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与邓小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与论文,巴蜀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中国古代早已形成的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等区域文化一样，巴蜀文化既是大一统的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又有着它相对独立发展的历史和独特的地方风格。对自幼就受到巴蜀文化浸染和薰陶的巴蜀儿女来说，这一独具特色的母体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肯定是巨大而深远的。邓小平——这位从巴蜀大地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一代伟人，当然也不例外。虽然他为了求学和寻求革命的真理而早在十六岁时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并且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也很少回到四川来，但是他对这片故土的眷念之情却从未忘怀。他在许多公开场合的谈话中，都以自己是四川人为荣。如：1987年6月12日，他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的谈话中，当他谈到中国率先搞改革的两个省——四川省和安徽省时，特意向客人说明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①他对自己家乡——四川省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不仅以自己是四川人为荣，而且对四川地区特有的传统文化和风土人情也极为熟悉。如：1978年2月1日，当时担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及夫人卓琳圆满结束对缅甸的友好访问后，风尘仆仆抵达成都，在四川省委和外交部负责同志的陪同下，于当日下午来到杜甫草堂视察参观。在接待室里，邓小平一边喝茶、品尝“薛涛干”，一边说：“盖碗茶和薛涛干都是四川的特产。过去薛涛干还要硬一点，大家尝尝吧！四川的名小吃，过去集中在一条街上，以后在一定时间内都要恢复。”②
现在，我们不仅从邓小平那依然浓重的四川口音，而且更主要的是从他那独特的气质和个性特征上，看到巴蜀文化在他身上打下的深深烙印。本文拟就巴蜀文化对邓小平的影响作一粗浅的论述，以期能使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对他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也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巴蜀文化的独创性与邓小平的“闯论”
巴蜀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独创性。这主要是由巴蜀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的。巴蜀位于中国西南内陆的四川盆地，盆地四周不是莽莽高原就是险峻大山，自古以来就以门户险阻、交通困难闻名于世。
天然封闭的地理环境虽然未能完全阻断巴蜀文化同其它区域文化的联系，但却极大地阻碍了它们之间的进一步交流与融合。这使得巴蜀文化的发展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然而，在战国、秦汉、唐宋时代，巴蜀文化的发展不但没有落后，而且始终居于全国的前列，在文化史上创下了许多世界第一和中国第一的纪录，巴蜀文化是在相当封闭的自然条件下相对独立地获得巨大发展的。巴蜀文化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巴蜀文化内在的发展机制，尤其是来自巴蜀人民那种大胆探索的精神和不断创新的能力，而巴蜀人民那种大胆探索的精神和不断创新的能力，恰恰又是出自巴蜀这块神奇土地的恩赐。千百年来，四川人无时无刻不在同这种险恶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可以说，正是由于巴蜀的险山恶水，铸就了川人敢想敢干、大胆泼辣、热情豪爽的性格。
由于四川的气候终年潮湿，更由于酒那看似水、实是火的性格特征恰好与川人上述的性格特征相吻合，因而川人酷爱饮酒。他们不但需要通过饮酒来到达到祛寒除湿的目的，而且更需要通过饮酒来增强他们同大自然作斗争的勇气和力量。因此，巴蜀的酒文化不但历史悠久，而且特别发达。巴蜀发达的酒文化对川人固有的性格特征起到了进一步强化的作用，使得他们那种敢想敢干、大胆泼辣、热情豪爽的性格特征能一代一代地保持下来。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邓小平即以敢想敢干、大胆泼辣、热情豪爽著称。他三起三落的传奇经历，都与他的这一性格特征有关。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的这一性格特征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邓小平认为，搞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前人从未干过的一项崭新的事业，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具备“闯”的勇气和劲头。因此，他特别强调要敢闯。他说：“胆子还是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③他反复强调：“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都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新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④“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⑤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著名的“闯论”。
从上可以看出，邓小平是一位敢想敢干、具有宏大气魄和战略远见的政治家，这固然主要是由于他在出川之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经受了大风大浪考验的结果，但同时亦深深地打上了巴蜀文化中那种富于独创性的传统、巴蜀人那种敢想敢干、大胆泼辣、热情豪爽的性格特征的烙印。毛泽东生前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点，内部是钢铁公司。”⑥外表看似比水还要柔弱，而内在的意志却比火还要刚烈，这难道不是象川酒一样的川人所独具的性格特征么！
二、巴蜀文化的恒定性与邓小平的“稳论”
巴蜀文化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恒定性。这仍然是由巴蜀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的。巴蜀虽处于千山万壑的包围之中，但中间却有一大片地势平坦的肥田沃土。由于气候温湿，四季分明，最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因此巴蜀之地盛产稻米、丝麻、水果、茶叶、井盐等，物产极其丰富。遍观全国，这里是最容易自给自足的地方。更由于盆地四周有高原和大山作为天然屏障，出入巴蜀的两大门户一是有“天下雄关”之称的剑门，一是有“天下险关”之称的夔门，因此，这里往往是国人最后的一个避乱之所。诞生于这块生活土壤并与之相适应的巴蜀文化就逐渐形成了一种恒定性的特点。这主要反映在巴蜀的茶文化方面。
巴蜀的茶文化不但历史悠久，是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而且独具特色。特色之一，是它的饮茶方式。巴蜀盛行喝“盖碗菜”。所谓“盖碗菜”包括茶盖、茶碗和茶船三部分，茶船，即承接茶碗的茶托子，是为了防止喝茶时杯易倾倒，使杯子便于固定。这种独特的茶船文化，也叫盖碗茶文化。特色之二，是它的饮茶习惯。巴蜀人爱在家中饮茶。茶叶为大多数巴蜀人家中四季常备之物。如有客人来访，首先给客人冲茶一杯。巴蜀人也爱在工作单位上饮茶。他们在上班之时往往会把杯也带上。但巴蜀人更愿意到茶馆里去饮茶。无论是男是女，是老人还是青年，都是如此。他们每到茶馆里一坐，就是大半天甚或一整天。他们一边饮茶一边“摆龙门阵”，那份清闲自得之乐，实难与外人道也。因此，尽管巴蜀茶馆数量之多堪称全国之最，但仍然是经常座无虚位。
巴蜀独特的饮茶方式和饮茶习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体现了古老的巴蜀文化恒定不迁的传统和恒久迷人的魅力，体现了巴蜀人一种特殊的生活情趣。
巴蜀儿女在这种茶文化的长期陶冶下，就逐渐形成了一种气定神闲、沉着冷静的性格特征。从历史上看，如果说川人那种敢想敢干、大胆泼辣、热情豪爽的性格特征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人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的话，那么川人这种气定神闲、沉着冷静的性格特征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人身上就表现得最为突出。邓小平的家乡——广安县位于成都以东二百多公里、重庆以北一百公里处，恰好距两大中心城市都不远不近。因此，邓小平不仅具有川东人那种敢想敢干、大胆泼辣、热情豪爽的性格特征，而且还具有川西人这种气定神闲、沉着冷静的性格特征。这反映在他的讲话中，就是他除了强调要敢闯之外，还强调要稳。1985年3月28日，他在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⑦1987年4月30日，他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的谈话中，仍然强调“胆子还是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但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⑧可见，他在强调胆子要大时，又强调步子要稳，二者不可偏废。
关于稳定的重要性，邓小平明确指出：“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都干不成。”⑨他又强调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⑩
对于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对邓小平的“稳论”一定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和认识。邓小平之所以在强调敢“闯”的同时又强调要“稳”，除了他对“十年动乱”有亲身的经历和切身的感受之外，还与他所具有的气定神闲、沉着冷静的性格特征有关。邓小平一向以洒脱沉稳著称。长期以来，他一直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但他并不多过问日常工作，显得超脱，而一旦形势需要作出明确的抉择时，他却能果断决策，决不手软。当时机尚未成熟时，他遇事一般不轻易表态，而是留有余地。这一性格特性是邓小平与毛泽东这两位伟人之间的差异之一，也许他不如毛泽东那样浪漫和富有激情，能把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当作一首诗来写；但他确实比毛泽东更加沉着和冷静，能把中国的建设事业当作一篇严谨的论文来完成。
三、巴蜀文化的务实性与邓小平的“猫论”
巴蜀文化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务实性。巴蜀自古以来就以农业为主；较少与外界进行商品交换。虽说也有一条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但其规模与名气都要比西方丝绸之路小得多。这仍然是由巴蜀地理环境的封闭性造成的。门户险阻、交通困难极大地阻碍了同外界商业关系的发展，但同时也增强了巴蜀人自力更生的能力。反映在文化上，就是巴蜀的饮食文化特别发达。因为“吃”是一切生存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吃的问题没解决，其它一切问题都无从谈起。因此，对“吃”的问题的强烈关注，就是务实性的最大表现。
巴蜀素称“天府之国”，物产极其丰富。这为巴蜀饮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再加上巴蜀人的勤劳务实和聪明能干，使得巴蜀的饮食文化不仅特别发达，而且独具特色。特色之一，是巴蜀人普遍精于吃道。在巴蜀，无论是男是女，是名人雅士还是平民百姓，对吃都很考究，审美味觉特高。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巴蜀人都是美食家。他们不仅普遍都会吃，而且还普遍都会做。虽然中国各个地方的人都有重视“吃”的传统，但是象巴蜀人这样普遍精于吃道的现象却不多见。
特色之二，是巴蜀饮食文化的平民化方向，其表现之一，“川菜”虽为全国四大著名菜系之一，但却不以名贵见长。说到四川名菜，人们莫不众口一词地首推麻婆豆腐和回锅肉、鱼香肉丝、怪味鸡、豆瓣鱼、冬菜扣肉、小笼蒸肉、夹沙肉之类足以代表四川风味的名菜，但这些菜都是一般四川饭馆和家庭中的常见菜。其表现之二，是价廉物美。“川菜”虽无名贵菜，但却不乏名菜。川人厨师能把极普通的原料做成色香味俱全的名菜，不仅物美而且价廉。要做到这一点，恰恰需要很高的烹调技艺。其表现之三，是以“小”取胜。这也是为了适应广大平民的需要。“川菜”中没有像北方回民饭馆的“烤全羊席”、广东饭馆的“烤小猪”的那种大菜，相反却向“小”的方向发展，尤以赖汤元、龙抄手、红油饺子、担担面、醪糟蛋等小吃最为有名。它不仅因其价廉物美、食用方便而受到广大平民的欢迎，而且也受到名人雅士的青睐。其表现之四，是味以麻辣为主。这同样是为了适应广大平民的需要。由于巴蜀地处山区，气候潮湿，因而川人爱吃具有刺激性的热燥辣味，以麻辣著称的麻婆豆腐等因其适合广大平民的口味而更负盛名，而以麻辣烫为特点的“山城火锅”也是因其能雅俗共“
”而走红巴蜀各地，几有红遍全国之势。
上述表明，巴蜀人不仅普遍精于吃道、特别关注吃的问题，而且还不尚浮华，注重价廉物美。这正是巴蜀人勤劳务实的表现。秉承巴蜀饮食文化的这一传统，邓小平不但关注吃的问题，而且特别关注广大平民百姓吃的问题。1962年，邓小平针对当时农村已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大胆地提出了包产到户的主张，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可惜不久就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成了邓小平的一大罪状。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两年后，接替周恩来总理全面主持日常工作，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早已混乱不堪的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他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他说：“我是四川人，经常听到家乡的工人反映，蔬菜少，肉类缺。”(11)，由此他就联想到“不仅四川，还有好多地方都有这个缺乏副食品的问题。”(12)由于他特别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因而很快就被“四人帮”以“右倾翻案”为由将他打倒了。1979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不久，就极力支持和推动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在中国；还有什么问题能比十亿人民的吃饭问题更大、更重要的呢？
巴蜀又有“粮仓”之称。粮多，鼠也多。因鼠要偷吃人的劳动果实而为人所深恶痛绝。为了治鼠，巴蜀人对猫就寄予了厚望。于是，他们就经常爱说一句俗语：“不管白猫黑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因此，这句俗话在邓小平把它传播到全国之前，在巴蜀早已为妇孺所知。一位外国人也认为，这句俗语“也许恰恰出自四川，在那里，啮齿动物总是损害庄稼，因此那里的人们常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13)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讲过这句俗语，于是形成了中外闻名的“猫论”。如1962年7月7日，他在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的讲话中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用哪种形式。”(14)在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年代，邓小平提出的“猫论”理所当然地要被当作实用主义来批判。其实，“猫论”的实质就在于务实求真。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四川人经常说“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俗语，表明四川人具有务实求真的传统。邓小平借用这句俗语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表明邓小平不但继承了四川人务实求真的传统，而且还把它发扬光大了。他赋予这句俗语以更丰富的内容，把它提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1978年，他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5)又说：“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样，劳动生产率提高多少”。(16)由此可见，邓小平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我们党的领导方法正确与否的标准。而提出生产力的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都是对“猫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综上所述，巴蜀文化的独创性、恒定性和务实性特点，对邓小平独特气质和个性特征的形成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尽管巴蜀文化的特点远远不止包含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但这三个方面确实是巴蜀文化中三个最大的特点。在邓小平身上，这三个特点对他的影响也最为显著。
注释：
①③④⑤⑦⑧⑨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8、229、376、372、113、229、244、284页。
②参见李谊：《小平同志来草堂》，1994年8月6日《四川日报》。
⑥转引自丁士峰：《邓小平领导艺术的时代特色》，《毛泽东思想研究》1994年第7期
(13)【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著，阚思静、季叶泽：《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153页。
(11)(12)(15)(16)《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7、27、123、140页。
(14)《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