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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理论
（一）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内涵。
1.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中产业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其基本含义可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是从“质”的角度动态地揭示产业间技术经济联系与联系方式不断发展变化的趋势，揭示经济发展过程的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中，起主导或支柱地位的产业部门的不断替代的规律及其他相应的“结构”效益。二是从“量”的角度静态的研究和分析一定时期内产业间联系与联系方式的技术经济数量比例关系。
产业结构升级是指在特定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资源条件下，按照一般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和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采取一定的措施，不断提高产业的结构层次和发展水平，以保证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一种经济活动。源于经济结构演变的历史分析提出的产业结构升级，一般蕴含两层含义：一是根据库兹涅茨的统计分析结果，指的是在发达国家的增长过程中，各个产业部门所表现出的类似的变动趋势，即第一产业（农业部门）的份额明显下降，第二产业（工业部门）的比重明显上升，第三产业（服务业部门）也略有上升。另一层含义则是指发生在工业部门内部的产业由低级向高级，由低劳动生产率向高劳动生产率，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发展变化过程。
2.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库兹涅茨运用统计方法，通过对国民生产总值及其组成部分的长期估量进行分析与研究，表明知识存量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变化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库兹涅茨对57个国家和地区中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主要部门在总产值中份额所进行的横截面考察的结果表明，不同产业部门产值份额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而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农业（包括林业、渔业和狩猎业）的份额与人均产值成反比关系，在整个产值中所占比重逐渐降低；第二、第三产业与人均产值成正比关系，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也逐渐增加（参见表1）。而且，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现代经济增长时期的总体增长率和生产结构变换率都比它们在现代化以前要高得多。因此，库兹涅茨强调，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产业结构变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资料来源：西蒙·库兹涅茨（1971）：《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1页。
鲁宾逊、钱纳里、费德等经济学家，通过对101个国家结构转变和影响结构转变的多种因素的深入而全面的分析基础上，揭示了经济结构转变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这不仅表现为不同收入水平上，经济结构的状况不同；而且表现为，经济结构的转变，特别是非均衡条件下（要素市场分割和调整滞后等）的结构转变，能够加速经济增长。钱纳里还特别强调指出：（1）结构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随发展水平而变动；（2）结构转变可以划分为不同阶段，在各阶段，不同部门、不同要素对增长贡献的相对重要性不同；（3）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增长过程具有实质性的区别，根本原因在于两者的结构关系不同；（4）结构转变对于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比对发达国家更为重要，因为发展中国家要素市场的非均衡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结构变化的余地也更大；（5）一些新兴工业国家非均衡条件下发生的结构转变以及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利用，是它们经济增长加速的两个主要原因。
3.产业结构升级与工业化发展的关系。一般认为，工业化是一个过程，其基本特征是：首先，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或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其次，在制造业或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费尔德曼和霍夫曼首先论证了工业化的不同阶段，资本品工业相对于消费品工业比重不断提高的趋势；费雪和克拉克分别提出了以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代表的产业结构演变三阶段和三次产业分类法。在产业结构演变的机理上，刘易斯等经济学家提出了劳动力资源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配置的“二元结构”理论，论述了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纳克斯、赫希曼等学者则分别提出了工业化发展的“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理论，提出了产业结构升级的不同战略。
罗斯托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先发展主导部门的工业化战略。他指出一个或几个新的制造业部门的迅速增长是经济转变的强有力的、核心的引擎，当旧的主导部门减退时，新的主导部门便会诞生。因此，工业化实质上是部门不平衡的增长过程，工业化阶段的更替表现为主导部门次序的变化（参见表2）。
钱纳里等学者借助多国模型，按照人均GDP的变化将经济增长过程划分为六个时期和三个阶段，并对工业化过程中的结构变动的一般特征作了全面归纳和分析。国内一些学者据此思路，研究了工业化不同阶段和不同时期对应的三次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工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特征（参见表3）。
4.不同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要素。根据钱纳里的研究，在产业结构变化的各个阶段，不同部门、不同要素对增长贡献的相对重要性也不同。
工业化初期阶段已经完成了初级产品生产阶段的初步积累，机器工业开始代替手工劳动。总量矛盾居于突出地位，有限的资源中很大部分要用于生活消费，可供投资的经济剩余较少，工业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力投入，方式是劳动力大量从配置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其发展大致上呈数量型的外延扩张，建立和发展的工业部门大都是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轻纺工业，目的是追求总量迅速增长。相应的在生产要素投入中，体力劳动投入比例仍最大，但开始下降，资本投入比例开始上升；体力劳动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仍最大，但资本投入所做的贡献不断上升，技术投入所做的贡献最小（参见表4）。
工业化中期阶段结构问题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一方面，社会经济剩余大为增加，资本积累量已达到一定程度，初始时期的资源结构得到很大改善，建立并发展规模经济产业，中间产品增加和生产迂回程度提高，基础瓶颈类重化工业因为所需的巨额资金逐渐具备，资本投入取代劳动力投入，成为第一位贡献来源，而规模经济成为又一个重要的增长贡献来源。另一方面，随着工业结构重工业化的开始，在重工业中的能源和原材料工业的地位不断上升的同时，初期阶段的需求结构也逐步转向“追求方便和功能的阶段”，从初始以生活必需品为主逐步转向耐用消费品，相应地产业结构在需求的拉动下也逐步向耐用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工业品工业倾斜，主导产业变更为电力、钢铁、能源、石化、造船等基础性重化工业，而这类产业的主要特征就是资本密集，故这一阶段劳动的产出弹性减小，资本的产出弹性增大。总体上说，这一阶段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动加快，资金密集的基础类重化产业在国民收入形成上占比越来越大，经济增长中各要素的贡献率的高低依次是资本投入、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和劳动力投入。
工业化后期阶段可用于工业投资的经济剩余持续大幅度增加，资本逐渐充裕，剩余农业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同时工业部门对农业部门的依赖进一步下降，相应地工业从基础类重化工业为中心的发展向以加工组装类重化工业为中心的演进，工业结构呈现“高加工度化”，技术进步逐步取代资本投入和规模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位贡献要素，其余依次为资本投入、规模经济、劳动力投入。与此同时，人们的消费选择空间大为扩展，对住宅、汽车、家用电器等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急剧增加，主导产业变更为收入弹性更高的机械电子工业，特别是其中的汽车和家用电器工业成为带头的主导产业。这类产业的主要特征是资本技术密集和规模经济，全要素生产率高低相当关键。
（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
1.发展时序：工业化先发与后发。先发国家是指发展起步较早、发展水平较高、发展阶段领先或超前的国家。后发国家是指发展起步较迟、发展水平较低、发展阶段落后的国家。从工业化先发与后发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来看，先发优势几乎是无可争议的（参见表5）。尽管工业化先发也存在劣势，但在现实中发展时序靠前的西欧、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无不已经走完了资本、技术和制度的积累过程，其经济社会结构（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和人口结构）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发展上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后发国家来说，却有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一是通过发挥后发优势加速经济发展，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跨越式发展；二是由于后发劣势的束缚使得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产业结构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问题是，为什么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后来居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但未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这一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了呢？应该说，尽管后发国家具有包括劳动、技术、制度以及结构等方面的优势，但它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需要在一定社会能力基础上发挥作用，是一个不断重复学习、积累和创造的过程，是不断模仿和创新的过程。因此，后发优势的存在和实现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后发劣势在已经形成的世界经济格局和经济秩序中却是绝对的、客观的和实在的。也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过程就是创造一切条件，变劣势为优势的过程。
2.发展战略：比较优势战略与赶超战略。比较优势战略，就是通过市场机制和经济的对外开放，由价格机制向国内生产者显示该国要素和商品的供求及相对稀缺性，并通过这些相对价格引导能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经济部门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实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政府的主要作用是为经济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赶超战略作为比较优势战略的替代物，是指采取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办法和以计划制度替代市场机制的制度安排，提高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突破资金稀缺的比较劣势对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制约，使资金密集型产业能够在极低的起点上得到发展并在短期内实现飞跃，进而使产业结构达到先行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战略（参见表6）。
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来看，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的模式路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渐进缓慢的发展道路，一个是跳跃式的发展道路。比较优势是由一国资源禀赋和交易条件所决定的静态优势，作为一种潜在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真正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是，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壁垒低，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入竞争，容易导致发展中的“合成谬误”。因此，单一采取比较优势战略是很难使一个国家跳出比较优势“陷阱”。由赶超战略所生成的产业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能够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而这种结构“跳跃”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演进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赶超战略相对于比较优势战略来说，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更为重要，尤其从长远来说更为明显。但赶超战略也很容易导致产业结构畸形发展，人民生活短期内恶化，企业由于过度保护缺乏竞争力等问题。
3.对外贸易：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进口替代”是指发展中国家通过主动发展某些工业制成品的生产，以替代过去对这些制成品的进口。这种模式同发展中国家保护具有战略意义的幼稚工业和实现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是一致的，它对于改变发展中国家对国外工业制成品的依赖，刺激民族工业的发展，拉动国内需求，改善外贸结构和外贸条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出口导向型”核心思想是根据国际比较利益的原则，使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通过扩大其有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以改善本国资源的配置，并通过出口结构的不断升级获得贸易利益和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来看，由于进口替代模式和出口导向模式的差别，二者是互相排斥的（参见表7）。但是由于二者都以具体产业的发展为基础，它们又是互相联系的。从实际情况看，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首先大都实行进口替代，即建立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只是当这些新兴工业部门在国内的发展遇到市场规模制约时，才开始实行出口导向模式，而且凡是出口导向比较成功的国家进口替代大都搞得较好。各发展中国家在转向出口导向后，不仅要扩大传统优势工业部门的产品出口，而且更重要的是依据动态比较优势原理，扩大具有潜在优势工业部门的产品出口，实现出口结构的升级。由于发展中国家潜在优势工业部门大多是发达国家已进入成熟阶段的工业部门，发展中国家只有完成对该工业部门的进口替代，才能促使发达国家的这些工业部门进入衰退阶段，也因此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新的出口导向产业。由此可见，不论在工业化的起始阶段，还是工业化的发展阶段，进口替代都是出口导向的基础。
4.政府干预：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可以区分为“功能性产业政策”和“选择性产业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通常指政府通过提供人力资源培训和研发补贴来提高产业部门国际竞争力的政策；“选择性产业政策”是主动扶持战略产业和新兴产业，缩短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以实现经济赶超目标。竞争政策是政府使用的一系列决定市场运作“竞争条件”的方法和工具，其政策功能是阻止少数大企业滥用市场主导力量，尽可能创造有利于技术进步和创新的竞争环境，确保资源的有效配置。两种政策手段对产业结构升级各有优缺点。
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来看，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但是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实施方式和侧重点却有所相同。产业政策通过引导某种程度的资源倾斜，力图促进某一行业或企业的加快发展；或者通过促成企业的兼并、重组、联合，甚至协调企业间的行为，以促使某一产业达到规模经济来提升产业结构。而竞争政策则强调公正、合理、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通过限制甚至取缔企业间的协议、联合、并购等行为，打击不正当竞争和限制竞争行为，以鼓励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方式推动产业发展。在一个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般规律是工业化起步阶段通常以产业政策为主导，竞争政策作为补充；工业化中期阶段则适时弱化产业政策功能，更多地使用竞争政策；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就主要以竞争政策优先，同时以产业政策作为补充（参见表8）。
二、产业结构升级的国际经验及借鉴
（一）美国“创新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特点和风险。
1.美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历程。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产业结构发生过多次重大变化。美国的产业结构演进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776～1884年）：农业为主导产业的阶段。美国独立发展时完全是一个农业国家，只存在少量家庭手工业，工业品完全依靠从欧洲进口。1812～1814年的第二次独立战争，工业品的进口被切断，美国不得不从这时逐步建立自己的工业，首先是棉纺织业，逐步有制铁业、食品加工业、木材业和机器制造业等。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以后，美国的工业迅速发展，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产业革命，由农业国开始向工业国过渡。1889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比重已超过农业，达到28％。
第二阶段（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50年代）：重化工业和装备工业占主导的阶段。这一阶段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工业化早期阶段，时间跨度大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电气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产业革命。这个阶段美国在钢铁、电力、重型机械、重化工、钢制品等主导产业的带动下第一产业下降为21％左右，第二产业上升为主导产业，占32％左右，第三产业占41％。二是工业化中晚期阶段，时间跨度大致从20世纪20～50年代以石油、汽车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产业革命。这个阶段美国在汽车、卡车、飞机、炼油等主导产业的带动下，第一产业下降至7.4％，第二产业进一步上升到38％，第三产业这时已达到54.6％，已向服务经济过渡。
第三阶段（1950～1973年）：高科技产业占主导的阶段。在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和空间技术革命的带动下，美国的产业结构开始重点转向半导体、通讯、电子和核能利用等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一时期第一产业进一步下降到3％左右，第二产业略有下降，到35％左右，第三产业则上升到63％左右，除了高科技产业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外，服务经济的特征也已经非常明显。
第四阶段（1980年至今）：服务和知识经济占主导的阶段。在通讯和网络等信息利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第一产业下降到2％以下，第二产业下降到20％左右，第三产业进一步上升到75％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主导产业。尤其以信息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了彻底改造，并且利用日益扩大的全球化趋势，实现了经营方式网络化、服务范围全球化、服务项目多样化等特征。
2.美国“创新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主要特点。
（1）重大技术创新引发的产业革命是美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原动力。美国的科技创新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凭借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中的主导地位，在钢铁、电力、重型机械、重化工、钢制品等主导产业的带动下，美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举超过英国成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许多重要的科技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且依赖这些科技成果推动了整个工业的发展。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发明有65％在美国首先研制成功，并且75％是率先在美国得到应用。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了以电子技术为先导，以原子能利用、电子计算机和航天技术发展为标志的第三次新技术革命，促进了重化工业结构向以加工、组装工业为重心的高附加值深加工结构转变。特别是启动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90年代加速发展，并延续到21世纪的信息技术革命，对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科技进步创造了一批以信息通讯业为主导的产业群体，使得资本和劳动力在不同生产效率的部门之间快速流动，加速了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在需求方面，科技进步创造了新的生产和新的需求，而新的需求也导致了产业结构向新兴行业调整，从而加速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2）产业政策调整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美国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后，遭遇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滞胀”、1979～1981年的经济衰退以及日本制造业强劲竞争力的挑战。克林顿政府上台后，为了实现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高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美国政府进行了广泛干预，由以往不直接干预产业，转为通过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来引导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换代。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计划，其中最著名的是“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这些计划的实施强有力地推动了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革命飞速发展；积极干预对外贸易，为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开拓国际市场；注重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移，注重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联邦政府还直接与汽车等传统制造业合作，利用新技术合作开发新一代产品，以提高这些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一产业政策调整的结果是在90年代，在代表21世纪发展方向的一系列产业中，美国重新夺回了新技术革命的领先地位，把竞争者甩到后面，取得了全球的技术竞争优势。
（3）国内市场规模巨大，超前消费模式拉动产业结构的升级。美国人口众多，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全民超前消费模式为大规模生产提供相匹配的载体，是产品升级、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动力。美国属于内向型经济，进出口需求占总需求比重较低，当基础建设投资和国家举债依然不能完全跟上生产增长速度的时候，美国开始扩大消费，主要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甚至高达70％。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对服务多样化、专门化和高档化的需求，进一步刺激更文明、更便捷和更舒适的服务业供给。根据数据统计，美国居民私人消费支出2006年为92708亿美元，是1950年1922亿美元的48.2倍。① 其中，耐用品消费支出为1071.3亿美元，是1950年的307亿美元的34.9倍；而非耐用品消费支出为2716亿美元，是1950年的982亿美元的27.7倍；服务消费品支出为54836亿美元，是1950年的633亿美元的86.6倍。由此可见，消费支出中服务型消费支出增长最快。除此之外，美国将超前消费从银行与消费者之间的简单借贷，发展成为更复杂难解的金融创新，推出花样翻新的衍生工具，将消费需求多重打包、层层放大，形成金融、证券、投资等金融服务业，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使得服务业上升为美国的主导产业。
（4）利用国际分工推动产业转移，以全球化促进本国产业结构升级。冷战的结束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导致的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调整和重组的机遇，支持本国跨国公司进行全球战略布局，以全球化促进本国的产业结构升级。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的跨国公司大都自己开展主要业务，只是将部分劳动密集型加工装配环节转移；90年代后期以来，不但大规模转移生产制造环节，而且将转移延伸到研发、设计、采购、销售和售后服务环节，以增强核心竞争力。由于美国的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分包甚至完全退出生产，出现了“虚拟制造”现象，如耐克公司除其关键的气垫系统外全由外部提供；波音公司将民用飞机价值链扩展到融资、租赁、维护以及人员培训等下游服务环节；通用电器明确提出要由制造业公司转变为多元化的服务业公司；IBM公司进行了深刻的业务转型，强化了服务业务。相应地，美国制造业产值不断下降，占GDP比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下降到2002年的13.9％，就业比重从最高时的35％降到目前的10％左右。美国以全球化作为本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助推器，正是通过把产品价值链中低附加值的部分通过国际投资、对外贸易转移到国外，以腾出资源充分发挥其自身的比较优势，集中力量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的部分，并通过把高技术产品在全球市场推广加快收回投资，进入下一轮研发，从而不断抢占世界产业结构的制高点。
3.美国“创新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风险。美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超过英国后，就一直凭借“创新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牢牢占据先发国家的位置，尽享先发国家的优势。但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先发劣势与先发优势往往是相伴而生的。美国在一个世纪时间里引领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也不断面临着风险，主要有：
（1）技术创新的不可预见性及产业生命周期的风险。先发国家要获得先发利益，必须付出巨大的创新成本。创新成本一般由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两部分组成。直接成本是一种货币投入，如研发费用和风险投资等；机会成本取决于创新所需的时间，时间越长，机会成本越高。创新一般需较长的探索时间，要走不少弯路，其风险成本往往大得惊人。据资料反映，美国1997年每1000个得到风险资本支持的项目里，只有一个能成功地占有大于1％的市场；世界上产生收益的创新只占创新事件总数的约10％，其余的或者失败，或者绩效平平。从事创新的高新技术企业，其寿命一般只有10％能活过5年，90％的创新企业或产品在进入市场之前夭折。由于创新的高风险，加之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因此尽管美国拥有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并制定了系统的技术研究政策，仍难以保证美国始终保持新技术革命的领先地位。
（2）过度超前消费长期以来累积了巨大的经济风险。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一个消费主导型的国家。正是这种巨大的内需拉动美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并且良性循环：巨大的消费力量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快速增长又不断满足居民更高层次的消费，更高层次的消费又拉动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从1981年开始，美国居民收入中用于偿还债务的比率不断上升，在扣除一般性日常消费后的美国个人储蓄率却从12％一路下降，目前已接近于零。在负债消费模式下，美国的信用卡市场如滚雪球般急剧膨胀，这更进一步推动了超前消费。过去10年，美国消费平均增长3.6％，而同期经济增长却只有2.9％。然而，这种盲目举债消费形成的负债经济存在着很大的隐患。一旦经济下滑，致使消费者背负的债务大大超过其偿还能力，将会对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作用。
（3）产业大量转移导致产业“空心化”的风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罗斯福新政使美国工会力量不断加强，工会与资方谈判地位的改变推动了美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在成本的压力下，必然导致很多低级产业如基础制造业向成本低的国家转移。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速了美国产业转移的趋势，跨国公司为了寻求成本最低化和利润最大化，连一些美国尚具备竞争优势的产业也开始向国外转移。这种趋势带来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就是美国本土产业的“空心化”，随着产业转移的范围和领域的扩大，不仅“蓝领”工人大量失业，许多“白领”高技术人才也失去了工作岗位。在产业转移的影响下，美国经济越来越集中在高风险的研发和金融等服务业领域，虽然仍在全球范围内控制着产业链的高端环节，但是一旦全球分工协作模式发生变化，失去本国制造业依托的服务业必然难以支撑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日本“追赶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特点和风险。
1.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产业结构升级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1950年）：经济恢复重建时期。这个时期是以农业为中心，重建产业结构，整个经济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种以轻工业—农业为主导的轻型经济结构，工业生产水平基本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最高水平。并且从50年代初开始大力推行产业合理化，使日本经济的内部充实，逐步使产业结构由轻工业—农业主导型向重化学工业主导型转化，发展出口贸易，大力推进资本积累。同时，积极培育中小企业，为50年代中期后开始的重化工业化时期做准备。在经济恢复时期，日本政府重点抓了农业和轻工业，使农业、轻工业、农业机械工业的发展快于其他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从而缓和了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紧张状态，为现代化创造了条件。1950年，一次、二次、三次产业比重分别是26％、31.8％和42.2％。
第二阶段（1951～1970年）：日本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重化工业化阶段。从50年代开始，日本产业结构向重化学工业方向发展。1951年后陆续制定了“钢铁第一次合理化计划”、“汽车合理化三年计划”、“煤炭合理化三年计划”、“化肥合理化五年计划”、“造船合理化计划”、“电源开发五年计划”，等等。到70年代初，基本上完成了产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化过程。1970年，一次、二次、三次产业比重分别是5.6％、39.4％和57.1％。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日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结构进行转变的阶段。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石油危机，日元升值，日本经济增长率下降，物价大幅度上涨，日本经济进入稳定增长时期。1971年，日本提出了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四个方向：一是研究开发工业，如电子计算机、飞机、电气机车、产业机器手、原子能、精密化学、海洋开发等；二是高级装配工业，如数控机床、防止公害机器、工业生产住宅、自动仓库、高级成套设备等；三是时行性工业，如高级服装、高级家具、电器音响等；四是知识产业，如信息处理服务、信息提供服务、系统工程、咨询服务等。提出通过国际水平分工和知识融合化来促进日本产业结构的新发展。1990年，一次、二次、三次产业比重分别是2.5％、39.3％和58.2％。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向创新型知识经济过渡的阶段。1994年6月，日本政府提出“新科技立国”政策，同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科技白皮书》，决定将用于高新技术领域的经费增加1倍，并采取措施加强基础研究。日本工业调查会认为，21世纪具有代表意义的主导产业第一是光电产业，第二是信息通信产业，第三是健康和福利产业，第四是环境和新能源产业。《科技白皮书》的发表，表明日本结束“吸收型”发展战略，开始转向注重基础研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通过“自己生产知识、自己创造知识”来发展本国经济的战略。2003年，一次、二次、三次产业比重分别是1.3％、30.4％和68.3％。
2.日本“追赶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主要特点。②
（1）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政府规制体系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推动因素。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个成功地实现经济赶超战略的工业化国家，通过非均衡发展模式对资源进行最佳配置，以主导产业部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起飞，奠定了日本第二经济大国的国际地位。在实施“赶超战略”的过程中，日本政府频繁而大量地制定实施产业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规制体系。在经济复苏和高速增长时期，政府规制与市场机制结合良好，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作出重大贡献。具体表现为50年代前半期，日本政府制定了“产业合理化政策”，以钢铁、煤炭、电力和造船四大产业为重点，提高技术，改造设备，降低成本，大力刺激民间企业对现代化设备的投资，使劳动生产率在1951～1955年期间提高了76％。6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以追赶欧美发达国家为指导思想，确立了“贸易立国”战略，对工业部门实施重工业化和化学工业化。通过重化工业的发展，日本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法、西德，成为第二经济大国。70年代，政府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从80年代开始，政府一方面提出了产业结构知识密集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大幅度增加科技投资，主持或参与重点科技领域的科研项目，建立企业、大学、政府三位一体的科研体制，以期促进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日本政府根据每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有关产业的地位及其作用来确定各个时期的重点产业，把产业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纳入一个系统中，并通过各种手段加以扶持，以促成整个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
（2）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模式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促进力量。日本始终把技术创新看作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但经济资源的严重匮乏，技术发展水平的落后，使日本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自然选择进而确立了以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基础的吸收型科技发展战略和工程性的技术创新。日本企业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成果入手，在应用中吸收，在吸收中改造和二次创新，从而建立起本国自主的科学技术体系。以较快的速度和较低的成本缩短了与欧美主要国家的技术差距。据统计，1950～1975年25年间，日本共引进了26000项左右的先进技术，而为此支付的外汇总额不到60亿美元，所付代价仅为国外研究和开发这些技术成本费用的1／30。据日本自己推算，直接利用国外的新技术，使日本节约了2／3的时间和9／10的研究开发费用，对日本的工业化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从而得以高效率地赶超欧美发达国家。
（3）以扩大需求为目标的出口导向战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助推力量。作为赶超型的后发工业化国家，日本的国民财富积累时间短，国内市场需求能力不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迅速发展起来的制造业，如小汽车、电视机、照相机、纺织机械、汽车轮胎、人造丝织品、合成纤维制品都必须依赖于国外市场。在“贸易立国”的旗帜下，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先后成立了一系列振兴出口的机构，如“出口会议”和“日本贸易振兴会”；实行“出口表彰制度”，颁发“振兴出口有功者国家奖章”；实行出口保险制度和对出口企业实行补贴制度等。上述措施使日本的出口取得了实质性的效果。50年代前期进出口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分别为4.1％和5.8％，到60年代末，已经上升到10.6％和10.3％，均翻了1倍。1951～1970年，世界贸易的增长幅度是3倍多，而同期日本的出口却增长了10倍多，进口增长了7倍多，两者都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贸易量扩大的同时，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1955～1975年，日本轻工业品的出口比重由53.5％锐减至12.1％。其中，纺织品由37.2％减至6.7％，下降了近5倍；重化工业品的出口比重从38.0％上升到83.3％，尤其是机械制品，上涨幅度由13.9％增至53.8％，提高了近4倍。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克服了大规模生产与国内需求市场不足的矛盾，成为日本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助推力量。
（4）以产业转移为特征的雁行发展模式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条件。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70～80年代东亚及亚洲地区各国之间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已失去了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投资和技术转移的渠道，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这种产业转移结构中，日本被看作是“领头雁”或称“雁首”，处于科学技术与经济的核心地位，通过资金技术的供应、市场吸收和传统产业的转移，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四小龙”国家是“雁翼”，是雁阵中的承接者，它们积极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市场来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又将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处于“雁尾”东南亚国家（包括中国沿海地区）。日本第一次大规模的制造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日本产业结构向重化工业转变，纺织业日渐衰落并开始向国外转移，以便确立资本密集型的钢铁、化工、汽车、机械等产业的主导地位。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推动日本将部分耗能多、原料需求量大的钢铁、造船和石油化工的生产也转移出去，其目的是确立技术密集型的电动机械、汽车、半导体等产业的主导地位。日本通过投资和技术转移，不断把国内丧失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的产业移向海外，促进了本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3.日本“追赶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风险。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陷入了较长时期的低迷和萧条状态，表面上看主要是由于土地价值的虚高导致泡沫最终破灭的结果，或是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但从深层次的分析看，日本“追赶型”向“创新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转型调整滞后是“失去的十年”更为重要的原因。
（1）“追赶者”向“被追赶者”转型调整滞后的风险。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在追赶中进行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追赶型现代化”历史任务基本完成，原先追赶者的结构调整变为“被追赶者”的结构调整，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产业的吸纳和扩充为基本特征，而后者的主要特征是产业淘汰。也就是说，原先以追赶欧美为中心的方针、政策和机制，从总体上说已经失灵。而被追赶型产业结构调整在资源转移过程中将不得不放弃一些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倒闭和失业增多将不可避免，因此调整的难度更大、问题更多，而且还要面对旧模式的惯性作用和既得利益者的阻挠。90年代以来，日本的产业受到前后两面夹击，一方面在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领域，日本竞争不过美国；另一方面，在纺织品、服装、家用电器等大众消费品的生产方面，日本又竞争不过后发工业化国家。要想保持其在经济技术方面的优势和领先地位，日本必须培养新的主导产业使其产业结构再上一个新的台阶，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日本新一代主导产业没有形成而长期缺位，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结构虽经历了石油危机、日元升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后仍能顺利升级，而9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持续十几年仍无起色的根源所在。
（2）“引进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型调整滞后的风险。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次产业结构调整，基本上采取“吸收—消化—模仿”战略，正是由于日本擅长于技术引进和吸收，从而赢得了赶超时间，迅速缩短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实现了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的转变。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的结束，日本成为美国经济技术方面最大的竞争对手，继续采用将本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嫁接在别国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之上的“吸收—模仿”战略已经行不通，因此，必须进行“引进技术”向“自主创新”的转型。而产业创新的前提条件是基础研究领域的创新和发展以及对科技开发体制的改革。风险投资体制的完善，是创新企业生存率和存活率的决定因素，加大对基础研究开发的资金投入，特别是政府对高风险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化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资，是实现产业创新的重要环节，而这正是日本所缺乏的。与美国政府投入的科研经费约占总额的1／3相比，日本政府研发经费投入只占全部科研经费的20％，这就导致了重应用轻基础研究的短期行为。
（3）“出口导向”向“扩大内需”转型调整滞后的风险。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出口导向型战略赖以成功的国际经济关系背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日本持续多年的出口增长，已使美国对日本进口的市场容量不可能进一步扩大，而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也使欧洲市场更加排斥亚洲产品，于是出口导向型战略遇到了市场容量的客观限制。其次，冷战结束后，美国也无意再为安全利益而牺牲经济利益来扶持日本；相反，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使美国感到了不安和警惕，相应的贸易保护政策给日本的出口企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日本在1986年的“前川报告”中正式提出扩大内需的战略，但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国内消费需求一蹶不振。刺激消费增长成为日本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为此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但是在90年代的较长时间内，偏低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公共投资增长的拉动，居民消费价格长期出现下降或停留在较低增长水平上，政府刺激消费的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三）韩国“压缩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特点和风险。
1.韩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产业结构升级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1961年）：经济恢复重建时期。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在美国及联合国的经济援助下，经过近三年的恢复，于1956年在很大程度上完成重建工作，控制了恶性通货膨胀。1954年韩国政府实施的“有偿征用”和“有偿分配”的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即政府从土地所有者那里购买土地分配给实际耕作的农民，取代了传统的收益分成佃农耕作制度，使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得到提高。总体来看，这个时期是以农业为中心，工业化前期的准备阶段。1960年，一次、二次、三次产业比重分别是43.4％、20.3％和36.4％。
第二阶段（1962～1971年）：韩国经济自立发展阶段。这一阶段，韩国经历了两个五年计划。一五期间，为了克服50年代畸形的消费性经济结构，韩国大力发展进口替代产业的工业部门，重点开发能源、交通和通讯等主要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肥料、水泥和纺织等工业以代替消费品的进口。二五期间，为了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和自立经济的确立，韩国开始着手开发钢铁工业和石油化工工业，使韩国经济逐步实现开放体制化，加速面向国外的工业化过程，促进进口产品的国产化，使出口产品大幅度增加。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调整，第二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第一产业，到1970年，一次、二次、三次产业比重分别是27.1％、29.5％和43.4％。
第三阶段（1972～1981年）：重化工业发展阶段。1972年后，西方发达国家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资本密集型产业出现了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的趋势，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受到了工资比韩国更低的东盟国家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韩国1973年在不平衡增长战略的指导下制定了重化工业发展计划，将造船、汽车、钢铁、石化及有色金属等作为重点发展产业，对重化工业进行大规模投资。这一阶段，韩国的产业结构向工业化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也出现了工业投资过猛、工业设备运转率过低等问题。到1980年，一次、二次、三次产业比重分别是14.8％、39.9％和43.3％。
第四阶段（1982～1991年）：结构调整阶段。80年代初，韩国在国内外都面临着比较严重的问题，国内主要是重化工业投资失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国际上是第二次石油危机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韩国采取了贸易自由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策略，具体包括放宽对进口许可和关税的管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提高利息率的方式，减少对个别行业的利息补贴，将商业银行的股份出售给私人持股者，减少对重化工业和大企业的支持转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期间，韩国还制定了“技术立国”的目标，通过主动调整、消除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上的弊病，加速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到1990年，一次、二次、三次产业比重分别是8.5％、43.1％和48.4％。
第五阶段（1992年至今）：进入发达国家行列。1992年韩国提出了“新经济五年计划（1993～1998年）”。在此计划中提出行政改革、产业结构和金融体制改革。1994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一万美元大关（10037美元）。1996年韩国成为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这标志着韩国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
2.韩国“压缩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主要特点。
（1）适时调整发展战略推动产业结构快速转换升级。从1962年工业化起步到1995年完成工业化，韩国只用了33年时间。在不到40年的时间内，实现了由以农业为主向以轻工业为主、由以轻工业为主向以重化工业为主、由以重化工业为主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升级过程，转换频率之高，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是鲜见的。回顾韩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可以发现善于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及时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调整发展战略，恰恰是韩国“压缩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最主要特点之一。韩国最初采取“进口替代”战略作为总体的指导思想，其出发点是尽量减少进口，缓和政府在国际收支上的紧张局面。进入工业化阶段以后，韩国工业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原材料、生产要素需要大量进口，外汇又十分短缺，而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又渐渐变得无利可图，于是韩国转变为出口导向战略，发展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出口工业。随后韩国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逐步失去，轻纺工业的比较利益也逐渐丧失，而这一时期发达国家由于受到能源危机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相继将一些耗费能源和原材料多，技术含量不高，对环境污染严重的重化工业转移到国外。韩国于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转向推进重化工业化战略，该战略是建立“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基础之上。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受新兴工业国家竞争的挑战和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韩国又实行了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战略，可以说，韩国政府适时调整发展战略推动产业结构快速转换升级，充分实践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避开了发展中国家常遇到的“静态比较优势陷阱”。
（2）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手段积极干预结构调整。韩国产业结构之所以能不断升级，一个重要原因是韩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产业结构政策，在其产业结构升级的每个关键阶段，韩国政府总能根据国内外环境和世界产业分工格局的变化，顺势而为，适时和成功地对上一阶段的政策进行调整。在20世纪60年代出口导向的经济起飞阶段，韩国政府强调“增长第一，工业第一，出口第一”，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使产业结构从农业主导型转向劳动密集型工业品主导型。20世纪60年代末，韩国先后制定了七个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特别工业振兴法》，引导产业结构向重工业转型，促进了钢铁、非铁金属、机械和汽车、造船、电子、化学产业等重化工工业的发展，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跨越式过渡。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国际市场竞争更为激烈，韩国政府又不失时机地向“科技立国”战略转变，促进了产业结构从资本密集型向机械电子等技术密集型高技术产业升级。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又确立了产业结构高技术化的发展方向，重点鼓励发展数字电视和广播、液晶显示器、智能机器人、未来型汽车、新一代半导体、新一代移动通讯、智能型家庭网络系统、数控软件、新一代电池、生物新药及人工脏器等十大产业，使韩国产业结构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3）高度重视技术创新，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结构升级。韩国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技术进步是一个重要因素。韩国早在1962年就提出了“技术立国”方针，为此韩国大力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技术引进、技术创新等措施。与美日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不同，引进技术在韩国技术进步中占了很大比重。从1962年到1985年，韩国共引进技术35272次，大大节省了技术开发的时间和费用，对韩国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为成功地发展战略产业，韩国实施了以鼓励产业技术开发为重点的政策，具体措施一是加大技术开发投资，提高研究开发费占GNP的比重，逐步达2％左右；二是成立专门组织，设立了由总统直接管辖的科技开发最高审议机构“技术振兴审议会”，由总统、科技处官员和企业界研究机构等共同研究世界科技动向，审议和调整国内科技政策，解决有关重大问题；三是政府在税收、金融等方面为技术开发提供一些优惠政策。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摆脱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迅速从经济低谷中走出，韩国进一步实施“科技立国”战略，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和高科技产业。计划到2020年，用于科技产业的投资占GNP的5％～6％，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水平，同时加强对高科技产业的研究与开发，通过科技升级，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使知识、信息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韩国21世纪的主导产业。
3.韩国“压缩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主要教训。韩国是继日本之后，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相对比较成功的国家。正是得力于有效的战略制定、有力的政策措施和对技术创新的高度重视，韩国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作为一个中等人口规模的国家，韩国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多次借助了美欧和日本产业调整和技术转移的机遇，以及作为出口的主要目标市场，因此其发展模式也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但这也会带来一些弊端。
一是过度地强调发展出口产业，有可能会导致内需产业和出口产业的“二重结构”现象。即造成出口型产业的过度膨胀和内需产业的相对萎缩，致使国内的经济结构内在联系松散而降低抗风险能力，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一旦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国内经济就会随之震荡，韩国陷入亚洲金融危机就是明显的例证。
二是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超越了市场允许的限度。韩国在产业组织政策中走政府强力扶持大企业集团发展，并以此带动经济增长的路子，政府无条件为大企业集团贷款，大企业在银行中负有巨额债务，而企业发展基本靠数量扩张。根据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的调查，1996年韩国30家大企业的负债比例高达49％，基础非常脆弱，一旦遇有经济波动，大企业的坏账就会拖垮银行体系，从而酿成经济危机。
三是政府的过度干预和企业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容易导致危机。政府在推进“出口导向”政策中，对企业过度干预，甚至对企业的保护制度化，最终既形成大企业财团，又使政企关系密切，导致腐败。“韩宝事件”、“起亚风波”引发的大企业经营危机就是明证。
（四）拉美“交替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特点和风险。
1.拉美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历程。第一阶段（1870～1930年）：初级产业出口工业化阶段。19世纪中期以后，拉美国家出现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而正处于工业化高潮期的西欧、北美对食品和工业原料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这两大因素为拉美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拉美国家建立起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迎来了长达数十年的初级产品出口繁荣期。现代制造业就是在初级产品出口繁荣的带动下出现的。一方面，初级产品出口繁荣促成了资源加工产业的兴起；另一方面，出口收入的迅速增长拉动了需求，推动了以满足内需为主的制造业的发展。统计资料显示，1928年前后，阿根廷等6国的制造业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20％左右，哥斯达黎加等5国已占5％～9％左右。当时的制造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初级产品加工业，如矿产资源开采和提炼、肉类加工、制糖等；另一类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如食品、饮料、纺织、制鞋、金属制品、建筑材料等。
第二阶段（1930～1982年）：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由于1929年资本主义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导致出口商品价格大幅下跌，造成拉美国家持续的国际收支困难，拉美国家逐步放弃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转而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40年代末，拉美地区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都已开始全面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50～60年代，由于进口替代的所谓“容易阶段”进展顺利，因而这一时期被视为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黄金时期”。1940～1968年，拉美地区经济的年均增长率高达4.5％；该地区的进口系数（进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28～1929年的30％下降到1963～1964年的9％；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则从13％提高到23％，制成品出口额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1962年的5.1％提高到1980年的22.2％。从制造业的产业结构来看，拉美的制成品出口已开始从劳动力密集型的服装和鞋类向机械、汽车和汽车配件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过渡。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由于受到石油危机和发达国家滞胀的影响，拉美工业化进程放缓，拉美各国普遍走上了举债发展的道路。
第三阶段（1982年至今）：外向型工业化阶段。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标志着延续了50多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走向终结，拉美的工业化进入了一个外向型工业化发展的新阶段。拉美经济改革的总体目标，一是以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取代进口替代的内向型发展模式；二是减少国家干预，强化市场运行机制。这种新模式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智利进行前期“试验”，并随着80～90年代由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扩展而被推广到整个拉美地区。拉美地区经过80年代制造业大衰退和90年代制造业大调整之后，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工业化程度下降，或者称之为“工业化倒退”。相关统计资料显示，1980年拉美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24.3％，2000年降为18.9％，降低了5.4个百分点。
2.拉美国家“交替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特点和风险。
（1）被动式调整发展战略导致产业结构升级的曲折与反复不断出现。拉美地区出现过两次发展模式转换的历史性“延误”。19世纪70年代启动的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在前期是成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环境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国际市场初级产品的供求形势变得于拉美国家不利。面对初级产品国际市场的萎缩，拉美国家本应调整发展战略，调整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模式，扶植本国工业发展。但由于拉美国家的领导层没有及时对这些变化作出回应，继续把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推向某种极端（大多数拉美国家出口收入的2／3左右来自2～3种产品），并且缺乏系统的促进工业的政策，结果在1929年资本主义大萧条的冲击下陷入一场空前严重的危机。可以说，拉美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错过了一次调整发展模式的历史机遇。20世纪30年代启动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在前期也是成功的，到50年代后期这种模式由于受到国内市场规模狭小的制约，危机已经开始显现。经过60年代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成功地由内向发展转入外向发展，以及1973年国际石油危机的冲击，拉美国家始终没有从进口替代模式中走出来。进口替代仅仅改变了进口的构成，即从最终产品的进口变为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的进口，但并没有根本上改变拉美国家国际收支的状况。工业部门的发展对机器设备、专利技术、原材料等提出了越来越大的进口需求，而满足这种需求的外汇来源主要靠出口初级产品，从而形成工业进程对初级产品出口越来越大的依赖。当初级产品的外贸盈余已不够抵消工业中间产品进口的外贸赤字时，拉美国家不得不纷纷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大举借债，走上“负债增长”之路，直至1982年陷入严重的结构性发展危机。拉美国家似乎总是把每种发展模式推向某种极端，直到陷入危机才被迫放弃，而被动式调整发展战略的结果是导致产业结构升级的曲折与反复不断出现。
（2）维持了较长时间的进口替代模式，延缓而不是加速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形成，一直延续到1982年结束，跨越半个世纪。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也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韩国进口替代阶段是1953～1960年，我国台湾地区是1950～1959年，分别只有8年和10年，然后就转入出口导向工业化阶段。拉美国家之所以实行了如此长时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在于对进口替代阶段的局限性认识不同以及采取的对策不同。东亚从进口替代初级阶段向出口导向初级阶段过渡，而拉美则从进口替代初级阶段向进口替代的第二阶段发展，建立了具有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较熟练劳动密集型等特点的工业部门，生产一部分原来依靠进口的资本品和耐用消费品，并开始对原来用于出口的初级产品进行加工。在这一阶段，拉美国家不仅保留了前一阶段保护民族工业的做法，而且还对资本品和耐用消费品的进口加以控制，以减少对国内相应部门的竞争。实施了半个世纪的进口替代模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也有较大的提高，但通过与同期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对比可以看出，维持了较长时间的进口替代模式，延缓而不是加速了拉美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技术不足固然可以从国外引进，但外汇收入来源却只能依赖于初级产品出口。生产规模则由于国内市场尚未彻底开发、资本和技术力量不足而无法扩大，而经济规模上的限制显然又会影响企业的效益，最终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与此相反，由于东亚在进口替代初级阶段完成后不是急于走向第二阶段，而是转向出口替代，外汇收入明显增长，企业效益因积极参与国际性竞争而提高。这两个条件为东亚进一步发展出口替代和随后实施进口替代的第二阶段奠定了基础。由于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工业化基础较好的拉美国家在60～70年代反被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所超越。
（3）在选择新的发展模式的同时全盘否定原来的模式，缺乏产业升级的连续性。拉美国家发展模式由“外向”到“内向”，再由“内向”到“外向”的转换过程中，在选择新的发展模式的同时全盘否定原来的模式，对发展进程的冲击过大。譬如，在选择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后就出现初级产品“出口悲观论”，严重忽视农业部门的发展，以至农业危机反过来又抑制工业的发展。在选择外向发展模式时全盘否定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使拉美国家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市场开放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冲击。所谓“市场开放的冲击”是基于这样两个因素：一是拉美国家的工业是在长期高关税壁垒保护下发展起来的，国际竞争力严重不足；二是拉美国家在改革过程中都采取大幅度拆除关税与非关税保护、快速开放市场的办法。市场大开放引起外部工业品“雪崩式”地涌入，大批本地制造企业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激烈竞争中纷纷倒闭。所谓“产业结构调整的冲击”指的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指导原则，拉美国家发展的中心动力要由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因此，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而拉美国家的比较优势就是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于是，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在大批国有企业被私有化的同时，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在拉美地区逐步形成两种“生产专门化模式”：一种是墨西哥及部分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以客户工业为主的模式，另一种是南美洲国家以资源加工产业为主的模式。从制造业的大衰退和产业结构的大变动来看，拉美国家对于改革与发展的关系、调整产业结构与保护原有生产能力的关系都处理得不够好，一些国家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的大幅下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生产能力遭到严重破坏的结果。
（五）产业结构升级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1.在开放的环境下推进产业升级，应避免掉入静态比较优势陷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战略指导工业化后发国家的发展：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检验，以社会主义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为代表的两种“封闭式”赶超战略，虽然在早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大都陷入诸如日益加深的城乡贫困化、旷日持久的高通货膨胀以及经济结构失衡和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困境之中，不得不寻求新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以刺激经济增长。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部分经济体在发展的早期，也曾经尝试推行进口替代战略或者说作为次级进口替代阶段的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譬如，日本和韩国都曾对新兴产业实行贸易保护，培育和保护其幼稚产业。但受自然资源缺乏、国内市场狭小的限制，在实行了一段时间“进口替代”战略后很快转向“开放式”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政府通过利用动态比较优势，采用产业政策的手段，提升本国产业的出口竞争力，面向国际市场开展生产活动。这一战略造就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欧美的经济赶超以及东亚“四小龙”的快速发展。尽管部分学者将日本等东亚部分经济体的发展贴上了“比较优势”的标签，但严格来说，上述国家的发展战略显然是区别于“无为政府”的静态比较优势战略。而是一种发挥“有为政府”作用的动态比较优势战略。我国自1978年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通过引进外资和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劳动密集型低端制成品世界性的出口基地。但过度依赖外需和外资正使我国面临已有产业结构固化、产业升级延缓和中断的风险。在这种形势下，就如何避免掉入静态比较优势陷阱这一现实问题对发展战略进行反思，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在后发的条件下进行追赶，应避免对引进技术的长期依赖。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后发优势的运用的确帮助过一些后发的国家摆脱落后的局面，实现了经济、技术的追赶，但也成为后发国家从根本上把握经济发展动力的羁绊。后发优势是一种典型的追赶模式，而非赶超模式。赶超模式的核心是在追赶的基础上，最终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跨越到先行国家的前面。后起国家的技术进步主要有两个来源，即外源式和内源式，外源是指通过投资、贸易、模仿等方式从国际市场获取技术，内源式则是通过自主创新获取技术。针对具体的技术，究竟是外源式获取还是内源式获取，应该是由企业通盘比较收益、成本与风险来作出决定。但考察各国工业化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如果工业化后发国家不在一定发展阶段谋求后发优势向先发优势的转型，不制定本国的科技发展战略，不对基础科学研究和工业技术创新进行大量和长期的投入，不对企业自主创新进行引导，而只是一味引进、模仿先发国家技术，最终都会陷入成长困境。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工业经济对外技术依存度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较低，面临的知识产权约束又日益严峻。在这样的形势下，在国家层面上大力推动自主创新战略十分必要，它既是提升我国产业结构的需要，更是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的需要。
3.在出口导向的模式下发展，应避免经济对外需的过度依赖。无论是拉美还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始终面临的“发展瓶颈”就是国内市场狭小和消费层次不高导致的内需不足问题。拉美国家六七十年代实行的把汽车、电冰箱、电视机、家用空调设备等耐用消费品放在生产轴心位置的内向发展模式，困难就在于收入分配体制无法使收入更多地集中于中间阶层而导致消费不足。东亚国家通过“出口导向”战略解决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然而，过分依赖海外市场特别是西方市场，却使本国和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内部出现了不均衡的变动。如韩国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经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结果产生了国内生产结构双重化的效应，即导致了出口型产业的过度膨胀和内需产业的相对萎缩，埋下了经济危机的隐患。而且“出口导向”战略时间过长，向“扩大内需”方向转型的困难会非常大。譬如，日本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之后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国内消费需求一蹶不振，刺激消费增长成为日本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为此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但是居民消费价格长期出现下降或停留在较低增长水平上，政府刺激消费的政策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多年来，出口和投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随着全球经济的减速，出口导向的路子很难走下去；随着高成本时代的来临，靠压低资源要素价格、实现低成本投资扩张的路子也难以为继。内需不足、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突出矛盾。随着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部环境恶化，暴露出我国过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这也正是将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转变为内需拉动型增长方式的重要时机。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成为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政策的首要战略选择。
（未完待续）
2007年底，美国次贷危机开始扩散。2008年初，中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增长开始下滑，国际输入型通胀压力开始上升，中国宏观经济风险明显加大，世界经济可能出现新一轮结构调整。基于这一形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08年3月邀请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一起，共同研究和判断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宏观经济的风险和对策问题。现在这项研究已经完成，《经济研究参考》将有关研究成果整理成六个专辑，分成六期陆续在2010年1～3月份刊发。本期是其第五个专辑。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课题组
本课题组组长：朱之鑫、陈元；副组长：刘鹤、刘克崮；课题组成员：韩文秀、王志军、蒙剑、陈民、郭濂、洪正华。
注释：
① 资料来源：U.S.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② 本文所分析的时限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经济恢复以后到70年代初“尼克松冲击”、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1975年周期性经济危机所导致的高速经济增长终结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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