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与主客体相关的物质中介&认知系统_系统思维论文

实践中与主客体相关的物质中介&认知系统_系统思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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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认识论研究

主体和客体作为实践一认识系统的“解剖”结构中互相关联的两极,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直接的二项式关系。在主体和客体这两个单元子系统之间,还有一个把它们关联起来并借以发生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系统的中介单元子系统。这就是说,主体和客体这两个单元子系统之间的相关联,是通过中介这个单元子系统实现其功能而相关联的。在中介这个单元子系统中,各种形式的物质工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人之所以能够作为主体同客体发生相关联的关系,抓住和掌握客体,能够同外部世界实现物质的、能量的和信息的变换与转移,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能发明和利用各种形式的物质工具。

从人的自然属性来看,也同其他动物一样,是赤条条地来到这个现实世界的;除了从母胎带来的自然的肉体器官以外,什么也没有。诚然,肉体器官也是一种工具,是人自身具有的与生俱来的天赋(自然)装备和自然力。在人作为主体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对象性活动中,无论是为了观念地掌握客体,还是为了实践地掌握客体,首先都必须唤起蕴藏于自身肉体中的自然力,使自身的肉体器官或天赋(自然)装备运动起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资本论》第1卷202页)

但是,仅仅利用自身的自然力量和肉体器官或天赋装备,不是人作为主体进行对象性活动的本质特点,因为动物也是利用自身的自然力量和肉体器官或天赋装备进行活动以适应环境的。而且,人自身的自然力量和肉体器官、天赋装备,还有极大的自然局限性,在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动物。正如荀子所说的,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荀子·王制》)。康德也指出:人“既没有利爪也没有尖牙,因而……他没有任何武器”(《实用人类学》第233页.重庆出版社)。如果人仅仅是一种凭借自身的自然力量和肉体器官、天赋装备而生存与活动的自然存在物,就不可能有超越生物学意义物种界限的主一客体关系。然而,人是一种社会的并在劳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理性力量的有理性的存在物。即使是人的肉体器官、天赋装备的构造和功能,也好象是合乎理性的(这种理性不是某个创世主特别赋予人的,而是人类祖先在进化过程中同外部世界世世代代发生相互作用通过机体的相关性变化和遗传所积累的结果),因而人具有一种胜过一切力量的潜在的理性力量、理性素质。康德曾经说过:“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其特征在他的手、手指和指尖的形态构造上,部分是在组织中,部分是在细致的感觉中表现出来了。大自然由此使他变得灵巧起来,这不是为了把握事物的一种方式,而是不确定地为了一切方式,因而是为了使用理性:通过这些,人类的技术或机械性的素质就标志为一个有理性的动物的素质了。”(同上书,第235页)

人作为主体的一个本质特点,在于人能够通过自身器官的理性的构造和功能,发挥自身潜在的理性的力量和素质,利用自然物的各种属性,发明和创造各种技术性的装备和工具,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满足自己的需要。荀子把人的这种特点叫做“善假于物”。黑格尔把人发明和利用工具以达到目的的这种行为特点叫做“理性的机巧”。

物质工具是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的,利用自然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属性乃至一般反映特性以及各种形式的自然力或自然能,对自然物进行实际的分解和重新组合所创造出来的人工物质系统。这种人工物质系统在形态、结构和功能方面,能够最集中、最突出从而也最经济地表现和发挥物的对人有用的特性和力量。因而在可能的条件下,它最好地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能够使主—客体相关联达到一种相对优化状态。物质工具凝结着人的智慧和理性,对象化着人的知识、技能和劳动,也物化地映现着人的需要、价值观念和意志的努力。因此,它高于并在满足人的需要方面也优越于自然物。物质工具是人有目的地实际利用自然物质的属性和自然物质运动规律的综合结果。这不仅包含着对自然物质的属性及运动规律的认识,而且还包含着对人自身的需要和本性的自觉意识。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对自然物质的属性及运动规律对于人的有用性作出价值评估,并发现和掌握它们的使用方式。根据这样一些认识,人们又通过思维操作,对物质材料进行工艺、技术性的观念的分解和组合,形成工具的观念模型:最后还要通过劳动实践对物质材料进行工艺、技术性的实际的分解和组合,才创造出各种不同形式的物质工具来。

由此可见,物质工具,从原始人使用的最简陋的石器工具,到现代复杂、精密的机器、仪器和自动装置,都是人的智力、知识、价值观念、意志、劳动等等的对象化。黑格尔认为,人类对于工具的“发明属于‘精神’方面,这种工具应当被看作是高出于单纯自然的事物”(《历史哲学》第285页,商务印书馆)。马克思更精辟地指出:“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19页)

人们发明和制造的工具,本身是主体和客体相关联动态关系的一种实际结晶;而人们把工具发明和制造出来,又是为了把它们当作自己发挥力量以作用于客体,克服客体的反抗,建立新的主体和客体相关联关系的中介手段。这些工具的结构和功能,同人自身相应的肢体与器官的结构和功能是相适应的,但又把它们延伸和放大了。在人作为主体建立和处理自己同客体相关联的关系的时候,这些工具分别被当作主体的运动器官、感觉器官乃至思维器官和它们的力量与功能的延伸与放大,按照一定的目的,或者直接作用于客体,对客体进行实际的加工和改造;或者接收和加工处理关于客体及其相关因素的信息,帮助主体达到对客体的迅速、准确的了解和认识。

物质工具本身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当物质工具在主—客体相关联的动态结构中作为中介系统起作用时,它是工具装备和动力的统一。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人们只能制作一些简陋单一的手工工具。这些工具在发挥作用时,完全由人的肌肉充当动力,用人手来操作使用。后来人们又发明了一些简单的复合工具和机械装置,它们已经包含了对自然物质的某些机械的、物理的属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初步综合利用。这些工具和机械装置,虽然还要由人力来操作,但同那些简陋的单一工具相比,已经大为省力,效率也大为提高。这本身就意味着放大了人自身体内所蕴藏的自然力。特别是有些机械装置的牵引和运作,利用了人自身体力以外的畜力、水力、风力等自然能,更是大大突破了人自身自然力的局限性。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后,人们发明了由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作机组成的复杂机器系统。这种机器系统是把人的运动效用器官的延伸与人的体力的放大综合集中于一身的综合体系,是把人的理性力量、实践力量同各种在现实可能范围内被利用的巨大的自然力量凝结在一起的综合体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资本论》第1卷464页)

在现代,更产生了全盘自动化的机器体系。这种机器体系所达到的发达形态是有一个以“电脑”为中央自动控制机的控制中心。“电脑”是模拟和延伸人脑、加强和放大人脑加工处理信息的思维功能的工具系统。由于应用了电脑作为控制中心,就把控制机器运作的直接信息源由人脑转移到机器体系中的中央自动控制机上去了。这样,自动化机器体系就成为一种由控制机、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作机组成的高度完善的综合物质系统。在机器作业过程中,指令(信息)的传递与动力(能量)的输入能够适应,从而保证了各局部机器之间能够持续地、协调地快速交接运作,保证了各局部机器运作的顺序、方向、速度、强度等等,都能够得到自动的控制和调节。由于控制机的自动控制,代替了人脑的直接控制,就使人作为主体的活动的外部执行因素和内部控制因素都在机器中对象化了。这样就大大减轻了人作为主体的大量繁琐的、重复的、紧张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而且还极大地克服了人自身不可避免的自然局限性,空前地扩展了人的普遍性及其所笼罩的对象的范围,扩展了主—客体相关联的时—空界阈,当然也在这种主—客体相关联的关系之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主体性效应。

自动控制机是人们综合地利用物质的各种物理特性特别是反映特性,模拟生物有机体系统通过信息的输入、处理、输出,以实现反馈控制所表现出来的对环境的合目的性适应功能,特别是模拟人脑接收、加工处理和输出信息的智力活动的某些特性和功能,设计和制造出来的人工自动控制系统。所以它又被称作人工智能机器。这是人类利用自然物质的特性制造工具的一个崭新的革命性飞跃,并为人类进一步利用自然物质的特性制造工具开辟了极其广阔的领域。自动控制机的发明及其不断革新与广泛应用,表明在作为主体的人同作为客体的外部事物之间,不仅可以借助于物质中介手段以实现物质的和能量的变换,而且可以借助于物质中介手段以实现信息的变换;而这种信息的变换对于扩大人和外部物质世界之间的物质的、能量的交换又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在自动控制的现代化大机器生产中,这三者正是以信息的变换为基础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这样,人作为主体在进行对象性活动的时候,就可以把一系列的体力和脑力的操作,交给机器去执行。而不需要用自身的物质器官去直接操作、指挥机器的作业。在这里,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存在着更加复杂化、多样化的中间环节,几乎可以说完全是通过中介系统来实现的。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掩盖了主—客体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中主体的地位与作用,但从人与世界的总体性关系的进化发展来看,这恰恰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理性、智慧和本质力量高度发展和自觉自由的表现与确证,表明了人的普遍性的扩展和人的主体性的高扬,表明了主体和客体相关联的泛化和深化。

在当代,随着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人类掌握和积累了关于自然物质的结构(形式)、属性、本质和规律的空前丰富的科学知识。材料的合成,能源的开发,工艺的进步,为技术手段的发明与创造,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可能性。现代人们所运用的愈来愈多样化的工具、机器、仪器和技术装置,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着。主体和客体相关联的中介系统高度科学化、技术化、信息化、智能化了。现代高度科学化、技术化、信息化、智能化的中介工具系统,不仅几乎没有限制地延长着、放大着人自身的运动效用器官、感觉器官和它们的功能,扩大着人自身的自然力量,而且还延伸着人自身的思维器官,放大着人自身的思维智力功能。而这一切还都没有止境地、迅速地发展着。现代高度科学化、技术化、信息化、智能化的中介工具系统,已经空前地提高了世界的透明度,为人类主体从外部广阔、深邃的世界方面,开辟了极其丰富的信息资源,从而使主体和客体相关联的认识关系结构,在时间和空间的多维度与多层次上越来越迅速地延伸、扩展和深化。这充分表明,进化着的物质工具作为中介,在主体和客体相关联的认识关系结构的进化发展中,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然而,物质工具要在主体和客体相关联的实践—认识关系结构中真正起到作为中介手段的作用,必须是在主体指向客体的对象性活动中被运用的活的手段。工具的概念和职务的规定本来就是为主体借以发挥自己的力量,作用于客体并掌握客体以实现某种预定目的而服务的手段,工具本来是为着某种实用目的而被创造的,而工具的价值和意义,也在于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目的而被有效地运用和消费。不在对象性活动中被有效地运用和消费,工具就不能在主—客体相关联的实践—认识关系结构中起中介作用,就仅仅是可能的手段。而仅仅作为一种可能性的手段,是不可能把主体和客体现实地关联起来,形成动态的现实的主—客体相关联的实践—认识关系结构的。所以人们发明和创造了工具以后,全部问题在于通过有目的的有效运用和消费,把它们由可能的手段变为具有活力的现实的手段,使它们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职务相称的职能,实现它们应有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在主体和客体相关联的实践—认识关系结构中,真正起到中介手段的作用。

马克思曾经写道,“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由于自然界物质变换的破坏作用而解体。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纱不用来织或编,会成为废棉。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当作劳动自己的躯体,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职务相适合的职能,它们虽然被消费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为形成新使用价值、新产品的要素被消费掉,而这些新使用价值,新产品或者可以作为生活资料进入个人消费领域,或者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资本论》第1卷207-208页)一方面,主体必须在对象性活动中把工具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另一方面,工具也就因此而获得能够现实地起作用的活力。所以马克思又指出:“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活劳动把工具和材料变成自己灵魂的躯体,从而使它们起死回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335页)活劳动把工具作为自己灵魂的躯体,这样、也就赋予了工具以活力,使它们活化,成为主—客体相关联的实践—认识关系结构中能够真正发挥其功能的活的中介因素,并成为主体和客体之间实现物质的、能量的和信息的变换的中间环节和转换器。

很明显,物质工具作为实践—认识的主—客体相关联关系结构中中介单元子系统的一个必要因素,并不是一种僵死的、没有生命力的、静止地存在的东西。就其产生来说,它是人的实践经验的结晶,是人的理性力量和知识的物化,是人的对象性劳动的产物。就其作用来说,它又同人的体力的和智力的活劳动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有活力、有灵魂的因素。工具是有力量的。工具的力量是由物质世界的自然力量转化来的,不过这种转化不是自然地发生的,而是通过人的活动所引起、所实现的。人又通过活动现实地发挥工具的力量,使这种力量转化为作为主体的人的力量,作用于客观世界,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掌握。这种双向转化互相推动、互相促进,可以没有止境地并且是不断扩展地进行下去。工具就以它被有效地运用、消费所表现出来的力量,成为推动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的关系在时空中不断扩展、不断深化的活的因素。

在一个主—客体相关联的现实的实践—认识关系系统中,工具是通过主体的活动而活化并因此而成为活的中介因素的。但这里所说的活动不是指肢体或肉体器官的任意运动与动作,而是指有目的地操作工具的活动。这种活动是由外部动作因素和内部调节控制因素组成的。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使操作工具的活动能够既合乎逻辑、又合乎目的地展开。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操作工具的活动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因此,活动的主体必须有对活动预定目的的明确、自觉的意识。这种关于预定目的的明确、自觉的意识,也作为规律、规则决定着操作工具的方式、方法。但是,操作工具的方式、方法,又有其独立的意义。事实上,目的本身并不直接就是方式、方法,它只是决定着对操作工具的方式、方法的选择。操作工具的方式、方法是操作工具的活动逻辑。这种逻辑同工具的结构和功能的逻辑,同主体自身器官的结构和功能的逻辑,同客体的结构、变化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效应的逻辑,应该是一致的。可以说,操作工具的活动逻辑,正是这三种逻辑的有机统一。工具操作的熟练灵巧、得心应手,正是这三种逻辑高度完善地统一在活动逻辑中的对象性表现。

《庄子》中有一则“庖丁解牛”的寓言,对于理解操作工具的逻辑,颇有启发意义。《庄子》所描绘的“庖丁解牛”的活动,可以说是把主体自身器官的逻辑、工具的逻辑、客体结构的逻辑,高度完善地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了在技艺上体现真、善、美相统一的活动逻辑。

由此可见,工具要在主体和客体相关联的动态关系结构中真正起到活的中介手段的作用,不仅必须由主体的活动赋予它以活力,使它起死回生,而且这种活动必须是合乎操作的逻辑的,亦即按照正确的方式、方法操作工具,赋予工具以活的灵魂。只有按照正确的方式、方法合乎逻辑地操作工具,才能使主—客体相关联的动态关系结构,成为一个内在地统一的系统,并准确地、有效地、经济地实现主体对客体的掌握,达到主体预定的目的。

所以,在主体和客体相关联的动态关系结构中,活的中介手段是工具和工具的操作方法、操作逻辑,在实际运用中的完美结合和统一。这种完美的结合和统一,既符合客观规律性,又符合主观目的性,因而也符合美的规律。对操作工具的主体来说,这是一种体现真、善、美相统一的技艺或技能,也是实践理性的机巧高度完善、高度完美的实现和表现。

一切物质工具,从简单的原始手工工具到现代的各种精密仪器、机器体系和复杂的自动控制装置等,都是人们在认识了自然物的属性、规律的基础上发明、制造出来的。这些工具被发明、被制造出来以后,又反过来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世界的中介手段。物质工具不仅仅是人们进行物质实践活动所不可缺少的中介手段,同时也是人们进行观念认识活动所不可缺少的中介手段。

观念的认识活动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动态的观念认识关系,其目的是要实现主体对客体的观念的或理论的掌握,把客体转变为主体的意识、思维的一部分(即意识、思维的内容)。但这种掌握、转变,并不是直接把客体移置到主体的意识、思维中来(这是不可能的),而只是使主体的意识、思维具有关于客体的信息内容,并且这种信息内容是必须经过观念的加工处理的。因此,主体对客体的观念认识或观念、理论掌握,本质上是一个获取关于客体的信息并对这种信息观念地进行加工处理的过程。毫无疑问,为了实现这个过程中将要发生的事情,主体必须发挥自身具有的认识器官—作为思维器官的大脑及其工具感觉器官—的功能,运用自己的智力。然而,作为主体的人自身具有的认识器官及其功能,在生理上及其存在与活动的时间空间界阈,都有不可避免的自然局限性。因此,人作为主体必须利用物质工具来延长和放大自身具有的认识器官及其功能,突破它们在生理上和存在与活动的时间空间界阈的自然局限性,从而保证人对世界的观念认识关系的不断扩展和深化。

物质工具正因为是物质性的,因而人们就可以利用它们来扩展和深化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实际的相互作用。这样也就可以提高世界事物的透明度和可认识性,不断开辟新的信息源。利用物质工具还可以使主体能够获取仅靠自己的感觉器官所不能获取的信息,从而扩展和深化主体与客体相关联的认识关系。

就人们运用物质工具进行一般物质实践活动来说,它本身就是对物质客体进行实际的分解和组合。单是这件事,不仅使主体能够在对自己有用的形式上实际地掌握物质客体,而且还可以为主体提供关于物质客体在内部结构和属性等方面的信息,甚至可以为主体提供新的认识客体。同时,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物质工具作为观察和实验的手段,对于提高世界的可认识性,扩大和发展主体接收信息的来源与能力,也越来越具有重要的和独立的意义。

由于作为观察和实验手段的新的物质工具的发展,信息实践、科学实验也就开始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实践而相继出现与存在,而科学认识也就因此而获得了自己藉以立足其上,并藉以实现自身发展的独立的实践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就必然进一步提供大量的可供观察的材料,扩大主体接收和获取信息的来源,扩展和深化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反过来,这种扩展和深化了的认识,又必然促进新的物质工具的发明与制造。它们之间的相互推动与促进,就保证了人与世界的实践—认识关系、主体与客体相关联的实践—认识结构得以开放性地、多维度多层次地展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客体相关律作为实践—认识发展的动力学规律起作用的机制。

在现代,由于各种具有强大功能的观测手段、实验仪器、技术装置的出现与使用,一方面使人的感觉器官及其功能空前地延伸了、放大了,另一方面又使世界的透明度、可认识性空前地提高了。过去大量为人的感觉器官所不能直接接收的信息,现在变为可接收的了。这样,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范围与程度,就从宏观、微观、宇观各个层次上,远远突破和超出了自己的肉体感觉器官所能感受的界限。凭借强有力的物质技术手段,人们能够探测发生在遥远宇宙领域的事件,能够探知深藏在微观世界内部的奥秘,能够追溯自然发展过去经历过的演变,能够预测自然发展未来将会发生的变化。由于中介系统中物质工具的巨大发展及具形式和功能的多样化,现代科学认识系统中主—客体相关联的时—空界阈,远远超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范围,正在继续多维度、多层次地延伸着、深化着。

物质工具不仅可以延长人的感觉器官,放大人的感觉器官接收和获取信息的功能,而且还可以延伸人的思维器官,放大人的思维器官加工处理和储存信息的功能。在现代化的大规模的生产实践、科学实验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与社会交往中,人们经常面临着巨量复杂的、快速传递的信息需要及时、准确地加工处理。而单纯依靠人脑这个思维器官是很难适应这种需要的。因此,同人发明和制造各种新的工具以延长人的运动器官、感觉器官,放大人自己的实践功能和接收、获取信息的功能相适应,还必须发明和制造另一种新的工具,以延伸人自己的思维器官,放大人自己加工处理信息的功能。正象人的感觉器官能够被延长一样,人的思维器官也是能够被延伸的。人能够发明、制造出放大自己接收、获取信息的功能的工具,也能够发明、制造出放大自己加工处理信息的功能的工具。现代的人工智能机器就是模拟人脑思维活动功能、以人脑思维活动功能为原型而设计、制造出来的所谓“电脑”。这种“电脑”一出现并加以实际应用,就在实际上实现了延伸人的思维器官、放大人脑加工处理信息的思维功能的可能性,使人类获得了一种强大的、物化了的能够进行加工处理信息的思维智力活动的手段。

现代的人工智能机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工物质系统,包括了信息的输入输出、存储、运算、控制等功能装置,联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它的作业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信息的传递、存储、处理等功能,具有包容量大、速度快、精确度高的优点和特点。因而人工智能机器不仅综合地物化了人脑在信息处理方面的部分思维智力功能,而且极大地放大了这种功能。现代的人工智能机器虽然产生的历史还不长,但它已经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并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它正以愈来愈大的的规模放大人脑的多种思维智力功能,因而也正在愈来愈多的领域代替人脑加工处理信息的作业活动。

以上事实表明,现代科技革命的成果已经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条件。在这种崭新的条件下,人们通过人工智能机器的发明、制造与应用,使人的思维器官的延伸及其加工处理信息的功能的放大,同人的运动器官和感觉器官的延长,自然体力和接收、获取信息的感受能力的放大,互相适应起来了。这意味着人的体力劳动的功能与脑力劳动的功能,人的感觉功能与思维功能,在新的物质工具的基础上,放大性地达到了新的协调。这是人类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系统中主—客体相关联关系结构所发生的一种崭新的变化。

但是,上述的适应与协调也不是绝对的,决不是从此不变了。人类在改造世界和认识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随着物质工具的进步,总要不断提出新的实践任务和认识任务。为了完成愈来愈宏伟、愈来愈多样化的实践任务和认识任务,又推动人们发明和制造愈来愈强有力、愈来愈多样化的物质工具。而这些物质工具的实际应用,总是会在新的水平上体现出扩大人的体力劳动功能、感觉活动功能同放大人的脑力劳动功能、思维和智力活动功能之间的互相适应与互相协调、引起主客体相关联关系结构在时—空界阈上的变化。

物质工具还有储存信息、巩固和保存认识成果的功能。这里所说的不仅是指现代人工智能机器有大容量的信息和知识储存的独特功能,而且所指还包括人类所制造的一切物质工具,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功能。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物质工具“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因而在物质工具中沉积着人们关于客观事物的认识结果——知识,亦即存储着人们所掌握的关于客观事物的属性、规律等等的信息内容。人们发明和制造工具,是人们有意识地利用自然物质的有关属性和规律的结果,因而在物质工具中必然包含着、凝结着人们对自然物质有关属性和规律的认识。原始人所制造的简陋的石器工具,包含着人类祖先对不同石块的某些简单属性的认识;人类所制造的各种简单的复合工具和机械装置,如弓箭、犁、舟、车、纺织机、研磨机等等,包含着人们对自然物的某些机械的、物理的属性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初步综合认识。至于现代的各种复杂的、精密的、高功率和多功能的仪器、机器体系、技术装置系统,更是凝结着各种高、精、尖的科学技术认识成果。因此,人类所发明和制造的一切物质工具,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象性地积聚着、储存着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所掌握的关于物质客体的有关信息内容和知识。正因为这样,物质工具才成为“物化的知识力量”。而物质工具作为“物化的知识力量”,也就不言而喻地意味着它必然积聚着、储存着知识。

物质工具是人们按照一定的需要和目的而发明和制造出来的。因此,物质工具的发明与制造,不仅包含着人们对自然物质的某些属性和规律的历史性认识,而且还包含着人们对自己的需要、本性和本质力量的历史性认识。在这双重认识的基础上,还有对自然物质对于人的有用性所作出的评价,同时还有人们所发现和掌握的关于自然物质的使用方式。这一切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象性地表现在人们所发明和制造的物质工具中。也就是说,在物质工具中还凝结着、储存着人们自己的需要、本性、本质力量、价值观念和创造才华、工艺技能以及人们作为主体同客体相关联关系结构的具体状况、具体特点等方面的信息。

马克思曾经指出,自然物质“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资本论》第1卷48页)。发现自然物质的不同属性,根据人的需要的发展水平、根据人的本质力量、创造才华和工艺技能的发展程度发现自然物质的不同有用性和不同使用方式,都是历史的事情,都是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地实现和不断地展开的。而发现自然物质的使用方式,最重要的是要根据和利用自然物质的各种属性和规律,按照人的需要和目的制造出具有一定结构、便于使用、能发挥某种特定功能的物质工具。这是人对自然物质的一种最根本的使用方式,也是人利用自然物质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实现自己的目的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环节。这样,人类在历史上不同时期所发明、制造和使用的物质工具,就成了各该历史时期人类认识和实践发展水平、人的需要和本质力量发展程度、人与外部世界关系中主—客体相关联的状况与特点等等的测量器和指示器。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所保存和遗留下来的物质工具中,我们可以获得不同历史时期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成果的信息,人类自己的需要和本质力量的发展水平的信息,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展开状况和主—客体相关联的具体特点的信息,等等。

由于物质工具保留和储存着以往人类活动及其结果的信息,因而它们又成为后来的人们了解和认识以往人类活动状况及其结果的最切实可靠的中介。马克思写道:“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7页)马克思还说:“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同上书,第128页)

物质工具是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马克思深刻地阐明了这种对象性的存在的认识论意义。因为这种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关于人的“心理学”,实际上也就是认识论,它们历史地同时也感性地展示着人的本质、本质力量和人同自然界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因此,通过物质工具这种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以它为中介,我们就可以理解和认识人的本质、本质力量和人同自然界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历史发展,人类实践—认识系统中主—客体相关联结构的历史演变的图景就会感性地展示在我们面前。这样,认识论也就可以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真正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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