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希罗多德与历史编纂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多德论文,希罗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希罗多德（Herodoti，约公元前484—425年）是古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西方历史学的奠基人，著有《历史》，又名《希腊波斯战争史》，共九卷。关于希罗多德其人其书历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本文试图进一步探讨希罗多德奠定的史学传统对后世西方史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一 希罗多德及其《历史》
希罗多德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殖民地哈利卡纳索斯城的名门望族家庭，从小受到了良好教育。“他的叔父息帕斯是一位著名的叙事诗人”（注：William Benton，《西方世界巨著》（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第六卷，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9页。 ），在他的影响之下，希罗多德酷爱希腊古老的史诗，尤其对《荷马史诗》十分精通，对整个希腊文学也都相当谙熟，这一切对希罗多德的《历史》写作都有重大的影响，使他兼有学者和诗人两者之长，“在他的《历史》中，他引用了荷马、赫西阿德的作品，在有些地方，也显示出他对希罗文学的精通”（注：William Benton ， 《西方世界巨著》（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第六卷，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9页。）。公元前454年，他的一位叔父在政治斗争中被杀，希罗多德受到株连，被放逐出境，一度避居萨摩斯岛。他早年曾漫游各地，访问过繁华的巴比伦城、巍峨屹立的埃及金字塔以及古代世界著名的“谷仓”西西里岛，考察过尼罗河定期泛滥的原因以及在黑海沿岸生活的西徐亚人……其足迹遍于小亚细亚、爱琴海诸岛、埃及、叙利亚、巴比伦、波斯帝国的腹地、色雷斯以及黑海北岸的西徐亚。其所到之处，他“总是精心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考察文物古迹，多方采集各种民间传说、风俗习惯、法律、政治以及宗教等，并且不带有任何先入之见，或者任何偏见”（注：H.E.Barnes，《历史著作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Writing），纽约，28页。）。他在各地游历， 大大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对他后来著述《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史料。
约公元前447年，他以外籍客民的身份来到当时希腊世界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雅典，广结有学之士和社会名流，与伯利克里、索福克利等名人交往甚厚，并深受雅典民主政治的影响。他在伯利克里等人的支持和鼓励下，决心写一部完整叙述希波战争的历史著作。为此他再次游历，游访过斯巴达、底比斯、特尔斐以及希腊地区的不少城市，考察过一些战役发生的地点及路线，搜集了许多史料。后因不为世人所容，约在公元前443 年左右随着雅典的移民队移往意大利南端的殖民地图里翁，并且取得了该城邦的公民权，后来就在那里潜心著述《历史》一书。希罗多德及其所著的《历史》对后世西方史学，尤其是对西方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希罗多德在历史编纂体裁上的贡献
在编纂体裁上，希罗多德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编纂体裁。在《历史》中，希罗多德以前人未有的创新态度再现历史，在西方史学史上，首先采用一种新的编纂体裁——历史叙述体，即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系统而生动地记述历史过程的一种编纂方法。《历史》一书，以发生在希腊古典时代（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前期）的希波战争为中心组织材料，构成了一部记述“希腊人和异邦人”的历史巨著。作者以博大精深的知识，引人入胜的故事，生动强劲的笔触，为读者描绘了西亚、北非和希腊地区古代世界绚丽多彩的历史画面。希罗多德的《历史》，原先并不分卷，后来亚历山大城的校注家们把它分为9卷。从内容上看， 它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四卷着力叙述了希腊、波斯、埃及与西亚各国的历史、地理、民居、风土人情等，后五卷从小亚细亚伊奥尼亚人反波斯统治起义开始，导入希波战争，主要叙述战争过程，从马拉松之战、德摩比利（温泉关）之战、萨拉米海战、米卡尔海角之战和普拉提亚战役波斯军队败北，直到公元前478 年希腊人占领位于色雷斯的塞斯托斯城为止。其叙述的特点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记事系统连贯，叙事生动有趣，具有较大的灵活性等。
希罗多德首创的这种历史编纂法，尽管在当时尚属草创阶段，但他为西方历史编纂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在此之前，希腊只有史诗和历史散文，处于史学的萌芽阶段，还算不上真正的历史著作。希罗多德仿效荷马史诗记叙历史故事的方法，创造了历史叙事体，奠定了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基础。柯林武德指出：“传说的笔录之转化为历史科学，并不是希腊思想中所固有的，它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发明，而希罗多德则是它的发明人。”（注：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21页。）希罗多德创立的这种体裁，经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编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把编年和记事结合起来，而且记事更加集中、联贯、紧凑。到了近代，增加了人物传记、典章制度、文学艺术等内容，使这种体裁不断臻于完善，成为西方传统史学的正宗体裁，其影响历久不衰。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记叙体历史著作作为学者与公众交往的纽带，具有异常重要的作用（注：沙费尔编《历史方法手册》，1982年英文版，48页。转引自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80页。）。汤普森在《历史著作史》中也提出：“虽然历史科学已经提出了更高的问题，但这种叙事史却永远不会被废弃，永远不会死亡，它存在的理由是因为它能满足永远存在的需要。”（注：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转引自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80页。）
三 希罗多德在历史编纂方法上的成就
希罗多德在历史编纂方法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希罗多德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
希罗多德在《历史》卷首开宗明义地指出：“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167 页。）希罗多德正是从“保存人类的功业”、“记载发生纷争的原因”和以历史作为道德垂训的目的出发，打破了散文传记家作品的狭隘题材，不再把他自己局限在一个城邦或一个民族的范围之内。他胸襟开阔，目光远大，“把历史提到更高和更值得尊重的阶段，他决心写关于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但是他在自己的叙述中把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欧罗巴和亚细亚的都结合到一起”（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162页。）。《历史》一书的主题虽然是希波战争， 但实际上包括当时希腊人所知的那个世界的历史，涉猎范围除了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以外，还包括西亚、北非、黑海沿岸、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的历史。其内容囊括了人类社会生活所发生的一切领域，诸如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地理环境、民族分布、历史往事、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等，可以说，是一部当时人类生活的全史。
在《历史》一书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多方触及、深入到了人类经济生活这一最基本的历史层次。如希罗多德介绍尼罗河下游埃及人的农耕（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115页。），介绍斯奇提亚人“不以农耕为生，而是以畜牧为生的”生活（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283—284页。）。希罗多德还经常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各个民族的谋生方式以及食物种类、衣著形式、交通工具、人民居所等物质生活状态。
同时，希罗多德已经认识到了自然环境对生产方式、经济生活的重要影响。他高度评价了尼罗河对埃及人生活的巨大意义。他介绍斯奇提亚人谋生方式的形成，“是因为他们所住的土地适于这样做，并拥有有利于他们的河流。原来他们的土地是平坦的，是水草丰富的，而且有数量不亚于埃及的运河那样多的河流贯流全境”（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284页。）。
不仅如此，从《历史》一书中，也不难看到希罗多德对各民族文化习俗的重视。希罗多德介绍说，埃及人比任何民族更相信宗教，相信灵魂轮回，最用心保存过去的记忆，遵守父祖的风习，而不在上面添加任何东西，很多风俗习惯迥异于其他民族，在全人类当中第一个想出用太阳年来计时的方法，建筑了宏伟的神庙、金字塔等等。波斯人的宗教信仰是“不供养神像，不修建神殿，不设立祭坛”（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69页。）。又如在波斯人看来，男性的最大美德是勇武，其次是多子，“他们认为人数就是力量”（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70页。），对外部事物，“他们只要知道有任何奢华享乐的事情，他们立刻把它们拿过来变成自己的东西”（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70页。）等等。
正是由于希罗多德广阔的历史视野，使《历史》成为了一部真正的世界史。这种视野开阔、具有通史特点的著作，在当时来说确属首创。故绍特威尔认为：“希罗多德将地理史记及考订学与史学相联系。于是历史学开始在艺术与科学中占有一独立地位。”（注：绍特威尔《史学史》（The History of History）），纽约1930年，176页。）
（二）希罗多德独树一帜，充分注意事件发生的历史性，比较客观公正地叙述历史事实
历史学区别于文学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它记载的事实必须是真实发生过的。希罗多德在当时独树一帜，已充分注意到事件发生的历史性，并要求自己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记载。他游历四方，本着“有闻必录”的原则，悉心搜集原始素材。他说：“至于我本人，则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525页。 ）说明一个事件发生的原因，他会这样表示：“根据波斯人的说法，事情的起因是……但是希腊人的说法却不同”。或者他说：“他们所以这样做，我认为是……”。希罗多德的这种历史叙述态度表明，作为历史学家，他对自己的文字是负责的，他认识到同一历史事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在不能确定时，就将他们都记下来，不对它们妄加评判，不强求读者接受某种指定的解释，给读者留下一定的思考空间，让他们去判断、选择。而在他自己看来，本人的判断也不过是诸多判断中的一种，对读者而言，只有参考价值。希罗多德的这种记事风格，显示了他对读者负责的精神，也说明他是一位态度严肃的学者。其结果是把许多在当时人或他本人都视为不可信但实际正确的传说保留下来，对我们今日的研究颇有益处。近代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发展，不仅证实了他学识渊博，而且说明他所提供的资料，具有相当大的可靠性。我们不能同意某些古典作家对他的过于苛严的评价，甚至称他为“谎言之父”，这是不合事实的。
希罗多德对各个民族一视同仁，对各种文化不抱偏见。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深信，他们自己的习俗比其他民族的习俗要好得多。”（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28页。）
希罗多德拥护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崇拜雅典，崇拜伯利克里。从《历史》一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亲雅典的倾向。希罗多德说，从远古的时候起，希腊人便以较大智慧和远非愚蠢简单而有别于异邦人，而雅典人在希腊人中又素称是最聪明的（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185页。）。他竭力颂扬雅典在希波战争中的作用， 指出：“如果说雅典人乃是希腊的救主的话，这便是十分中肯的说法。”（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684页。）但是， 希罗多德作为一个历史家，他比起之前或同时代的作家能够比较客观公正地叙述历史事实。在《历史》中，希罗多德虽然竭力颂扬雅典抵抗波斯的勇气，但同时对雅典的对手斯巴达在战争中的贡献也予以充分肯定。他生动地记录了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率领斯巴达三百勇士在温泉关阻击波斯大军的业绩：“他们大多数人的枪已经折断了，于是他们使用刀来杀波斯人。在这次苦战中，英勇奋战的列奥尼达倒下去了，和他一起倒下去的还有其他知名的斯巴达人。由于他们的杰出的德行功勋，我打听了他们的名字，此外我还打听了所有他们三百人的名字。”（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720页。）
希罗多德虽有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他不是一个“泛希腊主义者”。他“尽一切可能排除偏见，希腊人蔑视外国人，希腊语把外国人叫做野蛮人，但是希罗多德不受它的影响”（注：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137页。 ）。他抛弃了民族偏见，对“异邦蛮人”没有成见，他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把异邦人的地理民情、风俗历史一样记载下来。希罗多德一方面惊叹埃及大金字塔的宏伟壮观，另一方面如实地揭露和批判了帝王的专制残暴，指出在埃及法老齐阿普斯和哈佛拉当政的时候，“人民却大倒真霉了”（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332页。），“人民想起这两个国王时恨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他们很不愿意提起他们的名字，而是用牧人皮里提斯的名字来称呼这些金字塔”（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333页。）。 希罗多德谴责波斯人入侵希腊的不义之举，但他并不否认波斯人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他欣赏波斯人教育孩子的方法，“他们教给他们的儿子的只有三种事：骑马、射箭和说老实话”（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236 页。），因此“还没有人曾经杀死过自己的父亲或母亲”（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237页。）； 国王不能由于某人只犯了一次罪而把人处以死刑，只有在罪大于功，屡教不改时才处死（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237页。）， “他们决不向河里小便、吐唾沫或是在河里洗手，也不容许任何别人这样做”（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237页。）。 并称波斯人的统治曾一度给伊奥尼亚人“带来了和平的生活”，“对伊奥尼亚人十分有利”等等。希罗多德不仅肯定和赞扬东方国家中美好的东西，而且注意到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希腊人与异邦人（非希腊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进行比较研究。他认为：埃及的太阳历比希腊的历法准确（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276页。）； 希腊的字母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585页。）； 梭伦规定每一个雅典公民每年要到他的地方酋长那里去报告他的生活情况的立法是从埃及学来的（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355页。）；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最早见于东方古国波斯人的一次关于政治制度的辩论中，它是一个名叫欧塔涅斯的波斯人最先提出来的（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398页。）； 希腊人驾驶四马战车的方法“是从利比亚人那里学来的”（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505页。）。 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学来了丈量土地的方法、某些习俗和法律，从巴比伦人那里学来了日晷以及一日之分为十二部分，等等。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希腊人对外来事物的开放精神和学习态度，有助于说明古希腊文化高度繁荣昌盛的原因。
希罗多德能如此比较公正平等地看待非希腊民族，对其优点和成就肯定并加以颂扬，他的这种力求客观、准确再现历史的求实态度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称道的。仅此而言，希罗多德也远远将他同时代的作家抛在了后面。
（三）希罗多德重视历史考证和史料真伪的辨别，开西方历史批判的先河
希罗多德已注意到了考证史料的真伪，比较各家记载的异同，从中剔除其讹伪的成份，从而首开了西方历史批判之先河。希罗多德搜集了大量的史料，但并未全部采用，他较多地依靠直观认识辨别真伪，“他们所谈的关于他们国家的事情，在我看来完全是入情入理的”（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111页。）。 他常常指出：“至于我本人，我是不能相信这个说法的。”（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472页。）他认为：“希腊人谈过许多没有适当根据的话。”（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296页。）比如：关于长着山羊腿的人的故事（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441页。）， 关于国王把女儿安置在妓馆内卖淫的故事（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330页。）等等， 是不可置信的。希罗多德对埃及风俗和文化起源于希腊的说法表示异议，“我还不能同意，这些风俗习惯或任何其他的事物是埃及人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299页。），认为希腊人对尼罗河的一些现象的解释“没有根据”，“荒唐无稽”，“他的理由是以虚无缥缈的神话为依据的，因此完全没有反驳的必要”（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283—285页。）。他还驳斥了希腊人关于埃及人用人作牺牲的说法，“埃及人除去限于清净的豚、牡牛和牡牛犊以及鹅之外，甚至连家畜都不用做牺牲的，怎么还能相信他们用人来作牺牲呢”（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297页。）。 他还批驳了埃及人把冈比西斯说成是埃及国王的外孙的说法，指出“他们这样歪曲史实是为了和居鲁士家族攀亲”（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359页。）。
除了直观的认识外，希罗多德也常常通过实地考察辨别史料的真伪。例如，他为了核实一下埃及祭司们所讲的历史掌故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专程前往黑列欧波里斯。他说：“我在孟斐斯和海帕伊司托斯的这些祭司谈话时，还听到各式各样的许多事情，我甚至为了这个目的到底比斯和黑里欧波里斯去，专门去对证一下那里的人们所讲的话是不是和孟斐斯的祭司所讲的话相符合。 ”（注：希罗多德《历史》， 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110页。）为了考察腓尼基一座神殿的详情， 专程奔赴推罗城。正是希罗多德这种躬身实践的精神，使他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希罗多德这种注重实践的精神，为西方古典史家纷纷效法，并发展成为后世西方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在史学研究中，这种“亲自观察、判断和探索”（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317页。 ）的精神至今仍是值得借鉴的。李大钊高度评价了希罗多德这种刻意求真的精神，他指出：“发明历史的真义是马克思，指出吾人研究历史任务的是希罗陀德（希罗多德）”（注：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678页。）。
当然，希罗多德的历史批判法还是初步的，不过，“希罗多德对于史料可以说是毫无批判地一概接受”（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译者序言”，26页。）的结论却是不能成立的。希罗多德对待史料仍不乏审慎精神，并且“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倾向和批判能力”（注：汉默顿编《西方名著提要》，何宁、赖元晋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2页。）。 柯林武德就认为：希罗多德并不是“毫无批判地相信目击者所告诉他的任何事情。相反地，他在实际上对他们的叙述是严加批判的”（注：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28页。），“在批判精神方面，他还是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注：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转引自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78页。）。事实也确实如此，希罗多德在编纂《历史》时，尽量利用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文献记录。如史诗、碑铭、档案以及他人的作品。此外还加上“个人亲自观察、判断和探索”的结果。他已注意到了考订史料之真伪，并最先采用了历史批判方法，从而使历史学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希罗多德“虽不是记录人类史实的第一人，却是批判史实的第一人。换句话说，他首创了史学”（注：J.B.伯里《古希腊历史学家》，纽约1950年，48页。），“为希腊史学奠立了一块重要的基石”（注：吴于廑关于修昔底德《伯里奔尼撒战争史选》“前言”，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9页。）。而且， 希罗多德的这种历史批判精神为他的后继者修昔底德继承并发展，成为古希腊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不仅为古罗马史学家效法，而且也为日后严肃的西方史学家发扬光大。
（四）有述有作，行文直率，并注意把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
希罗多德是一位明朗的有话必说的历史家。他经常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记述，表达自己的思想、看法和见解，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评论。每当他发表意见时都申明说：“在这里，我不得不发表自己的一个见解，虽然大多数的人是不会喜欢这个见解的。可是，如果在我看来是真实的见解，那我是决不能把它放在心里不讲出来的。”（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683页。 ）他认为国家的兴衰和人事的成败都是有轨迹可寻的。象克洛苏斯、大流土、薛西斯那样骄横不可一世的专制帝王，都如过眼烟云，最后兵败身死，为天下笑。而那些在历史上多少做过一些好事的人，则遗爱在民，永为后世所景仰。希罗多德在自己的著作中满腔热情地歌颂民主自由，他认为雅典之所以能够击败波斯帝国，主要就是因为雅典的公民享有民主和自由。他说：“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是在僭主的统治下的时候，雅典人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邻人。”（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545页。 ）他指出：“人民的统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它的最美好的名声，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398页。）在《历史》这部著作中， 许多至理名言至今仍为世人所传诵。
《历史》不仅是一部世界古典历史名著，而且还是世界古典文学的杰作。希罗多德不仅是一个睿智的历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凭着史诗般的写作艺术使自己的著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历史》一书规模宏大，构思雄伟；叙事形象生动，引人入胜；语言练达流畅，词汇丰富；刻画人物细致入微，栩栩如生，显示了作者非凡的文学才能。其中希罗多德对四个波斯国王、三个斯巴达国王、几个雅典政治家和军事统帅的刻画就是例证。有关列奥尼达率领斯巴达勇士在温泉关抗敌和马拉松战役的描写，一直是脍炙人口的杰作，为后世史家所推崇。塞摩披来之战、萨拉米之战写得气势磅礴，有声有色，是外国古代文献中不可多得的名篇。《历史》一书成为了西方把历史真实性与文学艺术性相结合的最早范例。难怪后人这样称赞他“把严肃的科学内容跟有高度艺术性的表述方法结合到一起，他的历史也正是用散文写成的史诗”（注：卢里叶《希罗多德论》，见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146页。）。甚至希罗多德的反对者、 古罗马史学家普鲁塔克也不得不承认希罗多德文笔的魅力，他在他的著作《希罗多德的阴险》中一开头便这样写道：“希罗多德的风格是纯朴、轻快和活泼的，它迷惑了不少人……说服的力量是强大的……特别是当作者的语言有这样多令人愉快的东西和力量，以致竟然会掩盖了他的一切……缺点的时候。”（注：卢里叶《希罗多德论》，见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147页。）
当然，《历史》作为一部早期的历史著作，希罗多德作为西方第一个系统地叙述历史的历史学家，他开创的历史叙述体和史学方法也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由于作者相信神示、灵验、预言，加上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制约了作者对史料的进一步鉴别和批判，书中有些地方仍不免失于轻信，尚有一些失实之处。如作者介绍埃及历年事件，其年代顺序是不准确的；书中记述波斯王薛西斯入侵希腊的远征军人数（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706页。）、 两河流域的谷物收成（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263页。 ）均有夸大。尽管如此，《历史》仍不失为西方史学发展史上的第一座丰碑。作为西方史学开山祖的希罗多德，在史学领域取得的开创性成就是不可抹煞的。在西方，希罗多德第一次在传闻与信史之间划出了界限，使西方出现了真正的历史学。作者躬身实践，勇于创新，立论求实，注重文学艺术性，“从公元二世纪起，模仿希罗多德的文体和语言成了一种风尚”（注：卢里叶《希罗多德论》，见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162页。 ），并哺育了后世众多的史学家，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典范。苏联学者卢里叶说得好：“尽管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著作中所用的方法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今天的历史学家仍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比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多得多的、使他感到兴趣的材料，更不用说希罗多德给人们的艺术上的满足了。”（注：卢里叶《希罗多德论》，见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