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鹿原》的立意之本与思想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立意论文,之本论文,内涵论文,思想论文,白鹿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5117（2000）01—0057—06
未来的文学史一定会记住1993年。这一年，《当代》杂志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载并出版了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霎时间，“《白鹿原》热”席卷全国，一度断言文学“失却了轰动效应”的评论家们，也不得不在一年间几十万册（盗版则无以计数）的印数面前，重新思索这一久违的现象。有人把它归结为陕西文学界炒作的结果。这一说法既不符合实际，也是“红眼病”的症候（倒是后来“陕军东征”的几部作品有明显的炒作行为和“搭车”嫌疑），更多的人则在思索《白鹿原》这部厚重的作品给人们提供了怎样的美学命题。
一、《白鹿原》的创作动机——从《蓝袍先生》说起
1985年秋，陈忠实创作了中篇小说《蓝袍先生》。按照常例，一部作品一旦完成，关于这部作品的创作情结也随之结束，但是，《蓝袍先生》完结后，作家的心绪却久久不能平静，一股按捺不住的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创作冲动涌上心来，它触发并点燃了作家某些从未触动过的生活库存，使作家进入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之中。为什么陈忠实竟有这样强烈的创作冲动呢？这要从作品的主人公许慎行说起。
“蓝袍先生”许慎行出身于“耕读世家”，为恪守爷爷许敬儒“耕读传家”的家训，遵从父亲“为人师表”的训导，他压抑天性，淡绝欲念，与丑妻相伴，从事神圣而庄重的私塾教育。解放后，许慎行被送往速成师范学习。在新生活的洪流中，他迂腐与畸形的行为模式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他脱下了象征着封建束缚的蓝袍，穿上了新时代气息的列宁装，并与敢于反抗封建婚姻的田芳在学习与生活中，建立了爱情关系，精神为之大变。在他们抗婚的道路上，田芳不畏家庭的阻挠，彻底挣脱了封建婚姻的束缚，走上了自由道路，而许慎行却在父亲的威逼下，败下阵来。打成右派后，许慎行更是灰心丧气，彻底认了命。几十年后，丑妻死去，许慎行一度想再娶，最后却又自断残念。
许慎行是一个横跨两个时代的乡村先生。旧时代，他在封建牢笼中生存；新时代，他依然为封建观念所摧残。脱去他外在的“蓝袍”容易，脱去他内心的“蓝袍”难上加难。吃人的礼教将许慎行视为无意志的易扭曲的工具，一个可由他人随意主宰的对象，几十年的“革命”也并未“革”掉真正应该革掉的“命”，反而使他变得更加软弱无力，加之左的思潮又与封建思想相混杂，于是，一个被封建毒汁浸透而全然不察的麻木者，一个一生扮演着悲剧角色的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的形象，就活脱脱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令人悲哀的还有田芳的父亲。这位出身贫穷的农民，解放前因为穷而给女儿订婚，解放后他还要信守“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规条，坚决履行婚约。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却死抱着封建的教义不放，将封建的杀人的精神屠刀牢牢地握在手中，执迷不悟地“捍卫”着封建奴隶的“尊严”。一幕多么令人可怕的悲剧！陈忠实在这个压抑得几乎令人窒息的悲剧故事中，入木三分地揭示了传统文化负面意识对人性的无情摧残，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人们挣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获得人的解放还有漫长的道路。
实际上，陈忠实的思辨早在《尤代表轶事》中就有所表现。“四清”时，工作组长老安不明底细地依靠东沟“猿人”尤喜明在尤家村开展工作，使尤喜明在“天不灭尤”的狂喊声中，为非作歹。真正的劳动者成为漏划的地主分子，不劳动者成为农村“两极分化”的典型。尤喜明分得了补划地主尤志茂的两间厦房，他住的窑洞变成了阶级教育展览馆，每天接待前来接受教育的人员。他现身说法，成为专职讲解员，不劳动反而挣满分，他的境遇也得到许多“阶级兄弟”的同情，得到许多捐物，这使他十分自得。他也苦闷——借机捞个一官半职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几次“立功”的行动并未博得仅为完成“四清”任务的老安的赏识，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一天，他突然听到文革开始了，“心猛烈一跳，不由地把胳膊抡起来，走路也有劲了。”他暂时还弄不清这场运动弄啥呢，但他想，最好农村也搞，有运动才热闹！
尤喜明这个利欲熏心的无耻之徒，自卖壮丁五六次的油子，混入工人队伍中又因贪污案被解职的渣滓，心安理得地每年领救济的不劳而获的痞子，一心想借“运动”发横财的“疯子”，如王秋赦一般，竟常常成为我们所依重的对象，成为无所不在的“人物”，左的思潮与行为固然推波助澜，但这左的根源何尝不是封建的东西作鬼作祟。
我们想起了陈忠实的另一部中篇小说《梆子老太》，这是《尤代表轶事》的延伸与扩展。“梆子老太”是一个农村妇女，因脸像梆子而得名。由于家里没有男孩，她从小受到田间劳动的训练，与男人一样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也因此反倒不会女工。这并无大妨，但成亲后不能生育的缺陷，令她在梆子井村抬不起头来。解放后，她因出色的劳动能力被选为“劳动模范”，还被乡长树为男女平等的先进典型，并号召人们向她学习，并将照顾村里烈军属与孤寡老人的任务交给了她。谁知一群年轻姑娘媳妇不愿与她干，原因是人们担心那些姑娘和她在一起也会传染上不生育的病症。这一可怕的传言几乎摧垮了梆子老太的生活勇气。此后，她开始注意某家媳妇是否会针线，某家媳妇是否开怀，希望能找到一个与她一样的女人，以证明她并非是孤立的存在。她因之与众人发生了误会，因之被人称为“盼人穷”。左的运动来临时，她成为阶级性、斗争性最强的人，成为左得人见人厌的可恶的老太太。妇女不会生育，这在传统观念很重的中国农村是一个巨大的不幸，这使梆子老太产生了畸形的心理，问题还在于这种畸形的心理又正好与不正常的政治环境相遇，使其成为一种完全变态的心理顽症，进而以恶的方式影响社会与他人的生活。这就不独是个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社会的、历史的悲哀。
1990年，《灞桥区民间文学集成》编撰完毕，面对书稿，陈忠实想到了生活在这块特殊方位上的乡民们的文化心理。他说：“在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注：《我说关中人》，《陈忠实文集》（5），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92—393页。）这些特有文化心理结构使得“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注：《关于〈白鹿原〉与李星的对话》，《陈忠实文集》（5），第431页。）这样，妇女、社会、时代、文化、心理、悲剧等因素被陈忠实痛切地在扭结在一起，成为他在历史的痼疾与现实的谬误中，反思中华文化，解剖中国历史与社会及其民族命运的支撑点，而这又在《白鹿原》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二、人物谱系及其意蕴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从《白鹿原》的人物谱系入手作一详细的阐明。在《白鹿原》中，陈忠实主要写了这几类人物：1.封建礼教的维护者：白嘉轩、朱先生、冷先生；2.封建礼教的牺牲品：A.做稳了的奴隶：鹿三；B.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田小娥、兆鹏媳妇、白孝文媳妇；3.封建势力与政治势力的结合者：田福贤；4.封建势力与政治恶势力的依附者：鹿子霖；5.封建礼教的污浊物：白孝文；6.推翻封建恶势力的先觉者：鹿兆鹏、白灵；7.推翻封建恶势力的目标不明者：黑娃、鹿兆海。他们构成了《白鹿原》的人物谱系，也蕴含了《白鹿原》的思想内涵。
先说第一类人物：封建礼教的维护者白嘉轩、朱先生、冷先生。
白嘉轩是封建的家长，他先后七次破财娶妻都只是为了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他办学堂，送子女上学，亲耕垄亩，身体力行，恪守封建的伦理道德和人生信条，是为了捍卫一个家长的权威与地位。他还是一个族长，他顽固地推行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残酷地绞杀着一切不符合封建族规的言行。孝文辱没族规，他严厉整饬；田小娥情欲难度，他残忍地惩处，直至田小娥死后建塔以镇“妖”。足见封建的文化幽灵是怎样的阴魂不散。白嘉轩偶尔也反封建，“谁再敢缠灵灵的脚，我就把谁的手砍掉”，惊天动地。白嘉轩性格的最光辉点是“交农事件”后，他称赞鹿三说：“你是人。”这也是他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可惜的是，这只是一闪念而已。
冷先生面对自己的女儿无爱的婚姻，冷面无情，要求其女儿宁可死去，也要恪守从一而终的古训，维护封建礼教的“尊严”，同田芳的父亲一样触目惊心。
说朱先生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一定会有不同意见。但是，我们不能忘了“把她（田小娥）的灰末装到瓷缸里封严封死，就埋在她的窑里，再给上面造一座塔。叫她永远不得出世”的恶语，就出自朱先生之口。同样，他坚定地维护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主张“房要小，地要少，养个黄牛慢慢搞”，是典型的以“义礼”压制和限制人欲的“中庸之道”。不错，朱先生禁烟，退兵，修县志，立乡约，赈灾济民，在国难当头之际，高呼民族兴亡，匹夫有责，意欲投笔从戎，甚至死后带有箴言性质的墓砖上都刻着：“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折腾到何日为止……”，这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民本思想所致。他不求仕宦，不闻世风，淡泊明志，则是道家出世思想的必然显现；作为一个关中大儒，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浸透在他的骨髓中。在这二者中，儒家的思想占据上风，儒家思想中，“中庸之道”又具核心地位。这一点，我们再从人们争论最多的焦点问题：“国共之争无是非”中得以解答。
兆鹏做出一副轻松玩笑的样子问：“先生，请你算一卦，预卜一下国共两党将来的结局如何？”朱先生莞尔一笑：“卖荞面的和卖饸饹的谁能赢了谁呢？二者源出一物喀！”兆鹏想申述一下，朱先生却竟自说下去：“我观‘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同小异，一家主张‘天下为公’，一家昌扬‘天下为共’，既然两家都以救国扶民为宗旨，合起来不就是‘天下为公共’吗？为啥合不到一块反倒弄得自相戕杀？公字和共字之争不过是想独立字典，卖荞面和卖饸饹的争斗也无非是为了独占集市！
国共之争，是非鲜明，朱先生岂能不知！但儒家的中庸哲学使他“内圣外王”，这与他不介入政治纷争的思想一脉相承。因此，朱先生不是在历史的潮流中，感应时代的洪流，而是信守儒学，维护旧义，使他既成为儒家文化的最后一位守望者，独行人，也成为儒家礼教的终结者。
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巴金笔下的觉新等，是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人物。但那多是“欲做奴隶而不可得”者，鹿三则是“做稳了的奴隶”。鹿三是有尊严且自信的劳动者，也是凭自己的诚实和出类拔萃的农技赢得东家充分信赖的长工。他和东家不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而是相互信任、充分理解、各尽职责的主仆关系。鹿三将主子白嘉轩视为“仁义之人”，白嘉轩也将鹿三视为同宗兄弟，一个“非正式的，但却不可或缺的”成员，而不是奴仆或奴才。他很真诚地称他为三哥，让孩子称鹿三为叔，鹿三对白嘉轩也不称主家，也不称掌柜，而是直呼其名，自然是官名白嘉轩。有事商议时，白嘉轩还将鹿三请到尊贵的座位上共商共讨。小说中白嘉轩被土匪打断的腰养好后，重新回到地里和鹿三一起耕地的情景，堪称描写主仆之间温情脉脉的绝妙之笔。
当鹿三犁过一遭在地头回犁调犍牛的时候，白嘉轩扔了拐杖，一把抓住犁把儿一手夺过鞭子，说：“三哥，你抽烟去！”鹿三嘴里大声憨气地嘀嗒着。“天短球得转不了几个来回黑咧！”最后还是无奈放下了鞭子和犁杖，很不情愿地蹲下来摸烟包。他照着白嘉轩把犁尖插进垄沟的一声吆喝，连忙奔上前去抓住犁杖：“嘉轩，你不敢犁地，你的腰……”白嘉轩拨开他的手，又一声吆喝：“得儿起！”犍牛拖着犁铧朝前走了。白嘉轩转过脸对鹿三大声说：“我想试一下！”鹿三手里攥着尚未装进烟末的烟袋跟着嘉轩并排儿走着，担心万一有个闪失。白嘉轩很不喜悦地说：“你跟在我旁边我不舒服。你走开你去抽你的烟！”鹿三无奈停住脚步，眼睛紧紧瞅着渐渐融进霞光里的白嘉轩，还攥着空烟袋记不起来装烟。（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种如亲人间的温情，似田园诗般的主仆关系，确乎不同寻常。问题也恰恰就在这里。中国的阶级关系往往被温情脉脉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所掩盖，统治阶级的思想不仅浸蚀于每一个统治者，而且也浸蚀于每一个被统治者，特别是没有文化的小农生产者，他们的麻痹和沉湎更令人痛心疾首。普通的劳动者鹿三心安理得地接受封建文化的奴役，死心蹋地地维护封建教义，不惜杀死儿媳以正伦理，封建礼教吃人的面目何等隐蔽，何等狰狞！
田小娥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出身于读书人家，模样也姣好。命运不济令她嫁给一个70岁的郭举人做妾，过着非人的生活。她与黑娃自然萌生了爱情，尽管这种爱情源于性爱，却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义理最有力的反抗。她被逐出门外，与黑娃回到原上，远离众人，过着虽贫贱却自由的生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摆脱被奴役被欺凌地位的基本的生活状况都被完全打碎。她先是不准入祠，后又意外地卷进了一场“风搅雪”的运动，失却了丈夫黑娃保护，重新沦为孤立无援、生计无门的女子。鹿子霖乘人之危加重了她苦难的生涯，白孝文情欲相悦将她推入了封建宗法社会的深渊。她为众人所憎恶，为众人所不容。问题不在于她这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破灭了自身的理想，而在于制造这一悲剧的是她的亲人——她的公公鹿三。她临死前那声惊恐、悲凄、绝望的呼喊“阿……大呀……”，不仅是田小娥个人凄婉的哀鸣，也是中国无数被礼教所吞噬的妇女的哀鸣。鹿三去杀田小娥并非受他人的指使，有学识又懂礼仪而且仪表堂堂的族长的继承者白孝文因田小娥而沦落到土壕里坐待野狗分尸，自己的儿子黑娃也因田小娥而落草为匪，其中的痛苦令鹿三不堪回首，仇恨灭杀之心自然滋生。田小娥作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心爱的黑娃的父亲会举刀杀她，她临终前的绝叫令人颤栗，也使鹿三脑海中的封建观念开始坍塌，并最终崩溃。听听田小娥借鹿三之口诉说的冤屈吧，这同样是一部血泪的控诉书！
“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秸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人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月。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就不敢去了。咋么着还不容让俺呢？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认，俺出你屋没拿一把米也没分一根蒿子棒棒儿，你咋么着还要拿梭镖刀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
至于兆鹏媳妇、白孝文媳妇至死没有赢得做人的权力，即使是仙草，又真正拥有多少做人的权力呢？
区分部书记和总乡约田福贤，不同于完全依附政治势力的职业党棍岳维山，他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他必然与封建势力及政治势力相结合。他心狠手辣，血腥镇压农协与农民运动，残暴地反攻倒算，以釜底抽薪、外松内紧以及感化的方式消解了村里的紧张氛围。他是统治阶级的帮凶，鱼肉人民、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是其本性。他最终难逃人民的惩处是历史的必然。而钻营权势的鹿子霖千方百计地依附于封建势力与政治势力，自觉地充当国民党统治在白鹿原上的忠实走狗，以卑劣的行径与白家相争斗。德行的龌龊，使他的结局罪有应得。
白孝文的堕落是封建文化的糟粕对人本性的腐蚀而导致的美质的泯灭与恶质的浮泛。他曾是白氏家族寄予厚望的继承人，知书达礼，非礼勿亲，俨然一副继任族长的派头。但在田小娥的诱骗下，他致糟糠之妻于不顾，嗜毒偷欢，败落家业，沦为乞丐。他与田小娥事发前和事发后的“不行”与“行”，深刻地喻示着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灵魂的桎梏。他后来的命运也是不测的历史留给人们的深思。
最后的二组对立人物是推翻封建恶势力的先觉者鹿兆鹏、白灵和推翻封建恶势力的目标不明者黑娃、鹿兆海。鹿兆鹏建立了白鹿原上第一个党支部，并始终在原上为推翻封建恶势力而坚韧斗争，几经挫折才获成功，说明封建恶势力的强大与顽固。与鹿兆海掷币决定入“共”的白灵，未曾料到自己会惨死在自己人的手里，而入“国”的鹿兆海同样也没想到报国的鸿志也是以悲剧告终。这种无奈与尴尬是历史真实的自然显现，也是作家反讽历史的艺术写照。
综上所述，从文化的角度，通过家族史的变迁，在历史的痼疾与现实的谬误中，反思百年历史，反思中华文化，思考民族命运，即再启蒙，是《白鹿原》的立意之本；而写出一个民族文化环境中的人的生活，人的历史，写出礼教吃人、政体腐败、民不聊生的悲剧境遇，再举反封建的大旗，进而透示出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征程尚远，是《白鹿原》的核心思想，也是《白鹿原》撼人心魄之所在。
收稿日期：1999—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