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伦理精神流变
潘 坤 王智垚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各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方案历经重大变迁。中国始终在坚持以全世界人民为中心的整体性发展的政治伦理精神主线上，紧扣时代主题变化和不同时期的国际国内矛盾演变，在制度伦理精神、交往伦理精神与生态伦理精神等各个维度不断流变，不断寻求最为合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方案。70年的历史发展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而是经由代代接力完善发展而成的，对全新的人类政治伦理文明累积贡献出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伦理；整体性发展；中国经验；中国智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的历代领导人审时度势，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这一主题，怀着忧患全人类共同命运前景的政治担当与情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初的“三个世界”划分，到改革开放初力主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21世纪的新安全观，再到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最终在十八大之后逐步丰富完善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方案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格局。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透射出耀眼而全新的政治伦理精神光芒。而从政治伦理维度上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却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本文力图通过系统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各个时期的事实上的各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版本，厘清70年间的流变特征，并提炼贯穿其中的政治伦理精神主线，这既关乎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追逐“世界梦”的精神引导，又涉及新型政治伦理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更有利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优化去增进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
一、“三个世界”划分下的亚非拉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
1974年2月，毛泽东主席以综合国力为标准，创造性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并明确指出中国是属于第三世界序列。相对于二战之后以美苏为主导所形成的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标准来区分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序列，“三个世界”中的每一个世界其实都涵盖了两大阵营中的国家。这就说明“三个世界”的划分突破了既有的意识形态约束与制度选择局限，暗含了从国家利益出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草创。不可否认的是，当时与中国同在第三世界的国家几乎均为亚非拉国家，二战后的阵营分裂、国家实力的巨大落差以及发展境况的极不均衡，致使这一划分其实受到一种潜在的敌对思维和对抗情愫支配，此时毛泽东主要是在针对第三世界国家层面，在事实上倡导了一种主要是在亚非拉之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在“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之下，毛泽东认为，中国应该以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石。他反对当时世界上把美国、苏联、中国称为“大三角”的说法，指出“我们有另一个三角，叫作亚、非、拉”① 迟爱萍：《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演变》，《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 。毛泽东特别指出：“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84页。 这种“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标准的设定，赋予了第三世界作为反对霸权统一战线设想的政治弹性，甚至可以将第二世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民族独立国家‘组织’在新的‘合作平台’之上”③ 姜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彰显出一种突破国域和阵营的，为弱小国家的人类命运而积极运筹谋划的政治伦理精神。
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源头来看，可以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外交工作的理念与实践。在1955年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当出现争议不同社会制度问题时，周恩来便援引亚非人民共同命运的理念来说服与会者，呼吁彼此间应增加相互了解尊重，倡导亚非国家之间发扬“求大同，存小异”的交往伦理精神，以及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予以存而不论的制度伦理精神，并将其集中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予以重申表达。在上述理念的指引下，亚非会议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重点援助广大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并尤其注重与非洲国家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其间毛泽东还亲自决策援助修建了“坦赞铁路”。单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就先后与13个非洲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自1963年起，中国陆续向5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派出了医疗队，累计派出医务人员1万多名。一系列对第三世界援建援助工作的持续开展，既深刻地改观了相关国家的落后经济社会面貌，加深了彼此间的友谊和情感，又在第三世界中传递彰显出毛泽东所倡导的那种在国家建设中“向自然进军”，勇于征服和改造自然界的生态伦理精神。
二、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进各国平等参与全人类命运进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巨变开启了新旧格局交替的历史大转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为了维护和扩张自身的利益，率先鼓吹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以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为范本的所谓国际新秩序。其实质用心是试图由一个或几个西方大国主导，将全人类命运进程纳入到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秩序轨道之中。在这种霸权主义思维的支配下，某些西方国家常常借口所谓“人权高于主权”来干涉他国内政，还曾对中国自主处理在北京发生的动乱事件予以所谓经济制裁的蛮横干涉，也曾频频采用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手段损害别国主权甚至侵犯别国领土，致使地区摩擦冲突不断，严重威胁全人类和平安全的命运进程。面对这种极不公正合理的国际旧秩序，邓小平同志立足中国国情针锋相对地主张国格是人格的前提和基础，主权高于人权，旗帜鲜明地倡导应该重构国际秩序，即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准则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④ 邓小平曾在1988年12月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 甘地时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国际新秩序的核心要义在于杜绝那种试图以某国或几国模式支配全人类制度选择和命运抉择的做法，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0页。 具体说来，就是不计较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差异及其由此形成的历史恩怨，以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为基础，以平等互利为国家经济交往的准绳，各国共同努力构建形成“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 的人类命运新秩序。单就中国自身而言，邓小平则明确主张，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应被动地接受国际新秩序的构建,而是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努力成为未来的一极，积极参与建立新秩序，正如他曾深刻阐述的，“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 由此可见，邓小平的国际新秩序构建主张，就其政治伦理精神内核来看，可以概括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平等参与全人类命运进程的精神。
在制度伦理精神维度上，邓小平则是明确地主张彻底放下制度差异的历史包袱，清晰地认识到“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② 《邓小平年谱( 1975 - 1997)》(下)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97 页。 彰显出一种直面未来，一视同仁的制度选择长期共存精神。在对外交往的国际关系处置方面，而早在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就指出：“几十年的国际关系实践证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 足见其交往伦理精神仍然是承袭并长期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平等精神。而早在改革开放前，邓小平就意识到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事，而是全体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1974年8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刚果友好代表团时就指出，“我们国家的污染问题没有欧洲、日本和美国那么严重，但也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污染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要真正的治理必须要各个国家通力合作。”④ 陈琼珍：《邓小平生态治理思想及其当代启示》，《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8年第3期。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积极参与缔结国际生态保护公约等，为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解决贡献中国力量和发挥中国作用，彰显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早已经具备的，对于世界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将对人类生存发展的约束性高度关注并负责的生态伦理精神。
三、倡导全人类命运与共的新安全观，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主政时期，与时俱进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建设理念，倡导以“五个统筹”推进人与自然、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是离不开世界的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的那样，“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⑤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6页。 世界的不和谐体现在国家关系之间的不安宁，人类总体命运仍然没有一个公正合理的发展前景。而“国家间的关系同领导和决策人物的意识形态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⑥ 相蓝欣：《传统与对外关系—— 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6页。 ，作为对于不和谐的人类境遇的积极回应，胡锦涛同志将国内的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理念推演到全世界范围。于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首次提出了“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⑦ 胡锦涛：《与时俱进,继往开来,构筑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人民日报》2005年4月23日。 的主张，并于同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系统阐述了“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⑧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 新理念。作为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崭新世界观，“和谐世界”是在继承和发扬之前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的相关政治理念基础上，提出的一种蕴含为全人类谋求公正合理的、和谐发展命运前景的政治伦理精神的人类世界发展新理念。
锁定“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⑥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页。 的奋斗目标，新安全观积极倡导以对话协商合作来解决国家间争端；而在各国制度和道路选择方面，江泽民同志则明确主张“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⑦ 《江泽民文选》（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40 页。 ，在交往伦理和制度伦理层面都彰显出一种国际层面的民主化精神。此外，新安全观绝不是局限于军事武装意义上的单纯的国防安全观，而是涵盖各个人类发展命运领域的普遍安全观，这一点尤为鲜明地体现在新安全观对自然生态和环境资源问题的重视上。针对发达国家应担负的自然生态责任，江泽民同志曾谈到，“发达国家对其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是欠了债的，理所应当地应对环境保护做出更大贡献。”① 《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80页。 这无疑是对全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的历史与现实责任的实事求是评价，但却绝不意味着逃避和推卸责任，恰恰相反，江泽民主张，“这些全球性问题的逐步解决，不仅要靠各国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国际上的相互配合和密切合作。”② 《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80页。 针对发展中国家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责任，则明确提出，“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即‘南南合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③ 《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02页。 而对于中国自身，江泽民曾代表中国郑重地向全世界承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愿意在公平、公正、合理的基础上，承担与我国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促进全球环境和发展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④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95页。 由此可见，新安全观蕴含了一种无论国家大小强弱，一律从实际出发担负保护自然生态资源的责任，实现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精神。
四、以“和谐世界”理念引领迈向更加公正合理的人类命运前景
新旧世纪之交的世界在多极化迅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诸如核扩散、艾滋病泛滥、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猖獗、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和人口膨胀等多种挑战，全人类正身处于军事安全、生命安全、环境安全、健康安全和发展安全的多重威胁之中。从破解上述危机的问题意识入手，中国立足于实现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和国际安全的立场，对比分析了当时的各种战略力量并吸收了一些理论分析，在1999年3月由江泽民同志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以“普遍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⑤ 新安全观：1999 年3月26日，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了《推进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的讲话，更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内涵。他说：“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 。所谓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主张以互信为基础，以互利为目的，以平等为保证，以合作为方式，推动国际关系进一步向民主化发展，从根本上减少不安全因素,维护全人类命运发展的平衡和稳定。新安全观的提出，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新世纪来临之际，站在对全人类未来发展充分负责的战略高度，忧患全人类命运与共的发展前景的政治伦理担当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充分确认“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7日。 的大前提下，习近平总书记准确地把握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的时代脉搏，指出中国既处于“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的和平发展大势之中，但与此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尤其是面临着诸如“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⑤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等人类命运的共同挑战。自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伦理情怀，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首提“命运共同体”，又先后提出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并于2015年9月28日，在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一般性辩论上，首次系统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支柱。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国际国内多个重要政治场合，相继提出了“网络空间安全共同体”“核安全共同体”等多种具体建构主张。随着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从形成到发展再到逐步完善，不仅清晰凸显出从国与国——区域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演进路线，更涵盖了政治、安全、发展、文明、生态、网络空间等多个领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设想的层次井然、内涵丰富，且实现了相互关联，相互贯通，各有侧重。而从政治伦理角度予以审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为鲜明地凸显了“以全世界人民为中心的整体性发展”精神主旨，并围绕该主旨形成了包括生态伦理精神、交往伦理精神和制度伦理精神在内的一整套政治伦理精神系统。
优质研究型人文医院的打造是一个宏伟的目标，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去实现。韩光曙创新性地提出近期发展“一二三”战略。其中，“一个中心”，即优质研究型人文医（强）院；“二条线路”，即学科建设和内涵建设，其中学科助推医院登峰，内涵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底线；“三个重点”，即成为人文医院、智慧医院、达标医院。
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政治伦理精神
“和谐世界”理念在制度层面上，集中体现为积极推进对外合作的制度建设，全面参与构建国际合作规则，一方面，当时中国主动地参与现有的国际合作制度及国际地区事务，认真履行国际责任，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修订。另一方面，中国倡导并建立了包括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各个层次和各种类型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可见，以民主、多样、共赢制度共建展开和谐合作，各自以自身力量主动积极推动全人类命运迈向公平公正合理的和谐发展制度化轨道，这是“和谐世界”理念的制度伦理精神。在交往伦理层面上，则是继续秉持江泽民时期的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政治伦理精神，主张“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人民日报》2011 年9月7 日。 。胡锦涛时期对于生态环境等自然因素的和谐发展高度重视，“和谐世界”理念则以全人类更加公正合理的命运前景为共同视野,充分借鉴了别国的绿色政治思维， 倡议并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 对于当时正确处理国际间的利益纠纷,为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寻求国际大背景大有帮助。“和谐世界”理念也就此在生态伦理维度上凸显出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以全人类视野解决生态危机的政治伦理精神。
再次，加强专业管理知识储备，协调多方力量，提高工作效率、专业水平和职业能力。医学留学生辅导员除了要对医学知识有所了解外，还要学习专业管理知识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教育法规等，同时还要学习好教育部门、外交部门和公安部门等各部门的相关文件及精神。加强理论知识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各方面协调能力、组织和策划学生活动的能力以及预防和处理突发事件能力。
围绕“以全世界人民为中心的整体性发展”这一精神主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反对那种基于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无度索取与肆意破坏的发展路子，但与此同时，也不是以一种绝对生态主义的观念，将所谓自然资源的保护凌驾于人类发展的福祉之上。“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①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故而，在生态伦理精神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透射出一种基于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代际平等可持续发展精神。在国际外交方面，习近平总书记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时，主张“世界的前途命运必须由各国共同掌握”②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 而具体在论及各国外交关系的处理原则与处置方式时，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最多的就是“协商”二字，强调“涉及大家的事情要由各国共同商量来办”③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人民日报》2015年3月28日。 ，旗帜鲜明地反对那种一国独大或实行任何形式的几个国家集团联盟的寡头方式来主导人类命运进程，主张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④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新路；在应对国际纷争分歧时，“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⑤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不同类型的国家关系处理方面，主张“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⑥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据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交往伦理精神可以概括为：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既反对少数政治主体的专政，也反对多数政治主体的暴政，倡导平等交往以及责任、利益和安全相统一的一种商谈伦理精神。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交往伦理精神，又必然逻辑庚续地体现为一种制度伦理精神：即多元共存理念下的各制度体制的正当性、自主性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⑦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 ，因此“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⑧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
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无疑首先指认了这样一个基本理念：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逻辑上和现实上都是首先依靠中国人民自己，并实现发展成果由全国人民共享。但中国人民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人民的发展，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也离不开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世界梦”，反之亦然。故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⑥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 ，“中国梦同亚非人民及其他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⑦ 习近平：《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人民日报》2015年4月23日。 。因此，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虽然在狭义上是指以中国人民为中心，但在广义上却无疑应该涵盖全世界人民。而以全世界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同时又是一种整体性发展思维，这首先表现为横向意义上的整体性发展，具体到横向地理空间维度上，是基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角度要求实现共同发展与和谐发展，从发展成果的终端归宿来看，就意味着中国的开放式发展最终要惠及各方，要“让发展成果为各国人民共享”⑧ 习近平：《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人民日报》2015年9月27日。 ，“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⑨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具体到横向国际的社会系统共有要素或公共领域角度上，则要求实现协调发展，即构成全人类社会系统的诸要素如经济、政治、安全、生态等的全面和相对均衡的发展进步，也就是要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⑩ 习近平：《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 。此外，以全世界人民为中心的整体性发展还表现为纵向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思维，也就是要求基于人类只有“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的生存与发展境域共识，实现全人类代际间或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可持续发展。从政治伦理角度来看，只有实现历代各国人民的均等发展才是真正持久公平的整体性发展，才是真正对全世界人民高度负责、对历史和未来高度负责的整体性发展。
模型的准确程度与拟颗粒的大小密切相关，拟颗粒越小，颗粒越多，计算结果越准确，但工作量也就越大，计算能力是该模型发展的一个重要限制。气体拟颗粒在流动过程中不断破裂、混合，是瞬时性的，拟合时人为确定，局限于理想状况，目前发展还不成熟。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伦理流变特征与逻辑主线
总体来看，虽然党的十九大才正式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基于致力寻求最为合理的人类共同命运发展方案的精神努力，各个历史时期的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提出过，各种不断创新发展的相关方案版本。其中既有一脉相承的原则目标，又有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具体来看，虽然随着时代主题的判断变化，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演变转化，中国共产党人各个时期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设计均有内涵和外延的调整与创新，但从曾经的争取自身生存发展权为主导的设计思维，逐步转变为担负全人类命运前景的政治伦理担当，应该是理解其发展演化的关键线索。而毋庸置疑的是，追求和平与发展是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设计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正义的理念延续性是其中的逻辑主线，实现国际秩序公平正义是其中的关键价值理念，而追求全人类命运与共的整体性发展则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政治伦理精神，围绕这一精神主线的制度伦理精神、交往伦理精神和生态伦理精神构成其系统性的政治伦理精神体系，而这一政治伦理精神系统必将对未来人类全新的政治伦理文明的演进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
When analyzing the results of revascularization,depending on the degree of ischemia according to Fontein-Pokrovsky classification,the complicated course of the postoperative period prevailed in cases of critical ischemia [Table 5].
中图分类号： D6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2019）04—0026—06
基金项目：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伦理精神研究”（项目号：19YJC71003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潘 坤，男，法学博士，四川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原理与现实研究。
王智垚，男，四川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研究。
[责任编辑：谢雨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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