通过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泡沫形成机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本文主要研究以下内容：(1)比较分析已有的投资决策基本理论,提出股票市场多元投资者结构和多元投资决策模式的假设,然后分析股票市场泡沫的形成机制。(2)提出并界定股票内在价值可测性的概念,然后分析投资者分析、认识或发现股票内在价值的过程和机理,以及股票内在价值可测性的决定因素；分析中国股票市场的“股票内在价值可测性低”的特点及其原因,以及由此形成的泡沫效应。(3)研究理性博弈投资者的“理性博弈”在泡沫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并从这一角度分析中国股市泡沫的形成原因。(3)结合中国国情特点研究证券市场国际化与股市泡沫的关联机制及相关一些问题。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第一,由于股票市场中主要或主流决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相应地股票市场中会存在不同类型的投资者群体,因而形成了多元的投资者结构。第二,投资者的资金分布函数可以反应市场投资者行为的全貌,而投资者资金分布函数随时间的变化是导致泡沫形成的关键,前者涉及到多维投资决策模式中的选择问题。第叁,根据股票市场多元投资决策模式下的泡沫形成机制,如下因素与泡沫关系密切：一是股票内在价值的可测性；二是投资者的“理性博弈”；叁是非理性因素；四是投资者行为的“一致性行为”。第四,股票内在价值可测性低是中国股市容易形成泡沫的一个重要原因,理性投资者的“理性博弈”对中国股市泡沫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过程中,股票估值的不确定性增强,从而也容易导致泡沫的生成。
马吉庆[5]2003年在《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投资者心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与发展，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和投资者的心理正在转变。这就迫切需要从投资者心理角度来研究股利政策。 本文首先对股利政策的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然后论述行为金融学相关理论，介绍一些重要概念，接着分析了我国股利政策的现状以及市场环境。本文首次应用行为金融学并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通过对股利政策问卷的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以及对“用友”派现的案例研究，来深入剖析我国投资者在股利政策方面的心理状况，从而对股利政策展开比较新的、更为全面的研究。本文研究发现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分配行为的监管取得了部分成效；投资者的态度和理念正在发生变化，有着不同自然特征和社会特征的各类投资群体在心理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并且富有“中国特色”；各类投资者尤其是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在股利政策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与投资者的心理之间有着互动关系，而上市公司和投资者都受到制度基础、市场环境、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的影响。最后作者提出了行之有效的针对性建议，并对下一步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前景展望。
陈雅婷[6]2017年在《股民运气信念与归因方式、人格特质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不分男女、文化、职业,只要有钱购买股票就能成为股民。由于门槛低,大多数股民不具备专业的投资技术和足够的投资时间,但影响股价起伏的因素众多,股民无法全盘掌握。因此对多数股民而言,想要股市投资获利,运气扮演着重要角色。股民通过“运气信念”表达其炒股的情绪和压力,而他们的心理健康和情绪稳定,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影响巨大,不容小觑。本研究探索股民运气信念与归因方式、人格特质的关系和互相影响的特点,试图为股民心理健康辅导及干预,提供具体建议和对策,并对股民政策制定及临床实践提供参考资料,促进心理学界对“运气信念”相关研究的关注。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翻译并修订运气信念问卷。以国外的运气信念模型为基础,依照心理测量学原则,编制了运气信念问卷。经两次问卷测验,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等统计方法,检验问卷的信效度,最终形成27个项目,4个维度的运气信念问卷。信度检验显示问卷总体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89,各维度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504～0.775。效度检验显示问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构想效度和效标效度。为了从宏观层面探索股民运气信念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并着重考察运气信念与心理控制源、大五人格的关系,使用运气信念问卷、心理控制源量表和大五人格简式量表,对上海1,200名股民进行调查,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为了从微观层面揭示股民的运气信念特征及影响因素,并进一步了解股民如何看待心理控制源、大五人格与运气信念的关系,选取19名上海股民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通过深度访谈法和扎根理论就影响股民运气信念的归因方式和人格特点进行分析。为了多层次、多维度、互相验证地挖掘股民运气信念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对上海股民进行叁种投射测验,106名股民进行房树人绘画测验、105名股民进行主题绘画测验、7名股民进行罗夏墨迹测验。研究结果:1.修订的运气信念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股民运气信念在人口统计学变量存在差异。心理控制源与个人坏运、相信运气、运气总分维度呈显着正相关;大五人格中神经质与运气总分与呈显着正相关,而责任感、宜人性和开放性与运气总分呈显着负相关。2.通过质性编码分析,共形成1,231个叁级编码,35个二级编码,11个一级编码,构建了由4大因素构成的运气信念和7种人格因素构成的股民运气信念人格模型。研究发现,运气信念具有多样化的特色,大体上股民相信有运气的存在,但一致认为炒股是不能够单纯地仰赖运气的。股民们提出炒股要赚钱绝大部分还是要依靠自己的研究、人脉和信息来源,多数股民认为炒股和自己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3.由于测验进行时正值中国股市最低迷的时刻,房树人测验发现受测的股民中多数有抑郁、脾气急躁、生活空虚及性格懒散的情况;主题绘画测验发现,受测股民心中运气概念有7类,大部分属于外控型,只有少数是内控型。研究也发现,受测股民有做事缺乏纪律、精神动力低、社交退缩、缺乏自信等特质,较多的特质容易导致炒股失败。从罗夏墨迹测验发现,受测的股民中多数还停留在安全、爱与归属感和尊重需求的追求阶段,尚未到达自我实现需求阶段,花费大量的精力处理自己工作和情感困扰,没有足够的心力来钻研股市。研究结论:1.股民的情绪起伏可通过其运气信念的形式来表达。股民运气信念有4个维度:个人好运、个人坏运、相信运气、拒绝运气,分别受到人口统计学、心理控制源以及大五人格等因素影响。特别是,我国股民运气信念与其情绪困扰关系密切,前者对后者有显着的预测作用。在临床上评估股民运气信念及影响因素,可协助找到其情绪困扰的原因。2.女性股民在个人坏运维度的得分显着高于男性股民。独生子女股民在拒绝运气维度的得分及运气问卷总分显着低于非独生子女的股民。年龄越大的股民,越不相信运气。学历越高的股民,个人坏运信念维度得分和运气总分越高。来自城市的股民在相信运气维度和运气总分显着低于来自城镇和来自农村的股民。越是家境不好的股民,在个人好运维度的得分越高。专职的股民比起兼职的股民在个人好运维度和运气总分显着偏低。一年以下炒股年资的股民在相信运气维度非常显着高于其他年资股民。炒股赚钱的股民在个人好运维度的得分显着低于炒股赔钱的股民。男性、高中以下学历、家庭来源地区为城市、专职股民,这四个群体都属于运气总分显着偏低的群体。股民外控得分越高,个人坏运维度得分也越高。3.个人坏运维度与神经质呈非常显着正相关,而与开放性、外倾性、宜人性、责任感均呈显着负相关。个人好运维度与责任感、外倾性均呈非常显着正相关,个人好运维度与开放性呈显着正相关。相信运气维度与神经质呈非常显着正相关。拒绝运气维度与责任感、宜人性、外倾性均呈非常显着正相关。运气总分与神经质呈非常显着正相关,运气总分与责任感、宜人性均呈非常显着负相关,与开放性呈显着负相关。股民的学历和家庭来源地区、心理控制源和神经质、外倾性、宜人性、开放性,均对运气总分有显着预测作用。4.为了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国家相关部门应建立股民心理干预机制,从塑造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着手,建立内控性思维,加强责任感、宜人性和开放性,培养股民理性投资,不依靠运气炒股。本研究对我国股民运气信念相关的未来研究、股民政策制定以及教育和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吴丽[7]2004年在《基于行为金融学的我国证券投资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传统金融学假定证券投资者是理性的，以此为基础对证券投资行为分析，形成了有效市场假说、最优投资选择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等理论。然而证券市场的红利之谜、弗里德曼——萨维奇困惑、赢者·输者效应、惯性效应、投资者情绪效应、股价的过度波动等市场异象对其形成了极大的挑战，并且，其理论基础也存在诸多的缺陷。由于中国证券市场独特的制度背景，加之发展历程较短，证券投资者的行为表现出相当程度的非理性，所以运用传统金融学理论对我国证券投资者行为进行分析存在障碍。 行为金融学以投资者的心理和行为关系出发，认为投资者存在诸多的认知偏差，证券投资行为是有限理性的，以此为基础对投资者行为更加贴近现实。本文运用行为金融学对中国投资者证券投资行为进行研究。中国投资者同样存在过于自信、从众等认知偏差，非完全理性的，其有限套利、“羊群行为”和“处置效应”是其明显表现，本文对此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证券投资行为的研究，对于中国证券市场建设和投资者投资策略的选择都给与了有意义的启示。
张艳[8]2003年在《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博弈与监管的研究》文中认为证券市场信息是交易者据以正确预期基础资产价值变动有关的信息，从广义上讲，应该定义为一切能够在不同强度上直接或间接影响证券价格的因素与事件的信息。信息博弈是参与证券市场博弈的各个主体在包括信息源、信息通道和信息接受与反馈在内的证券市场信息运行体系中，围绕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和有效性进行的博弈。 证券市场的运行过程，可以说就是一个信息的处理过程。发行者根据宏观经济及自身信息确定发行证券，并按法律披露一定的信息，投资者收集宏观及微观信息并加以分析和处理形成投资决策及投资行为，投资行为产生的结果又形成新的信息，从而进入新一轮的信息处理过程。 证券市场有分散风险、收集信息、企业监控、直接融资、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几大经济功能，本质却在于证券市场的信息功能。首先，直接融资的效率取决于证券市场信息功能的完善与否。其次，证券市场对分散风险、企业评价与监控的有效性取决于证券价格的有效性。价格发现和证券市场的监控功能取决于证券价格的信息含量，从根本上讲，监控功能即信息功能。最后，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也有赖于证券市场信息的有效性。这一点实质上是以上两点的综合，如果证券价格的信息含量较高，投资者根据证券价格信息所作出的投资决策就会引导资金及资源向需要融资且效率较高的公司流动，而且，投资者也能对融资的公司实行有效监控，以保证所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率，这实质上就是资源的有效配置。 随着我国加入WTO，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国内市场都将渐次开放，迎接国标同行更为激烈的竞争和冲击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带来更大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博弈与监管的研究的风险和挑战，如何规避风险，迎接挑战，提高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是现阶段的重大任务。这就使加强证券市场信息监管，完善信息监管制度成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证券市场信息运行体系由信息源、信息通道和信息反馈叁部分有机构成。信息源是整个证券市场信息产生的源头和运行的起点。信息源中的博弈包括: 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结构层次的信息博弈，其博弈行为有:上市公司经理层与所有者之间以及股东之间围绕提供真实信息进行的博弈。股东对经营者形成监督的基本条件就是要获取真实的信息，而出于对信息搜寻成本和效益比较的考虑，小股东出现“搭便车”的行为，放弃了对经营者的有效监督，客观上就为经营者(经理层)在信息源提供不完全、甚至虚假信息创造了条件。 上市公司上市过程中的信息博弈。其具体的信息博弈行为有: 第一，上市选择过程中绩差和绩优企业的“劣驱良”博弈。不论是在审批制下还是在核准制下，公司上市仍然实行额度控制。由于公司上市不是采取市场选择机制，造成了绩差企业、绩优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信息博弈。当监督成本较高而监督所获收益相对较小时，政府选择不监督的策略，这就给绩差企业进行业绩包装提供了可能。当绩差企业进行业绩包装的造假成本远远小于其造假所获收益时，绩差企业会选择进行业绩伪装。这样，绩差企业在上市过程中驱逐绩优企业的同时，信息源头的虚假业绩信息披露就产生了。 第二，上市公司发行股票定价的信息博弈。在信息严重不对称情况下，以筹资和收益最大化为目的定价机制决定了上市公司在财务状况业绩公布中的捏造信息和盈利预测信息严重脱离实际的博弈行为。包含综合信息的新股发行价，如果定位不合理，实际上在信息源就造成了对投资者的信息误导。 第叁，公司上市后财务状况与业绩公布中的信息博弈以及投资信息公布违背承诺的博弈行为。 此外，还包括在信息源头利用信息占有和垄断优势进行的内幕消息获取与利用中的信息博弈行为。 中国证券市场信息通道中的信息博弈包括证券市场信息搜寻中大小股东之间的博弈，信息传递中代理者与信息提供者串谋的信息博弈，证券交易中信息加工的博弈，这里面又包含信息欺诈博弈、“散户跟风”信息博弈、机构监管者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博弈与监管的研究与违规者之间的信息博弈，上市公司配股中的信息一博弈，预期行为的博弈以及中介机构的信息博弈行为等。 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反馈中的博弈包括股市变动中投资者如何对股价变动作出反应而在彼此之间进行博弈;机构投资者对股市变动作出的反应，通过传播真真假假的股价信息、行为信息、和政策信息引诱中小投资者，散户对上述信息做出反应，采取跟风博弈:政府对市场变动信息做出反应、调整政策，投资者对政府政策做出反应、调整交易行为的博弈;以及证券监管机构对交易主体的行为和市场交易状态做出反应，采取监管措施，交易主体对监管举措做出反应，采取违规或不违规的抉择等。 证券市场上信息提供、信息传递与加工以及信息反馈构成信息运行的全过程，这一过程反复进行、周而复始，成为一个循环过程:信息博弈也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反复地不断地进行。 信息运行及运行中博弈的每一次循环，都不是上一循环的简
许鸣雷[9]2004年在《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行为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投资者是证券市场投资行为的主体，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依据市场信息做出投资决策。同时，他们对经济前景的预期也通过投资行为反映到股票价格及其波动上，也就是说投资者投资行为影响着股价的走向和证券市场的效率。因此，对投资者行为研究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证券投资行为的研究最早始于凯恩斯，他从股市繁荣与萧条周期更迭中所包含的心理因素来解释投资者行为，认为投资者购卖股票如“选美”同出一辙。而马柯维茨的最优资产选择理论和法玛的有效资本市场假说则以投资者是理性的为基础，认为在市场竞争过程中，理性的投资者总是能把握住每一个由非理性投资者创造的套利机会，使得非理性的投资者在市场竞争中不断丧失财富，并最终被市场所淘汰。因此，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幸存下来的只有理性的投资者，证券市场的投资行为是由理性投资者主宰。这些，构成了现代投资行为分析的主流。 然而在金融市场中存在股价对市场信息的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以及红利之谜、股权溢价之谜等，与“理性人”和有效市场假说相悖，传统金融理论对此无法做出合理解释。传统金融学与实证研究结果存在的差异引发了人们对传统金融理论一系列假设的思考，导致行为金融理论的出现。 行为金融学将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行为研究方法引入到对投资行为的研究中来，并以此解释人们如何处理信息和采取行动。它的研究表明投资者并不都是象数量模型中描述的那样以一种理性的、可预知的、无偏见的方式做出投资决策，而是在决策中由于某些心理特点和存在的认知偏差，导致诸多非理性的投资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市场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限套利理论和非理性行为模式构成了行为金融学的两大理论基石，前景理论成为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核心，它成功地解释了红利之谜、股权溢价之谜等，更加符合金融市场实际运行情况和投资者行为研究的需要。 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至今只有十余年的时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不仅市场制度建设方面不够完善，作为市场主体的投资者在投资理念、投资知识和技巧方面也不够成熟。而目前对中国证券市场的研究主要还是偏重于技术、市场研究、行业及企业分析等方面，利用行为金融学对于投资者行为的研究却是很少的。因此，依据行为金融学加强对中国证券投资者的研究，了解中国证券投资者的行为特点，把握中国证券市场的运行规律，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建设发展和对广大投资者的投资策略选择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数量研究、实证研究等方法。在资料的收集上采用了抽样调查和电话调查等方法，并充分利用本人在证券部门工作的有利条件对证券市场变化做了长时间的追踪研究，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实证资料。 本文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介绍并分析了传统金融理论的对证券投资行为的研究成果及不足，即不能解释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 第二部分:介绍了行为金融学对证券投资行为研究的理论成果，主要解释了投资者在做出判断时是怎样出错的，或者说是研究”心理过失‘是怎样产生的。行为金融学是传统经济学，传统金融理论，心理学研究以及决策科学综合体。 第叁部分，在借鉴当前国内一些专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抽样调查和问卷调查，建立随机游走模型等方法，以笔者供职之证券公司投资者以及证券市场的投资基金为样本，深入研究了中国证券投资者的心理偏差、非理性的投资行为以及我国证券市场的非有效性特点。 第四部分:针对我国的证券市场实际，提出了健全证券市场政策法规、减少政策对证券市场干预等一系列建设性建议:同时，也为我国的证券投资者突破投资中的非理性提出了采用逆向投资和惯性交易策略等参考措施，并为证券投资者克服认知错误和心理偏差提出了诚恳的建议。〔关键词J行为金融学证券投资实证研究6
王辉[10]2014年在《基于专家荐股信息的股民投资决策模型研究》文中提出决策是基于信息的,信息在决策过程中能对结果产生影响,是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核心要素。荐股信息作为股评专家发布的具有明确措辞和直接操作性的综合性结论,是股民投资决策的重要信息参考来源。作为股民投资决策行为研究领域的重要分支,许多学者从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股民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而鲜有研究从股民关注的荐股信息价值角度出发,探究广大股民的投资决策问题。本文在股评专家荐股信息价值验证的基础上,通过挖掘股评专家的历史荐股行为信息,研究股票市场信息不对称背景下的股民投资决策问题。本文首先整理了股民投资决策与荐股信息的相关研究,然后在股评专家荐股信息价值验证的基础上,挖掘专家的荐股信息,从股评专家群体行为分析的角度出发,构建基于专家荐股信息的股民投资决策模型,辅助股民做投资决策。具体开展了两个研究：研究1,专家荐股信息价值验证研究。采用事件研究法,通过对比股评专家推荐的股票样本与大盘样本的收益率,探究股评专家荐股信息的价值存在。本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挖掘股评专家的荐股行为信息、辅助股民投资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本文的下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研究2,基于专家荐股信息的股民投资决策模型。首先,构建“专家-股票”二部网络,定量化描述股票市场中股评专家与股票之间多对多的荐股关系；然后,从股评专家历史的荐股行为出发,构建股评专家荐股档案,定量描述每一位股评专家的荐股能力；最后,从股评专家群体的绩效构成和风险构成角度出发,建立股票的股评专家构成分析模型,定量化评估股票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投资决策模型,辅助股民进行投资决策。最后,总结了相关研究结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未来可能的拓展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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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票投资者决策行为研究[D]. 宋如明.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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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投资者心理研究[D]. 马吉庆. 中南大学. 2003
[6]. 股民运气信念与归因方式、人格特质的关系研究[D]. 陈雅婷.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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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行为的实证研究[D]. 许鸣雷. 四川大学. 2004
[10]. 基于专家荐股信息的股民投资决策模型研究[D]. 王辉. 大连理工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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