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我国经济调控能力的几个问题——美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启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政府论文,启迪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我国经济论文,能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是当代经济管理的难点，但却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举世瞩目，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国民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政府的宏观调控随之转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美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历史、现状和经验，对于进一步搞好我国今后的宏观经济调控，促进经济的稳步发展会有所启迪。
一、 只有正确认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关系才能确立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指导思想
当代各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市场规律必然起很大的作用。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也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最典型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美国，其政府也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而，只有首先辨析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才有可能正确把握两者的结合点，推动经济的繁荣进步。
1.市场调节确能发挥导向作用
关于市场调节的理论和作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有阐述，并将市场的导向喻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毋庸讳言，在人类历史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产品的逐渐丰富，自然经济逐步过渡到商品经济，都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
但是，尽管市场或价值规律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可以引导国家的经济逐步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它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各样的周折，抑或使经济发展过程出现某种停顿，甚至倒退。在美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它典型地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2.现代市场经济呼唤着政府调节
对于市场调节的不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明言：“研制商不知道消费者的爱好在何时变动，因此，它们可能过多地生产某一类物品，而过少地生产另一类物品。当它们积累到经验的时候，情况可能已经又变动了。还有，在竞争的制度下，许多生产者根本不知道其他生产者所使用的方法，从而成本不会降低到最低点。有的时候，在竞争的斗争中，为了获取胜利，技术知识的保密和保持高额生产量是同样重要的”（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总之，市场调节只是生产者根据产品的市场价格的高低来确定自己的生产，而缺少整个消费市场的整体供需情况。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新行业新门类层出不穷，瞬息万变的市场使人眼花缭乱，迫切需要有一个机构来帮助生产者更好地按照市场的“旨意”进行生产活动，但是任何私人的组织和机构都显得力不从心。国家作为机构是当前世界上最高、最大的机构，这一调节的重要角色只得由各国政府来勉为其难，因此，市场经济需要有政府这一方面的调节。
30年代资本主义的“大萧条、大危机”，震撼了“自由主义王国”的堤坝，向来执行“放任自流”政策的美国政府也实行了“新政”。纵观30年代至今美国经济发展史，其实质是一部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历史。其间虽有几位总统打着反对凯恩斯主义和国家干预的旗帜，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在某些方面减轻国家干预的程度而已。更有甚者，他们把凯恩斯主义从前门撵出去，而在需要的时候又把它从后门请进来。现任总统克林顿更加倾向于加强政府调节，自他1992年入主白宫以来，摆脱了1990——1991年经济衰退的阴影，经济复苏已持续7年， 成为美国战后第三个最长的经济增长期。这至少说明，即使强调自由市场为主体的国家，一旦政府调节了经济活动，其经济发展就会顺利，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就会较前减轻。
3.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必须并重
从美国近50年宏观经济调控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让市场调节充分发挥作用，同时又要加强政府调节作用。在没有政府宏观调控的条件下，经济规律可以把国民经济引上发展大道，也可能导致经济的衰退。但是，如果过分限制经济规律的作用，政府调节则无法使国家经济走上发展轨道，而且控得过严，则有可能欲速则不达。
诚如世界上万事万物一样，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均有其不足，一方面“经济学家们列出了市场缺陷和弱点的很长的单子”，另一方面“从最高层次实行计划和进行控制，这本身就是把各种经济决定政治化”（埃列克·凯恩克劳斯《经济学与经济政策》）。因此，两者必须互补。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犹如一个人的两只手，市场调节虽然起着基础性作用，但它不可能代替政府调节；政府调节虽然起着主导性作用，但它不可能代替市场调节。“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和当前的潮流。
当然，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和面临的经济问题的不同，有时会更多地强调政府调节的作用，有时则更多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一般来说，当经济衰退到来的时候，就要加强一些政府调节，而当复苏之时，则要加强一些市场调节。我国在今后的宏观经济调控中，既要坚持市场调节，又要加强政府调节，扬两者之长，避两者之短，尤其是在宏观经济调控的指导思想上要准确把握好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结合的“度”。
二、 只有正确认识总量调节和结构性调节的关系才能确立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框架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一直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间徘徊，其宏观调控的主要对象是总需求与总供给。然而，自8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政府的调节重点不再是单一的总需求或单一的总供给，而是把两者结合起来，刻意解决两者的结构性问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作为面对世纪之交、经济转轨变型的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似乎可以直接借鉴他们的成功之处，以确立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框架。
1.注重总需求调节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
二次大战以后，美国政府以凯恩斯主义理论为依据，把社会总需求看作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在总量调节的驱使之下，美国国会于1946年率先通过《就业法》，打破了政府在就业问题上的缄默，扩大了就业机会。美国政府一方面在消费上保证基本需求量，另一方面在财政、货币政策上，施行扩张性改革，刺激了总需求，从而缓和了资本主义生产无限增加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日益缩小之间的矛盾，为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与此相适应，在投资上，美国政府的巨额投资不仅刺激了总需求，而且推动了科学技术的突破，提供了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据不完全统计，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初，美国经济经历了长达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倍，平均年增长3.6%，其中：工业生产增长了2.9倍，平均年增长率达到4.3%，堪称美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这无疑与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总需求调节是密切相关的，难怪人们通常把那一时期称为“凯恩斯时代”，足见总需求调节的理论与实践对经济繁荣具有强大的推动力。
2.注重总供给调节会促进低通胀率的经济增长
70年代以后，由于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兴起，美国政府以这些新兴理论作为政府的改革依据，使宏观调控的主体对象由长期推行刺激总需求为中心转变为刺激总供给为主。随着1981年共和党的里根总统上台执政，总供给调节以反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坚持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比较成功地抑制了通货膨胀，通胀率保持在3%上下， 并且形成长达八年之久的低通胀率和低速度的经济增长。
3.注重总量调节和结构性调节相结合能创经济奇迹
美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过程同样说明：无论是以总需求为中心，还是强调总供给为重点，其总量调节都有明显不足。前者的副作用主要有：施行赤字财政政策使政府的开支和债务急剧增加，货币量增加过快导致通货膨胀，过多的消费和福利性开支加重政府财政负担。因而，总需求调节的负面效应往往造成了社会的动荡性，降低了个人的积极性，加大了资源配置的紊乱，破坏了客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性。后者的弊端在于：由于生产的低速增长，税收的减少，虽则削减社会福利等政府开支，但仅是节流而未能开源，造成入不敷出，形成“三高”局面，往往使经济陷入赤字或债务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应该充分肯定，总量调节是必要的也是有作用的。尽管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认为市场经济本质上能够自动达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状态，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事物是错综复杂的，政府的宏观调控的主要对象依然是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总量调节，其效果如何则取决于注重两者的结构调整。以克林顿政府为例，由于克林顿奉行的是介于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折中主义的经济政策，在宏观调控中既考虑总量调节，又特别重视结构性调节，出现了高就业和低通胀率的“奇迹”。财政赤字也连续六年下降，并宣称计划在2002年实现平衡预算。由此可见，总量调节和结构性调节并举，乃是当今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思路。
三、 只有正确认识单项调节和综合调节的关系才能确立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体系
在人们分析一国经济成就时，通常将经济增长速度视为重要的指标。我国有一个时期也几乎将增长速度当作经济发展的唯一标志。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中，究竟是以增长速度这一单项进步作为调节的参数，还是采用多指数的综合调节为好？透过美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可见个大概。
1.一个国家所处的发展水平与阶段不同， 发展经济的特点与目标也不同
宏观调控的主要指标当然是经济增长速度，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谈不上国家富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经济增长与历史发展的规律大体一样，它会经历几个阶段，并且会因发展水平和所处阶段产生相应的发展速度。经济发展的初期，往往以量的堆积为主，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以质的提高为主。规模型与效益型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要求显然也不可能一样。把经济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肯定是对的，但如果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宏观调控的单项调节，就可能出现误导。判断一国经济发展的成败，最重要的是看其发展是否健康有序，不见得速度高就一定是宏观经济调控得好。经济学家决不会将日本50年代至60年代的速度与美国作简单比较。同样，现代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也不能与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作简单类比。仅以速度或主要以速度作为检验的标准，显然就有失宏观经济调控的水准。
2.多参数的综合调节是平衡发展的客观要求
美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主要参数有四个，即增长速度、通胀率、失业率、收支平衡。然而，这种观点和体系并不是一开始就意识到的，它的形成也付出了昂贵的学费。在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期，美国政府的调控主要是保证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并因此而忽视了其它两个目标参数的调节，结果出现了高通货膨胀以及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的大量增加。70年代，调节目标转向反通货膨胀，不仅物价未稳定，反而出现“滞胀”。80年代，里根执掌权柄，继续反通货膨胀，甚至不惜以1981—1982年的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换取物价稳定，结果通货膨胀是抑制了，经济却在80年代中后期踯躅不前，举步艰难，更可悲的是带来了空前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直到90年代，克林顿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才由以往的“顾此失彼”转向“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由于综合调节，各方面的预期都较平衡：经济增长可达4%，大大高于原先估计的2.2%；失业率已降至4.8%，达25 年来最低水平；通货膨胀保持温和，降到30年来最低限；消费物价指数1.4 %，也是10年来最低水平，批发物价指数也为30年来最低数；金融市场活跃，股票价格虽遭国外股市的大冲击还是大幅上升；财政赤字下降，眼下国际贸易势头良好。这一系列的数据充分说明，政府的宏观调控应以目标体系来综合调节，才能获较佳的综合效应。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不仅有综合指标的目标体系，而且有相应的统计、分析、反馈、修正的信息系统，对综合调节的所有参数，均有快捷、高效、准确的统计数据和灵敏、真实、有灼见的预期分析，这一系统也保证了宏观调控综合调节的顺利实施。
3.我国政府的综合调节势在必行
倘以美国综合调节的事实为镜，我国政府也出现过类似的状况。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在增长速度上，企图通过经济的加速增长带动社会的全面进步，赶超经济发达国家。应该说，这一愿望是美好的，实施结果也使中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主要是助长了单纯追求速度的错误倾向，出现了“经济过热”，特别是“房地产热”、“开发区热”。这“三热”带来了物价的迅速上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由1990年的102.1 上升到1993年113.2。对此，我国果断采取综合调节，到1996 年上半年就取得显著效果，“经济过热”现象逐渐消除，投资结构有所改善，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同时，经济保持了较高增长率，1994年GDP增长率为 12.6%，1995年10.2%，1996年为9.8%， 仍在世界各国增长率中名列前茅。并且，财政情况良好，市场稳定，人均收入逐年上升，我国这一系列的喜人数据也表明，坚持了目标体系的综合调节，在抑制通胀率的同时，并没有过多牺牲速度，也未出现“滞胀”。因而必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国内外综合调节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只有建立宏观调控的多参数目标体系，坚定不移地实施综合调节，才有可能期待国民经济持续、平衡、稳定地发展。
四、 只有正确认识经济调节和法律调节的关系才能把握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
从美国实施经济调控的历史进程来看，现代经济既是市场经济，又是法律经济。政府的经济调节和法律调节贯穿了宏观调控的始终。经济调节与法律调节的作用孰重孰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这两种调节应是相辅相成的，犹如飞速运转的两个车轮，如果能正确把握和驱动，国家经济建设“专列”决不会偏轨离道，而只会朝着既定的目标风驰电掣！
1.要运用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核心的经济杠杆
提到经济调节，离不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个有力的杠杆。当然，经济调节还包括收入分配政策，税收政策，对外经济政策等诸方面内容。财政和货币两大政策牵动着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所以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美国政府常根据宏观调控的近期目标和当时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开出“松货币、紧财政”或“紧货币、松财政”等不同的处方，其目的都是期望对国家宏观经济施以有效的调控。
先以财政政策为例，以财政政策为阶段重点的经济调节常是从财政的角度服务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对象。1929年大危机后，美国政府积极推行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在一段时期内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创造有效需求来刺激投资，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至70年代，美国陷入了“滞胀”困境，供给学派应运而生，美国政府采纳他们的主张，在财政政策上大规模削减财政赤字，实行预算平衡政策，也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实践证明，不同的情形，运用财政政策这一经济杠杆予以及时调节，常能奏效。
再以货币政策为证。以货币政策为阶段重点的经济调节常是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调节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和信贷，影响利率的高低，从而达到间接调节总需求，并进而影响国民收入和就业水平的目的。战后，美国货币政策调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调节利息率为中心，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另一种是以稳定货币供给量为中心，以反通货膨胀为目标。这两种经济调节针对性强，目标任务都很明确，所以施用得当常能事半功倍。
2.要凭借法律手段实施各级各类计划
众所周知，美国的计划体制是比较薄弱的，比较多的是以法律调节形式制定各项法案、预案、概算等。耐人寻味的是，早期的美国政府的法律调节也不那么灵光，当美国最高法院于1935年判定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时，几乎没有人感到不欣慰。
如果说，从罗斯福的“新政”到艾森豪威尔主持政务时期，美国政策的经济调节还算是得心应手的话，那么，肯尼迪执政后的历届总统，已经越来越感到，单靠财政和金融大棒来管理美国经济已越来越困难，需要更多的法律调节，特别是需要以法律手段来弥补其计划体制的不足，辅以各类各级计划的实际推行。从约翰逊和尼克松的“伟大社会计划”，直到克林顿的“经济复兴计划”，其间发布了许多法令，并且执行很严，处罚很重，增强了各个企业、各个团体、各个单位及其每个公民的法律意识。当前，以法律调节规范市场行为的做法已自然而然地成了美国政府的另一崇尚。
我国在运用经济杠杆的同时，还可参照美国政府法律调节的一系列有益做法，加强经济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特别是要强调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提高全民知法、懂法、遵法、守法的法律素养。
综上所述，美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从总体上来说是比较成功的，它确实增强了美国的综合国力，创建了一代代的繁荣。但是，它也存在着很多缺陷，有的甚至是社会体制不可逾越的障碍。比如说，美国的周期性财政赤字难以避免，投资赤字和结构性赤字难以消除，计划机构和体系尚不健全，经济政策常受称霸世界的全球政治的掣肘，调控政策的不连续，受“选民政治”影响很大，等等。不过，提供本文的目的首在借鉴他国之长，避其所短。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我国必将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尽快建立健全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体系，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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