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下宏观调控怎样体现差别对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市场经济论文,差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特邀嘉宾：
唐旭博士（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主任）
杨再平博士（中国银监会研究局副局长）
主持人：本报记者 杨建莹
□市场经济中宏观调控要不要差别对待
□差别对待的含义是什么
□如何引导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无论东部还是西部，都要实施宏观调控政策。而很多地区又强调要因地制宜，差别对待，那么，市场经济中，要不要差别对待？差别对待的含义是什么？如何设计合理的政策措施体系，引导区域经济逐步走向协调发展的方向？等等。就这一系列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主任唐旭博士，银监会研究局副局长杨再平博士。
记者：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无论东部还是西部，都要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怎样理解总理的东部、西部都要实施宏观调控政策？
唐旭：首先我们要理解什么是宏观调控。在我们的经济学词汇里，宏观调控往往是指中央政府所采取的一些调控经济的政策措施。由于中国的转轨经济特征，各级政府都负有促进经济增长的责任，在很多时候，政府所辖地区的经济增长状况成为衡量该政府好坏的最重要的指标。中央政府有他的增长指标，省级政府有他们的指标，市县也有自己的指标。特别是省市县，如果达不到满意的增长率，政府主要负责人是很难过的。从手段上来看，政府发展经济主要靠投入，在计划经济时代，资金的投入主要在建工厂，而现在，政府投资的工厂已经很少了，对于一个地方政府来讲，要建立生产性的企业，主要靠两条路，一是靠中央政府的大型项目投资，二是靠政府的招商引资，地方政府是不掏钱的。
这种增长方式，过去沿海地区、东部地区用，现在中、西部也用。过去南方用，现在北方也用。从表面看，东部地区经济繁荣，有“过热”迹象，但是你看中、西部地区，增长率也同样高，有的还比东部高。只不过西部地区经济基础的起点低，从绝对量上差距很大。但是，只要它的发展超过了自身的经济承受力，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都应当加以调整。
现在对宏观调控的理解，在经济上是“降温”，在金融上是“紧缩”。其实这是不对的。在经济运行中，平衡发展是理想状态，但现实中的常态是非均衡发展。宏观部门要不断地监测经济的不平衡状态，不断地通过控制某些过度需求的同时，促进短缺商品的生产来达到相对平衡，防上过度不平衡而引起总体经济崩溃。因此，宏观调控是有“促”有“压”，而不是一个单边政策，也不可能是一个区域性政策。其实，更进一步说，“不促不压”也是一种宏观调控。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哪个地区与行业能够置身于调控之外，只是说你在这个棋局中处于什么位置而已。
记者，很多地区都过分强调要因地制宜，差别对待，这可不可以看作是地方保护主义？
唐旭：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要求差别对待看作是地方保护主义。对于有的地方和有的行业是需要差别对待的，不能搞“一刀切”。比如说，有的地区是煤产区，在宏观调控中，不但不压而要加大投资；有的地区加大电厂（站）的建设，只要保护好环境，也应当支持；一些生产短缺钢材的钢厂也是应当鼓励的建设项目；有的地区有资源，有资金，也有市场，为什么不让其发展呢？所谓地方保护主义，是不让其他地区的产品进入本地市场，或人为设置各种不合理障碍来分割市场。
杨再平：就典型市场经济而言，宏观经济政策本身不应有差异，不存在区别对待，例如，货币紧缩或扩张、财政紧缩或扩张本身是无差异的、一视同仁的。但这样或那样的宏观经济政策难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结构效应，也就是，一些部门或地区受紧缩或扩张影响大一些，另一些部门或地区受影响小一些，还有一些部门或地区甚至逆宏观调控而动。不管怎样，就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而言，其目标是总量平衡。从经济学原理讲，只有这样的政策才算宏观经济政策。
记者：市场经济中，要不要差别对待？差别对待的含义是什么？
唐旭：差别对待是必需的。只是在市场经济中，差别对待的方法会不同于转轨经济。在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对于某些行业和地区，也有各种各样的扶持政策或限制政策。比如美国对农产品的补贴；发达国家对高科技研究的资金支持性投入；差别税率的实施等等都是常用的手段。对于某类商品征收高额税，该类商品的集中产地就会受到打击，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在德国，西部地区经济发达而东部相对落后，因此对东部的社会经济发展有不少扶持政策。在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产业结构调整，至今还没有出现达到目标的迹象，鼓励结构调整仍是一个长期任务。在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我们长期面临结构调整问题，这个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与地区结构，一段时间的结构矛盾得到缓解的同时，会产生新的结构问题而需要不断调整。在宏观调控中，如何防止一刀切，确实是我们需要正视的。有时我们说不搞“一刀切”，但也要“切一刀”，这对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是有害的。
差别对待一定贯穿于整个宏观调控之中，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不能一说要调控就在某一时期“一律不许贷款”，对某类项目“一个不批”，这都是导致中国经济大起大落的重要因素。
杨再平：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中，当然不排除有差别的经济政策，但那就不叫宏观经济政策，而叫结构政策或产业政策。当政策制定和执行者所期望的是结构调整时，其政策就只能叫结构政策或产业政策。在通常用语中，结构政策或产业政策也被混同为宏观经济政策。但在严格的经济学概念中，不应将两者混同，因而也不承认宏观经济政策的差别性。
记者：那么各地区为何要强调特殊性，这是否会影响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
唐旭：宏观调控的目的是要使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发展，在经济出现“过热”迹象时，一些商品可能出现虚假的需求，短期拉高价格，如果对此不加以限制，就会使一些投资者盲目地追逐这种短期价格上涨。事实上，一旦虚假需求结束，价格下跌，大量的投资马上就会变成一堆破铜烂铁，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调控，就是要让你知道宏观经济层面已经发生了变化，你的特殊性是否能置身于宏观经济的变化之外？
一些地区强调自己的“特殊性”，有两种可能：一是担心自己努力的政绩会因此而付诸东流，所以拼命地证明本地区的“特殊性”；二是真有一些特殊性。比如有的地区说，“东部感冒，西部眼药”；“西部刚刚才热了一点，就碰上宏观调控”。但即使这样，你也得接受宏观调控这个事实，因为市场可能已经完全变了，过度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而逆市场而动，风险可能就大了。如果你有足够的资金，对产品市场有足够的信心，当然你可以保持你的特殊性，继续投资生产，这不会对宏观调控造成负面影响。但是若你是用纳税人的钱或大量使用银行的贷款，这就是用别人的钱来实现自己的冒险计划，所谓的“特殊性”是不能允许存在的。
记者：在宏观调控下，怎样才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唐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处于中心地位，“看不见的手”在引导资源在市场中流动，追逐利润，规避风险。但是，若我们陷入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则会给我们带来灾难。我们都知道，二战结束后，市场经济国家吸取了大量计划经济中的好思想，通过国家干预对经济进行调控，减少了经济运行的盲目性，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而我国的经济则是从另一个方向往这个结合部靠近的。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但没有放弃宏观调控。一方面，我们尽可能地让市场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我们要对市场进行引导、调节。最重要的是通过具有独立所有权的微观主体，在价格的引导下寻找最大获利机会。
记者：如何设计合理的政策措施体系，引导区域经济逐步走向协调发展的方向？
唐旭：我认为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几个标准：1、保持区域内收入的稳定增长；2、失业水平低；3、环境污染小；4、物价比较稳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少地区都想建成“工业门类齐全”的经济体系，结果是各自为政，低水平重复，经济结构雷同，效益极低。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应当根据比较优势原则，集中精力发展“长项”，而不应一窝蜂搞开发区，或以牺牲环境与大多数人利益来换取几个项目。收入不增加的经济增长、环境不断恶化的经济增长、失业率不断提高的经济增长能获得公众的欢迎吗？经济的协调发展是要达到区域内不同地区或区域之间经济上的互补，只有互补，才有市场，才有交易的存在，才是最节约资源的。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自成体系的发展已经很少见了。因而，国与国间的贸易才如此快速地扩张起来。我们还能继续这种落后的发展方式吗？过去的经济发展强调增长目标，应该说是很正确的，但现在，仅有增长目标是不够了，协调发展要有一个大格局概念，包括了多种社会经济标准，从而使人民能从这样的增长中得到实在的好处。
杨再平：由于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可能同时存在，所以，同一时期完全可能既采取无差异的宏观经济政策，又采取区别对待的结构政策或产业政策。换言之，鉴于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同时存在，一个经济体就有必要既采取无差异的宏观经济政策，又采取区别对待的结构政策或产业政策。这叫政策组合。
记者：您认为特殊地区的区域经济振兴问题与跨区域经济协作问题有什么不同？
唐旭：特殊地区的振兴问题主要是解决本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找到发展的动力。由于它是特殊地区，因而需要从政策、项目与资金上给予一定的支持，有时可能还是强度很大的支持。比如开发大西北，振兴东北等。而跨区域的协作则更多的是一种基于互利的经济行为，它所需要的可能是相互的沟通、理解与支持，需要拆除各种固有的障碍，需要妥协精神。比如粤港地区、长江三角洲、京津渤海湾地区的经济合作。由于这样的协作是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那么各个交易主体或说合作主体要有对方所需要的东西，包括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具有优势的地理位置，具有优势的特殊人才或具有优势的资源等等。这就需要各经济区域内部的生产与开发水平的提高，建立良好的机制以便产生能够互利的机会。
区域经济振兴容易产生向上的依赖性，因为它更愿意上面给它资金、项目或政策。当然，可能它确实有一些需要特殊解决的问题，但这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常常成为其理直气壮地向上伸手的理由，若不能达到目的，就躺下了。但是，若把区域振兴与区域协作结合起来，振兴的速度会更快。
区域协作的障碍可能来自于权力所受到的挑战。因为协作意味着原有的权力减弱，意味着不能封闭市场，意味着给公众更多的选择。
杨再平：我国经济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正处于大的结构转换阶段，例如，住房、汽车及其他中高档耐用消费品加速成为大众消费对象，与之相应，重化工业加速成为主导产业，等等。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种大的结构转换，引发了投资热，进而造成了煤电油运供求紧张，再进而造成了宏观总量的失衡。因而，必须看到，我国现阶段总量失衡的背后是结构调整。或者说，我们既面临总量调整的问题，又面临结构调整的问题。这就既需要采取无差异的宏观经济政策，更需要采取区别对待的结构政策或产业政策。也就是需要进行总量和结构政策的组合。从这一意义讲，更多地强调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是必要的、有益的。但由于宏观调控也是必要的，因而一定程度的“一刀切”也是必要的、有益的。关键是要把握好两者的度，把两种政策巧妙地组合起来，在总量调整中实现结构调整目标，在结构调整中实现总量调整目标。这当然是需要高超技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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