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为文宗 世禅雕龙——论东汉崔氏辞赋创作之特色及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宗论文,辞赋论文,东汉论文,成因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汉之世，自光武建国至献帝播迁，历时二百载，“崔氏世有美才”（《后汉书·崔骃列传》）。崔篆于建武中首作《慰志赋》，中经崔骃、崔瑗继作《达旨》、《七苏》，再至崔湜作《答讥》等，辞赋创作延续不断，屡有贡献。与中国历代家族文学集团（如班彪父子、曹操父子、萧衍父子、苏洵父子、袁宏道兄弟等）相比，大抵皆为父子、兄弟相承，盛誉一时；而崔氏则不然，“崔为文宗，世禅雕龙”（同上），前后四代传递，历经整个东汉王朝。此真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之现象。因此，研究崔氏辞赋创作之特点并揭示其成因，不仅对把握东汉辞赋创作之历史，且对揭示此期整个文学发展规律均具有一定意义。
为宏观了解崔氏辞赋创作之状况，本文拟依据《后汉书》等有关史料，对崔氏先作一概括性叙述：
崔篆，王莽时为郡文学，以明经徵诣公车。建武初客居荥阳，闭门潜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临终作赋以自悼，名曰《慰志》”（同上），《后汉书》本传见载。
崔篆孙崔骃，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善属文，拟扬雄《解嘲》，作《达旨》一赋，《后汉书》本传见载。“所著诗、赋、铭、颂、书、记、表、《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合二十一篇”（同上）。
崔骃子崔瑗，早孤，锐志好学，尽能传其父业。从游贾逵，与扶风马融、南阳张衡特相友好。《后汉书》本传载：“瑗高于文辞……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凡五十七篇。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同上）
崔瑗子崔湜，少沉静，好典籍。大司农羊傅、少府何豹上书荐湜“才美能高”（同上），宜在朝廷。召拜议郎，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著有《大赦赋》、《答讥》等。
从上概述可见，崔氏一门，不仅世代为文坛宗主，儒家文林，在当时与班固、傅毅、贾逵、马融、张衡、边韶、延笃齐名，即便在后世，从其流传之创作成果看，亦是数多质高，堪称一流。
下面，我们具体研究崔氏之辞赋创作。
崔篆赋今存《慰志》一篇。为准确研究和理解此赋，当略述其写作背景：崔篆祖父崔朝，西汉昭帝时为幽州从事，谏刺史无与燕刺王通。燕刺王刘旦，为武帝之子，因与上官桀等谋乱自杀。刺王败，崔朝擢为侍御史。篆父舒，历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可谓世受国恩。但篆兄发以佞巧幸于王莽，位至大司空；而母师氏能通经学、百家之言，莽宠以殊礼，赐号义成夫人，金印紫绶，文轩丹毂，显于新世。此使崔篆左右为难：投靠王莽，则有愧汉朝，不为忠臣；不靠王莽，则上有老母、下有兄弟，独洁己而必危所生，孝子难做。在此种情形下，他唯取一种消极应付办法：当新莽王朝逼其为建新大尹（即千乘太守）时，不得已而被迫接受；但又单车到官，称疾不视事，三年不行县，并不顾下官劝告，以身赎罪，为民平冤，最终托病离职。及至光武立国，朝廷多荐言之者，幽州刺史又举篆贤良，篆以宗门受莽宠禄，遂辞归不仕。《慰志赋》所叙就是上述平生经历，表达的亦是此种情形之下伤痛之情。全赋分两大段。首段言：
嘉昔人之遘辰兮，美伊傅之選时。应规矩之淑质兮，过班倕而裁之。协准矱之贞度兮，同断金之玄策。何天衢于盛世兮，超千载而垂绩。岂修德之极致兮，将天祚之攸适？
古之贤人，皆可得遇时君圣主，令人羡慕之至，并不免发出深沉感慨：“岂修德之极致兮，将天祚之攸适？”
次段又可分三小层。从“愍余生之不造兮，丁汉氏之中微”至“思辅弼以媮存兮，亦号咷以酬咨”为一层，叙自己生不逢时，汉氏中微，王莽专政；从“嗟三事之我负兮，乃迫余以天威”至“竫潜思于至赜兮，骋《六经》之奥府”为一层，述被迫受莽伪职及托疾逃遁、潜心《六经》之史实，并重点抒发自己事出无奈之伤痛心情；再从“皇再命而绍恤兮，乃云眷乎建武”至“贵启体之归全兮，庶不忝乎先子”为又一层，称颂光武中兴之同时，表明自己谢绝征召之原因及守性全体以尽天年之愿望。实际是为保持崔家名节，尽忠尽孝，并以此达到“慰志”之目的。
此赋虽语言简洁，但所抒发之情感异常深痛，且一波三折，绝非平铺直叙之文所能比拟，诚如陆机所评“崔氏（篆）简而有情”（《遂志赋·序》）。从艺术角度看，至少有三个特色：一用骚体，正便于抒发赋中所需表达之哀怨之情、忠君之志。二是文中多用经籍典故，内涵深刻。崔篆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故赋中多采《周易》之文意。如：“协准矱之贞度兮，同断金之玄策。何天衢于盛世兮，超千载而重绩。”“睹嫚臧而乘衅兮，窃神器之万机。”“恨遭闭而不隐兮，违石门之高踪。”“扬蛾眉于复关兮，犯孔戒之冶容。”“分画定而计决兮，岂云贲乎鄙昫。”或直接引用《周易》成句，或点化变用，皆能水乳交融，恰到好处。其余赋中还大量引用《诗经》、《国语》、《左传》、《老子》、《论语》、《孟子》、《楚辞》、《淮南子》等古籍资料，遂使赋作内涵充实，显示相当深度。三是首次以“志”名篇，在中国辞赋史上亦具开风气之作用。
崔氏最见才华，在赋史和文学史上最为知名者为崔骃。《后汉书》本传曾载有一事，可见一斑：
帝（肃宗刘炟）雅好文章，自见骃颂（按：《四巡颂》）后，常嗟叹之，谓侍中窦宪曰：“卿宁知崔骃乎？”对曰：“班固数为臣说之，然未见也。”帝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试请见之。”骃由此候宪。宪屣履迎门，笑谓骃曰：“亭伯（按：崔骃字），吾受诏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为上客。
以文章见知于皇上，且得如此之高之评价，对一介布衣文士而言，自然是极荣耀体面之事，故为史家所称道。
崔骃文章，《后汉书》本传载曰“二十一篇”，今检严可均辑《全后汉文》著录者实得三十九篇，其中或有累计方法不同而致之误差，然亦多《后汉书》所未载者。
崔骃文章可分三类。
一类是以赋名篇之作品，今存《大将军西征赋》、《反都赋》、《大将军临洛观赋》、《武赋》等。此类赋，或述窦宪出征匈奴之雄壮军威，或发建都洛阳之高谈阔论，或状洛观之崇峻形势等，惜皆残缺，难睹全貌。但由此也可见出两点：一是崔骃喜爱作赋，所赋内容较广，征战、京都、宫观，样样涉及；二是善于作赋，手法多变，叙事、咏物、议论，式式具备。
二类是虽不以赋名篇，但为典型之赋体文。此类作品今存《达旨》、《七依》（残篇）、《杖颂》、《北征颂》、《四巡颂》等。此为崔骃赋研究之重点。
《达旨》一文，《后汉书》本传解题曰：骃“常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之事。时人或讥其太玄静，将以后名失实。骃拟扬雄《解嘲》，作《达旨》以答焉”（注：又《艺文类聚》所录《达旨》序曰：“往者扬雄设言，客有难玄之尚，应以战国之士，若范、蔡、邹衍，垂衅相倾，诳曜诸侯，以干浊世之宠。或人亦睹我之澹泊，故比方昔问以难余，余略依前训以报焉。”此亦有助于本文解读。）。
其文可分两大段。首段以“或说己曰”开头，提出疑问：易称“备物致用”，意即怀才即应为世所用，此是主要观点。然从主观条件看，“今子韫椟《六经》，服膺道术，历世而游，高谈有日，俯钩深于重渊，仰探远乎九乾，穷至颐于幽微，测潜隐之无源”；从客观形势讲，“于时太上（明帝）运天德以君世，宪王僚而布官；临雍泮以恢儒，疏轩冕以崇贤；率惇德以厉忠孝，扬茂化以砥仁义；选利器于良材，求镆铘于明智”。两方条件尽皆具备，可“己”者“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门。进不党以赞己，退不黩于庸人。独师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与士不群”。于是“或说”之人即感不可理解：“不以此时攀台阶，窥紫闼，据高轩，望朱阙，夫欲千里而咫尺未发，蒙窃惑焉。”因再劝“己”曰：“故英人乘斯时也，犹逸禽之赴深林，虻蚋之趣大沛。胡为嘿嘿而久沉滞也？”从大前提到小前提，再到结论，步步推理，十分严密。
下文一段“答曰”可分三层。首层通过“士或掩目而渊潜，或盥耳而山栖；或草耕而仅饱，或木茹而长饥；或重聘而不来，或屡黜而不去；或冒訽以干进，或望色而斯举；或以役夫发梦于王公，或以渔父见兆于元龟”等大量历史事实，提出一个与“或说”者截然相反的论点：“道无常稽，与时张弛。失仁为非，得义为是。君子通变，各审所履。”因此，“与其有事，则褰裳濡足，冠挂不顾。人溺不拯，则非仁也。当其无事，则蹿缨整襟，规矩其步。德让不修，则非忠也”。总之，“险则救俗，平则守礼，举以公心，不私其体”，这是当今为士者所应采取之态度。
二层在这一前提下着重阐释当今之世之状况并提出处世之原则：“今圣上之育斯人也，扑以皇质，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为仁。壹天下之众异，齐品类之万殊。参差同量，坏冶一陶。群生得理，庶绩其凝。家家有以乐和，人人有以自优。威械臧而俎豆布，六典陈而九刑厝。”在此种太平盛世之下，天下品类，即使有万种殊异，也都只能一般看待，同等使用。“虽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厉，伊皋不论，奚事范蔡”？而面对“处士山积，学者川流，衣裳被宇，冠盖云浮”，亦即人才济济，犹如“衡阳之林，岱阴之麓”之状况，有才与无才，用与不用，都只能取随遇而安之态度，亦必须以平常心待之。“进动以道，则不辞执珪而秉柱国；复静以理，则甘糟糠而安藜藿”。
三层以退为进，进一步表达自己处世原则、生活态度。“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举；非不欲室也，恶登墙而搂处。叫呼衒鬻，县旌自表，非随和之宝也。暴智耀世，因以干禄，非仲尼之道也”。意即并非不欲仕进，而必须仕之有道。此与那种口中绝不仕进而实际钻营干禄者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崔骃之真实人生观：他所反对者只是那种“游不伦党，苟以徇己，汗血竞时，利合而友”之生活方式。于是他又反唇相讥：“子笑我之沉滞，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并进一步以“孔子起威于夹谷，晏婴发勇于崔杼”等古之贤德者为楷模，表示自己“将因天质之自然，诵上哲之高训；咏太平之清风，行天下之至顺。惧吾躬之秽德，勤百亩之不耘。絷余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
《达旨》与《解嘲》相比，章法结构大体一致，语言表达亦有许多相似之处，所谓“拟”者，即主要在此。如《解嘲》开始问：“何为官之拓落也？”《达旨》问：“胡为嘿嘿而久沉滞也？”接下《解嘲》答云：“客徒欲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达旨》答曰：“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解嘲》叙云：“当其有事也……；当其亡事也……。”《达旨》叙曰：“与其有事，则……；当其无事，则……。”《解嘲》有语云：“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咎繇。”《达旨》有语曰：“家家有以乐和，人人有以自优。”《解嘲》又云：“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鹊。”《达旨》又曰：“子笑我之沉滞，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解嘲》最后云：“仆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达旨》最后曰：“仆诚不能编德于数者，窃慕古人之所序。”虽然亦有变化改造，然模仿之痕迹显而易见。
但从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表现方法看，《达旨》与《解嘲》相比亦有三点不同。一是《解嘲》讲以谋略奇策取仕。如“曾不能画一奇，出一策，上说人主，下谈公卿。目如耀星，舌如电光，壹从壹衡，论者莫当”；“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肋拉髂，免于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万乘之主，界泾阳抵穰侯而代之，当也。蔡泽，山东之匹夫也，顉颐折頞，涕涶流沫，西揖强秦之相，扼其咽，炕其气，附其背而夺其位，时也”。而“崔骃《达旨》，吐典言之裁”（刘勰《文心雕龙·杂文》），义归忠孝仁义。如“率惇德以厉忠孝，扬茂化以砥仁义”；“失仁为非，得义为是”；“人溺不拯，则非仁也……德让不修，则非忠也”；“虽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厉，伊皋不论，奚事范蔡”？又如《解嘲》称羡“……司马长卿窃訾于卓氏，东方朔割炙于细君。仆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而《达旨》所仰慕之数公，则偏于德行义举，如“孔子”、“晏婴”、“吴札”、“展季”、“颜回”、“程婴”等，思想显得更为正统典则。正因如此，《华峤书》曰：“骃讥扬雄，以为范、蔡、邹衍之徒，乘衅相顷，诳曜诸侯者也，而云‘彼我异时’。又曰：窃赀卓氏，割炙细君，斯盖士之赘行，而云‘不能与此数公者同’。以为失类而改之也。”（《后汉书》李贤注引）可谓对比鲜明，揭示准确。二是《解嘲》一味讲“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神游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殊不知一篇《剧秦美新》，乃至抱恨投阁，给后世留下多少话柄。而《达旨》则谓“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举……暴智耀世，因以干禄，非仲尼之道也”。思维方式比较辩证，实话实说，易于为人接受。联系其自身行事，“未遑仕进之事”；或虽为窦宪掾吏，而能对其骄恣擅权“指切长短”，“终之以居正，则其归旨异夫进趣者”（《后汉书·崔骃列传》）。二人立言、志趣颇不相同，正如明代张溥所指：“亭伯少与班傅齐名，未遑仕进，时或讥其玄静，乃作《达旨》以匹《解嘲》，立言之旨，初若符节。及其终也，子云抱恨于校阁，亭伯成名于辽阴，文之为文，非言之难，行之难也。”（《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三是《解嘲》虽亦引书用典，而《达旨》比之则更多更密更自觉。如《达旨》二段一层用“士或掩目而渊潜，或盥耳而山栖……”等十四典故；三层用“孔子起威于夹谷，晏婴发勇于崔杼……”等十六古事，不仅形成一连
串排比句，加强了语势，而且连类引义，加大了文章涵量与深度。刘勰对此有明确比较：“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鵩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文心雕龙·事类》引经据典，崔氏比扬雄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成功。
《七依》为仿枚乘《七发》而作之“七体”残文。从现存内容看，主要写“饮食”、“宴乐”、“田猎”、“音乐”诸事，立意、章法均有承继前人痕迹（注：《艺文类聚》卷五七引挚虞《文章流别论》曰：“骃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呜呼！扬雄有言：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岂不谓义不足而辩有余者乎。’赋者将以讽，吾恐其不免于劝也。”此可为证。），但其具体描写，精雅巧妙，显然又有超越前人之处。试举两例：
客曰：乃导玄山之粱，不周之稻，万粲百陶，精细如蚁。砻以絺绤，砥以柔韦。雍人调膳，展选百味。驾夫遗风之乘，游骐之騑，适靡四海，摝)珍□□……炊以□棫之薪，□□□□□□；滋以阳扑之姜，蔌以寿木之华；鹾以大夏之盐，酢以越裳之梅。
于是置酒乎宴游之堂，张乐乎长娱之台。酒酣乐中，美人进□。□□□以承宴，调欢欣以解容。回顾百万，一笑千金。振飞縠以舞长袖，袅细腰以务抑扬。纷屑屑以暧暧，昭灼烁而复明。当此之时，孔子倾于阿谷，柳下忽而更婚，老聃遗其虚静，扬雄失其太玄。此天下之逸豫宴乐之至盘也，公子岂能兴乎？
文中关于“玄山之粱，不周之稻，万糳百陶，精细如蚁。砻以絺绤，砥以柔韦。雍人调膳，展选百味”以及“回顾百万，一笑千金。振飞縠以舞长袖，袅细腰以务抑扬。纷屑屑以暧暧，昭灼烁而复明”等描写，不仅为《七发》中所没有，且明显对唐代杜牧《阿房宫赋》产生颇大影响，其“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之所谓“通感”之名句，实得益于“纷屑屑以暧暧，昭灼烁而复明”之启发。刘勰所谓“崔骃《七依》，入博雅之巧”（《文心雕龙·杂文》），即此之谓也。而文中所含之夸张成分，也不像《七发》等作的“夸过其理，名实两乖”，而“能酌诗书之旷旨，翦扬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刘勰《文心雕龙·夸饰》）。至于孔子、柳下惠、老聃、扬雄等历史典故之连类使用，则同样显出崔氏赋之固有特色。
《杖颂》、《北征颂》以及《四巡颂》，虽名为“颂”，实亦赋，犹如王褒《甘泉颂》亦名《甘泉赋》、马融《广成颂》实即《广成赋》一样。《杖颂》云：
植根荄于湘浦，承雷夏之洪泽。寓流云而诒我，合天生乎裁剥。用以为杖，饰以犀角。王母扶持，永保百福。寿如西老，子孙千亿。
文虽短小，似近完篇，言简意赅，不失为咏物小赋之精品。
《四巡颂》是为残篇，其规矩体式有类扬雄《甘泉》《河东》《羽猎》《长扬》四赋：前有小序，后有正文；而序与正文，实多赋体。如《北巡颂》序云：“元和二年正月，上既毕郊祀之事，乃东巡出于河内，纳青衮之郊……圣泽流泱，黎元被德，嘉瑞并集，乃作颂。”《南巡颂》正文云：“惟林蒸之鸿德，允天覆而无遗。壮云行之博惠，淑雨施于庶黎……”《四巡颂》本崔骃成名之作。《后汉书》本传载曰：“元和中，肃宗始修古礼，巡狩方岳。骃上《四巡颂》以称汉德，辞甚典美，文多故不载。”考现存《四巡颂》之文，史评两点实为坚确，即：一称颂汉德，以美为主。上文所举序言、正文已略见一斑，兹再举《东巡颂》以见其意：
伊汉中兴三叶，于皇维烈，允迪厥伦，缵王命，彻汉勋。矩坤度以范物，规乾则以陶钧。于是考上帝以质中，总列宿于北辰。开太微，敞紫庭，延儒林，以咨询岱岳之事……盛乎大汉，既重雍而袭熙……于是乘舆登天，灵之威路。驾太一之象车，升九龙之华旗，建翠霓之旌旄。三军霆激，羽骑火烈。天动雷震，隐隐辚辚。躬东作之上务，始八正于南行。裒胡昫之元老，赏孝行之畯农。
这里连篇累牍者均为“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班固《两都赋·序》）之内容，而缺少“抒下情而通风谕”（同上）之精神。二辞甚典美。如“驾太一之象车，升九龙之华旗，建翠霓之旌旄”、“三军霆激，羽骑火烈。天动雷震，隐隐辚辚”、“躬东作之上务，始八正于南行。裒胡昫之元老，赏孝行之畯农”等描写，排比、对偶、夸张、比喻，用尽各种修辞手法，语言典雅优美。
三类是非赋之文，约三十篇，数量众多，但此不属本文研究范围，故略而不论。
崔瑗为“宿德大儒”（《后汉书·崔骃列传》），“高于文辞”，著文亦最多。史载其著赋及《七苏》等，今多不存。唯《七苏》仅存“加以脂粉，润以滋泽”两句。此篇《文心雕龙》作《七厉》，《北堂书钞》作《七依》，均误。《后汉书》作《七苏》，是。唐时尚存，李贤等注《后汉书》曰：“瑗集载其文，即枚乘《七发》之流。”刘勰评曰：“崔瑗《七厉》，植（指）义纯正。”（《文心雕龙·杂文》）“唯《七厉》叙贤，归以儒道，虽文非拔群，而意实卓尔矣。”（同上）由此可以窥见两条信息：一是内容以“叙贤”为主，颇类崔骃《达旨》之叙“孔颜”；二是立意纯正，旨归儒道，突显宿德大儒为文之特征，亦具崔氏为赋之共性。而史载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严可均编《全后汉文》亦仅存残篇。其文辞雅美，读之即知。这里需要特别讨论其《河间相张平子碑》一文，今录两节：
君天姿睿哲，敏而好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是以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环辞丽说，奇技伟艺，磊落焕炳，与神合契。然而体性温良，声气芬芳，仁爱笃密，与世无伤，可谓淑人君子者矣。
于惟张君，姿质懿丰。德茂材羡，高明显融。焉所不学，亦何不师。盈科而逝，成章乃达。一物不知，实以为耻。闻一善言，不胜其喜。包罗品类，禀授无形。酌焉不竭，冲而复盈。廪廪其庶，亹亹其几。膺数命世，绍圣作师。苟华必实，合德惟恭。柔嘉伊则，孝友祗容。允出在兹，维帝念功。往才女谐，化洽民雍。愍天不吊，降此咎凶。哲人其萎，罔不时恫。纪于铭勒，永终誉兮；死而不朽，芳烈著兮。
此种碑文，从内容说，有似后世墓志铭一类。但从语言看，通篇四言一句，两句一韵，音调铿锵，缀采雅泽，却似扬雄《逐贫赋》、《酒赋》（一作《酒箴》）一类。在实用文体未能完全成熟阶段，我们拟依据实际，不妨从赋体文学略作研讨。同时本文“如川之逝，不舍昼夜”、“道德漫流，文章云浮”、“焉所不学，亦何不师”、“一物不知，实以为耻”等大量引用儒家经典、孔圣故事的写法，亦显鸿儒为文之本色。至于本文可补正史之不足，《后汉书·张衡列传》“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正取材于此，亦可见其文献价值。
崔湜曾先后为五原、辽东太守，整厉士马，抵御胡虏，有功国家。他才高能美，文武兼备，备受史家赞誉（《后汉书·崔骃列传》）。又能“明于政体，吏才有余，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名曰《政论》，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仲长统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同上）《后汉书》“传论”亦谓：“湜之《政论》，言当世理乱，虽晁错之徒不能过也。”（同上）史未载其赋，但《艺文类聚》载有《大赦赋》及《答讥》等。
《大赦赋》序曰：“惟汉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涤恶弃秽，与海内更始，亹亹乎恩隆平之进也。湜就而赋焉。”赋文以为“陛下以苞天之大，承前圣之迹，朝乾乾于万机，夕虔敬以厉惕。然犹痛刑之未错，厥将大赦。所以创太平之迹，旌颂声之期，新邦家而更始，重祉美乎将来，此诚不可夺也”。故赋曰：“方将披玄云，照景星，获嘉禾于疆亩，数萤荚于阶庭。扪麒麟之肉角，聆凤皇之和鸣。农夫欢于时雨，女工乐于机声。虽皇羲之神化，尚何斯之太宁。”赋写历史事实之同时，极力颂扬汉德之美及大赦后之太平景象，立意有类其祖之《四巡颂》。
《答讥》为类似《解嘲》《达旨》之赋体文，基本为完篇。赋分两段，首段先述客之“讥”，分两层。第一层曰：
夫人之享天爵而应睿哲也，必将振民毓德，弭难济时。故或阶媵以纳说，或桎梏而不辞；或击角以自炫，或养老以待期。及其规合策从，勋绩克章，拨乱夷险，九合一匡。圣人大宝，唯斯为光。
摆出客之主要见解，即为人之准则：积极入世斌，振民毓德，弭难济时，并以此为荣。第二层直讥“主人”：
今子游精太清，潜思九玄。励节缥霄，抗志浮云。口愿甘而尝苦，身乐逸而长勤。志求贵而永卑，情好富而困贫。慕容名而失厚，思虑劳乎形神。
形成一种鲜明对比：甘贫乐道，志存玄远，消极避世。针对此种讥讽，主人答曰：
子徒休彼绣衣，不知嘉遁之独肥也。且麟隐于遐荒，不纡机阱之路；凤凰翔于寥廓，故节高而可慕。李斯奋激，果失其度；胥种遂功，身乃无处。观夫人之进趋也，不揣己而干禄，不揆时而要会。或遭否而不遇，或智小而谋大。纤芒毫末，祸亟无外。荣速激电，辱必弥世。故曰受饵衔钩，悔在鸾刀；披文食豢，乃启其毛。
以一系列比喻和历史事实，从正反两面说明干禄之祸，逃世之福。最后表达一己之志向：
若夫守恬履静，澹尔无求。沈缗浚壑，栖息高丘。虽无炎炎之乐，亦无灼灼之忧。余窃嘉兹，庶遵厥猷。
这与史书记载之“三公并辟，皆不就”；“其后辟太尉袁汤、大将军梁冀府，并不应”；“服竟，召拜尚书。湜以世方阻乱，称疾不视事，数月免归”（同上）等记载恰相印证，说明崔湜言必信，行必果，亦与其祖崔骃志趣相投。
此篇《答讥》之立意、结构与《解嘲》《达旨》如出一辙，当与此类文体作法（固定套路）有关。但有一鲜明特色，即“崔湜《答讥》，整而微质”（刘勰《文心雕龙·杂文》）。文字虽略嫌质实（这与他（“吏才有余”、学晁错为文有关），然语句工整，似通篇对仗，有些对仗已达到比较整炼之程度，如“振民毓德，弭难济时”，“精游太清，潜思九玄。励节缥宵，抗志浮云。口愿甘而尝苦，身乐逸而长勤。志求贵而永卑，情好富而困贫。慕容名而失厚，思虑劳乎形神”。同时，隔句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语言十分精美。是赋，又是诗，这为其他类似之作所无法比拟。
综上所述，崔氏之辞赋创作，有下述三大特征：
一、以《慰志赋》为标志，首开言志类赋体，将辞赋言志之特点表现得更为鲜明。赋之主要特征为“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但既往赋之“写志”常常通过“体物”完成，唯《慰志赋》，始直接言志而不假于体物。崔篆以前，未有以“志”名赋者，崔篆之后，冯衍有《显志赋》、刘桢有《遂志赋》、丁仪有《厉志赋》等。正如陆机《遂志赋·序》所言：“昔崔篆作诗（按：即《慰志赋》）以明道述志，而冯衍又作《显志赋》，班固作《幽通赋》，皆相依仿焉……岂亦穷达异事，而声为情变乎。”
二、赋作旨归儒道，指义纯正，温文典雅，以美为主，异乎讽刺之篇。“崔蔡冲虚温敏，雅人之属也”（陆机《遂志赋·序》）。故崔氏诸赋，多温雅颂美之篇，其重点表达者，在于儒家及仁义忠孝之道，几无其它复杂理念。如崔篆之《慰志赋》、崔骃之《四巡》、《达旨》、崔瑗之《七苏》等。
三、据事类义，援古证今，文博旨奥，华实相副。如《慰志赋》、《达旨》、《答讥》均引用几个甚或十几个同类经史典故来铺陈比附，说理明道，从而光大赋义，增其文采与美感。正如刘勰所评：“傅毅崔骃，光采比肩：瑗湜踵武，能（龙）世厥风者矣。杜笃贾逵，亦有声于文，迹其为才，崔傅之未流也。”（《文心雕龙·才略》）
崔氏赋作特点既明，其原因何在？追而论之，亦有三点：
一、帝王崇爱儒术，好文修礼，历代不移，影响所及，故赋家为文多宗经明道，旨意纯正，温柔敦厚，崔氏亦然。据《后汉书·儒林列传》等史书记载：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异同，连月乃罢。肃宗视临称制，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邓后称制，虽学者稍懈，然至顺帝，复修学校，规模大增。本初元年，梁太后诏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益，至三万余生。熹平四年，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使天下咸取则焉（注：《后汉书·光武帝纪》、《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等以及《资治通鉴·汉纪》诸本所载略同。）。东汉二百年间，历代天子极重儒学。上有所好，下必甚之。风习所渐，下至平民，莫不诵经言道，儒风大炽。文士（包括崔氏）多受其影响，形之于文，亦见其风。诚如刘勰所言：“班傅三崔（指崔骃、崔瑗、崔湜祖孙三代）、王马张蔡，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文心雕龙·时序》）
二、崔氏数辈皆为磊落鸿儒，“兼以沈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后汉书·崔骃列传》），故为赋多能广拾经史，博采诗书，衔华佩实，辞采兼胜。崔篆年轻时为郡文学，以明经徵诣公车；晚年闭门潜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崔骃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常以典籍为业。崔瑗尽能传其父业，年十八，从宿儒贾逵质正大义，遂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诸儒宗之。崔湜少好典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正因如此，崔氏为文，往往多采经史，华实相副，兼具儒者、文士双重特色。
三、崔氏世为忠臣，或虽属心于贵威，而能终之以居正，其归旨异夫进趣者，故为赋必以言志为主，一吐衷曲。风气所启，遂开一代赋风。崔篆固为忠臣孝子，作《慰志赋》以自悼。崔骃、崔瑗、崔湜虽尽心于窦宪、阎显、梁冀，而皆能指切长短，力戒其非，与投机卖身者不同。故其为赋，往往能直抒胸臆，无所顾忌，不为外因所左右。影响所及，赋风为之一变。
上述三点，亦反映了两汉辞赋创作之变化所在及文学发展之主要规律，意义重大，故为文以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