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及其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开放论文,特征论文,思想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究其原因，一是受西学的启迪；二是基于对世界潮流的正确审视；三是源于对清朝实行闭关政策危害的认识；四是受近代改革派开放思想的影响。其主要内容包括引进外国资金、人才、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等。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特别强调领土完整、维护国家主权，主张平等互惠，“取法乎上”，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取长补短，反对照抄照搬、盲目引进。对于他这种以爱国主义为主旨、以实现中国近化为目标的对外开放思想，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评价。
关键词 孙中山 对外开放思想 近代化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卓越领导者和杰出的思想家，他的经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最为先进的经济思想，而他提出的对开放思想则是其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及其特征，不仅有利于进一步理解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把握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的发展轨迹，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经历了萌芽、初步形成和趋于成熟三个阶段。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是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萌芽的阶段。早在1890年，孙中山在《致郑藻如书》中，就自称他“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致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1]并朦胧地提出过学习西方的想法，“鼓励农民，如泰西兴农之会，为之先导”[2]。此后，孙中山在《农功》一文中多次提到发展农业，要“参仿西法”的问题，主张派员“赴泰西各国，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牧畜，机器耕种，化瘠为腴一切善法，泐为专书，必简必赅，使人易晓。”[3]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指出“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不急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四事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4]。并且具体提出了“步武泰西，参行西法”，“驾欧洲而上之”[5]的具体措施。1897年，孙中山在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的谈话中，谈及“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6]。1905年，孙中山在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谈话时又指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取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7]稍后，他又《在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强调：“将来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8]孙中山认为，中国需要“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同样，西方国家也“需要中国向世界贸易开放门户”[9]。1911年3月，他表示：“期望日本人能在经济上与中国密切合作。”[10]辛亥革命前夕，法国《朝日新闻》驻美访员问及孙中山革命成功之后，是否排外时，孙中山巧妙地回答说：“吾等同志及国中有新知者，皆深明责任，且知文明来自西方”，“吾国民深负文明债于西方。”[11]这一时期，孙中山更多地是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并非从经济建设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且，其开放思想的内容比较笼统。他虽然也说过“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向世界贸易开放门户”之类的话，但一直未形成完整、系统的对外开放思想体系。
辛亥革命胜利后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是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初步形成的时期。如果说在第一阶段，孙中山从民族、民主革命的角度出发对开放思想作了零散的、不成系统的阐述的话，那么在这一时期，他已经从振兴实业、实行民生主义的角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索。他首次提出了“开放主义”这一概念，并对其内涵加以明确的界定。1912年4月17日，他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上说：“仆之意最好行开放主义，将条约修正，将治外法权收回，中国有主权，则无论何国之债皆可借，即外人之投资亦所不禁。”[12]10月23日，他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上演说，又言简意赅地对开放政策作了明确的诠释：“何以名为开放政策，就是让外国人到中国办理工商等事。”[13]并对开放政策的内容作了阐述：“鄙意以为三项皆须利用外人”，即“利用外资”、“利用外国人才”、“利用外人方法”[14]。这一时期，孙中山虽然认为农工商矿务各种实业“不能偏废”，但还是把发展铁路交通置于各种实业的中心位置，未能对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全面开放和发展作出全面的部署和规划。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是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趋于成熟的阶段。孙中山在战争后期就敏锐地觉察到，西方列强用于战争的大量资金和设备在战后必须寻求新的出路。他说：“夫此等工厂（世界大战各国新设之制造厂）专为供给战品而设，今大战已息，此等工厂将成为废物矣。其投于此等工厂之千百万工人，亦将失业矣。其投于此等工厂之数十万万资本，将无从取偿矣。”[15]而中国地大物博，有大量廉价劳动力，是“吸收经济之大海洋，凡诸工业国其资本有余者，中国能尽吸收之”[16]。因此，中国面临着一个发展经济、振兴实业的“天与之机”会[17]。为此，孙中山花了一年多时间撰成长达十万字的《实业计划》，拟定了一个以国际资金发展中国经济的宏伟规划，这是其对外开放思想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在这一时期，孙中山联系中国的实际，详尽地论述了对外开放中的产业布局和地域布局等问题，使其对外开放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
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受西学的启迪。孙中山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十三岁随母往夏威夷，“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18]。从此，他就读于檀香山、香港等地的西式学堂，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他“看见了欧美近一百年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19]。从而体验到中国要想强大，必须学习西方。
二是基于对世界潮流的正确审视。人类历史进入近代以后，“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20]。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为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本家奔走于世界各地，致使“百货畅流，商贾云集”[21]。而泰西各国为了保护出外经商之民，“必设兵船、领事为之保卫”[22]。开放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孙中山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经济发展趋势，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立地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他说：“今日立国于世界之上，犹乎人处于社会之中，相资为用，互助以成。”[23]因此，“吾人正宜迎此潮流，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业”[24]。
三是源于对清朝实行闭关政策危害的认识。孙中山认为，清朝实行闭关政策，是违背世界历史潮流的。他说：“昔日之闭关主义，实于时势不合。”[25]并猛烈地批判了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思想。他说：清朝的闭关政策，使中国人民“困于黑暗之中”[26]，“天赋智能，艰于发展”[27]。这是造成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孙中山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入手，论述了中国在清朝以前并不存在排外思想：“试取西安府景教碑读之，则知当七世纪外人已传教至支那，且欢迎教以入支那者为汉明帝，而国民亦热心信仰，迄于今世犹极庄严，为支那三大教之一。至于外国商人，亦得旅行于内地，自汉晋以来，史不绝书。”[28]“唐朝最盛时代，外国人遣派数万留学生到中国求学。”“我中国人亦不反对。”[29]“降至明季，其相徐光启舍身以奉天主教，其挚友耶教徒利马窦亦至北京，受国人之崇敬，则支那人此时绝无排外思想。”“至满洲兴盛而政策渐变，禁全国与外人通，放逐传教士于境外，戮民人以私奉外教者，著之为厉禁，士人迁徙于他国者，处以死刑。”[30]因此，“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志”[31]。孙中山在这里把能否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视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发达的标志之一，是很有见地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孙中山认为，兴利除弊的事情很多，但主要的是发展实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政策不可”[32]。他指出闭关政策之弊：“中国亦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自然，遂成孤立之性”，“犹孤人之于荒岛”[33]；这种“荒岛之孤人，以一人之力而发展其荒岛，使之田园尽辟，道路悉修，港湾深浚，市场繁盛，楼宇林立，公园宏伟，居室丽都，生活优逸，如此，虽延长其寿命至万年，彼必无由成此等之事业”[34]。孙中山还以修铁路为例说明，“若不恃开放主义，则吾国人必无此财力，虽有政策，亦徒托之空言”[35]。因此，他得出结论：中国欲求经济发展，“不得不持开放主义”[36]。
四是受近代改革派开放思想的影响。早在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国外情况，主持编辑了《四洲志》和《华事夷言》，并且购买了外国船舰，要求道光帝与各国进行正常贸易。魏源在此基础上编著了《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仿制西方的军事武器，学习西方的练兵方法，创办军事工业和其他厂矿企业，大胆建议清政府在虎门拨出一块地方让外国人投资办厂，让中国有识之士进厂学习。几乎和魏源同时代的徐继畲编纂了《瀛环志略》，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近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历史沿革、经济文化及风土人情。此后，洋务派官员也主张在不触动封建统治的前提下，提出引进外国的科学技术、派遣留学、翻译西书等，洋务派的理论家、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从世界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的前途，从中外对比中论证实施开放政策的作用。留美第一人容闳就多次呼吁中国要对外实施开放政策，并具体提出了中外合资开发长江和修建铁路的建议，先后带领詹天佑等一百多名幼童赴美留学。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人也都大声疾呼中国必须开放。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维新派思想家以进化论为武器，主张在君主立宪制的前提下实行对外开放。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使近代对外开放思想具有了新的内容，更加完整、系统并趋于成熟。
三
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引进外国的资金、人才、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等等。他曾指出：“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博大规模，宿学人才，精练技术，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为我训练。”[37]
引进外国资金是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和构架这一思想的基点。他说：“经营上之发达，自然、人力、资本三者皆有巨效。而今日谋中国之发达者，不患自然力之不充，人力之不足，所缺者资本而已。”[38]资金问题是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孙中山就在欧洲谋求新政府的借款，并作出估计：“中国今日非五万万不能建设裕如。”[39]如此巨款，孙中山曾寄希望于土地国有、涨价归公上；但是，辛亥革命后，平均地权未能实现，这一希望也因之落空。孙中山曾试图发行公债筹措建设资金，但认购者寥寥无几，无济于事。因此，孙中山指出：“唯现当民穷财竭之时，国家及人民皆无力筹此巨款，无已，唯有募集外资之一法。”[40]那么如何引进外资呢？孙中山设计了两条途径：一是与西人合股建立银行。“专以输入外资为目的，直接则振兴中国实业”[41]。二是利用外资直接投资于实业。在这一途径中，孙中山又以修筑铁路为例，提出了三种更为具体的方式：“甲、借款自办；乙、华洋合股；丙、外人包办。”[42]三种方式，各有利弊，而以丙法最善，“较之借款自办，可免五害：一无交款回扣之害；二无购料回扣之害，三无按年出息之害，四无亏耗津贴之害，五无至期偿还原本之害”[43]。孙中山针对清廷借外债镇压农民起义和满足各种奢侈消费的弊病，提出要严格掌握外资合理流向。他反复强调：“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44]借外债应“从事生利事业，不可以供消耗之用”[45]。否则犹如剜肉补疮。
孙中山对外国人才的引进也十分重视。他一贯重视人才的培养。早在《致郑藻如书》中，他就针对晚清社会“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的现状[46]，提出多设学校培养人才的主张。在《上李鸿章书》中，他又将“人能尽其才”列为“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四事之首[47]。辛亥革命胜利后，“百废待举，需才殷切”[48]。诚如孙中山所说，“中国此时所最可虑者，厥为人才缺乏。”他还以铁路建设人才为例作了一个估计说：“合计全国现有之铁路人才，其实在可用者，不过百余人，而经理之才，尤为难得。”[49]孙中山算了一笔帐之后说，方法有二：“一为多开学堂，多派留学生到各国之科学专门校肄业，毕业而后，再入各种工厂”，“斯为上着”；“二为广罗各国之实业人才为经营创造”[50]。这样，他明确地提出了取才异域、加速我国经济发展的思想。在引进何种人才问题上，孙中山认为不应局限于某一方面。1914年，他致函戴德律请求“物色各种行业的专门人才”[51]。1923年，又致函邓家彦，表达了“借德国人才学问，以最速时间，致中国于富强的”的想法。[52]随后，他又希望德国能派专家协助中国开发广西和实现国家管理商业。[53]孙中山从来没有把引进人才局限某一特殊领域和行业，他认为只有广罗各种人才，才能万端齐发，百业振兴。此外，孙中山还希望通过引进外才来加速我国人才的培养，并逐步替代外才。他说：“国家所雇专门练达之外人任经营监督之责，而其条件，必以教授训练中国之佐役，俾能将来继承其乏，为受雇于中国之外人必尽义务之一。”[54]1922年10月，孙中山在复函但懋辛时说，所办事业的经营管理，初由外国专家代之，“同时并任训练吾国人才之责”[55]。
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孙中山早年“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56]。深切体会到了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因此十分重视科学技术。早在上书李鸿章时，他就认识到“农家之地学、化学”，“能反硗土为沃壤，化瘠土为良田”；“农家之植物学、动物学”能“别种类之生机，分结实之厚薄，察草木之性质，明六畜之生理，则繁衍可期而人事得操其权”；“农家之植物学”可以让“日光能助物之生长，电力能速物之成熟”；“农学既明，则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是无异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即无异将一国之地广为数国之大”[57]。“化学精，则凡动植物矿质之物，昔人已知其用者，固能广而用之，昔人未知其用者，今亦考出以为用”；“格致之学明，则电风水火皆为我用”[58]。1895年，孙中山在《拟创立农学会书》中写道：秦西诸国，“以士类而贯四民”，农工商各设其会，“皆能阐明新法，著书立说，各擅专门，则称之曰农士、工士、商士，亦非溢美之词。以视我国之农仅为农，工仅为工，商仅为商者，相去奚啻霄壤哉？故欲我国转弱为强，反衰为盛，必俟学校振兴，家弦户诵，无民非士，无士非民，而后可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驰骋于地球之上。若沾沾焉以练兵制械为自强计，是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也。”[59]在这里，他所说的“顾己之命脉”，意在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以科学知武装全体国民的头脑。不仅如此，孙中山还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在破除传统旧习和向现代社会转变中的作用。他说：“凡真知特识者，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60]1912年，他对德国扎尔茨曼说：德国与英国、美国及其他国家不同，它的一切都是极其认真地、系统地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使一切都纳入科学体系中去，这恰恰就是我们同一切传统决裂所需要的东西。”[61]因此，我们要努力“学欧洲的科学，振兴工业”[62]。那么，如何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呢？孙中山认为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引进作为科学技术载体的外国先进机器设备。他说：“欧美二洲之工业发达早于中国百年，今欲于甚短时间内追及之，须用其资本，用其机器。”[63]“我们革命之后要实行民生主义，就是用国家大力量，买很多的机器，去开采各种重要矿产。”[64]他认为，引进机器，“可以灌文明，可以强国”[65]。
此外，孙中山对外国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也极为关注。1913年，他说：“中国近日之情状，恰于富人广有物产，藏于仓库，而未能启其筦钥。所谓筦钥者，即经营实业方法是也。”强烈要求输入欧美日本人的新方法于中国，“合力图大陆上实业之发达”[66]。
引进外国的资金、人才、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四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外资的引进有助于人才的培训以及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吸收；人才的引进也便于吸收和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孙中山对这些问题也是结合在一起进行论述的。他所说的“外资”，“不尽指金钱”，还包括生产之机器[67]；他所说的“机器即资本，名异而实同”[68]。
四
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旨，以实现中国近代化为目标的，因而其对外开放思想具有明显的特征。
其一，强调领土完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丧权辱国。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他与胡汉民、廖仲恺谈话时特别提到，“埃及所以借外债而亡国者，失主权故也。美国初独立时亦借外债，而美之能兴者，则不失主权故也。”[69]并为新政府提出了“勿失主权”、“勿用抵押”的重要借款原则。1913年，孙中山与涩泽荣一发起创办中日合资企业，双方在逐条讨论公司计划书时，围绕着以何方法律为主的问题展开了磋商。孙中山坚持一定要以中国法律为主，认为这是国家的主权问题，表明了他捍卫国家主权的严正立场。[70]尔后他在《实业计划》序言中着重指出：“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71]把能否维护主权提到了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
其二，强调平等互惠，反对外国独占其利。武昌首义后，孙中山尚未归国，他在法国巴黎与《政治星期报》记者谈话时指出，新政府与各国通商应立于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将海关税则重行编订，务使中国有利，不能徒使西商独受其利”[72]。1920年，孙中山在谈及中美合作时，建议：“美国的资本家与中国人联合，共同开发中国的实业。美国人提供机器，负担外国专家们的开支；中国人提供原料和人力。合作的基础建立于平等互惠的原则上。美国的资本当可获得应得的利益，但非过度的报酬。”[73]翌年，孙中山与东方通讯社特派员谈到如何改善中日两国帮交时，他希望“日本实业家早日当觉悟，对华投资须以非侵略、对等的、而以增进中国的幸福为要紧”[74]。
其三，强调“取法乎上”，后来居上，反对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亦步亦趋。早在1905年，孙中山就曾指出：中国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吸收其“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75]稍后，他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演说时又谈到，学习外国只能“取法乎上”，而不能“取法乎中”，更不能“取法乎下”。他说：“若我们今日改革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是万万不能永久太平的。”“救中国，要从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76]1919年，他在阐述三民主义主旨时又重提这个问题，他说：“若能取鉴于欧美之工业革命，经济发达所生出种种之流弊而预为设法以杜绝之，则后来居上。”[77]在引进外国科技方面，“起首便应该不必用煤力而用电力，用一个大原动力供给全国”，“好比是军事家的迎头截击一样，如果能够迎头去学，十年之后，虽然不能超过外国，一定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学外国之所长，必可以学得比较外国还要好，所谓‘后来居上’”[78]。这种创造性地学习外国的思想，体现了孙中山的远见卓识。
其四，强调结合中国国情，取长补短，反对照抄照搬。1897年，孙中山在谈及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时就声明，“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79]他清楚地认识到，“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80]；况且欧美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81]，要取其善果，避其恶果。因此，实行对外开放，只能“取人所长，补我所短”[82]，要“内审中国之情，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83]。孙中山还尖锐地批评了某些极端崇拜外国，对民族历史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人，他说：“中国从前是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后来失败，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的崇拜外国”，“事事都是仿效外国”[84]。孙中山认为，这种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两种心态都是不可取的。
毫无疑问，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对于促进中国的近代化具有积极意义。无论从当时的历史实际考察，还是从更广阔的历史空间和更久远的历史跨度来审视，其所昭示的历史必然在今天仍然闪烁着熠熠光辉。
收稿日期：1997-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