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标准书号应用综述
——规范应用中国标准书号，促进行业信息化建设
◎文/王庚梅 中国版本图书馆
中国标准书号是国际标准书号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国际标准书号缘起于为了满足图书流通以及计算机仓储管理，而发展起来的统一编码。就像我们的身份证号一样，它是每一本书(专题出版物)的“身份证号码”。世界上的图书数以亿计，浩如烟海。正因为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代码—国际标准书号，才避免了流通秩序的混乱，使整个出版发行业能够有序发展。
一、国际标准书号的发展历程
上世纪6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进步，欧洲的图书发行商提出，希望实现仓储的计算机化管理。英国惠特克(J.Whitaker & Sons)公司及美国鲍克(R. R. Bowker)公司分别推出了各自的图书编号系统。在此基础上，国际标准化组织第46技术委员会(ISO/TC 46)成立工作组调研在国际图书贸易中采用国际标准书号的可行性，取得一致意见后开始着手制定国际标准。
1970年ISO 2108《国际标准书号》(ISBN：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颁布。1972年国际ISBN中心在德国成立，由德国普鲁士文化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加入ISBN体系的各国家或地区，成立代理机构，由国际ISBN中心分配组区号，并按照国际标准规定开展工作。此后国际标准在1978年和1992年分别进行了两次不涉及结构变化的修订。
1980年，国际ISBN中心与欧洲物品编码组织(EAN)签署协议后，以图书作为一个整体获取了EAN码的使用权。自此，以条码为表现形式，借助自动识别技术，国际标准书号可以实现被机器自动识别。
经过30多年运行，由于新媒体大量涌现，印刷的出版物及电子出版物和其他非印刷出版物越来越多地使用ISBN标识，国际标准书号原有结构可使用容量越来越少，迫切需要扩容，修订成为多年以后仍然具有包容力的、13位标识符的标识标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启示着我们当下治国理政的新探索。沈壮海和刘水静就认为，重民、尚公、贵和、尊德、行健、化新等为政理念，包含着中华民族传统治国智慧的精华，反映着许多治国理政的“古今共通之理”，是新时代治国理政应当认真梳理、积极开掘的慧思之源。〔5〕
2005年国际标准书号修订成为第四版，这是自国际标准颁布以来，变化最大的一次。机构管理方式和国际标准书号结构都有了很大变化。国际标准书号结构由10位升为13位。普鲁士文化基金会决定自2006年3月起不再给予经济支持。国际代理机构从成立之初的德国搬到到英国， 由原来对各国、各地区的ISBN代理机构不收取费用，改为每年收取会费，以维持国际ISBN中心的正常运营。会费由国际ISBN中心按照国家或地区国民人均收入和出版营业额两个变量核算。国际ISBN中心与各国家或地区代理机构签订合约，约定权利与义务。
前一段时间，原料价格波动较大，各大生产厂家一直没能有准确的冬储报价，但随着磷复肥会议的召开，复合肥冬储政策和价格都将逐渐浮出水面。各大经销商表示还是很期待的，毕竟冬储市场弃之可惜。
同蒙脱石伴生的常见其他黏土矿物有伊利石、高岭石、凹凸棒石、埃洛石、绿泥石、水铝英石以及一些间层黏土矿物，伴生的非黏土矿物有石英、长石、沸石、石膏、方解石、黄铁矿、氧化铁矿物及岩屑等，一些资源还伴生一定量的可溶盐。按蒙脱石层间可交换的阳离子类型又分为钙基、钠基、氢基、铝基蒙脱石，也俗称钙基膨润土、钠基膨润土等，其中钙基膨润土占到总储量的80%以上。多种矿物含量构成及蒙脱石微细结构的差异，使各地的膨润土物理化学性质有显著不同，也为多领域应用提供了可能。
二、中国标准书号的发展历程
(1)同一种图书改换书名、版式、封面出版者，需申请新的中国标准书号。
由于我国自1956年沿用的全国统一书号有图书分类标识，这个标识极大的方便了我国出版发行业及图书情报业进行手工分类、编目、建卡，因此为了满足出版发行以及图书馆行业当时的需求，1987年实施的第一版中国标准书号结构上采用“国际标准书号加分类种次号”，分类种次号由图书所属学科的分类号和该类号下的种次号两段组成，中间用中圆点隔开。
示例：
2002年，在第一版中国标准书号使用了15年之后进行了
基因芯片中的DNA探针可与荧光标记的细菌16S rRNA基因或抗生素耐药性基因中特异性片段杂交，确定细菌的种类及耐药性基因。目前的基因芯片技术有PhyloChip和HuGChip两种，已覆盖大部分人类微生物，因此理论上可用于PJI的诊断；而且也可定制包含常见PJI病原菌及其相关毒力因子基因的芯片，使其诊断效率更快、成本更低［28］。在一项直接比较16S rRNA基因芯片技术与PCR焦磷酸测序技术描述口腔微生物特征的研究中，结果显示两种技术对常见细菌的诊断效率均较高，但对于不常见的微生物种类，焦磷酸测序技术的诊断范围和敏感性由于基因芯片技术更好［29］。
第一次修订，此次修订的最大变化是拿掉了中国标准书号后面的分类种次号，结构上等同采用国际标准书号作为中国标准书号。
2006年，根据国际标准书号修订内容，中国标准书号启动第二次修订，修订后的中国标准书号结构上与国际标准书号一致。 标准修订后中国标准书号由标识符“ISBN”和13位数字组成。其中13位数字分为5部分。
示例：
12枚编号限量发行的Arceau“RobeduSoir”腕表将当代马赛克嵌花工艺与爱马仕玩味十足的创意世界巧妙融合。
2009年，书号实名申领信息系统上线。出版单位在线实
名提交申领中国标准书号信息，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在线时实审核。书号实名申领的实现,极大的缩短了申请流程，提高了审核效率，在发放书号条码的同时，收集了出版物元数据信息,为出版行业大数据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标准书号结构及元数据要求
修订后中国标准书号数字的第一部分是EAN·UCC前缀，是由国际EAN·UCC产品编码系统提供的3位产品标识编码。由国际ISBN中心向国际EAN组织申请获得，目前是978、979。
(2)产品形式有变化则必须申领新的中国标准书号。产品形式包括：尺寸、装帧、载体和/或数据格式。
中国标准书号数字的第三部分是出版者号，代表组区内具体的出版者。其长度为2-6位，由中国ISBN中心根据出版者预期出版量分配，最大预期出版量的出版者分配出版者号位数少。
中国标准书号数字的第四部分是出版序号。代表一个具体出版者出版的具体出版物。由各出版机构管理并按序申请。由于国际标准书号采用13位结构。去掉3位EAN-UCC前缀，1位组区号以及1位校验位，出版者号加出版序号还剩8位。 出版者号位数少，出版序号可用容量就多。以2位的出版者号为例，其可用出版序号为6位，该出版者号内可用出版序号为0-999999，包含100万个出版序号。6位的出版者号，其可用出版序号为2位，该出版者号内可用出版序号为0-99，包含100个出版序号。
1.3 材料 米非司酮(5 mg/片)；米索前列醇(200 μg/片)；16号一次性无菌导尿管(双腔气囊型)。
第五部分校验码也是最后一位，采用模数10加权算法计算得出。
因此，美国在1906年成立了专门的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时制定了第一部食品法案《纯净食品与药物法案》。该食品法案为美国食品安全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美国以后的食品法案立法、食品药品管理政策制定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
为了便于全球出版物信息交流与共享。国际标准对ISBN元数据项予以明确规定。包含题名、作者、出版者、内容提要、定价等核心信息。中国标准书号国家标准修订时，在参考国际标准中元数据设计的前提下，还考虑了出版物生产复制、存储发行、物流配送、门店销售、馆藏借阅、信息服务等整个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信息检索和信息交换，新增了成品尺寸、发行范围、读者对象等信息, 具有广泛的通用性,尤其适应于图书行业的电子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趋势。
综合上述分析，二维超声联合四维彩色多普勒超声对子宫占位性病变及子宫内膜癌术前临床分期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可为临床制定治疗方案提供参考性建议。
四、中国标准书号分配原则
中国标准书号分配的核心原则就是唯一： 具体来说就是出版物内容及产品形式不变则书号始终不变
1.出版者号分配原则
不单卷销售(例如，每一卷都不单独出售的百科全书)的套书，为便于发行和处理退货，仍可每一卷使用一个中国标准书号。
where n is refractive index, which is related with λ. Therefore, the absorption coefficient, α, can be calculated from Eq. (4)[19],
2.出版序号分配原则
中国标准书号是图书能够快速交易的基础。因此其分配原则要充分考虑生产、复制以及图书馆等产业链各方的需求。既能方便快速地处理信息，又有助于供应链高效运行，使所有参与者都受益。
重新申请中国标准书号有以下几种情形：
早在1956年，我国就已经开始应用图书统一编码，是最早使用图书统一编码的国家之一。为了方便图书“走出去”，减少国际间的流通障碍，1982年我国加入国际ISBN组织。1986年1月根据《国际标准书号》(ISO 2108)制定了《中国标准书号》(GB/T 5795-1986)，并于1987年1月1日正式实施。
第二部分组区号由国际ISBN中心分配。代表国家、地区或语言区。我国的组区号为7。由于978前缀内可用容量不足，目前979已经开始分配。其中法国979-10、韩国979-11、意大利979-12已经开始使用。
(3)图书内容有较大变化(内容经过较大增删后出版为第二版)，为再版。需申领新的中国标准书号。
(4) 相同出版者，不同语种出版物需要使用不同的中国标准书号。
(5)联合出版物(由两个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图书)。
2010年，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首次出现了ISBN-A标识，意即将ISBN嵌入DOI标识数字出版物，为使用ISBN标识数字出版物做出了尝试。2017年国际标准书号第5版正式颁布，这一版标准修订重点完善在数字出版领域应用ISBN的条款。
出版者可以只申请一个中国标准书号；如果两个出版者均希望分配单独的中国标准书号，也是可行的，中国标准书号可以依次列印在版权记录页，但只有其中的一个中国标准书号以条形码的格式出现在出版物上。
(6)由多卷组成的出版物，应为出版物分配一个中国标准书号；如果该出版物的各卷可单独销售，每一卷也应有自己的中国标准书号；各卷的版本记录页应注明该卷的中国标准书号以及整套的中国标准书号。
根据按需分配的规则，年出版量在2000种以下的图书出版单位换发前缀时分配4位的出版者前缀，新增出版资质的图书出版单位分配5位前缀。音像电子出版单位按照出版量不同分别分配4-6位出版者前缀。
(7)用同一题名的出版物单独销售,也作为丛书之一向公众销售, 应视为两个不同的出版物，分配不同的中国标准书号。
我省目前在各大本科院校已经逐渐建立创客教育或创客工坊，但是专业资源整合模式不明显，高职院校的专业教育模式仍然是传统的校企合作培养模式，创新创业教育虽然已经逐步融入到专业课程建设中，但系统的创客培养模式还没有形成，需要构建以专业资源整合为背景的创客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在我国，2010年国内创客空间“新空间”在上海正式落户，创客运动在国内讯速发展起来，同时讯速影响到教育界。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深圳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立达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已经出现了创客团体，创客教育正在全国讯速发展壮大，但是专业资源整合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改进。
不申请新的中国标准书号有以下几种情形：
(1)仅仅修正打印错误等细微变化，不分配新书号。
(2)内容不变，仅仅是改变定价，不需申请新书号，需要申请带有附加码的条码。
(3)封面设计变化，不需申请新书号。仅指封面版式变化，和色调变化。
五、《中国标准书号》的应用促进行业信息规范管理
整个国际标准书号和中国标准书号的发展历程，就是技术进步催生市场需求，进而不断促进出版行业信息规范管理的一个过程。
中国标准书号的推广并借助书号实名申领信息系统实施，适应出版市场要求，有助于规范出版单位行为，规范出版物元数据信息，降低全行业的运作成本。依托信息化手段实现了标准在出版生产中的高效运用。
说完，我看到她脸上露出了惊愕的表情。我不是有意打击她，只是想让她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生活不会因为你是姑娘就对你笑脸相迎，即使作为一个女孩，也有努力的必要。
1.为市场流通提供统一的产品标识
无论是传统图书还是脱离固态载体的电子图书，因为有了中国标准书号这个唯一身份标识，可以形成有效信息流，从产品诞生、到市场流通、到终端用户，可以清晰明了地精准定位。为市场流通提供便利。
2.为政府管理与服务提供更准确高效的统计信息
随着我国出版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出版流程的不断调整，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出版产品形式越来越多样化，通过不断完善中国标准书号国家标准的标识细则，并加强对出版产品元数据信息的规范，有利于对出版产品信息的准确统计，可以实施有效行业信息分析，从而提升政府管理和市场服务水平。
3.为行业信息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书号标准的应用与发展，出版行业内部的管理逐步向数字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书号是出版社进行数字化管理的抓手。标准实施过程中对产品形态、流通渠道、版权管理等方面元数据信息的规范描述和要求，为出版、发行、图书馆等行业内外的数据共享、数据流通和数据监测提供良好规范的数据信息，为大数据时代的出版业发展和文化市场繁荣奠定良好的数据基础。
4.为出版产品走出去，进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便利。
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既有可获取海量信息的优势，又存在着资源不稳定、准确定位困难等现实，因此对资源定位和科学标识越来越成为出版产品传播和走出去的关键要素，中国标准书号国家标准在出版领域的应用为我国出版产品对外出口，进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结语
中国标准书号的应用在便利经贸往来、支撑产业发展、规范行业信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总书记曾提到：标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从中国古代的“车同轨、书同文”，到现代工业规模化生产，都是标准化的生动实践。世界需要标准协同发展，标准促进世界互联互通。
一开始，教练先带着我们做了一些准备活动，然后就开始玩起了游戏。游戏的规则是，将我们分为攻方和守方两队，攻方要想办法突破对方的防御，守方一定要坚守住自己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