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国学教育及价值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学论文,民国时期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教育界悄然掀起了一场国学教育运动，在大中小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随即引起了一场声势颇大、旷日持久的纷争。几十年后的今天，应当如何看待这一场国学教育运动，它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什么值得反思的问题。本文试对这一场国学教育运动的价值从一个新的视角做出新的解读。
一、国学教育运动的形成
国学教育运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是必然的。清末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中国传统的“中学”多少占有一席之地，在如林般的新学中，特地设置“存古学堂”以保存国粹。民国初年，蔡元培对清末教育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经学在大学被五马分尸，在中小学干脆被取消，直接导致袁世凯政府掀起一股复古倒退的逆流。新文化运动中一大批留学欧美的学生归国，并在教育界的影响迅速扩大；伴随着杜威、罗素、孟禄、柏克赫斯特、推士等欧美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来华，欧美教育在中国的影响如日中天。以“壬戌学制”的颁布为标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教育在中国教育界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从这一段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来看，教育上每每向前推进一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教育就发生膨胀，中国传统文化的地盘就失落一部分。非但如此，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很多人士看来，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分崩离析，社会道德沦丧，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各种社会矛盾加剧——这些表象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有着直接关联。
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这些怪象，使一部分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教育家、文化名流忧心忡忡。五四以后，人们由担心逐渐转而采取行动挽救国学，藉以缓解上述纠缠在一起复杂棘手的社会矛盾。1922年北京大学筹设的研究所中开辟了国学门，1925年清华学校等国立大学创建研究院国学门或传统文化研究和教育的机构。紧接着，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岭南大学等教会大学，也相继设立了研究国学的专门机构。这些国学研究机构的成立，表明精英知识阶层已经注意到了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拯救国学的问题，但影响的圈子还比较小。
在教育界产生广泛影响的事件是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的调查考察。南京国民政府鉴于美国教育对中国至深至巨的影响，遂请第三者——以欧洲国家为主体的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① 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于1931年9月30日抵达上海，先后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河北定县、浙江杭州、江苏无锡、苏州、镇江和广东广州等地考察教育。十二月中旬结束。1932年12月，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报告书《中国教育之改进》由国立编译馆翻译出版，戴传贤、朱家骅分别为该书作序。“报告书”指出：“外国文明对于中国之现代化是必要的，但机械的模仿却是危险的。”极力主张中国的教育应构筑在中国固有的文化基础上，对外来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影响，抨击甚力：“现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即为一群人所造成的某种外国文化的特殊趋势，不论此趋势来自美国、法国、德国，或其他国家。影响最大的，要推美国。中国有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只晓得摹仿美国生活的外表，而不了解美国主义系产生于美国所特有的情状，与中国的迥不相同。”还深刻地挑明：“中国为一文化久长的国家。如一个国家而牺牲它历史上整个的文化，未有不蒙着重大的祸害。”②
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调查时间虽短，但报告书《中国教育之改进》却能切中时弊，道出了人们十分忧虑痛心疾首而又无从下手解决的问题，因而与孟禄、推土等美国教育家、科学家在中国的调研相比，影响的力度、深度和广度明显大得多③，“在教育界引起广泛注意”④。以后中国教育界出现的国学教育运动，诸如广东、湖南的中小学读经、几家国学专修馆的诞生，乃至于江西的“新生活运动”中某些复古性质的“四维八德”等教育内容的再次粉墨登场，都与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的考察和报告书《中国教育之改进》的出版有着前因后果的关系。最直接的影响是给无锡国学专修馆以极大的鼓舞。无锡国专创办于20年代初，请国学大师唐文治为馆长。唐文治宣布“以救正人心，复兴中国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为本”的讲学宗旨。⑤ 后来略变办学宗旨，改为“研究本国历代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唐文治长国专最为欣慰的是，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代表唐克尔·培根参观后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来中国看过很多学校，读的是洋装书，用的是洋笔，充满洋气。这里才看到纯粹中国文化的学校，才看到线装书和毛笔杆。”并予以高度评价：“贵校为研究‘国学’之最高学府，负有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与普通学校之使命不同。”⑥ 稍后，《国专季刊》对此事还有详细报道，使得无锡国专师生踌躇满志，均以“继绝学”自命，“痛旧道德之沦丧，新文化似是而非”，“深愿以淑人心，扶世道，救中国”。⑦
正因为如此，现代中国国学教育运动兴起是有其复杂的外部原因和深刻内部原因的。
二、国学教育实施举措
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教育界、学术界人士，掀起国学教育的声势，使社会认识到推行国学教育绝不是包装，不是作秀，其指归在于使国学教育得到落实，深入到学校的课堂，进入到学生使用的书本，整合进学生的知识结构中去。教育界、学术界人士边实施边探索，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国学教育推行举措。
（一）创办国学教育机构
要使得一项事业得以兴盛，就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督导推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掀起的国学教育运动，第一个专门机构当推无锡国学专修馆。1920年冬，唐文治因目疾加深，辞去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的职务，回到无锡寓所。其时，浙江有识之士施省之发起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聘请唐文治为馆长，授徒讲学。此举正合唐文治之意，欣然应允。随即在无锡、上海、南京三地招生，第一次招生报名者便达近千人之多，最终仅录取24人，另有6名附额备取生。 次年迁到城内学前街尊经阁新址。后来规模逐渐扩大，乃更名为无锡国学专门学院，1929年又改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先后请来国内名流陈石遗、钱基博、顾实、陈鼎忠、冯振、王遽常、吕思勉、周谷城、周予同、蔡尚思、张世禄、朱东润、夏承焘等任教授，并请章太炎等大师来校讲学。⑧
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报告书《中国教育之改进》公开出版后，河南河洛国学专修馆于1933年春在洛阳老城集道街创办。学董有刘雪亚、张钫、李筱兰等，聘请许鼎臣任馆长（后由杨思温继任），主讲有周维新、阎永仁、叶连三等，均为清末举人。这是河南国学方面最优秀的阵容：许鼎臣谈经说道，沿失溯孔，时人推为“中州儒宗”。周维新是洛阳有名的书法家，虽苍颜皓发，但步履矍铄，每日助临鹅池，掖修勤勉，从不惜分秒。阎永仁须眉霜白，童颜失丹，少年中举，曾游学日本，抵掌谈天下事，学贯中西，主讲《周易》、《近思录》，兼训小学篆刻，诚为多才多艺之人。他的讲学，吸引来了政界、军界要员来听讲。而叶连三的讲学，泛经涉史，纵论诸子百家，善于钩玄阐微，捉影刻形，时人谓：“听叶老先生一席课，可以打开自修万卷书窗。”⑨ 七七事变后，洛阳遭日机轰炸，河洛国学专修馆解散。
独立的国学教育机构仅发现这两家，除此之外，一些大学也创设了国学教育机构。金陵大学于1934年开设国学特别研究班，招收研究生。国学大师黄侃为研究生设计了《说文》、《尔雅》、《广韵》、《文选》及《文心雕龙》、“唐人经疏释诸经辞例辑述”、“樊南四六评”和“《新唐书》列传评文”8门课程。张宏生、丁帆主编的《走近南大》中程千帆的《黄季刚老师逸事》一文对黄侃有颇中肯的评价，说黄侃“发表著作是对祖国文化负责，不是为了个人名利”；到了晚年，“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还是经常深切地关怀着”。许多大学多在文学院的国文系、史学系中加设国学课程，藉以培养国学人才。
（二）开展国学研究
国学教育运动深入的标志之一，是国学研究不仅面铺得较广，而且将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国学研究深入的表征是机构比较普遍地建立起来，并推出了一大批有力度的研究成果。
民国时期第一个国学研究机构当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蔡元培1912年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教育总长后，将经学支离到哲学、国文、史学、政治诸部门，实际上取消了经学。将近10年后的1921年11月28日，他向北京大学评议会提出《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获得通过。次年1月，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他自己担任委员会委员长。委员包括顾孟余、沈兼士、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另聘请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为研究所导师。研究方向集中在考古研究、歌谣研究、风俗调查、明清档案整理、方言调查等若干很有发展前景的新学科。1923年底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概略》中报告成绩如下：罗镛《尹文子校释》、张煦《公孙龙子注》和《老子校注》、段颐《黄河变迁考》、容庚《金文编》、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蔡元培校长很看重这些成果，认为这是中国大学教育走向成熟的标志——大学的职责不仅是教书育人，还要进行科学研究。1932年，研究所国学门改称研究院文史部，1934年又更名为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后学校辗转湖南长沙、云南昆明办学，抗战胜利后北归，文科研究所依然是北京大学学术实力最为雄厚的“金字招牌”。⑩
清华学校研究院设立比北京大学晚三年。但有趣的是，同北京大学一样，也是“先开办国学一门”。为什么两校都对国学情有独钟呢？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说：“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11) 其实，这是原因之一，关心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挽救中国文化亦为设立国学研究门的动机之一。
几所综合性质的国立大学，均或者设立独立的国学研究机构，或者在文学院国文系、史学系中设立国学、中国文化性质的研究机构。
教会大学在30年代也形成了国学研究热。据陶飞亚、吴梓明的研究，金陵大学设立了中国文化研究所、齐鲁大学设立了国学研究所、华西协合大学设立了国学研究所，燕京大学、岭南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中大学等都设立了中国文化研究所。辅仁大学国学系在该校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国学成为整个辅仁大学研究的重点。(12)
为了制造国学教育和研究的声势，营造国学教育和研究的气氛，教育界、学术界创办了一批国学研究方面的期刊杂志。如《国学丛刊》（1923）、《人文》（1930）、《国学汇编》（1931）、《现代学术》 （1931）、《禹贡半月刊》（1934）、《文哲月刊》（1935）、《史学集刊》（1936）、《论学》（1937）、《国学》（1937）等。各学校的学报也都是反映国学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
（三）普通中学中课程渗透
仅是大学精英层进行国学教育和国学研究，对中国文化发展似不能产生至深至巨的影响。有鉴于此，教育界、学术界设法将国学通过渗透的办法镶嵌入中学的课程，使中学生对国学有所了解，使中国文化对绝大多数人们的为人处事产生一定影响，不致数典忘祖。于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普通中学的课程虽没有“国学”字样，却有大量的内容出现其中。
南京金陵中学初中在必读书目中有《孟子》、《曾文正公家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而在选读书目中，《三国志》、《历代史略》、《清朝全史》、《古诗源》等书应选读两种；高中必读《水浒传》、《儒林外史》、《论语》、《大学》、《中庸》、《左传》、《诗经》、《史记》、《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国学必读》、《书目答问》（张之洞）等，选读书目分6组， 各组中至少要选读一种。如甲组中有《易经》、《书经》、《礼记》、《周礼正义》、《春秋公羊解诂》、《春秋谷梁传》和《经学通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文字学讲授中国文字起源与变迁（殷墟文字、金文、古文、籀文、小篆、隶书、楷书等）、六书造字和训诂等；中国哲学史讲授东周以前的文化及儒家、墨家、道家、名家、法家哲学，还有历代思想和哲学等。上海大同中学的选修课中有一门国学概论供学生选择。夏丏尊为浙江春晖中学学生开列的“学生课余阅读书目”中有《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论衡》、《史通》、《文史通义》、《文心雕龙》、《通鉴辑览》、《古诗源》、《唐诗》、《宋词》、《元曲》等。(13) 国学无疑在普通中学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四）开展中小学读经运动
教育界、学术界部分人士认为，仅通过渗透办法还不足以引起人们对国学的重视，亦难收到预期的效果，湖南和广东两省遂发起中小学读经，并因此一石击起千层浪，招来一个个重型炸弹的轰炸，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国学教育运动及稍后的文化本位讨论，1931年的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来华考察，与蒋介石在江西进行“新生活运动”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而“新生活运动”与湘粤的读经运动，又有着密切的联系。1935年4月，湖南省主席何键通令全省中小学实行读经，并派省政府委员曹典球编著读经教材。当年5月6日，广东明德社开办“学术研究班”，轮训第一集团军政训人员，以《孝经》、《四书》、“群经大义”、宋明理学为研究科目。6月8日，陈济棠还来到研究班讲授《明德要义》，鼓吹尊孔读经。当月，明德社又开办学海书院，聘张东荪为院长，招收大学毕业生入书院读经。(14)
湘粤的读经举措，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广州中山大学学生发起驱逐提倡读经的中文系主任古直；《教育杂志》第25卷第5期出版“读经问题”专号，72 位专家就中小学读经问题各抒己见，一时间沸沸扬扬，舆论莫衷一是。
三、国学教育运动的评价
国学教育运动在内忧外患中起于青萍之末，直到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国学教育运动评价的文字极为少见。即使是《中国教育之改进》公开发表后，国学教育运动的评价文字也只是集中在中小学读经问题上，而读经问题只是国学教育运动中的一个问题，而非整个国学教育问题。那么，应当如何评价这场持续了近20年的国学教育运动呢？
第一，国学教育运动的评价不能与它所处的时代剥离开来。国学教育运动的兴起，与现代中国教育界、学术界同仁救国、救文化是分不开的。蔡元培、唐文治、王国维、陈寅恪等一大批感时忧世有着深刻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教育界名流，眼见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文化的失落，痛心疾首，极力挽救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偏颇，既要保证中国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又要保留中国文化特色。他们所持的信念无疑是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中国的现代化决不是西方化，决不是美国化。中国文化的西方化、美国化现象，绝不是他们想看到的。因而要弘扬国学，弘扬民族精神。对此，林砺儒早在1935年就已经明确给予了肯定：“处国难严重当中，要振作民族精神，而恢复普通学校读经，这一点挽救民族颓丧的热忱，我十分承认。”(15) 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中国的国学教育运动，就是一场深刻的爱国运动。这一点是评价国学教育运动时必须予以正视的。
第二，中国学生确实需要了解中国文化，作为中国人要了解国学。自从中华民国初年实施“壬子·癸丑学制”（1912—1913），尤其是“壬戌学制”（1922）以来，中小学生几乎没有与中国文化接触的机会。从北京第一实验小学1922—1928年间的课程看，6年间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公民科、国语、数学、历史（含地理）、理科及英语、体育、图画、乐歌等。其中的历史第一学年为“家庭学校的设置和自身的关系”，和理科一起占全学年总学时的11％；第二学年讲授“关于乡土的实地观察及故事谈话”，与理科一起占全学年总学时的12％；第三学年内容相同，“但范围较广程度较深”，明确占全学年总学时的4％；第四学年讲授“本国史事要略”，占5％；第五学年讲授“本国开化史”，占7％；第六学年讲授“与本国有关系的世界史”、“本国开化史”，占7％。(16) 根据苏州实验小学1932年各级学科时间支配表来看，该校各年级开设的课程有文学、阅书、缀法、书法、算术、常识、工艺、美术、音乐、体育、早操、谈话和选科等课程，(17) 并无与国学直接相关的课程。如果到中学仍不接触国学的话，将来数典忘祖简直是毫无疑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读点经书，尤其是中学读点经书，并不是一件坏事。叶圣陶将读经与读外语进行了一番比较，说：“小学生读外国语，在上海是很通行的，最简陋的‘弄堂学校’里也列有英语的科目。……他们艳羡那些‘洋行买办江白度’，以为‘江白度’的条件是能说外国语，便奉外国语为绝顶重要的科目，父诏其子，师勉其弟，‘你要用心把外国语读通才好啊，否则便不能伺候你的外国主人’。”九一八以后，各地学校添设日语科，“他们的动机都由于兵法上所谓‘知己知彼’么？我们不甚相信。至少有一小部分存着预备伺候外国主人的想头吧。”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外语学得顶呱呱，顶好的结果就是多培养几个“江白度”。(18)
第三，培养了一大批国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才。现代中国从中学开始实施国学教育，在中学时期便打下了国学基础，为他们以后进入大学，进入专门国学研究领域作好了准备。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燕京大学成长起来的国学人才，主要有杨志玖、杨廷福、孙楷第、方豪、容肇祖、容庚、单士元、台静农、方国瑜、姚从吾、陈述、杨殿珣、张长弓、陈乐素、翁独健、郑天挺、韩儒林等。陈垣长辅仁大学，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大批国学人才在辅仁成长，并走向全国各地和海外，成为20世纪研究和发展中国历史文化的一支精干队伍，其中有柴德赓、启功、牟润孙、史树青、史念海、刘乃和、周祖谟、郭预衡、来新夏、赵光贤、王新民等。南方的无锡国学专修馆也是桃李芬芳，人才辈出，20年代有唐兰、吴其昌、王遽常、蒋天枢、钱仲联、朱星、周振甫等；三四十年代有蒋祖怡、徐兴业、鲍正鹄、郑学韬、马茂元、冯其庸等。他们为中国文化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四，推出了一大批国学研究成果。在国学教育运动中，教育界、学术界成立了国学研究机构，组建了一支专兼职的研究队伍，推出了一大批有一定力度的国学研究成果，发掘出了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向人们展示了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巨大价值，对于中国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央大学作为全国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除公开发行的《文史哲》、《社会科学》等大型季刊外，还负责主编数十种全国性学术刊物和丛书。武汉大学先后创办了《社会科学季刊》、《文哲季刊》，刊行了《武汉大学丛书》。刘博平完成了《声韵学表解》，谭戒甫出版了《墨经易解》等。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是现代中国国学研究的重镇，国学研究硕果累累。仅1922—1927年间研究所国学门编辑的专门刊物就有《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和《国学季刊》；整理出版了明清档案史料《要件陈列室目录》、《明季兵科题行稿摘要汇编》、《清九朝京省报销册目录》；古籍整理方面成书的有《封泥存真》、《甲骨刻辞》、《古明器图录》、《金石书目》、《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纂辑学术研究参考工具书有：《慧琳一切经音义引用书目录》、《艺文类聚引用书籍目录》、《太平御览引用书籍增订目录》等。(19) 1927年以后更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大丰收的时期，推出了丰硕的国学研究成果更不待言。
勿庸讳言，民国时期的国学教育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国学教育的功能估价太高。教育界、学术界的一些虔诚人士，认为国学是包医百病的万应灵丹。他们也看到社会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等现象，但却认为是人们对国学，尤其是对经学了解的贫乏所致。这里不去讨论他们对国学、经学出于对其功能的认识产生高昂的国学教育热情为政客所利用的问题，冷静地分析一下，国学、经学能不能挽救颓丧的道德呢？林砺儒在当时就曾指出，修习国学、经学对青年修养有一定益处，但“道德教育关键在社会环境及学校生活训练。如果社会环境好，成年人少做坏事，多少给少年儿童良好暗示，自然可栽培佳子弟。……学校里先生们能诚心训练学生，指导他们生活得法，也可收相当效果。至于多读点古训，纵有效果也甚微甚微”(20)。他的告诫利于人们正确认识国学、经学在“救人心”、“救民命”方面的作用，任何夸大或是漠视国学教育的功效，都是有害的。
开展国学教育、读经能否使国家振衰起微，弘扬国运呢？傅斯年曾写过一篇文章谈他的见解，胡适觉得傅斯年从历史等角度考察，甚有说服力，就在《独立评论》上转载。傅文指出了三项事实：“（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创业都不靠经学，而后来提倡经学之后，国力往往衰弱；汉唐宋明都是实例。（二）经学在过去的社会里，有装点门面之用，并没有修齐治平的功效；五经的势力在政治上远不如《贞观政要》，在宗教道德上远不如《太上感应篇》。（三）各个时代所谓经学，其实都只是每个时代的哲学；汉宋学者都只是用经学来附会他们自己的时代思想；我们在今日要想根据五经来造这时代哲学是办不到的了。”(21) 经学在过去未曾发挥出使国力强大、修齐治平的功效，在现代社会更不可能发挥出这样的功效。国学教育救国、读经救国在大敌当前都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也的确起着阻碍人民挽救国难的消极作用。有148位教育界、学术界人士签名的一篇文章指出，假如读经可以救国，那么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全是多事了”，李鸿章和张之洞早已大功告成了。“不错，中国民族必须有自信心，信赖我们的自立能力；我们不愿做帝国主义的奴隶，我们要从现在的次殖民地的政治局面挣扎出来，我们要完成民族解放的功业。但这一切，并不是憧憬于过去的光荣就可以成功的。一切破落户捧着废址上的残砖碎瓦，以为这就可以重建楼台，谁都知道只是一个愚妄的梦想！”(22) 给国学教育救国、读经救国论者当头棒喝！不过，他们都没有回答国学教育和读经救不了国，但是否有助于救国、治国和扬国威呢？
有必要指出的是，很多措辞激烈的言论发表的时间是在“九一八”以后，加之国学教育、读经为政客所利用，因而很难说不带几分情绪。事实上，国学教育虽然不能直接“救人心”，不能直接使国家振衰起微，但从长远看来，在时而拉“东洋车”，时而拉“西洋车”的中国建立有特色的中国文化，加强国学教育是有助于进行道德建设和中国文化建设的，对国家的繁荣富强，弘扬中国文化，提高中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是不无助益的。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现代中国教育与学术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注释：
① 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成员有柏林大学教授、前普鲁士教育部长柏刻、波兰教育部初等教育司长法尔斯基、法兰西大学教授郎吉梵、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叨尼、国际联盟秘书长窝尔特兹、国际文化合作社社长波内。
② 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中国教育之改进》，国立编译馆翻译1932版，第24、26页。
③ 20世纪20年代初，孟禄曾在中国进行教育调研，出版有《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一书；几年后，推士来华进行科学调研。
④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0页。
⑤ 陈其昌：《唐文治和国学专修馆》，《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页。
⑥ 转引自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2—93页。
⑦ 唐文治：《广思辨录序》，《国专月刊》1卷4号，1935年6月。
⑧ 陈其昌：《唐文治和国学专修馆》，《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171—172页。
⑨ 杨文正：《记河洛国学专修馆》，《河南文史资料》（第20辑）， 河南省政协文史办公室1986年印行，第36—37页。
⑩ 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11)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54页。
(12) 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182—221页。
(13) 据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市金陵中学》、《浙江省春晖中学》、《广东省广雅中学》、《上海市大同中学》、《成都市石室中学》、《天津市南开中学》、《厦门市集美中学》、《北京师大附中》和《北京四中》等所列之二三十年代的课程中，有大量国学方面的内容，此处不予赘述。
(14)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第320页。
(15) 林砺儒：《对于读经的意见》，《林砺儒文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93页。
(16)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58—61页。
(17) 《苏州市实验小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02页。
(18) 叶圣陶：《读经与读外国语》，《叶圣陶教育文集》（2），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页。
(19) 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6—227页。
(20) 林砺儒：《对于读经的意见》，《林砺儒文集》，第693页。
(21) 胡适：《读经评议》，《胡适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22) 《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上海书店1935年影印版，第4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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