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现实、融汇中西——“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建设”学术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中国论文,中西论文,融汇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建设”学术讨论会于1998年10月5日至7日在四川联合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主办，四川联合大学文学院与《中外文化与文论》编辑部承办。
来自全国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40余位学者专家围绕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建设的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次讨论会的特点是针锋相对、内容丰富、观点多元，几乎在每一个问题的焦点上都有争论，达到了学术交流的目的。
一、新时期文学理论现状及其与“现代性”的关系
关于新时期中国文论现状的讨论是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其中较为突出的表现是不少论者以“现代性”问题为核心，力图从较为根本的时代角度阐发“中国文论发展”在与“中国社会变迁”互动依存的背景下，彼此之间的历史与逻辑联系。
钱中文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发言题目就叫做《文学理论与现代性问题》。对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进程与形状，他在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指出了其历史性不足，认为，结合近百年来的历史阶段来看，“新时期文学理论处于本世纪第二个最佳发展的20年”；而伴随着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又一次对外引进，这20年走过的路，几乎是“照着60—70年代西欧文论过程操演了一遍”；因此从总体上说，这是“尚未有重大发明和创造的20年”，同时又是“出现了重大变化的20年”。
那么文论与“现代性”的关系如何呢？钱先生认为二者密不可分：“新时期20年，是在现代性策动下，中国文论发展的20年”。对“现代性”的界定，钱先生并不纠缠于西方话语中的概念之争，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概括，即“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推动自身不断走向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并进一步将其阐发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或言之“启蒙主义的新理性精神”，也就是“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以及权利、进步等”。现代性与文论的关系主要表现在：1、促使文论科学化， 使其进一步走向自身，关注自身的学理，从而解决文论的“自主性”问题； 2、推动文论民主化，使其自身的理论思维走向多元与对话；3、 实现文论理性化，使之改造和重建得更富有人文精神。
由此出发，钱先生对新时期开始之初的80年代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当时的进步标志就在于解除政治对文艺的束缚后，文论重新走向了对自主性的追求，从而为文论在完善自身学理的前提下找回了其更符合本质规律的发展路径。不过在20年过去之后，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门槛上，比较时代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现代性”所导致的两难处境亦不容忽视。其中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个人自由和精神不断高扬的同时，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物化与异化现象也日益严重起来。对此，钱中文先生的观点是进一步张扬“新理性精神”，中国社会的发展如此，中国文论的建设也如此。
评议人赵宪章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认为钱先生的阐述较突出地解决了文学理论自身所谓“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的问题。在讨论中许明博士（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对其中“新理性精神”的张扬作了充分肯定。有的代表则对文学理论自身的现代性问题以及现代性与学理的关系等提出疑问并展开了讨论。
吴兴明副教授（四川联大中文系）的题目是《现代性举证：检视20世纪中国文论的一种思路》。吴文认为要审视20世纪的中国文论，就必须找出其“总体问题性”之所在，那就是“构成近百年中国学术、文化、体制乃至现实生活的世纪性母题——现代性”；理由是面对极为芜杂的文化—理论现象，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论视野和视野中的逻辑引导，我们实际上是无法审理的。对于这种审理的操作步骤，吴兴明认为可以一分为三，即首先，将中国文论独特的现代现象实证性、知识性地推作为一个审视对象，亦即对之进行知识社会学的系统清理；其次，引入元知识性和价值性设问，深入领会中国文论所独有的现代性危机；最后，设想或“引导性反思”中国文论的现代化出路。
与钱中文先生的关注范围和角度不同，吴兴明是把包括新时期在内的20世纪中国文论作为审视对象，并且从具体问题乃至所谓“危机”入手，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文论与现代性的关系。他认为二者之间的关联至少体现为四个层面：1、文学理论持续不断的先锋性植入；2、理论—文学语言的西语化（科学化与译体化）；3、文学经验的“模造性”；4、理论批评生产体制的现代建制（学科体制与发表体制）。由于时间有限，他只具体阐述了其中的第三部分，特别提出了“理念先行”问题，认为后者在文学实践中产生的结果之一便是导致各种“主义文学”的产生。其独特视角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
余虹教授（海南大学文学院）的论文《教化启蒙与自由启蒙——过渡时期中国文学理论状况》也对自“五四”以来中国文论在西方影响下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分析。不过其紧扣的核心是两种不同的启蒙观。余虹认为，由于长期偏重于对强调思想观念更新的“教化启蒙”，忽视突出思维方式变革的“自由启蒙”，中国现代文化步入了重重误区。如今面对一百多年来的经验教训，是应当对其加以总结和重新清理了。因为如果没有自由的思维方式，就不会有自由的学术品格；没有自由的学术品格，就不会有真正深刻的学术成果。
二、中西交汇与中国文论话语重建
关于在中西交汇背景下探讨中国文论的“话语重建”，是本次会议的另一个焦点。
徐新建教授（四川大学文学院）的论文题目是《西方文论在中国：观察，回顾与思考》。他的发言以张艺谋导演的意大利歌剧《图兰多》和魏明伦改编的川剧《杜兰朵》新近在北京同时上演及其引出的包括“后殖民心态”、“堂·吉珂德情结”一类用语在内的评论为例，强调了“西方文论在中国”这一命题的客观现实性，然后进一步从五个方面加以展开，即1、“世纪末”的引进与论争；2、“中华圈”的认同与离和；3、“后冷战”的冲突与交往；4、“知识界”的产生与流变；5、 “学术史”的承继与拓展。徐新建的看法是对“西方文论在中国”这一历史现象进行研究，首先得将其对象化、客观化；也就是说，先不要急于作出价值评判，而应当进行客观全面的总结梳理。徐提出的“对象化”方法是把“西方文论在中国”分解为五个相关问题，即什么样的“中国”，使怎么样的“西方”，以什么样的“文论”，成为了自己的“在”，并且怎么样“在”法及“在”出了什么样的结果？而这些问题必然又与“中国社会变迁”、“现代学术史”和“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相关联。因此徐新建强调应“跳出文论看文化”。比如对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论进入中国这一现象，如果只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一方的主动“引进”，而无视与此同时乃至更早一些西方诸国的积极“输出”，显然是不全面的。如今中国国内一些学者对“失语症”的担忧以及西方世界划分“文明界限”、维护西方独特性提法的出现又与整个“中外关系”格局的演变有关，若不联系文学理论“外部研究”所应关注的时代背景加以审视，就不可能得出全面解释。
关于“西方文论在中国”的问题，四川大学的陈厚诚教授以《新时期引进西方当代文学批评概观》为题作了阐述。通过对具体事实的统计，陈教授指出，在新时期，随着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西方当代形形色色的文学理论批评也被大量引进中国，而这一点“与五四时期的情形十分相似”。那么怎样评价这样的大量引进呢？陈教授认为这种引进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世界范围内日益频繁和便捷的文化、文学大交流是其重要的外部条件，而‘文革’结束后，伴随着国内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和社会经济的转型而产生的批评界寻求新的文学理论话语的迫切需要，则为其提供了内在驱动力。”引进的结果总体上是积极的，具体表现是使既有的文论状况实现了“从一到多”的变化，使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进入了“多元共生”的时代。因此他不同意“失语症”的提法，强调并未全失，而是一方面“有所失，有所未失”；另一方面则“有所失，亦有所得”；最大的“得”就是由于对西方文论的引进，推动了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化，促进了与世界文论界的接轨。
前不久刚赴国外参加第14届世界美学大会回来的高建平博士（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呼唤《建设中西文论的对话关系》。高在发言中说到，这些年来一直面对这样的问题，给西方人讲中国文艺学和美学时，讲些什么？具体做法是，读当代西方人写的文艺学，寻找理论切入点，寻找“可对话之处”。他的体会是“西方文艺学理论的发展现状是讨论的出发点；离开了这个出发点来说话或写作，只能是无意义的自言自语”。而反过来，面对中国文论，道理也是相同的。对于中国的文论，我们可以说它很好，很有成就，但仍要发展；我们也可说它不行，有着许多严重的缺陷，但我们躲不开它。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中西对话的深入，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其集中体现在一点，即所谓的“文学帝国主义”。这种在西方已是十分流行的说法，值得我们注意。“文学帝国主义”带来的一个危险是：文学家管理一切，就是不管文学自身。
曹顺庆、李思屈的论文《全球化与边缘话语的重建》和《寻找‘文论之思’：西方文论的输入与中国文论的话语重建》，就中西文论交往同中国文论建设的问题提出了看法。他们认为，冷战结束以后，二战以来由意识形态为主导因素的世界冲突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不同文化的差异及其相互冲突的问题，受到人们普遍的关注。在此背景下，预测未来的文化走向，选择最佳的可能性以形成21世纪新的世界文化格局，就成了理论界热烈的话题。经过分析论证，他们强调，如今虽然世界范围呈现了出“众声喧哗”局面，但其中实际上存在着两大相互区别的主音调，这就是“着眼于公共性、普遍性的‘全球化’话语和着眼于个性、特殊性的‘边缘化’话语”。曹顺庆与李思屈的基本观点是“全球化”不等于“全球西化”，而只能是“全球多元化”；而“多元化”的文化格局需要各非主流文化的边缘化建设来争取；没有边缘化，就无法真正破除‘一个中心’的历史局面；“只有众多的边缘话语建设卓有成效之日，才是世界多元化真正形成之时”。
值得注意的是，在突出建设边缘话语重要性的时候，二人引入了“现代民族性”的提法；同时重申并非要坚持狭隘立场去与全球化潮流对抗，“更不意味着否认世界的整一性和人类的共同性”；恰恰相反，“边缘话语的建设正是要在找准自己的文化身份以进入世界文化的大家庭，以自己特殊的声部加入全球化的世界大合唱”，并“力图扎根本民族的文化沃土以丰硕的成果奉献于世界”。
至此，与会者就中西交往与“话语重建”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吴元迈先生（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认为，“话语重建”看来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真正做起来会十分困难。赵宪章对“重建”一语的提法提出质疑，认为其容易使人误解为“推倒重来”，否定既有的成果，而实际上那是不可能的。曹顺庆答辩说，所谓重建恰恰是指要面对自己已有的文论传统，找回因西方“强势冲击”而失却的本土经验，即便其在当前世界格局中只具有“边缘地位”。北京大学的陈跃红副教授阐述了自己对所谓“失语症”与“话语重建”理解，认为从学术论争的需要看，这其实是一种“策略”，真正的含义并不是否定现实，而在于强调一种可能出现的危机。王晓路博士（四川大学）的发言《理解与对话：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建设的思考》也突出了中西双方在文论领域加强对话的现实性与必要性，同时强调不仅要总结中国人对西方的引进，还需要了解西方人对中国文论的介绍和研讨，否则对话仍只是单向和不完整的。
中国人民大学的陆贵山教授也在题为《关于文化建设问题》的发言中阐述了自己对中西交汇与中国文论话语重建问题的见解，提出应建立文化战略学，从战略高度改善对文化人的政策和策略，加强对文化教育的投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白春仁教授的论文《呼唤文化交流的眼光和气度》则一连提出了好几个问题：中西学理孰为体孰为用？孰为主孰为辅？文论中如何区分指导性原则和具体方法？“拿来主义”抑或先行消化？在中外关系大格局经受历史性大变化的今天，我们观察域内外文学理论的互动，是否也应该多一些角度，多一些思路呢？白教授的回答是，从中外或中西文化交流的趋向来看，文学以至文学理论这个重要文化因素的进一步内外沟通，不仅势所必然，恐怕会在更大程度上制约着它们自身的发展。“因而我们说，在中外文论关系上，时代向我们呼唤文化交流的眼光和气度”。
三、文论比较与传统评估
如何看待中西文论比较中，各自的具体范畴与学理方面的异同？站在20世纪末的今天，怎样评估前人创造的文论遗产？
胡经之教授（深圳大学）认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传统离我们虽已显得久远，但优秀的美学精神仍然值得我们继承；与此同时，“五四”以来的中西交往中形成的中国现代美学传统也不应该忽略。从鲁迅开始的一代思想家、学者大多接受过西方美学的熏陶，不同程度地在尝试中西美学的比较和融合，并且较好地把握了西方话语向中国话语的转换。这更是值得我们回味和深思的。
王向峰教授（辽宁大学中文系）的论文《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特点》对中国古代文论范畴进行了层次区分，把“言”、“象”、“意”、“道”和“意境”、“意味”等分为一级和二级范畴，由此强调了建立在汉语经验基础上中国文论的特殊性。长沙铁道学院外语系的何云波教授关注的是中西诗学的逻辑起点与范畴体系。他认为，中国与西方处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把握世界的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彼此文学艺术有着各自的品格；而作为从具体文艺实践中总结出的文论，在理论形态、范畴体系上也就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其具体体现为二者的“核心概念”一个是“道”，一个是“存在”。这种根本差异的结果是导致“中西诗学的沟通与对话的困难”。
何云波发言的评议人余虹教授在肯定其阐述价值的前提下，对这种宏观总体比较之可靠性提出了怀疑，指出现实中的文论对话实际上只能是个人性而不是全体性的，因此在使用“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这样的集合名词进行比较时，应界定其特定的所指。吴元迈先生补充说，在探讨所谓中西文论“逻辑起点”的同时，是不是还应当关注彼此的“历史起点”？西方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脱离具体历史阶段（包括地域差别）的划分，如何界定其“核心范畴”？
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教授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绿色”观念》中提出一个严肃问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是否只能是与世隔绝的书斋里的学问？其能否和最现代的问题挂钩，与千千万万人们关注的迫切问题挂钩？他认为，实际上中国古代哲学和古代文论就有很强的人生价值倾向，思考人的存在问题、人的存在的意义问题；而这正是20世纪末人们普遍关心的。由此王先霈教授提出应从中国古代哲学和古代文论中“天人合一”这样的资源里寻找有助于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等问题。评议人尤西林教授（陕西师大中文系）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尽管“天人合一”这样的观念在今天看来很有价值，但应当注意的是，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本文献和民间生活中实际上是找不到多少对“天人合一”价值予以普遍认同的实例的。我们不应当在试图解决当代危机时，过度夸大古人这方面的“先见”。
引起较大回应的论题是王元骧教授（浙江大学中文系）的发言《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与浪漫主义理论价值的重估》。王的观点是：中国“五四”以来现代文学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欧洲及俄苏的现实主义理论。如今看来，存在着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纯认识论与唯科学主义的倾向”，“即把文学的性质与科学等同，并完全以科学的观点和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与此同时对同为西方资源的“浪漫主义”却给予了不恰当的评价，其深刻而富有独创性的合理思想长期以来不但不为我们所理解和接受，反而被当作“消极的”甚至“反动的”来粗暴地进行批判和排斥。今天看来，“这样的认识显然是比较粗浅的”。面对当今因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的务实性而在全世界普遍出现的精神危机（具体表现是物质生活上升，精神生活失落），王教授提出应重估浪漫主义的理想价值，尤其要呼唤浪漫精神的复归。四川大学的毛迅教授在评议时对王教授的发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文论应当关注现实，象浪漫主义这样的人文精神的确需要重新评估和整理。他举例说倘若现实生活中普遍地失却了“诗性”，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四川大学中文系马睿提交的论文是本次会议唯一的一篇论述中西女性主义文论比较的，题目是《汉语经验中女性主义的时间与空间：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她的评议人也是女性，即福建师大的苏文箐博士。她们二人的发言和评议为会议提供了另一重要视角——女性眼光。马睿认为一百年来西方女性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在时间上与中国的现代转型一致，而空间上则具有不均衡性，具体表现为三集中，即“集中于都市”、“集中于少数知识女性”和“集中于文本经验”。具体深入地研究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将有助于以性别为焦点，向更广阔深层的文化领域拓展。由此她预期，中国文论与文化研究当中“‘女性主义’负载的汉语信息量必定会持续增长”。与马睿不同，苏文箐博士的看法似乎要低调一些，在强调女性主义视角对文论研究的重要性之后，她反复向更了解西方文论状况的同行询问女性主义在西方文论界是否仍是“边缘话语”。回答是肯定的。高建平学者根据自己在国外访学的经验补充说，尽管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的呼声在西方日益增强，实际上至今也还未成为主流。很显然，中国的女性主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中国文论向何处去：重读经典与关注现实
关于重读经典和文艺理论必须联系文艺实践的问题，本次会上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关注和探讨。
首先是中国社科院的许明博士在开幕式第一天大会发言里提出的《重读马克思》。许明指出，毋庸否认，在20世纪对中国文论建设影响最大的是传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但由于种种原因，相当长时期以来，存在着对马克思的误读，因而影响到如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接受。其表现主要为：1、强化了其“阶级性”，弱化了“社会性”；2、强化了其“实践功能”，弱化了“价值立场”；3、 强调“物质第一性”（重要性）的同时忽视了“人的解放”问题，等等。许明认为如今“重读马克思”，就是要重新以“人”为核心，张扬马克思经典论述中与人道主义等相联系的价值资源，以回应现实生活中重大危机与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包括文论在内的整个文艺都应“重返意识形态”，旗帜鲜明地拒绝“边缘化”。
冯宪光教授（四川大学中文系）的论题是《西马文论与中国新时期文论》。冯宪光教授分析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复兴，近30年成为西方思想文化领域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中国新时期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二者不仅动力因素相同，而且结构因素也相同或相似。通过比较，他提出了可以为许明博士予以佐证的西方案例，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复兴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之一，“是发掘马克思思想中长期被遮蔽、未能注意和吸收的思想点”，说直接些，就是“回到马克思”。
李衍柱教授（山东师大）的论述以《黑格尔〈美学〉与中国文艺建设》为题，实际上也就重新理解黑格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此相似的发言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吴泽林的《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艺思想》和四川大学刘亚丁教授的《回应与突破：肖洛霍夫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程正民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巴赫金的诗学研究和中国文论建设》。后者特别强调了通过对巴赫金研究的再挖掘，引出的不仅是对文本的阅读介绍，而已涉及到对文论家人格品位的关注和比较了。程正民教授问道：为何巴赫金能够作出影响巨大的文论贡献，而其他许多同时代人作不到？原因就在于彼此之间在人格风范上的差异。由此程教授提出了“学术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呼唤。他说，巴赫金一生坎坷，历经磨难，但对学术研究孜孜以求，痴心不改。在其阐述的“对话理论”以及“复调”、“狂欢”理论的背后，我们总能感受到一种深厚的人文精神。
最后值得一提的话题便是吴元迈研究员在本次讨论中一再强调的“文学理论应当关注文学现实”。吴先生所作的发言题目是《文学理论与文学世界》。他指出20世纪以来，由于各门学科的独立发展及其相互渗透，文学边界内的“入侵者”越来越多。一方面文论变得越发不象文论，另一方面文论关注的领域也越来越广，与此同时却似乎偏偏不再关注文学现实本身。面对古今中外的种种学说主张，的确需要开展对话；但相比之下最重要的是进行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对话。惟有这样，我们的文论才能够发展；惟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文论才可获得生命力。他问道：古往今来，难道有过脱离创作实际的文论受人重视、产生影响的吗？
吴元迈先生的发言观点鲜明，感情充沛，使与会者留下久久的回味。在20世纪就要结束、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面对文论领域内古今中外“众声喧哗”、交汇兼容的现实背景，文论界学者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是：
中国文论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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