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变革与中国小说理论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近代论文,理论论文,文化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2)04-0126-06
明清以来，中国古典小说进入繁荣时期，小说理论也有了长足发展。但现代意义上小说理论的确立，却是与那场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巨大文化变革相生相随。近代的文化变迁，从各方面给小说的繁荣和小说理论的兴起提供了契机。概括而言，主要有三种文化势力在其中交互发生作用，它们把近代文化中出现的诸多因素都引向了推动小说发展的轨道。这三种势力，一是文学发展规律中的平民化、通俗化趋势；二是因救亡图存而产生的唤醒民众、启迪民智、积聚民力的启蒙要求；三是文论的知识背景和理论资源发生了变化，即以儒家经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交困于内，力图变通，美学话语兴起于外，进入国人视野。围绕着这三种力量，俗语的提倡、报刊的兴起、外国文学的翻译、改良小说的要求、小说之“文学”地位的确立，共同构成了近代小说理论的主要议题。这些议题与现实的密切关系，与主流文论关注重心的一致，使小说理论在文论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吸引了第一流的头脑参与其中，贡献他们的学识和智慧，从而也提高了小说理论的水准。
一、文学的平民化、通俗化趋势拓展了小说理论的生存空间
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活动，文学的起源和发展都离不开日常积累的语言经验，书面文学更是不断从民间各种自发的语言艺术形式中汲取营养以丰富自身。尽管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书面文学通常只活跃于贵族阶层，但就文学变迁的宏观过程而言，时代愈趋于晚近，文学之平民化、通俗化的趋势愈趋于明朗，这几乎是中外文学史上的共同规律。在西方，小说的兴起和繁荣与社会的现代性进程同步，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相对于其他文学体裁，小说在选题倾向、叙述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都更适合市民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心理状态。在中国，自隋唐确立科举考试制度以来，文化便不再由贵族垄断，只要经济情况允许，男性社会成员均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而成为许多平民子弟的最高理想。尽管真正实现这一愿望的读书人为数不多，但至少他们从这种教育中获得了阅读和写作的能力，传统中国的书面文学因而也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正是在唐代，随着传奇、变文的出现，较为平民化的内容与较为通俗化的表达方式进入了书面文学，这应该说就是相应社会基础的反映。当然，这一社会基础并不是一个没有差异的整体，作为正统文学形式的诗和文，主要体现了文化上层的审美情趣，而在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中，则体现了更多文化中、下层的伦理观念、生活态度和审美习惯。此后，由于商业和城市的进一步繁荣，普通民众对于艺术的要求也大大增长了，中国传统文学自宋代开始，即已出现明显的平民化、通俗化趋势；不仅是民间说书艺术的兴盛促进了白话叙事文学的成熟，而且，堪称一代文学之代表的“宋词”，也是士大夫文学与市民文学互动的产物。这一趋势发展到明代中叶，随着整个社会思潮的世俗化转向，它不仅在中、下层文化中得到进一步壮大，而且也在中、上层文化中占据了一定的空间，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形态。小说、戏曲作为通俗文学体裁中的大宗，其创作和理论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潮，既推动了文学平民化、通俗化的趋势，同时也依靠这一社会基础和文化资源来形成、发展自己的理论。尽管在传统文化格局中，文学平民化、通俗化的趋势在主流文论中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反映，俗文学的平民化品格也往往被士大夫消解于“教化”、“劝惩”、“发愤”的陈说之中，但即便如此，在中国传统小说理论史上，明清两代的成就仍然是空前的。可见文学发展的规律不可遏止，当这股平民化、通俗化潮流得近代报刊之助而迅速壮大之后（注：近代报刊在中国兴起以后，通俗文学很快对这一新生事物作出反应并渐渐成为报刊文学中的主角。据祝君宙编《近代66种文艺报纸和132种文艺杂志编目》统计，20世纪最初20年出版的文学杂志共126种，其中专门刊登小说戏曲的刊物41种，占三分之一，其余虽不属于小说戏曲专刊的文艺杂志，也用占较大比重的篇幅刊登小说戏曲。见《中国近代文学争鸣》第1辑，上海书店，1989年，第163-164页。），主流文论就再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小说理论很快获得了自己应有的理论空间，并成为推动传统文论向现代转变的重要力量。
二、近代报刊的兴起推动了小说理论的繁荣
中国最早的报纸称“邸报”，大约始于唐代，它是由官方主持的消息摘抄，宋代出现过“小报”，元、明、清三代也曾有过“小本”、“小钞”、“报条”，但它们与近代报刊都没有直接关系。中国近代报刊始于西方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最初，西人所办报刊都为外文，为在华的西方读者服务，后来因传教和政治需要，西人开始在华办中文报刊。到1861年《上海新报》创刊，西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出现了商业化倾向，以营利为目的，开始聘用华人担任主笔，以迎合中国读者，争取更大的发行量。这些报刊一般都零散登载一些文艺性的内容，例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刊载过外国传教士写的中文小说；《六合丛谈》介绍过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家；《上海新报》则刊有随笔、游记、诗词、短篇小说等文艺作品。《申报》创刊后，文艺作品在版面上有了大致固定的位置，形成后来报纸文艺副刊的雏形，内容以诗词、札记和翻译小说为主。不久，申报社又出版了《瀛寰琐记》这一专门的文艺月刊，近代小说理论史上最早的文献《〈昕夕闲谈〉小序》即是刊载于《瀛寰琐记》。文本存在方式和传播方式的变化，将对文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申报》文艺副刊和《瀛寰琐记》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和文论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外国人在华的办报活动，虽然有他们自己各种各样的目的，或为传教，或为营利，甚至是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活动张目，但在客观效果上，它毕竟也传播了文化知识，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而最直接的影响则是中国人开始创办自己的近代性报刊。最早是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19世纪70年代，中国人的办报活动从香港向内地扩展，主要集中在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这些报纸一般也都发表一些旧诗词和记载旧文人诗酒取乐、流连光景的文字。当近代报业逐渐繁荣，出现了商业竞争以后，为了扩大销量，绝大多数报纸纷纷登载通俗文学作品以吸引读者。19世纪90年代，当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进入报界以后，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在整个维新运动时期，他们一共创办了30多种报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和严复创办的《国闻报》。1897年底，《国闻报》发表了《〈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这是近代第一篇把小说、报刊和启蒙结合在一起的小说理论文献（注：在此以前，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以政论为主，宣扬变法，但尚未把文艺形式用于这一目的。）。变法失败以后，维新派的舆论阵地转移到日本，此时梁启超等人已经有意识地把文学用于启蒙宣传，例如发表于《清议报》的翻译小说《佳人奇遇记》、《经国美谈》，以及康有为的诗《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发表于《新民丛报》的翻译小说《十五小豪杰》、创作小说《新罗马传奇》等，皆以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为目的。尤以《新小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维新派已把启蒙和小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启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杜、蔡等弃家从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数数往来，共图革命，积年余，举事于汉口，十一人者先后归，从才常死者六人焉。启超亦自美洲驰归，及上海而事已败。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者之思想，颇蒙其影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5页。）。其核心人物梁启超的重要小说论文，也是通过这些报刊杂志的发表而面世的。在此以前，没有任何一种文学理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而梁氏做到了，这显然与近代报刊的发展密不可分。但是，在诸多文学体裁中，为什么维新派首先把小说作为思想启蒙的最佳选择呢？因为他们认识到维新变法不是一项仅仅依靠少数精英就能成功的事业，相反，它需要广泛的群众基础作为支持，而唤醒民众的最好方式不是空洞抽象的说教，而是通过文学作品去潜移默化地感染他们。相对而言，对普通民众最具吸引力、又远比戏曲廉价的文学形式，非小说莫属。在此，传统文论的“教化”观发挥了它的作用，但更重要的却是因为维新派认识到文学平民化、通俗化的趋势，他们积极利用了这一趋势并通过办报活动推动了这一趋势。当然，要用小说启蒙民众，就必然涉及到小说自身的改良。所以维新派的小说观就不是去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是要提高读者的品位，以改造国民素质。这当然就注定了维新派报刊登载的小说与一般商业报刊为赢得销售量而推出的小说有相当大的不同。
可见，在中国近代文学走向平民化、通俗化的开端，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兴起的开端，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方向：一是启蒙的方向，它是由积极接受西方政治文化思想，力求补时救弊的知识精英由上而下发动的对传统文学，尤其是对小说的改良。在理论上它同时运用了传统主流文论的政教功利主义逻辑和某些西方文学思想，来论证小说的重大社会价值以便提高小说的地位，把它纳入主流文学的轨道。当然，他们提高小说地位的主张，不可避免地也冲击了传统主流文论的等级观念和审美习惯，使某些长期以来居于边缘、颇具异端色彩的思想迅速地渗入了主流文化。第二则是商业化的方向，它产生于一部分中、下层知识分子获得新的谋生手段之后，主动与上层文化疏离而与大众口味结盟，以商人的眼光重新认识文学，从而把文学的平民化、通俗化趋势引向商业化的轨道。这一派在理论上阐述较少，一般比较注重民族欣赏习惯，与传统小说有更多的血肉联系，同时又接纳了一些西方通俗文学（如言情、侦探、科幻等类型）的影响，对小说文体形式的现代化有重要的贡献。具体的历史经验总是相互纠缠的，启蒙派小说理论注重宣传现代的社会政治思想，在小说理论上颇有建树，创作实践则多以失败告终；商业倾向的小说则奇妙地组合着传统审美趣味、西方文学技巧、商业气息以及新兴市民阶层的伦理观念和人生理想等多种因素，理论较为薄弱，却为中国传统小说的现代转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且，像吴趼人、李伯元这样的个案，很难把他们单纯地归在哪一类，而他们恰恰又是中国近代小说史、小说理论史两方面都不能回避的重要人物。但是，无论是启蒙方向的小说理论还是商业化方向的小说创作，或者是吴、李这样的例子，在有一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共同推动了以小说为主的文学通俗化趋势与近代报刊事业的结合，为刚刚走出传统形态的小说理论提出了许多重要课题，从而促进了小说理论的繁荣和转型。
三、翻译文学为近代小说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兴起之初，理论焦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小说的评价，二是外国小说的介绍。我国传统小说史上虽然也出现了《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这样的杰作，但总的来说成就不及诗文，创作实践也不算丰富。尽管这些有限的作品还没有被充分地研究，但如果仅仅在传统小说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可供开掘的资源毕竟有限，而且作为近代小说理论主力军的启蒙思想家们又对传统小说心存偏见，往往简单地视之为“诲淫诲盗”就打入另册，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所以，近代小说理论中理念先行的现象比较突出，即提出某种小说观念再据此进行创作（例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而不是依据具体的文学事实进行理论分析，这自然使近代小说理论易于流为空洞和教条。这时，大量翻译小说的出现正好对这一不足起到了弥补作用，当时，西方近现代小说有两三百年的发展历史，艺术上趋于成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它不仅为小说理论提供了可供研究的资源，也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借鉴学习的范本，而且也培养了读者的阅读能力，提高了小说这一文体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地位，这些因素都对中国近现代小说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学界公认的近代小说理论的开山之作《〈昕夕闲谈〉小序》，就是以对翻译小说的介绍、评价来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的。
近代中国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小说，以一种全新的文学经验直接冲击着国人固有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想象。但就其初衷，这股翻译热潮并非出于国人对西方小说的文学热情，文学以外的因素才是更为根本的动因。近代翻译对所译对象的选择，经历了由“格致”到“学术”再到文学的变化，但实际上选择所依据的标准都是一致的，即是否有益于救亡图存、强国保种。所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知识分子，为了提倡“新小说”而积极翻译外国小说作为范本，但“最初的翻译却并非因为它是文学作品而翻译，和‘为艺术而艺术’的看法决不相同，它仍多少与政治有关，把小说视为革新政治的工具”[1]。显然，在他们那里，文学的通俗化、小说的提倡、西方文学的译介，就像对报刊这一载体的积极利用一样，都必须围绕着“新民”、启蒙的中轴而旋转。在近代小说理论的这一选择中，传统文论的文化逻辑所起的支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近代的文学翻译不仅仅只有这一支队伍，古文大师林纾的文学翻译，虽事出偶然却一发不可收，并最终引发了从商业角度考虑文学翻译的高潮。但从林纾主观上来讲，商业化决不是其目的，相反，他也是依据儒家经学的文化逻辑，从启蒙的角度来认同小说翻译的价值。可见，由于小说自身的特殊性（在西方它亦是一种通俗而接近普通民众的文学体裁），在小说翻译这个领域，始终交织着启蒙与商业化这两种音符的变奏。然而无论小说翻译倾向于哪一方面，对于近代中国小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而言，都扩大了它的理论基础，给了它一个较高的起点。
四、俗语的提倡为近代小说理论提供了又一个发展空间
为响应改革教育、启蒙民众的要求，维新派把语言通俗化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从1897年裘廷梁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开始，以白话代替文言作为书面语言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最终成功地用白话取代了文言。
中国近代的白话文运动不仅仅是一场语言变革，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事件，而是事关思维方式的变化、近代教育的需要、新型国民的培养以及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反思等一系列近代最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以提倡俗语为中介，再次聚集于小说理论这一焦点。
从语言自身的变革来看，白话的兴起并非突如其来，一方面，白话早有书面语的基础，同时，鸦片战争以后外来词汇和新造词汇的大量增加，使汉语构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世纪末以来出现了切音、简字、注音字母，出现了借鉴西方语法来归纳汉语语法的著作《马氏文通》，这些努力和白话文运动一样，其目的都是言文一致，都是中国语言变革的一部分。当然，语言的变革不仅仅是语言作为工具的变革，它同时也是作为主体的语言使用者的变革，这种发展内在地要求传统的精英语言转变为现代的大众化、平民化语言；同时它又是主体思维方式的变革，即要求传统的经验思维转变为现代的长于抽象和分析的理性思维；甚至于提倡白话也不仅仅是要求批判和废除文言，它也是对整个不注重实学的文化传统的全面反思，而这一反思集中而突出地体现为文言与白话之争。
文言是一种知识化和艺术化的语言，是儒家经典和一切正统文献的语言载体，体现“以古为尊”的价值观，它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日常的表达和交流，而在于展示使用者的文化素养和社会地位，在于对古代经典的记载和保存。所以文言对于能指符号相当考究，却不在乎这种能指对所指的表述多么缺乏直接了当和时代色彩；所以文言只有书面语形式，而没有口语形式，只被在社会中占少数的精英成员使用，而大多数人都因其艰深古奥而对它敬而远之。但中国传统社会中大多数被社会价值所重视的知识都是通过文言来保存和传授的，这就决定了这些知识只能在一个小范围内传播、发展，也决定了这些知识不可能是务实的学问，从而使儒家内部的“经世致用”理想受到潜在的抵制，无论怎么强调也难以发展成对实用技术的尊重（注：但极具悖论性的是，中国传统不注重实学，但并非不注重实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从来就很少为学术而学术、为文学而文学，恰恰相反，中国的各种学问，无不是工具性的。从消遣娱乐、怡情养性到道德人格的修养，到经世济民，都是从学问中出来的。此中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的主流文化传统认为，通过修身齐家就可以治国平天下，而不一定要有实际的、专门的技能——“不必以专门名家”，于是，不仅实学不兴，而且学问和文艺也往往没有独立的价值。以务虚之学而要行务实之事，可谓南辕北辙。既误务实之事，也误务虚之学。）。但在当时，毕竟只有极少数人认识到语言的变革其实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它对于儒家经学的文化逻辑无异于釜底抽薪，将会引发对传统的全面批判。当时大多数提倡俗语的人是把它作为一种启蒙民智的工具，尤其强调白话教育和白话小说对平民和妇孺等文化底层民众的启蒙意义。虽然这样的教育、启蒙必将影响到民族的思维方式，但这是它的客观效果，而并没有为当时的提倡者所清醒认识，不能说就体现了当时大多数启蒙者的主观愿望和认识程度。
但近代语言变革与当时文学思想尤其是小说理论的结合却是相当自觉的。毕竟一个民族的文学是其书面语言形式的重要载体，也是普通民众学习书面语的最有效方式，因而文学的平民化、通俗化和语言的通俗化必定形成互动的趋势。就中国当时语言使用具体情况而言，白话是所有的俗语形式中最适宜于发展成为全民族共同语的一种，而白话只是在小说语言形式中具有最固定的书面语形态，故而小说文本为俗语的书面化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于是，俗语的提倡使中国近代知识界空前地关注小说等通俗文学体裁，以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小说理论自然也就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当然，这种研究并非把小说等通俗文学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对象和艺术本体来研究，而是致力于用主流文论中的政教功利主义来对之进行改造，以便使普通民众在接受俗语教育的同时也得到思想的启迪，一举两得地达成启蒙知识分子的心愿。于是，近代小说理论在提高通俗文学地位的同时也多多少少剥夺了它的自主性，使之成为上层文化利用与改造的对象，使之成为经学意识之有效性的又一个证据。在此，文学通俗化和语言通俗化在近代小说理论中，双双与传统主流文论所强调的经世致用目的和政教功利主义逻辑结成了同盟，因而在这个领域，传统因素与反传统因素同样强烈，而且奇妙地并行不悖。
其次，近代语言变革与小说理论在对待文学翻译的态度上的结合，也是相当自觉的。俗语的提倡促使近代翻译家使用白话来翻译外国文学，因而也促使翻译家选择小说这一体裁作为主要翻译对象；而近代小说理论对外国文学反映下层社会的写实主义、言文一致等特征的推崇，自然也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学平民化、语言通俗化的进程。文学高高在上的贵族色彩开始消退，文言的权威地位遭到怀疑，白话却日益争取到合法地位，并日益展示它的优美，而且中国人（包括精英阶层与普通读者）也开始用这种改变了的文学观点去审视传统文学经验，去思考现实文学的发展。这实际上也就是平民文化日益成为主流的过程。可见，近代的白话文运动，亦为小说理论的兴起带来了有利的契机。
五、国家教育考试制度的变革也间接促成了小说的繁荣和社会对小说的重视，这些因素为小说理论提供了良性的生存空间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精英阶层的文人极少介入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偶一为之，要么是消遣，要么是扮演高高在上的道德说教者角色。小说的地位与主流文学的地位、与精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主流文学与它们的主体——精英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之所以具有那么高的社会地位，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于国家遴选社会精英的方式是文官考试制度，它考察的主要内容是对古代典籍的熟悉程度和文言写作技巧。当然，与考试制度相适应，中国传统社会的正规教育也以研读经典和文言写作为主。于是，当这一教育考试制度到清末被官方废止，被现代色彩的学校教育体制所取代的时候，它不仅对知识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也直接影响到文学。
首先，科举考试的废除冲击了传统的文学教育，也迫使传统精英转向其他渠道去谋求生存、谋求话语权、谋求社会地位。这对于近代报刊的兴盛无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传统精英大批进入报业，使这一行业的职业地位和社会形象迅速提高，同时，报刊也日益成为文学传播的主要途径。当然，报刊业的商业性质和作者的职业化，赋予了近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大相径庭的色彩，诗、词、歌、赋在报刊中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更不必说古文，于是传统主流文学渐渐让位于原居于边缘地位的通俗文学，而小说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体裁，因为它最能适应报刊这一新兴传播方式。同时由于创作主体的变化，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和审美情趣日渐进入小说，对当时社会重大问题的反映和思考，也日渐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注：“小说既然成了最上乘的文学，不再只是茶余酒后的消遣品，而是可能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值得作家苦心经营；而所谓‘苦心经营’，很可能就是把‘小道’的小说当‘大道’的文章做——这是由这代人的知识结构决定的。”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页。）。因为当传统精英觉得不便再用诗文来表达自己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考虑使用小说这一形式。所以，近代小说的数量和近代小说所反映的社会重大问题的数量，相对传统小说而言，都大大地增加了。虽然量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质的提高，但质的提高却必须以量的增加为前提，相对于传统小说史上一百年出一部杰作的情况，近代小说的繁荣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近代的创作实绩在事实上提高了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引起了社会对小说的重视。虽然由于关注重心的不同，小说理论对小说报刊化、商业化趋势反应相对迟缓，但小说创作的繁荣和小说作者知识档次的提高，毕竟为小说理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比传统社会更丰腴的土壤。
其次，科举废除后，发展迅速的西式学校提供了文学教育的另一模式，当已经成年的传统精英们开始进入报界，开始创作通俗文学时，更年轻的学子转而开始接受学校教育，或干脆直接出国留学。日后，正是这批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力量，正是他们把小说创作进一步引入主流文学轨道，使之成功取代了传统诗文的地位，成为文坛正宗。就小说理论而言，也正是这一批人最终从美学价值上确立了小说的文学地位，奠定了现代的小说观念和文学观念，完成了从杂文学体系向纯文学体系的转移，从受控于经学意识向皈依于美学视野的转移。这些影响当然要到现代阶段才展现出来，但它的源头，则不能不说是始于晚清教育、考试制度的变革。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对白话取代文言的呼吁，还是对科举制度和经典教育的抨击，主要都不是来自中、下层社会的抵制，而是来自精英知识分子的倡导，而这些人恰恰是属于那一娴熟文言写作，娴熟经典，并已经从科举考试中获利、或有可能获利的社会群体。可见，近代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已经有了相当的自觉，这也决定了他们在一切文化活动领域（如小说理论）中，都把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强大置于最核心的位置，而少有余裕去关注这些不同领域在文化上的独立价值。
六、近代小说理论依据美学的文化逻辑和西方文体分类原则，把小说纳入“纯文学”范畴，建立摆脱了经学意识的小说理论体系和价值定位，为小说理论开拓了全新的空间
汉语中的“小说”一词，不仅像“古文”、“骈文”、“箴”、“铭”、“赞”、“述”一样，不是纯文学概念，它甚至也不是一个文体学概念，并不指称某一类文体。“小说”一词产生于先秦，指的是与“大道”、“庄语”相对的一切浅薄、琐碎的言语，故“小说”一词是一个文化学概念，先天地含有一种负面性评价。以后，经学意识的日益发达则进一步强化了“小说”的边缘位置。两汉的“小说”概念沿袭并巩固了先秦的价值定位。从魏晋到隋唐，虽然出现了志人、志怪、传奇等带虚构性质的叙事性文体，但此时的“小说”并不专指这一类文本，仍然是一个包括所有浅薄言论的大杂烩概念。六朝文体学发达，但诸多文体辨析著作都没有涉及对“小说”的辨析，即可证明当时并不把“小说”视为文体概念。宋代以后，出现了文体学层面上的“小说”概念，与传统的“小说”概念同时并存，但后者仍居于主要地位，而且，后者对于“小说”的价值定位还深深地影响了作为文体概念的“小说”。小说这一体裁，在传统文化格局中之所以长期受到轻视，正是因为文体学的“小说”概念沿用了文化学“小说”概念的价值定位。时至清代，尽管传统小说在文体形式上已趋于成熟，在创作上也卓有成就，但“小说”始终还是一个广义概念，“凡是不能为中心文化所容纳的文化样式在理论上都有可能被归为边缘位置的‘小说’”，而且“小道末技”、“君子不为”的负面性意义始终没有完全消失[2]。可见，只要经学话语还是定义和定位“小说”的理论基础，无论“小说”是一个文化学概念还是文体学概念，它就基本上不能摆脱文化格局中的边缘地位。
到了近代，“小说”一词内涵中出现了新的因素，这些因素来源于对西方"novel"、"fiction"这一类术语的翻译。尽管用“小说”一词来对应"novel"和"fiction"，难免“沿古为号而实与古异”，导致观念与本体的偏移[2]，既引起对西方小说的误解，也可能产生把汉语文化经验绳之以西方理论的削足适履。“严格地说，中国明清章回体长篇小说并不是一种与西方的novel完全等同的文类，二者既有各自不同的家谱。也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功能。……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人们说‘狄更斯的小说’、‘巴尔扎克的小说’，殊不知狄更斯和巴尔扎克只写过novel，而从未写过小说。”[3]但笔者以为近代的这一翻译仍然具有合理性，它在西方虚构性叙事文学与中国稗乘野史、章回体小说这一类文本之间发现了共性，显示了初步的比较意识。今天，我们在充分考虑中西“小说”观念差异的前提下，似乎也不必人为夸大两者的距离，夸大两者的不可通约性。何况，"novel"在西语中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概念，它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其中暗含的价值定位在历史上也是不稳定的。
至此，我们可以说，正是在近代，汉语中的“小说”概念最终完成了由文化学层面向文艺学层面的转移。这一转移既是宋代以来出现的文体学“小说”概念内部演变的结果，也是近代用“小说”一词翻译"novel"、"fiction"的结果，这种翻译打破了国人关于小说的定势思维，潜在地改变了小说原有的定义和价值定位，也潜在地改变了其中蕴涵的经学话语的文化逻辑，为小说最终定位于“文学”，为小说理论以美学为依据来看待其文体特征提供了支持。1900年以后，周作人、吕思勉等都曾著文在“纯文学”的框架上讨论小说的文体特征和审美价值，从而使小说不仅在启蒙话语中获得了“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也在审美的意义上获得了“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美学话语的介入，抵消了近代小说理论中以启蒙形态出现的经学意识的部分影响，小说及其理论不再仅仅是教化或启蒙的舆论工具，而是文艺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这一新的理论定位，无疑是促成近代小说理论繁荣的又一重要原因。
七、结束语
综上所述，长期滞留在文化边缘的小说理论，之所以在近代一跃而起成为文论的主要部分之一，成为文化格局中的一种优势话语，的确是各种文化势力综合作用的产物。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近代维新启蒙运动，在文学和语言日趋通俗化、平民化发展规律的推动下，凭借着外来文化的翻译交流，凭借着报刊恰逢其时的兴起，凭借着社会教育制度的改革这种种东风，把小说理论推向了历史的聚集点。这一历史语境极大地增加了小说理论在文论、甚至是在整个文化结构中的分量，促成了社会中各种文化势力对小说进行严肃的思考，这为小说理论的发展提供的生存环境自然是传统环境所不可比拟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这一历史语境也不可避免地给小说和小说理论附加了诸多它难于承担却又不得不承担的文化责任，这一“附加”虽然具有它的时代合理性，但在客观上，它毕竟对小说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负面效应，它使小说理论在刚刚走出传统状态开始现代性历程的时候，就以反传统的面目背负着过多的传统因袭，使自身的文化角色混淆不清，尤其是它还延续了经学意识在小说理论中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时间，把经学意识在文学中无所不在的影响从中心扩散到边缘，又把那些刚刚接受经学意识收编的内容从边缘提升到中心。因此，展示和分析文化变革与小说理论兴起的关系，就必然成为我们言说中国近代小说理论的知识前提。
收稿日期：2002-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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