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开发的外资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资论文,西部开发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加快西部开发已经成为中国决策者的强烈共识，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发展前景，也为世界各国投资者，包括港澳台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
目前，西部地区既存在发展的动力不足，缺乏新的投资来源和技术来源，又存在改革的动力不足，形成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缺乏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因此，加快西部大开发，需要积极吸引外资，在市场准入等方面实行优先开放，建设开放型的经济，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对发达国家开放和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对国有经济开放和对非国有经济开放，对物质、技术开放和对观念、思想开放。并在更大的范围内实行“四个两”战略，即两种资源——国内、国际资源；两种市场——国内、国际市场；两种技术——国内、国际技术；两种资本——国内、国际资本。
下面，就如何加快西部开发的外资政策选择问题谈几点意见。
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以“市场换投资”、“市场换技术”，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并从集中在制造业为主的开放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全国开放
首先向国内开放市场，进而面向国际市场开放，要充分利用进入WTO的过渡期，将西部地区一些长期保护、高度垄断、已形成既得利益的部门优先开放。例如：优先开放金融、保险（不包括资本市场）、电信（包括电子邮件、电子信息、数据交换、传真服务等）、石油勘探开发、天然气开发、计算机制造、电力生产等部门；开放旅游服务业；开放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业、文化业、体育业、出版业；开放交通运输业，包括港口建设、空运、内河航运、管道运输、公路运输等；开放建筑业，包括公共建设项目。这些行业是目前中国和西部最大的投资和服务市场。通过引进外资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采取收购、改组、改造、结盟或转让股权和资产等多种形式，鼓励、吸引内外资进入西部，参与资源开发和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外资投向高技术产业、环保产业等新兴产业；进一步放宽对外资企业的外资比例、国产化比例、外汇平衡等方面的限制；外资投产企业在境内贷款与国内企业享受同等待遇。简化外资审批程序，除少数特种行业外，大部分行业应将审批制改为登记制和备案制，为外商提供优质服务，提供制度功能，从而降低投资者和企业的外部成本和交易成本，减少它们在市场竞争中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促进国内统一市场形成。促进各种要素自由流动，从而有助于利用西部的比较优势。鼓励国内各类企业出口，对一等进出口规模的企业赋予外贸经营权，进一步简化出国和进出口环节管理手续。我国西部边境线长，相对邻国仍具有竞争优势，应充分利用边贸，进一步对东南亚、南亚、中亚地区开放，发展经贸关系。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临近，区域开放的优势在减弱，产业开放成为对外开放的主流。开放为各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开放也使产业的发展面临更大的竞争和压力。西部地区经济要以产业开放推动产业升级，大力发展产业比较优势。要在产业开放中把握产业发展的趋势，了解优势产业的定位，确定产业发展的方向，制定产业发展的政策。产业开放首先是在优势产业领域中实行开放，以促使优势产业逐步发展成为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由区域开放适时转向产业开放，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并在竞争中提高优势产业的水平，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进而优化经济结构。
接受并推行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
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这种自由化政策主要是指接受并推行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谨慎地接受和有步骤地实施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尽管广泛的自由化已经成为全球性趋势，但是在经历了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发现谨慎地实行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国家相当重要。但这并不表明中国要放慢自由化的进程，尤其是广大中西部地区，恰恰是要加快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速度，为应对加入WTO后的经济形势新变化创造条件。
所谓投资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进长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促进市场竞争原则。通过减少或消除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取消市场准入限制，减少市场扭曲，促进市场竞争。所有的国家都有一些领域不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发达国家的限制领域主要是在自然资源开采业和某些特定服务业，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自由化领域主要集中在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或某些先进技术导向型产业，近年来也逐步扩大到服务业和自然资源开采业。中国的投资自由化程度虽大大高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但却比发达国家的水平低得多。为此必须进一步放松对外资准入的限制，可以优先在西部地区实施开放，加快对许多早先限制外资进入的服务业和自然资源开采业的开放步伐，例如，航空运输、零售贸易、对外贸易、银行、保险、会计、审计、法律服务、贵重金属的开采与冶炼、钢铁和其它稀有金属矿产资源的勘探、开采与加工等等。此外，外国直接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采用国际通行的公司登记制度等方法，鼓励外资进入能源、交通、通讯、自来水供应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
二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外国投资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例如内资企业所得税实行33%税率，而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浦东新区实行15%的税率，在经济特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沿海开放城市老市区、沿江开放城市老市区、经济开发老市区、边境对外开放城市、内陆对外开放城市老市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实行24%的税率，对外资企业还有“一免两减”、“两免三减”、“五免五减”以及“再投资退税”、“预提所得税减免”等政策，在进口税收方面对外资企业有“投资总额内进口的机器设备免减进口税收”、“为生产出口产品进口原材料免征进口税”的政策。另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严禁对各类外资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停止对外资企业业征收高于内资企业的收费标准；实行统一的内外资企业财务制度；对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允许外资企业像内资企业一样能够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允许外资企业用汇的兑付和利润、资本的自由汇出；简化外资企业注册登记手续，实行“一步到位”的作法。针对各类生产要素的跨国境流动、配置和组合以及跨国公司的无国界化特征，应当把外资企业视为国内企业(domestic enterprises)，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登记的企业，应与民族企业(nation enterprises)一视同仁，为他们提供公平待遇、公平竞争的法律保护、管理条例和相关政策，并增加信息的透明度。
三是提供制度保护原则。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相应的竞争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资和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效应。具体包括制定市场竞争规则，良好的金融服务和谨慎的银行监督，保护知识产权，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制定适当的保健、消费和环境保护标准以及劳工保护标准，推行与国际接轨的会计制度、统计报表制度等。
无论是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还是提高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效率，关键是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在此意义上，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所谓贸易自由化就是彻底放弃进口替代政策和保护主义政策，促进和强化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取消各种贸易障碍，吸引国外资金，加速技术引进、转移和扩散，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第一，进一步降低进口商品关税税率，取消各种关税贸易壁垒，诸如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出口补贴、抵消关税（如出口退税）、繁杂的检查手续和制度等等。今后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商品外，应逐步取消大部分进口商品配额和许可证管理。
第二，允许外国企业进入中国竞争性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除少数自然垄断行业之外，不应再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市场准入和经营做各种限制。在取消市场准入审批、部件国产化要求、国内和出口销售比例、外商投资资本金比例限制等方面，可以优先在西部地区试行新的办法。研究表明，影响外商投资四个重要因素是：一是地区的市场容量、基础设施水平、劳动力教育水平以及地理区位。为了加快西部开发，缩小地区差距，中央政府应当制定新的规定，积极帮助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发展基础设施，开发人力资源，增加吸引力。本着“雪中送炭”的原则，将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的优惠贷款全部或绝大部分用于中西部地区。
第三，逐步取消对各种技术进口限制，对进口高技术产品和设备实行零关税，鼓励国内企业引进国外已发明的成熟的面向市场的技术，也鼓励国内企业和科研单位出口成熟技术。注意保护国内与国外的知识产权，采用国际技术标准和质量标准。
第四，稳定外汇汇率水平，逐步向可自由兑换的汇率制度过渡，允许外商企业和内资企业进入外汇调剂市场，促进国内外资金流动。
第五，逐步向国际市场商品价格过渡，沟通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联系，同时也要严厉打击黑市交易与走私交易。
贸易自由化的目的不仅是要促进商品、资金、技术、信息和劳动力要素在国际国内市场范围内的流动，而且要引入市场经济和国际竞争机制，使西部开发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国内专业分工和经济全球化，使西部地区经济融入到世界经济国际化的潮流之中。
实行跨国公司友好型政策，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如果说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那么跨国公司则是这种动力的载体。目前世界上共有35000多家跨国公司，其海外子公司多达17万个，总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1/3，世界贸易的2/3，直接投资的70%和技术转让及民用技术研究与开发的80%。目前世界上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掌握着全球3.1万亿美元资产，占世界跨国界FDI的50%。这100家跨国公司中，美国占了32家，其余部分主要分布在西欧和日本。因此，今后吸引欧美日跨国公司资本将是西部吸引外资的重点，特别是重庆、成都、兰州、西安、昆明等条件相对较好的大中型城市应把吸引世界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直供配送中心、人员培训基地作为新的重点。
吸引跨国公司是中国和西部获取全球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来源，也是西部缩小与东部和发达国家知识与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几乎所有的跨国投资都与某种形式的技术转移联系在一起。通过引进技术含量较高的资本货物和加工工业，并高效率地作用；引进长期收入弹性较高的新产品，使符合需求的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在东道国产出中的比重增加，改善出口商品结构，保持东道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长期竞争力。跨国公司还有可能在东道国安排一些研究和开发项目，培训当地高级技术人才，提高东道国的技术开发能力。这些途径都能有效地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大型跨国公司是全球知识创新的主导者，其散布于全球的生产活动大大促进了知识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因此，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善待跨国公司，把吸引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与西部和中国相对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互补性优势结合起来。吸引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于西部，并发展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后项联系，鼓励与本地区著名的大企业联盟，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这是西部开发最好的吸引外资策略。具体途径包括：吸引跨国公司投资于高技术产业，例如计算机、计算机部件、软件开发和生物技术，政府优先为这些专门学科领域（例如电信软件或者半导体设计）的R&D提供人力资源保证；鼓励现有投资者转向更加复杂的技术，建立、提升其在当地的科技R&D活动；发展具有高质量基础设施的工业园区，吸引高技术跨国投资者；吸引跨国公司进入自然资源加工领域，增加本地区以资源为基础的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利用在本地区经营的跨国公司吸引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供应商的投资；改变竞争环境和现有的激励结构，促进世界水平的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应用，实行贸易自由化制度，促进出口；提供有关外国和本地技术资源的信息，改善本地企业获得技术的途径，鼓励本地企业同跨国公司的技术联盟，对其R&D及成果的开发提供财政优惠，发展本地企业、包括高技术公司的产业链和网络以及企业在机会市场(niche market)的活动，吸引知识密集型的FDI。
当跨国公司获得西部地区市场的投资权力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使其不仅认识到自身的经济利益，也同时认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将社会责任与自身利益结合在一起并视为公司利益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包括：鼓励跨国公司对中国西部开发作出积极的贡献，支持跨国公司在西部拓展业务，与本地公司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境内创造财富和高级职位，并把这些财富和就业机会留在西部；鼓励跨国公司履行社会与法律所规定的义务，接受银行和工商管理部门的监督；鼓励跨国公司在西部设立R&D中心，允许这些中心申请和竞争国家R&D基金、公益性科研资助以及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鼓励跨国公司在西部从事环境保护、健康与安全服务；鼓励跨国公司的企业文化在西部生根和本地化；鼓励跨国公司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社区。
发挥人力资源开发对吸收外资的重要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在推行人力资源开发方面所起的作用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人力资源开发会对吸引外资产生重要影响。国际经验表明，享有基本教育和拥有基本技能、文化的人力资源储备，符合私营部门需要的国民教育计划，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而调整的劳动大军的教育计划，会增强一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
就西部而言，开发人力资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义，因为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也是中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大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实行直接影响FDI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远程教育、电视教育、把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作为各级政府最优先的发展目标和核心政策；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为求职者提供就业信息，并要求外资企业招聘人员信息公开化；鼓励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增加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优先建立社会保障体制，为下岗职工、失业者、退休者提供社会安全网；设立西部公共卫生专项资金，投资于人民健康，为全体人口提供基本的卫生服务，使其至少达到公共服务卫生的最低标准；优先帮助西部地区重建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优先帮助西部地区解决农村人口饮用水设施，并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项目；增加国家对西部地区计划生育经费专项投入，鼓励少数民族控制人口增长，为其提供更为方便的计划生育公共服务；加大对非贫困县的贫困人口的财政援助，改善贫困村贫困户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增加对西部的扶贫资金，改革扶贫资金分配和使用方式，发挥NGO的作用；在逐步解决“收入贫困”过程中逐步解决“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文化贫困”问题。
上述作法是一个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与政府政策推进的人力资源开发的互动过程。前者的发展可以创造对西部丰富人力资源的需求，而人力资源改善也可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进外资企业的蓬勃发展。尽管政府与外资的目标与重点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在开发西部人力资源这一点上，两者找到了适宜的结合点，并可望通过其相互间的交互作用，推动西部开发走上可持续的增长与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