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想化的“战争启示录”——莫言战争小说谈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争论文,奇想论文,启示录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当代文学研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创作研究
聚焦莫言：乡土、传统与域外
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当然是中国文坛的一大盛事，也成为我们推进莫言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契机。
这里的一组文章，就是这样的一次尝试。王春林的《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文学传统》，如题所示，探析莫言对本土文学传统的积极继承，在通常人们讨论较多的古典文学传统之外，又提出其对现代文学传统的承续——是的，新文学运动从五四以来，迄今已经近百年了，它自身的成就和经验，当然有其独到之处，需要予以充分的考评。而莫言，正是新文学从鲁迅、沈从文以来的乡村书写的又一高峰。张艳梅的《历史文化视野中的莫言》，将感受性和分辨力融为一体，话题纷繁，内涵密集，又处处注意辨析莫言创作中内在的矛盾和张力，是一篇值得推荐的力作。《莫言作品在越南的翻译与研究》的作者范文明，是越南国立河内大学外国语大学的中文教师，现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他讲到莫言《丰乳肥臀》等作品对越南青年作家的影响，显然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信息。笔者的《奇想化的“战争启示录”——莫言战争小说谈片》，则是在对莫言创作进行多年的追踪研究之后，力图开出新的研究界面的一次探索。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读者，从诺奖颁奖前后的短暂激动，延伸到对莫言的作品、对新时期的文学作品的关心和阅读。我们的另一个心愿，是以莫言获奖为一个节点，与同仁一道，对新时期文学的中国特色中国经验进行一次较为深入的总结，从而推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全方位、多维度的美学对话。
(特约主持人：张志忠)
中图分类号：1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3)01-0059-07
莫言的作品中，与战争相关的不在少数，战争叙述，是其高密东北乡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带给我们很多的“战争启示录”。但是，在谈论莫言的创作时，这一点却容易被忽略。究其实，莫言80年代后期的代表作《红高粱系列》是正面地描写荡气回肠的抗日战争的，“我奶奶”倒在日军的机枪扫射之下，“二奶奶”更是受尽日军士兵凌辱而死；《丰乳肥臀》的开篇就是上官鲁氏临产、日本鬼子进村，接下来，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金童的姐姐们的爱情和婚姻都深深地卷入了战争风云；《檀香刑》对义和团的战斗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摹写，孙丙就是义和团的头目之一；他还有数量不少的作品，如《战友重逢》《我们的七叔》《儿子的敌人》《野种》《人与兽》《断手》《凌乱战争印象》等，与战争密切相关，而《革命浪漫主义》居然把红军长征的故事也涵盖其中。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他的“写绝对主观的战争”的主张，和“把淮海战役放到高密东北乡去打”的机敏，以及如何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营造战争氛围的独创性，等等。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时为军事文学创作的开拓者和组织者之一的徐怀中，就这样评价莫言的意义：
我曾经讲过一点意见，认为中国的战争文学有赖于两个轮子一起转动才能向前推进，一个轮子是有丰富战争经历的老作家，另一个轮子是没有过战争经历的中青年作家。战争文学要掀起新的浪潮，要有重大收获，在很大程度上要寄希望于中青年作家。说不曾经历过真枪实弹的战争便写不了战争，至少是不完全的，不确切的。我的这种看法，在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小说问世以后，就更加确信无疑了。莫言一定会感到遗憾，他没有机会经受过血与火的考验，但他毫不犹豫地进入了战争领域，他的小说把战争生活奇想化了，许多奇想构成了一种战争生活的诗意。他的“红高粱”系列小说对于军事题材创作所带来的新鲜气息，怕要过若干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才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山东高密县的那一片充满了神秘意味的高粱地，确实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研究并亟待研究的东西。[1]
时光荏苒，许多年之后再来回望当初，关于奇想化了的莫言战争文学创作的“值得研究并亟待研究”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很好地得到解答。从宏观上讲，战争一直是作家们偏爱的题材，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惊险至极，人们被一次又一次地逼迫到了绝境而又要寻找绝地逢生的拯救，个人、群体、民族、国家，都不得不做出断然的抉择，或彻底消亡，或柳暗花明，个性、民族性、人性、兽性，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生与死，爱与恨，痛苦和狂欢，炼狱和天堂，给予和牺牲，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战争，永远充满了戏剧性和想象力，让作家找到了驰骋才情的舞台。战争的危机，激发出浴火重生的浩瀚之气，战争的毁灭性灾难，成为民族自我更新的艰难洗礼。如同莫言所说：“战争，即使不是人类历史的全部，也是人类历史中最辉煌、最壮丽的组成部分。战争荟萃了最优秀的人才，集中了每一历史时期的最高智慧，是人类聪明才智的表演舞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文学也就是战争的文学。”[2]45这显然是应该予以充分的重视，予以深度讨论的。
一 如何“写绝对主观的战争”
莫言提出“写绝对主观的战争”的主张，是20余年前在北京西直门宾馆召开的一次关于战争文学创作的座谈会上，那一次会议恰好我也在场。
在那次会议上，一批新老作家们，不能不面对一个非常令人尴尬的话题：苏联的卫国战争进行了短短4年，但是，从战后到80年代中期，苏联作家们写了足足40年，依照苏联文学史家的描述，先后经历了三次战争文学浪潮，产生了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贝科夫《方尖碑》、邦达列夫《岸》、华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名作。比较起来，现代中国的战火硝烟，无论是其规模还是其时间跨度，都远远超过前者，但是中国的战争文学却远远比不上苏联的成就。这样的发问，似乎简单了一些，但是，以此反观21世纪的今天，它仍然让每一个致力于战争文学创作的人扪心自问，沉吟再三。
在那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莫言，也听到了他的创作宣言：写绝对主观的战争。说起来，当时在场的多是已经有若干创作成就的资深作家，而莫言，还仅仅是写过《透明的红萝卜》的青年小子。他说一口带“地瓜味”的普通话，拿着几页事先写好内容的稿纸，拿腔拿调，咬文嚼字，一二三四地逐条宣讲，这和那些在这样的场合谈笑风生挥洒自如的前辈们形成鲜明的比照。莫言后来回顾说：
当时我就站起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这个缺陷。没有听过放枪放炮但我听过放鞭炮；没有见过杀人但我见过杀猪甚至亲手杀过鸡；没有亲手跟鬼子拼过刺刀但我在电影上见过。因为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小说家写战争——人类历史进程中这一愚昧现象，他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争。”[3]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传统中，一直强调的是现实主义，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以认识论为前提的；而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遭受的残酷批判，也让“主观”一词带有了负面的色彩。而且，在一向是以谨慎低调风格示人的部队作家中，总是先用作品说话，然后才有创作谈问世；现在忽然有人提出要“写绝对主观的战争”，在尚未拿出有分量的作品之前，就高调地宣布自己的创作主张，众目睽睽之下，好大的胆子！关注文学新潮的我，对于已经写出《透明的红萝卜》等作品的莫言，有一定的研究，但是，对如何才是他所宣称的“绝对主观的战争”，也不甚了然。莫言没有刻意对此做出更多的解释，却也不经意地表述出他心中的榜样：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莫言说，《史记》，尤其是其中的霸王项羽，都是司马迁的独特创造，“刘邦成功在结果，项羽成功在过程。太史公此文，首先是杰出的文学，然后才是历史。是充满客观精神的文学，是洋溢着主观色彩的历史。”[2]44-45莫言对司马迁的理解，大体不出李长之在《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中所强调的司马迁所体现的浪漫情怀、个性主义，把个人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浓郁色彩融入对人物和事件的叙述之中，因此显得气势不凡。这为我们深化对莫言“写绝对主观的战争”的认识提供了新的线索。历史尚且可以写得充满主观色彩，何况文学乎！由此，引发出莫言对战争文学的新的表述：
小说家观察战争的角度，研究战争的方法，必须不断变化才好。太史公是描写战争的大家，他是当然的战争文学的老祖宗。他也写战争过程，但他笔下的战争过程从来都是有鲜明的性格在其中活动的过程。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好的战争文学，但我们写起来就忘了文学，忘了文学是因为我们忘不了政治。[2]45
庆幸的是，莫言没有令我们失望，没有“写起来就忘了文学”。为期不远，他就以《红高粱系列》一鸣惊人。《红高粱系列》的成就，不仅是说“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戴凤莲的生死传奇，刷新、改写了习见的抗日战争小说的陈旧套路，而且它的叙述方式，它的语言修辞，都令人耳目一新。它和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乔良的《灵旗》、朱春雨的《亚细亚瀑布》、张廷竹的《酋长营》等一道，形成了80年代战争文学的瑰丽风景。
时至今日，对于“主观”云云，人们早已失去了当年的政治敏感和心理拒斥，莫言所说的经由相似性联想达致人性刻镂的路径，尚未过时。当然，莫言在创作实践中，不仅是通过相似性联想，更通过创造性想象，展现了自己的卓越才华，这才是他的出奇制胜的法宝。
二 “童心”与“奇想” “信史”与“心史”
《红高粱系列》《我们的七叔》《儿子的敌人》《野种》《战友重逢》《断手》等，都融入了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的文学领地，有着浓烈的乡土文学气息。如徐怀中所言，没有战争经验的作家们，如何处理战争题材，对作家们是一个挑战。莫言的应对，非常具有个人化色彩。
其一，他充分地发挥了地域文化的优势。《红高粱系列》所描写的那场击毙日军中将的伏击战，确有其事，史籍有载。这场战斗发生在1938年农历三月十六日，隶属国民政府地方管辖的抗日游击队曹克明部组织军民400余人，在高密县沙河公路孙家口村利用青纱桥及周围的地形，伏击了由平度返回胶州的日军车队，毙敌39名，击毙日军中将中岗弥高，并缴获各种枪支50余支，子弹1万多发，同时并有10余名伪军被俘。此役一举震动了胶东半岛。[4]而那个在《红高粱系列》中出现的因为枪支走火闹出大笑话，大叫“司令——我没有头啦——司令——我没有头啦——”的王文义，连姓名带细节都是现实中的真人真事。《野种》等作品表现的淮海战役等，山东军民贡献颇多，也有青史可鉴。从历史中发掘出丰厚的文学创作资源，让莫言的作品充满了历史的豪气。
其二，和那些直接在史料基础上进行某些剪裁、加工和提炼的写法不同，莫言对其进行了独特的改造，将其乡土化、农民化了。《红高粱系列》中墨水河大桥伏击战的指挥者变成了“我爷爷”余占鳌——一个为了“二奶奶”及其女儿的惨死进行复仇而自发地组织民众抗日的草莽英雄，他的队伍并非训练有素，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在日军久等不来之际军心涣散，使计划中的伏击战变成了仓猝间的遭遇战，将国民政府方面的游击队打的胜仗，转交到桀骜不驯的农民领袖余占鳌麾下来打，稳操胜券变成了两败俱伤。这不但让故事有了新意，更吻合莫言要为农民在历史上和文学中争地位的深层心理。进一步而言，乡土化、农民化，也有不同的方式，有人喜欢用民间化来描述莫言的创作，其实，莫言的创作，和通常所说的民间化也有很大的差异。在《红高粱系列》中，莫言就记述了民间化的一种说法：“为了为我的家族树碑立传，我曾经跑回高密东北乡，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调查的重点，就是这场我父亲参加过的、在墨水河边打死鬼子少将的著名战斗。我们村里一个九十二岁的老太太对我说：‘东北乡，人万千，阵势列在墨河边。余司令，阵前站，一举手炮声连环。东洋鬼子魂儿散，纷纷落在地平川。女中魁首戴凤莲，花容月貌巧机关，调来铁耙摆连环，挡住鬼子不能前……’”[3]这才是真正的民间化吧。黑格尔说过，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那我们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正史，就有什么样的民间化。许多时候，人们会有意无意地夸大正史与民间传说的不同，但是，由这位老太太的叙事可以看出来，这场战斗的主人公改变了，但是它把战斗的严酷性也大大地冲淡了。莫言的创作资源来自乡间见闻和传说，严格地说，他是在正史化和民间化之间，走出新的道路，否则，他的创作也就只能是介乎于《林海雪原》《烈火金刚》之列，远远达不到现在的水准了。
其三，在处理这些史料的同时，莫言不是顺着写实的路子去展开，而是在从史料获得创作灵感之后，发挥自己天才的想象力，驰骋意气，挥洒才情，营造出神奇的文学世界。通过小豆官的眼睛，这场战斗被童心化了，因而也更加具有个性化色彩。莫言的创作特色之一，是大量地应用儿童视角。这种儿童视角，和通常的儿童文学不同，它不局限于儿童生活的界面，而是让这个孩子闯入成年人的世界，以一种幼稚的、充满了新鲜感的目光去看待未知的社会生活、未知的历史风云。诸多在成人看来日复一日、熟视无睹的自然的和生活的景观，在刚刚打开全部感官拥抱之的孩子看来，都是非常新奇的；在成人的思考中许多用简单的因果关系就能够说清楚的人和事，在孩子却是对其大惑不解，而“非逻辑”思维的发达，又使得孩子的感觉能力和想象力超乎成人。在此意义上，孩子的童心未泯，是更贴近于重直感、重想象的一类文学的。对于瞬息万变，风云莫测的战争，在孩子眼中就更具有沉重而神奇的魅力了。在小豆官的世界里，这场战斗被碎片化了，因为他还没有建立起一种整体把握事物的能力，这正和文学的重细节刻画、重场景描述的特点相吻合；在小豆官的世界里，这场战斗被儿童化了，它的奇幻色彩和新颖表达，足以令读者拍案叫绝。
例如，长枪短枪驳壳枪，多少人有过握枪的经验，在年幼力薄的小豆官这里，却是独具感觉的特色：“父亲伏在余司令身边，擎着沉重的勃朗宁手枪，手腕灼热酸麻，手掌汗水粘湿，手虎口那儿有一块肉突然跳了一下，接着便突突地乱跳起来。父亲惊讶地看着那块杏核大的皮肉有节奏地跳动，好像里边藏着一只破壳欲出的小鸟。父亲不想让它跳，却因用了力，连动得整条胳膊都哆嗦起来。余司令在他背上按了一下，那块肉跳动猛停，父亲把勃朗宁手枪换到左手，右手五指痉挛，半天伸不直。”第一次上战场，成人也会感到恐慌，却不会直接表露出来，小豆官呢，却是如实道来，毫无顾忌：“父亲把头使劲缩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冰冷从脚底上升到腹部，在腹部集合成团，产生强大压力，父亲感到尿急，尿水激得鸡头乱点，他用力扭动着臀部，来克制即将洒出的水。余司令严厉地说：‘兔崽子，别动！’”
如果说，儿童化的视角，使得这场悲壮慷慨的战斗显得摇曳多姿，童心盎然，那么，还有没有进一步发掘其内涵的可能呢？一向反对做“过度阐释”的我，也要冒一次探索的风险。莫言称赞司马迁笔下的霸王项羽，是个只注重过程，不计较结果，只追求纵情适意，不计较功利得失的孩子。[2]44在莫言看来，项羽之所以能够用这样的面目流传千年，与司马迁的精神状态密不可分。司马迁隐忍着宫刑的奇耻大辱发愤著书，是其易于被人们察觉的一个方面，他的另一个方面，与项羽相似，都具有勃勃童心。莫言对此，进行了一再的言说：项羽性格中最宝贵的大概就是童心始终盎然。这一点与司马迁应有共通之处。[2]45司马迁一生最大的特点是好奇。好奇是人类的天性。人类的天性在童年时最能自然流露，所以儿童最好奇。司马迁老而好奇，他是童心活泼的大作家。司马迁的童心表现在文章里，项羽的童心表现在战斗中。[2]46与童心盎然相关的是童心的放纵恣肆、快意恩仇，并且由此导致历史叙述的主观化：“司马迁在《项羽本纪》里对项羽给予了深深的同情，而对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多有讥刺，这肯定与身受酷刑有关。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司马迁笔下的项羽，是不是历史生活中真正的项羽，同样，历史生活里的刘邦是不是就像司马迁写的那样？这样一想，胡适所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就有了一点点道理。”[2]45忍受着如此的奇耻大辱写汉家的历史，怎么能客观得了。由此推想，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历史，都是被史学家、文学家和老百姓大大地夸饰过的，都是有爱有憎或是爱憎分明的产物。我们与其说是读史，还不如说是在读传奇；我们读《史记》，何尝不是在读司马迁的心灵史。[2]46这就引发出“信史”与“心史”的关系。在此难以细言。不过，我们由此可以对上述的“主观化”、“奇想”、“童心化”、“心灵史”诸命题做一个梳理。“童心化”是个关节点，因为取童年视角，所以会带有很强的“主观化”“奇想”；因为以童心去感应生活，又将心灵世界也折射出来，所以会将“信史”替换为“心史”。
三 文学故乡的双向拓展
莫言化解未曾经历的战争与自身经验的阻隔的再一个办法，如其所说，要把淮海战役放到高密来打，在自己所熟悉的环境中消解历史的距离。这样造成的效果是双向的，它既让作家在故乡的熟悉环境中找到了描写战争的灵感和对笔下人物的情感评价，又扩展了高密东北乡的文学视野，使其与更为阔大的世界产生沟通和融合。如同莫言所言，“小说家笔下的故乡当然不能与真正的故乡画等号，故乡高密在我的创作世界中，刚开始还有现实的意义，越往后越变得像一个虚幻的遥远的梦境，实际上它只是我每次想象的出发点或归宿。最早使用‘高密东北乡’这个概念是1985年在军艺念书时，当时也没有十分明确的想法，就在《白狗秋千架》这篇小说里，几乎是无意识地写出了‘高密东北乡’这几个字。后来成了一种创作惯性，即使故事与高密毫无关系，还是希望把它纳入整个体系中。但我也觉悟到一个问题：一个作家故乡素材的积累毕竟是有限的，无论在其中生活多久，假如要不断用故乡为背景来写作，那么这个故乡就必须不断扩展，不能抱残守缺炒剩饭。要把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故事、细节、人物等都纳入到故乡的范围里来。后来我给故乡下了一个定义：故乡就是一种想象，一种无边的、不是地理意义上而是文学意义上的故乡。”[5]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版图中，故乡记忆，是许多乡土文学作家重要的创作资源。鲁迅的未庄—鲁镇—S城，沈从文的边城、沅江、水陆码头，汪曾祺的高邮水乡，刘绍棠的运河两岸，高晓声的陈家桥，路遥的陕北乡村，贾平凹的商州古地，各有千秋。但是，像莫言这样，不仅有写实性的追忆，还有着想象性的扩张，这对于乡土文学的写作经验，是极大的丰富。进一步而言，现实中的故乡印象，无论多么丰富多彩，它也有资源枯竭的时候，但通过不断地扩展其文学空间和外部联系，却会让人灵感不绝。与那些以故乡(或某一特定情结)印记为标志，为情而造文，创作达致高峰之后便难以为继的作家不同，莫言的文学故乡的双向开拓，让他的创作如水银泻地，不择地而涌流。
《断手》和《战友重逢》是将战争与乡土连接起来，以质朴的笔触，描写农家子弟走上战场前后的心态，对矫正20世纪80年代战争文学的“洋化”倾向，有着积极的建构意义。在其时，一批表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小说，着力于小规模的局部战争与宏伟的时代转型之间的关联，出于反思“文革”历史及其遗患的思考，出现了一批富有冷峻思索的时代气质的军人，他们的成长背景，多是城市和干部家庭；还有的作品，顺应时代对于军人知识化的要求，描写新到部队不久的院校毕业生，人物新颖，故事也容易展开；由于《巴顿将军》等作品的影响，那种带着“洋味儿”的硬派小生，也流行一时。让其主人公在作品中炫耀其丰富的学识，从历史、哲学、美学，到诗词书画，交响音乐，颇为常见，很多人都没有觉察其中是否会有偏颇。但是，对莫言来说，如同他把孙家口伏击战改写为农民英雄余占鳌和他的队伍所为，他非常敏感地看到这种“洋化”与中国军队现状之间的差异，看到出身农民的战士在此类题材中的失语。莫言肯定表现自卫反击作战的作品的成就说，自卫还击战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军队的心理素质，反映这场战争的文学作品，也注入了比较强烈的当代意识。文学面对着这场小小的战争，进行了深入持久的探索，进行了幅员广大的非常有深度的思索。而“事情的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我们的自卫还击文学对中国当代的军人的心理和文化素质给予了过高的估计。因此，自卫还击文学中，就洋溢着强烈的洋味道。在某些作品的字里行间，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虚假的骑士风度。这又为我们的战争文学的今天和明天埋伏下了巨大的陷阱。”[6]在这里，我们不拟辨析莫言的批评在多大程度上切中时弊，更需要关注的是，莫言用自己的创作《战友重逢》和《断手》对此作出的回应。
《断手》的写作，是要打破那种“美女爱英雄”的浪漫主义或者伪浪漫主义，直面现实的残酷。“你说的跟电影上演的一模一样。”“电影，电影全是演屁，光坏人死，不死好人，打仗可不一样，我们一连人只剩下七个，还是缺胳膊少腿，打仗，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在小说的男主人公、战场上失去一只右手的退伍军人苏社，和他的穿着红袄绿裤、眼睛水汪汪的漂亮未婚妻小媞之间不经意的一段对话，暴露了经过艺术包装的战争与真实的战争之间的迥异。更残酷的是，苏社的军功章，抵挡不住世俗生活的价值取舍，小媞终于弃他而去，苏社也在现实中得到教训，并且在另一个残疾女性留嫚自强自立的榜样下振作起来，与留嫚一起走向月光下采桑。《战友重逢》将乡村的景象与战士的牺牲结合起来，钱英豪和华中光、姜宝珠等一群农村兵，家庭的穷苦让他们死后仍无法释然，身在烈士园中犹心中挂牵，乡村生活的困窘，衣与食的艰辛，在几个死者与生者的反复诉说中，强烈地凸现出来，今日读来，仍令人怆然。同时，他们又不失为优秀的士兵，虽然未必都立过战功，但他们的军营生活，也有丰富多彩的一面，如钱英豪生前曾经和赵金一起在舞台上表演的“吃黄豆”的节目令人捧腹，而他的青涩的爱情故事则令人叹惋。那个回乡之后落魄不堪的郭金库，也有其耿耿不灭的战士情怀。在莫言笔下，农家士兵战时和平时生活的苦乐辛酸的各个侧面，并不互相抵消，乡村的痛苦刻骨铭心，却也并不压倒一切，而是如同彩虹的七色一样，错彩流金，斑驳纷繁。乡村生活的印记，让这一群普通的默默无闻的士兵血脉丰盈，力道饱满。
如果说《断手》和《战友重逢》是从战场走向土地，是士兵还乡或者英魂还乡，尽显其乡村本色，那么，《野种》《我们的七叔》《儿子的敌人》等作品，则是选取了高密的乡亲作为战士、作为支前民工，走向战场，走向历史的硝烟的身影，从一个侧面接近战争的。从农民的际遇和感受去写战争，恰恰又成为莫言的擅长所在。
莫言写战争，不避其残酷、血腥的一面，《红高粱系列》中写到了“活剥人皮”、日军屠村、人狗大战；《野种》中写到支前民工为了把军粮送到前线，涉过齐胸口的冰冷彻骨的冬河，忍受饥饿的折磨(尽管他们的推车上就是满满的粮食)，射杀前来哄抢的饥民；《儿子的敌人》中的母亲，她的大儿子孙大林已经牺牲在战场上，小儿子小林也在部队当司号员，做母亲的唯一的希望就是小林能够活下来，但是小林的死讯却在枪炮声中传来……这样的酷烈，超过了我们的情感承受力，在在显示着历史的严峻和悲伤。
但是，莫言的作品常常会有奇思妙想，常常会以其放纵不羁的想象力导引出情感的转折，激起巨大的波澜。莫言说，他把那些童年听来的故事传说，都不由自主地编进了自己的家谱，童年的故事与自己的想象融为一片血色的红高粱。“这是我的想象。我的家乡有红高粱但却并没有血一般的浸染。但我要她有血一般的浸染，要她淹没在血一般茫茫的大水中。我的这个家乡是谁也不能侵入的。”[7]《野种》中的“我父亲”余豆官(和《红高粱系列》中的小豆官是同一人物，只是长大成人了)和《我们的七叔》中的“七叔”，都是淮海战场上支前有功的高密县民工，两个人的命运却是如此不同：余豆官在支前途中被误认为临阵脱逃面临枪决，他居然可以从民工连连长和指导员两人手中夺过枪支转败为胜而逃脱一死；更匪夷所思的是，他没有因此而逃离民工连，反而还自命为民工连连长，继续完成支前的使命，而且处处身先士卒，赢得人们的尊重和服从。“七叔”的故事主要是在战后展开。支前有功却没有得到实质性奖励的七叔，虽然只是个普通农民，但每逢国家规定的节假日，他就自行休假，还把战场上荣获的军装和奖章披挂出来，在人多处行走，“盛装游村”，令人感叹这是一个“奇人”、“怪人”。最奇思妙想的是《儿子的敌人》，部队上派人把孙小林的遗体送回家，母亲把孙小林的铜号抱在怀中，“她感到那把军号就像一块烧红了的热铁，烫得手疼痛难忍，并且还发出了嗞嗞啦啦的声响。她感到自己的双腿就像火中的蜡烛一样溶化了，然后就不由自主地坐在了地上。她把烫人的铜号紧紧地搂在怀里，就像搂住了吃奶的婴儿。她嗅到了从号筒子里散发出的儿子的独特的气味。”悲伤至极的情景是很难描写的，一把军号在此成了绝好的道具。幸亏莫言的独特禀赋。
四 普遍人性对战争的超越
在莫言这里，对待战争的态度是有很深刻的思考的，表现出情感的丰富复杂性。一方面，他不回避战争的残酷和仇恨，“我爷爷”余占鳌在与日军的殊死血拼中冷酷万分，他愤怒劈死向其举枪投降的日军士兵，他将战死的日军的生殖器割下来塞到他们的口中以泄心头之恨，如其在续写余占鳌在日本深山中逃亡故事的《人与兽》中所言：“日本、小日本、东洋小鬼子，你们奸杀了我的女人，(枪)挑了我闺女，抓了我的劳工，打散了我的队伍，作践了我的乡亲，烧了我们的房屋，我与你们是血海般的深仇”。“我爷爷”在北海道山林中流亡多年，几近野人，偶然遇到一位日本的青年妇女，便一心要凌辱已经昏厥、失去抵抗能力的她以复仇泄愤，但是，在最后时刻，他停止了施暴，因为面对这位女性打着黑补丁的红布内裤，他想到了当年在红高粱地里与自己“野合”的穿着同样内裤的“我奶奶”戴凤莲。在最疯狂的状态下，人终归还是人，而不是野兽。《丰乳肥臀》中写到了日军对村民的屠戮，上官氏家中的父子两代男人都在此时遇难。但是，在对具体人物的描写上，莫言谨慎地加以区别，让随着日军进村的日本军医为难产的上官鲁氏动手术接生，把双胞胎金童和玉女带到人间，为惨烈的场景留下一丝温馨。有人据此指责莫言对日本军医的描写是为日本军国主义脸上“贴金”，这样的批判貌似有理，却完全是用一个非常褊狭的视野，看待错综纠结的历史和人性。仅就《丰乳肥臀》而言，写中日民族之间生死相搏的笔墨淋漓尽致，金童在母亲怀中就跟着母亲逃难荒野，饱经战乱，怎么可能因为一个日本军医的善行就改变其对民族大义的彰显呢？《儿子的敌人》，更是展现了“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高迈。因为忙中出错，送到母亲身边的，竟然是国民党军队士兵的遗体，是“儿子的敌人”。但是，母亲推己及人，认下了这具尸体，并且为其清洗入殓，因为她看到了他和儿子一样的因为劳动而粗糙的双手，闻到了和儿子一样的大男孩身上的奶腥气，想到了另一位牵挂儿子的母亲，“爱吾爱以及人之爱”，在此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她把自己的眼睛几乎贴到了士兵青年的脸上，鼻子嗅到一股熟悉的奶腥气。……她大着胆子，抓起了他的手，看到他的手指关节粗大，手掌上生着烟色的老茧。她心中默念着：也是个苦孩子啊！于是她的眼泪就如同连串的珠子，滴落在她自己和死者的手上。这时，她听到一个细弱的像蚊子嗡嗡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大娘，我不是您的儿子，但我请您说我就是您的儿子，否则我就要被野狗吃掉了，大娘，求求您了，您对我好，我娘也会对您的儿子好的……”
她感到鼻子一阵酸热，更多的眼泪流了出来。她把脸贴到士兵的脸上，哭着说：
“儿子，儿子，你就是我的儿子……”
这也许就是莫言多次讲到的，文学要表现普遍的人性，要超越有限的战争的功利性。并非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才如是说，他在当年西直门宾馆的会议上已经涉及这一话题，就在2011年，他还有一次更为清醒和清晰的表述：“中国当代文学想要获得国外读者青睐，必须打破过去局限的立场，站在人类共同的立场上，去表现普遍人性。真正世界性的文学作品必须表现普遍的人性，才能引起世界各地读者的共鸣。”[8]
当然，莫言的选择只能是一种启示，而不是一种供人模仿的样板，表现战争和历史中的人性，也只是战争文学的一种视点。何况，齐白石老人有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也是学习和仿制的差别。我在最近的一篇关注当下军事文学状况的评论中，对一批“连队文学”作品进行了近乎苛刻的批评，指出其摹写现实和发挥想象力的两个方面的不足。[9]两相对照，莫言的“战争启示录”，和我的这篇短文，都有其现实的针对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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