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疑的转向——对当下文化研究热的几点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论文,可疑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3)04-0131-04
文化研究正成为当下的一门显学，成为新的学术利润增长点。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一度繁荣昌盛，90年代的边缘失落，正当批评家和作家们为自己的存在日益被忽视而备感孤独失意的时候，文化研究成为一棵颇为及时的救命稻草，批评家们似乎未加思索便紧抱不放，大肆演绎和渲染。各个大学的中文系也迅速成立了各自的文化研究所，在日益疲软的文学研究中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一批著名的文学研究者相继以不同的方式宣告了自己的学术转向，把文学研究抛在了一边。他们相当一致地认为，面对当下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单纯的文学研究已无济于事，每一个有学术责任的学者都必须对社会发言，引导人们去正确地认识社会。于是对文化研究或粗或细的分析文章充斥了当下的书面刊物和各大学术网站，从民工问题、房地产问题、媒体机制问题到羊毛衫、吊带裙、松高鞋无一遗漏，当下社会每出现一个新的社会现象都会在文化研究中得到反映。我们的文化研究者似乎又一次站在社会的风头浪尖上，激扬文字，启蒙的自豪又一次风光再现。
文化研究的热潮当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和西方学术思想的传入以及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转变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学术界也经历了一个由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变的过程，特别是在近几年，文化研究盛行于欧美学界，席卷了各个学科，以至于杰姆逊不得不称之为“超级学科”。大学人文学科的传统分类界线被打破，文学系、历史系、人类学系、社会学系、传播学系等等都被卷入文化研究的圈子。结构主义、符号学、传播学、大众文化、精神分析学、“新左派”、女权主义等等都被糅合在一起，制作着文化研究的盛宴，文化研究一时在西方形成蔚为大观之势。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日益加大，西方的学术思想迅速大规模传入中国，吸引了众多的学者。特别是在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现实的巨大变化，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当下社会和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表象有众多的相似之处，并且社会的巨大转型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大众文化的兴起、中产阶级人群的出现、贫富差距的拉大、全球化的呼吁等等，都可以在西方的以往发展中找到合适的注脚，而西方的学术思想好像同样可以适用于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这让广大的西方理论的引进者看到了摆在面前的广阔的用武之地。传统的文学研究再也不能集中批评者们的视线，对社会问题的参与全面战胜和压垮了感觉、领悟、审美和价值判断的传统学术方法。在这种状况下，文化研究的喷薄而出也许 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笔者丝毫不怀疑文化研究能够给传统的文学研究带来勃勃的生机，也让我们看到广阔的学术视野。然而在大规模的学术转向背后，笔者依然看到了潜在的问题以及转向的虚假性，这是本文所要关注的，笔者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论这个问题。
(一)文化研究的畸形膨胀必然带来对文学研究的忽视和冷漠，从而在文学现代化的道路上人为地带来障碍，限制了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时下的文学成为文学研究的边角料，一些文学批评者只是在文化研究的分析中才偶尔提到某个文本中的现象作为自己研究的 佐证，而真正关注文本的审美、心理、情感、叙事、语言等文学因素的批评几乎很少见到。对社会发言，解决实际问题成了批评家最理直气壮的理由。人们真实的生活、情感和心理再一次被遮蔽，除了一部分可以作为文化研究的表象被反复提及外，文学不仅承受了来自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巨大压迫，文学研究者自己的批评错位对之同样造成了重大的挫伤，一部分作家再也找不到从事文学的内心需求，只是在市场和文化研究的左冲右突中生产一些粗鄙的文字。甚至有些刚刚从事文学写作的作家故意迎合文化研究者的需求，写出符合他们需要的所谓社会现实，以期引起批评家们的注意，让他们从中发现可供文化研究的材料，从而走向市场，赢取自己的功名。文学的真实性以及超越性离我们越来越远，判断文学作品是否优秀的标准开始置换成文本，而不再是语言、叙事、审美等文学的内在因素。当下一些文学作品的显著倾向就是审美和情感的粗鄙化，对表象过度地关注而没有超越的思考。也许在每一天都有大批的小说问世，然而如果去选择其中称得上优秀的作品则是微乎其微。对此，笔者感到十分的痛心。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个人化写作初具规模的时候，我们以为会迎来一个文学自主发展的真正的文学繁荣期，然而发展到现在，笔者的信心却渐渐地失去了借口。在我们对文学现代性的期盼中，我们的行为是否是对现代性的最大解构呢?我们真的不再需要审美的感悟、情感的抚慰和心灵的飞翔吗?也许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并无意看到这样的创作状况，然而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表象关注以及对文学中非文学因素的强调正是对文学发展的一种消解，他们就像两列背道而驰的火车，永远无法交接。吴炫曾著文提到：“文学中的全部文化性内容，如果被看作是对现实的文化内容的验证，便是‘非文学性的文化批评’。文学中的文化内容与文学以外的文化内容，其性质和意味均是不同的。‘非文学性的文化批评’常常是从时代的角度、文化特性的角度切入不同的作品，提炼出共同的文化特性，因而常常忽略文学与文化的差异。”[1]而我们当下的文化研究者正是把视线集中到了文学以外的所谓文化内容，所谓真正的文学性的问题则被人为地搁置起来。
而关于文学本质的问题也已经很久没有人再提起了，当下的文学批评大都转换成了文化思想的争论，而具体的文学文本则被束之高阁。东方主义、民族主义、全球化、后殖民等等宏大的概念激起了文化批评者空前的热情，文学本身则成为一种点缀，很多学者为了自己文化研究的需要随意曲解文本的内容，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文化理论的容器。返回“文学自身”曾经作为几代文学家的梦想孜孜以求，然而在当下，这样的思考却很少再有人愿意花时间去做认真的研究，文学的本质好像已经不存在了。一些文化和思想的泡沫正在造成对文学的巨大伤害，理念性和所谓的文化价值让一些本来大有可为的 优秀作家误入歧途，写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时过境迁我们很难相信这些作品可以作为文学经典流传下去。当下的文学已经真正完成了它的边缘化转变，期待用文学来改造人们无意识中的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注定是美好的一相情愿。笔者认为，这对文学本身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真正做到回归“文学本身”的大好时机。然而当下的创作现状并没有给我们树立起多大的信心，我们的作家们显然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应付现实的发展，我们所能看到的不是对不合时宜的道德鼓吹，便是各种形式的媚俗，能够真正沉于生活之中并写出具有超越性的文本的作家少之又少。消费文化正在日益成为当下社会的主流文化，它正在用各种各样或隐或显的方法改造人们的日常生活，旧有的文学观念被一一消解。在文化研究的视阈下，文学好像成为没有本质的东西，任何一个新的文本我们都可以找到承认它合理性的所谓标准。文学与大众文化前所未有地亲密起来，经典意义上文学作品的产生仿佛已经没有可能。
(二)现存的文化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到底有多大的有效性?分析当下中国的文化研究，就不得不梳理文化研究在西方发展的踪迹，因为中国的文化研究正是在西方的参照和推动下出现的。在这里，笔者不想赘述西方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以及流派的复杂演变，但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的文化研究是一种学理上的自然延伸和社会现实的必然反应，而中国的文化研究很大成分上是人为选择的结果。在铺天盖地的文化研究中，众多的批评者把视线集中到了酒吧、广告、时尚等所谓现代化的细节中，特别是中产阶级和所谓成功人士的生活被当作了最佳的文本。他们试图通过成功人士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的分析，以期触摸到背后的政治和文化的运作机制，进而探讨造成深远影响的所谓“新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无可否认，由当下文化研究者所大肆渲染的“新意识形态”确实对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特别是受消费文化影响的青年人产生了很大影响，沿着这种思路，也许可以找到当下“中产阶级生活”幻象的某种匮乏和虚假。然而中国的现实语境远非一种“新意识形态”所能概括，也不仅仅是由它便能找到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便是中国并没有过渡西方的“晚期资本主义状态”，如果说西方的文化研究可以在对现实的批判和实证般的分析中完成对政治和社会的遮蔽的揭露，那么这种研究对中国的现实则没有充分的解释能力。当下的文化研究者大多在研究之初根据对中国现实的印象把握而得出“新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观判断。由此预设，在各种社会现象分析中便想方设法从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找到合乎自己判断的注脚，无形中便忽略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试图完成遮蔽的揭示中，从而造成更为可怕的遮蔽，使充满现实介入精神的文化研究再一次落入理论游戏的怪圈，而对真正的现实产生错位的认识。这是一种典型的语境误置的批评策略，它带给我们的依旧是无关痛痒的理论判断。“我们承认，从总体而言，当下中国的文化状态，离开了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历史，就无法理解发生在民族国家内部的新现象。确实如此，当下的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化的社会，市场经济日益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经济改革已经把中国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与生产关系之中，大众传媒的力量也确实以一种无所不在的方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从而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想像，生活在现代化大都市的人们与生活在广大乡村的人们对于大众文化的接受所产生的心理与行为方式的影响是一种均质的状态?”[2]当我们以一种平面化的叙述方式和分析策略对大众文化进行研究的时候，是否注意到中国本土的不同人群的生存状态对于同一种文化现象的接受所产生的异质性?生活在城市和农村对于大众文化的接受是很不相同的，如果说大众文化正在营造的一种所谓的“新意识形态”对城市居民产生巨大的影响，那么在广大的农村，情况却并非如此。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的接受完全作为一种关于现代化的想像，是物质满足层面的追求，而这种大众文化背后的无形的控制对他们却无关紧要。真正决定他们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判断的依旧是传统文化的力量，对他们的分析也要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和新的变异，而不能以“新意识形态”的潜在影响做大而无当的概括。如果无视这种文化的差异，断然以“大众”二字概括受众的片面性，这种批评本身无疑是缺乏说服力的。
(三)研究内容的无所不包对正常的学术规范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文化批评立足于一个广阔的空间进行批评活动，这种广阔包括采用的理论的多学科性、批评方法的多方面性，由此也就有批评空间的多种可能性。”[3]这种广阔的批评空间的开创所造成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批评对象的泛化。文化研究者们往往对发生的社会现象不假思索就拿来进行文化上的分析，似乎只要挂上了文化的名义，一切的日常生活都会凸显其不同寻常的文化意义。然而社会现象必然是不断更新的，我们的文化研究者的研究对象也就像走马灯似的在更换，而赋予社会现象的文化意义也必然是在不断地改变。而原先的文学研究者们曾经苦心经营的文本分析以及基于文本基础上的文学史的研究都在这种无所不包的研究对象中变得面目模糊，正常的文学研究的进程被冲击的七零八落。“当代文学批评到90年代，愈加变成一种表演。昔日那种沉入生命、沉入文化深处的理念已成为过眼烟云。批评在合谋、无聊、调侃之后仅剩下肉麻，而热衷于制造一次又一次的‘文学事件’和‘文化事件’。”[4](P441)研究对象的任意扩大无疑会造成批评的平面化，很多文章不是浮光掠影般的描述，就是语焉不详的判断，我们已经看不到学理基础上的推理和发自内心的人文价值判断，文化好像成了回避这一切的最好借口。而关于学术规范的问题好像再也没有人提了，“现在，批判性的立场很时尚，它似乎是彰显知识分子伦理的最有效率的手法。过多、过强、过滥的批判性，也使人怀疑它的真实性。批判性的姿态已经使我们忘记对象事物的本质存在，粗鲁而随意地解决了知识的难题”[5]。笔者认为，这不是学术繁荣的表现，在五花八门的文化研究背后是文学研究的困窘和举步维艰，如何回到正常的学理规范并依次提出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迫切需要做的工作，这比陷于空泛的文化研究要有意义得多。英国早期文化研究的理论奠基者雷蒙·威廉斯曾说：“认为价值和艺术作品在不参照他们得以表现的特定的社会情况下是可以进行充分研究的这种看法当然是错误的，认为社会的解释是决定性的，或者是价值和艺术品不过是副产品的看法也同样是错误的。”这种来自西方成熟的文化研究者的声音或许对我们超越当下的文化研究进入一种成熟的学术思考有所启示。
(四)当下文化研究的广泛的“伪平民主义”姿态。当下的文化研究者大都在有意无意地宣扬自己的平民视角，似乎只要进入了文化研究就是在“为民请命”，就意味着对压抑的反抗。文化研究者最大的理论资源是对符号学理论的娴熟运用，他们大多先是在日常生活中选取符合他们解释欲望的日常生活现象，然后对他们进行花里胡哨的符号学阐释，给平凡的琐事戴上一种奇异的符号光环，现实生活层出不穷的符号资源成了文化研究者最主要的关注对象。而文化研究者最愿意宣扬的就是他们的平民视角，他们好像置身于研究对象之外看着人们如何挣扎在大众文化的陷阱中而不自知，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揭示这种陷阱的危险。然而在具体的文化分析中他们的指向却犹豫不定，对研究对象的过分沉溺无形中消解了他们的平民立场，以至最后这种文化分析也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眨眼间消失。这种根植于研究者本身人文价值判断的匮乏，在没有充分有力的内心和理性的支撑下，文化研究者必然会迷失在文化符号的汪洋大海中而忘了自己批评的目的，徘徊在媚俗和反抗之间，而所谓的平民视角却变成可有可无的点缀，从中我们感到的只能是力度和深度的双重缺乏，批评也就成为一种色彩斑斓的泡沫，一捅即破。“符号学可以为分析文化和社会现象提供一种工具，但它不能代替政治经济分析，更不能对文化和社会现象提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诠释和批判。”[6](P5)符号学解读也许会带给阅读者文字上的惊喜和愉悦，给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提供一种廉价的精神和理论安慰，然而符号本身能指与所指的分离却割裂了符号与历史和社会意义的联系，只剩下符号本身肆无忌惮地舞蹈，结果只能是社会现象的严重误读，不仅丝毫无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环绕在身边的文化语境，而且会使批评者本身彻底在符号中迷失，制造出大量的学术泡沫。所以如果平民视角的建立不是价值判断和内心坚持的自然选取，而只是一种批评策略的使用，这样的文化研究无论如何是值得怀疑的。
之所以提出以上的反思，笔者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文化研究当下存在的合理意义，而是要提醒在文化研究日益成为一种“超级学科”的过程中所潜伏的一些危机和忽略的问题，同时重新唤起对文学研究的重视，在学理的基础上树立一种良好的学术规范。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互相推动、相得益彰的发展态势，而不是其中任何一项的偏废和不健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