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迄今为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一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取得伟大成功的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勇敢探索并取得巨大成效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风云变幻，丝毫也没有减弱它的光辉。但是，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的：“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①。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的实践，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②。怎样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的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说起来一句话，做起来可不简单，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得来是很不容易的，回顾这一探索并取得成功的过程，对于我们研究和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头三年，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解决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从1953年开始，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将中国革命比做一篇大文章，根据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民主主义革命是这篇文章的上篇，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这篇文章的下篇。当时，毛泽东曾准备用15年的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结果仅三年多就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比原来的设想大大提前，这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符合中国的实际，为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所欢迎和接受；另方面也是正当全国取得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挟雷霆之力，乘破竹之势，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得以连下三城。显然速度过快，工作也难免粗糙，本来需要花一段时间，通过细致的工作，巩固胜利的成果。可是，毛泽东有了新想法，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原来设想的那么困难，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也应该可以大大加快，广大群众具有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只要我们党加以引导，就无往而不胜。他对周恩来等人1956年的反冒进，表示不满，说成是右倾保守，就是由此而来。
由于经济文化的落后，也即毛泽东自己说的“一穷二白”，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不能不在许多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和距离。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还比较低；其次是还远不能做到生产资料的单一的公有制和完全的按劳分配；第三，不具备条件实行产品直接分配和全面的计划管理，取消不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第四，国家还必须保持，不仅不具备消亡的条件，由于敌对分子的破坏，外敌的入侵，还应该强化；第五，劳动者的共产主义觉悟还有待提高，知识文化水平偏低，文盲、半文盲还占相当的比重。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国家逐步消亡，生产资料实行社会所有制，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都不存在，全社会计划管理，个人获得全面发展，社会由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阶段，逐步过渡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阶段。对照之下，这些差异和距离是十分明显的，这就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难度非常大的问题。
唯物史观认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下，人类社会沿着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方向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或一般规律。这已为人类过去的全部历史所证明。但在20世纪初期和中期，出现了苏联、中国等一批新型国家，它们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之上，而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却拥有先进的生产力。这是在普遍规律中出现的特殊现象。它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丰富多采。但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要求社会主义必须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在各方面显示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具有优越性，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在与资本主义长期对立中共存，并最后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
苏联建国和开始社会主义的实践，比我们早三十多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中国的国情，与苏联比较，有许多不同，但中国的经济文化比苏联还落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难度比苏联还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没有照搬苏联的做法，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但我们建国以后经济建设，由于缺乏经验，尤其是如何实现工业化，更是缺乏知识、技术和管理办法，不能不向苏联学习。虽然毛泽东在一开始就注意到要避免犯教条主义错误，多次提醒要重视过去革命根据地创造的许多宝贵经验，但当时风气是照搬苏联的体制和模式，多少有点邯郸学步，毛泽东的提示一时之间改变不了这种盲目学习苏联的状况。同时，我们那时与美、英等西方国家交往很少，它们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恢复时期，日子并不美妙，不久，因朝鲜战争爆发，又处于敌对状态，我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其实，在50年代初，苏联经济的发展已相当困难，斯大林不得不公开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在1956年初召开的苏共20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冲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爆发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并在国际上引起了帝国主义的反共浪潮。针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从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利益出发，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但同时认为，揭开斯大林的盖子，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我们党，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解放被教条主义绳索束缚的思想，努力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两论》文章还有一个含义，就是批评赫鲁晓夫“家丑不应外扬”。斯大林有错误，苏联有问题，应该采取稳妥的步骤，关起门自己解决，不应引起那么大的震荡，斯大林与苏共历史密不可分，否定斯大林，也就把苏共、甚至苏联否定了，这就势必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既然苏联这一套制度与办法，在苏联自己国家都不灵，我们为什么还要学呢？从这时起，我们积极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开始进行大范围的调查研究，在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志和起点。既总结我国的经验，也鉴戒苏联的教训。认为“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同时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毛泽东及时发现苏联存在的问题，决心不走苏联的老路，有原则地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不能照搬，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还认为要正确处理各种经济关系和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和意见，无疑是正确的、清醒的，应该肯定的。反映他在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始的阶段，是对路的，富有成效的。毛泽东力图摆脱和摒弃苏联的模式，是他英明之处，但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办法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却是他的一大失误。大跃进，是相信如战争时期和革命年代那样，同样可以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把经济搞上去；人民公社化，是相信用不断改变和提高生产关系中所有制的性质和层次，就可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二者都是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过于相信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天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完全违反了他自己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问题，先后暴露出来以后，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予以纠正，如降低计划指标，压缩建设规模，调整比例关系，坚持等价交换，退还平调财物，改变所有制基础，等等。但在党内有人要求一步认识和改正错误时，却不能客观、冷静地对待，反而认定为是有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予以批判，这就使错误得不到纠正，而进一步扩大。加上对当时国际上的反共浪潮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某些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并把它相互联系起来，使原先就认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认识，逐步发展到要以阶段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程度，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就使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误入歧途。
毛泽东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有对有错，有功有过。用自愿的原则引导农民、手工业者走合作化的道路，用赎买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不照搬苏联的经验，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并由此而确定的若干原则和方针，都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在实践中也获得了明显的成功，这都说明，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走了很大一段路程。
但是，毛泽东过于自信，急于求成，脱离生产力实际水平和群众觉悟程度而组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顾土地改革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事实，而仍然坚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直至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党和国家搞乱，把正常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搞乱，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乱，尤其把人们的思想搞乱，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毛泽东在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曾加了一段话，说“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很不幸，毛泽东自己何尝又不是如此。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及其造成的灾难，给人们以深刻的反思。1976年，毛泽东病逝，“四人帮”倒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高举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勇敢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和“两个凡是”的错误，支持由《光明日报》发起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拨正历史的航向，决心“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
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在这个报告的思想指导下，会议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这次会议的公报明确指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次会议的精神，后来概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的基本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建国前三十年代的遵义会议，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伟大转折一样，是建国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伟大转折。这次转折表现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思想僵化，转到全面改革；从封闭状态，转到对外开放，这是一场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革命的新起点。以这次会议为标志，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已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而真正走上了康庄大道，更表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已经确立。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早在50年代中期，当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的时候，邓小平就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他在1956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一文中，就曾强调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原则，“必须研究本国的特点”。在《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一文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后，主要的任务已转向“搞建设”。并且提醒人们，“建设中暴露出来的严重缺点，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来，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倾向，当值得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的”。在1962年《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讲话中，大胆地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在论述中，为了把问题说透彻，他引证了一句四川话，“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实际是告诉我们，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不要那么多条条框框，清规戒律，这是用形象的语言，来表述必须要实事求是的思想，让广大干部和群众容易理解和掌握。后来“四人帮”把它说成机会主义思想，这完全是诬蔑和歪曲。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和文章，反映了他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间，对在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进行了积极的酝酿和认真的思索，并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和正确的主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975年，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混乱复杂的形势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提出在安定团结的前提下，以整顿为纲，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后来邓小平曾说，整顿，实际上是改革，不过当时没有用改革这两个字。这段话的精神，与当前说的“稳定、改革、发展”，是基本一致的。根据邓小平当时许多讲话精神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指出：归根结底，我们要以生产力标准作为区别真马克思主义与假马克思主义、真干革命与假干革命、真干社会主义与假干社会主义的“标准”。这就不仅有力地揭露了“四人帮”及其一伙假马克思主义、假干革命、假干社会主义的丑恶面貌，而且坚持和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邓小平1975年领导的这次全整顿，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进行的一次广泛演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邓小平在1979年初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会议上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的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认为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第一是底子薄，第二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接着，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系统总结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十条经验，表明在邓小平指导下我们党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和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经过三中全会以来这几年的拨乱反正和具体实践，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正式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是邓小平对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的科学总结，也是第一次明确表述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
从1982年到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总结了这五年间从实践中获得的新收获、新经验和新认识，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六条长远指导方针，并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阐述了十二个科学理论观点，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从而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
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四大，即从1987年到1992年，这一理论在实践中逐步充实和发展。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设》，将上述基本观点和基本实践概括为十二条原则。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的重要谈话，进一步论述改革和发展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下半年，党的十四大，将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条。整个理论，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其主要之点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实行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建设和发展市场经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立足之点，等等，所有这些，说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日趋成熟，形成体系。诚如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十四年来，社会主义在新中国的新局面和新成就，更使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认识到，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十余年来，一直为理论界所关注。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积极参与了毛泽东时代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分享了那个时期胜利的欢乐和挫折的痛苦，这期间的成功，有邓小平的一份贡献；失败，也有一份责任。当然，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受到冲击、迫害，又当别论。说到失败中的责任，他自己也不回避，有一次在回顾大跃进的问题时就曾说，当时自己没有提出反对，不要把责任推给毛泽东一个人。表现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坦荡胸怀。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带头人，邓小平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在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成果和遭受的挫折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原则，既继承了毛泽东的正确部分，又摒弃了他的错误部分，更发展了许多新的内容。邓小平自己曾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一段话，充分说明邓小平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上，表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总揽全局的政治智慧和开拓创新的辩证精神。
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得到全国人民和全党同志的拥护和赞成，并在实践中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仍然有一些人担心个体经济的发展和三资企业的建立，会冲击社会主义的根基，担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会造成两极分化，说到底，也就是害怕资本主义复辟。当然，不能说这种可能性可以绝对排除，但更不能说注定如此。列宁在苏联建国初期，就曾经批评过这种观点，认为，如果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不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只有利用资本主义为反对我们而创造的材料，才能建立社会主义；我们应当利用这一切来建立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③“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④。据此，列宁主张学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管理经验，利用它们的技术、知识、资金，实行租让制，搞国家资本主义。为了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列宁还准备“拿出几亿以至几十亿的资财”作代价⑤。强调“谁要学习，谁就得交学费”。并且尖锐地批评“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
⑥。可惜，列宁谢世太早，他的这些正确主张和意见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实践，这是苏联的遗憾，也使我们失去借鉴的机会。去年十一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发表，通过大规模的宣传和学习，有利于我们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只要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把握和贯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消除种种偏向、疑虑和担心，就一定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快更好。
与此同时，也有人借改革开放之机，希望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文艺界、理论界的精神污染现象，1986年冬的部分学生闹事，1989年春夏之交的全国一些地区动乱和北京暴乱，都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对此，邓小平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这些年来，前后经过三次的斗争党的两任总书记也因此而下台，才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平息下去。邓小平预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这告诉我们，决不能丧失警惕。
针对这种担心我们发展资本主义和希望我们发展资本主义这样“左”、右两方面的状况，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排除“左”与右的干扰，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从而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取得巨大的胜利，并在继续进行伟大的实践。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时期内，我们始终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总结新的经验，以便丰富、完善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这一理论更有力地指导实践，一直达到胜利的彼岸。
凡引证毛泽东、邓小平的话，均见《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未一一作注，请谅。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3页。
②《列宁全集》第4卷第104页。
③《列宁全集》第35卷第416页。
④《列宁全集》第3卷第511页。
⑤《列宁全集》第41卷第61页。
⑥《列宁全集》第34卷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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