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新突破*——评《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会论文,大学论文,新突破论文,中国论文,近现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谭双泉教授的新著《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一书，最近已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拜读全书，笔者认为，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选题的拓荒性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于教会大学一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考其原因，一方面或许是这个课题比较敏感，难以把握。当年传教士随着洋枪洋炮进入中国，他们从事的任何活动都不免带上了侵略的色彩，教会大学的创办自然也不例外。这就使人们对于教会大学容易采取一种简单回避或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有关资料的散失和缺乏。由于种种原因，晚清的中国文人一般很少提及传教士的文化事业，而教会机构对此的记载主要为内部材料，大多使用英语，并且由于年代久远或已流散国外，或已破旧不堪，这就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幸的是，进入80年代以来，对教会大学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并陆续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其中，有些是资料的整理汇编，有些是翻译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有些是单篇论文，有些则是专著中的相关章节。这些研究成果，无疑是十分宝贵的，也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时至90年代，国内学术界仍无有关教会大学的专著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值得欣慰的是，《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一书，经作者数年精心耕耘，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该书对教会大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的历史过程、发挥的特殊作用及教会大学的办学方针、组织机构、经济状况、治校方法，作了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的论述，不仅勾画了教会大学的全貌，而且揭示了教会大学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在学术界还是第一次。它的出版，将有助于把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引向深入，也为今后编写更为翔实的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外关系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重要素材，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史料的翔实性
研究历史必须详尽地占有历史资料并进行具体分析，然后才有可能从中引出科学的结论。正如马克思所言：“研究历史必须充分占有资料，分析历史事件的各种发展形式，探索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的叙述出来。”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典型历史个案的资料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当然无法说明历史的进程，更不可能把握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正因为如此，《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一书的作者，对有关的史料资料进行了广泛的搜集，不仅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历史文献、而且参考了不少回忆录和校史资料。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还查找了一些外文资料和港台资料。应当说，作者是在占有丰富而翔实的史料之后才展开研究的。
但是，史料并不等于史实，史料种类、数量越多，应用史料就越应该慎重。这是因为：即使是原始史料，也会因为记录者的立场或其他方面的原因，而没有完全真实地反映史实的本来面目；同时，即使是一件真实的史料，它所反映的史事的某一阶段或某一细节是真实的，但它并不一定可以反映出史事的全貌；并且，由于种种原因，假史料和错史料也大量存在。有鉴于此，本书的作者在占有丰富史料的基础之上，又对史料进行了分析对比、研究整理和辨别真伪，做了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功夫，力求准确而恰当地运用史料。由于史料确凿而又充分，本书读起来令人感到可信、忠实、是一部难得的信史、良史。
三、论述的科学性
广泛搜集和占有史料，固然是历史研究的前提，但研究的结果如何，还取决于治史者的主观认识能力。研究历史，必须具有精湛的史识。唐代刘知几对史家便提出了三史的要求：史才、史学、史识，三者之中，他尤为注重史识，认为“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有了丰富的史料，如果没有“俊识通才”，也研究不出什么成果。鲁迅也认为，掌握资料还只是研究的入门，要真正治史还必须具有史识，故他批评了只炫耀资料，而不对资料进行研究的治史方法。《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虽引用了大量史料，但它绝不是史料的简单堆砌和陈列，而是以史料为依据，通过对史料的透辟分析和研究，得出了许多精审之论，由此也折射出作者的史识和眼力。
具体说来，本书在论述上有以下几点独到之处：其一，把教会大学的产生和发展，置于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这个大背景之下来进行分析和考察，而没有就史论史，就事论事，孤立地考察问题。本书的作者从这一特定的视角入手来剖析教会大学，既有高屋建瓴之势，又有以小见大之感。由此也显现出作者视野的开阔性和思想的深邃性。其二，本书的论述做到了纵横结合，纵中有横，横中有纵。就全书而言，虽然大部分章节在纵述，如“大革命时期的教会大学”、“十年内战时期的教会大学”、“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教会大学”等；也有一部分篇幅在横论，如“教会大学与中西文化交流”、“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近代化”、“教会大学与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成长”等。因此，全节做到了纵横结合，而就每一章来说，纵与横也紧密地结合起来，如在论述教会大学“对中国传统教育改革的导向作用”时，便是分洋务运动时期、戊戌维新时期、清末和辛亥革命时期来说明的。如此构架的全书体系，实现了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其三，本书的论述还做到了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应该说，本节的主体是在对教会大学作宏观研究，但作者并没有忽视对教会大学进行个别考察和分析。笔者认为，如果没有对教会大学的宏观研究，本书的使命难以完成，对教会大学的个别考察也就没有基础；但如果只有对教会大学的宏观研究而没有个别考察，也会使本书逊色不少。因此，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其四，本书的立论特别是对教会大学的评价客观、公允，使读者难以感觉到有任何高声之言，妄说之语，读起来令人信服。如作者提出，西方在华兴办教会大学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不可不加区别地把他们都看作是侵略行为。作者认为，“在这些来华传教士中，确有披着传教士外衣而敌视中国人民的侵略分子；也有从事教会教育而不完全赞成他们国家侵华政策的；有的虽不完全赞同他们国家侵华政策，但有白种人的优越感；也有同情中国人民并对中国表示友好的；其中除多数来自美、英、法、德等之外，也有来自丹麦、挪威、瑞典等国家的。我们不仅要对决策者和一般人加以区别，就是一般从事教育工作的传教士中也应根据不同情况加以区别。尤其要区别帝国主义殖民政治与基督教的界限，区别基督教中传教与办教会大学的界限，区别教会大学中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的界限。”这一分析和视角，就为全书实事求是地揭示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历史规律奠定了基础。又如，作者提出，对教会大学的评价，既要看到传教士和教会大学曾充当过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先遣队和桥头堡，又要看到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某种积极作用，以及它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占有的相当重要的位置和对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成长有过一定的历史业绩，这种一分为二的立论，是审慎和读者可以接受的，由此也就避免了对教会大学采取简单化的方法所造成的偏颇。
四、鲜明的现实性
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大传统，《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一书的出版，无疑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比如，教会大学充当帝国主义侵华工具的一面，可以帮助人们认清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精神输出”的实质，加深对资本主义本性的认识。又如，教会大学对中西交流、中国教育近现代化和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成长所起的某种积极作用，可以为当代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教育改革及人才的培养，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再如，传教士的活动及教会大学的发展可以启示我们对近代西方殖民统治的目的与结果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从而正确评价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问题。
总的说来，《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一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是研究教会大学史的扛鼎之作，值得一读。
*收稿日期：1997—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