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新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对称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阿克洛夫谈起
自阿克洛夫1970年关于“柠檬”市场的经典论文起，信息不对称问题开始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在这篇文章中，阿克洛夫认为在一个旧车市场上，买卖双方对旧车质量信息的掌握程度是不对称的。具体来讲，就是买者不能确定每一辆旧车的准确质量，而只是对所有车辆的质量分布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所以买者只能按平均质量定价，这种平均定价法则会得出一个一般化的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即劣等品驱逐优等品，其结果是交易量为零，市场消失。[1](P488-500)虽然这篇文章中得出的结论是极端的，可是这并不能否定其对整个经济学研究方向的重大启发作用，其后经济学界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沿袭阿克洛夫建立起来的分析框架进行的。
文章中，阿克洛夫在对不对称信息介绍的部分，首先给出了市场交易者的效用函数，并对效用函数的设定做了说明。当然他所做的设定只是为了方便问题的分析，改变效用函数的选择仍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不过形式可能更复杂些。然后他做出了两个重要的假设，一是假设市场交易者都是v.N-M效用最大化者，二是假设消费者知道质量在某个闭区间上（文章中采用的是一个具体的区间[0,2]），服从一个分布（文章中服从均匀分布）。这两个假设就建立起了对信息不对称问题刻画的基本框架，此后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个框架下进行的，包括Spence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和Stiglitz对资本市场的分析。可以说这两个假设是对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行分析的关键之所在，但问题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这两个假设其实也是个人决策在不确定情形下必做的假设，事实上阿克洛夫的创新之处并不在于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刻画方式做出革命性的改变，而在于对个人决策下不确定性的理解做出了新的拓展。
二、个人决策下不确定性的刻画
现实经济社会中，许多决策都包含了不确定的风险因素，若按完备信息条件下的一般理论来分析，就可能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结论，所以经济学家们就发展出一套刻画不确定性选择的理论，而这种理论又分为客观概率理论和主观概率理论。
客观概率理论设想一个个人决策者在做出决策时首先面对的是许多风险备选项(Risky Alternatives)，这些风险备选项的数量是有限的，每一个风险备选项都会产生一个结果，从而由这些备选项产生的结果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个人决策者清楚地知道每一个结果发生的概率，也就是说，客观概率是已知的。这些所有概率的集合称为一个简单彩票 (Simple Lottery)，在一个简单的彩票中，可能出现的结果是确定的，而在复合彩票(Compound Lottery)中，出现的结果则是一个简单彩票。任何一个复合彩票都可以转换成一个能够产生相同的分布的简单彩票，称为简化彩票(Reduced Lottery)，这种简化彩票的概率都可表示复合彩票中的概率的线性组合。彩票空间的这种线性结构是不确定性下选择理论的关键。
在完成了对风险备选项的描述之后，客观概率论定义了在彩票上的偏好(Preferences)。在这里，它假设决策者都是结果主义者(Consequentialist)，也就是说当决策者面对复合彩票时，他会把复合彩票转换成简化彩票来分析。客观概率论还描述了偏好的特点：连续性(Continuity)和独立性公理(Independence Axiom)，其中独立性公理具有核心的作用。
在上面设定的基础上，客观概率论定义了von Neumann-Morgenstem(v.N-M)期望效用函数，并且指出当且仅当一个效用函数是线性时才具有一个期望效用形式，而且这种期望效用函数形式只有在递增的线性变换下才能保持。具有期望效用形式的效用函数的不同效用函数值都是有意义的，这些效用值的差异就代表了对不同的彩票的排序或偏好，而且这种排序在所有线性变换下都可以保持不变。随后又证明了如果一个偏好能够用一个具有期望效用形式的效用函数来表示，那么这个偏好既是连续的又满足独立性公理。
最后客观概率论给出了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em)，即如果定义在彩票空间上的偏好关系满足连续性和独立性公理，那么这个偏好关系就能够用一个具有期望效用形式的效用函数来表示。[2](P121)
上面的理论是建立在有限结果的基础上的，经过一些简单的技术处理，就可以把上面的定理扩展到无限结果的情形。具体来说，就是在备选集上定义一个累积分布函数F(x)，F(x)保持了彩票的线性结构。
期望效用论的第一个好处就是在技术上非常容易处理，这也正是为什么它会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运用的重要原因。第二个好处从规范分析角度来看，期望效用为决策者的行动提供了有用的指导，没有它，要对风险选择进行系统考察是十分困难的，如果决策者认为他的选择满足定理中要求的条件，那么这个理论就可以为他提供现实指导。
在上面的分析中，不确定性和风险都可以用客观的概率来表示，但在现实中并非完全如此。人们在面对不确定事件的选择时，常常是基于主观的估计，从而经济学家开始探讨新的方法，以期解决这个问题。认为决策者在做出决策时都好像是具有某种概率上的信念，而且更好的是，这种定义好的概率信念能够通过他们的选择行为显示出来，这就是主观概率论的基本思路。具体而言，即使各种自然状态没有可以识别的、客观的概率，定义在偏好上的像一致性的条件(Consistency-like Restrictions)也意味着决策者在行动上也好像各种结果都具有效用值，各种自然状态也具有相应的概率，决策也是通过求期望效用来实现的，而且这种决策行为的理性化可以实现。这个理论实际上也就是期望效用理论的一个牵强的概括。
主观期望效用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定义在风险备选项集合上的偏好关系满足连续性和扩展的独立性公理，并且状态偏好(State Preference)是状态一致 (State Uniform)的，那么就存在一组严格为正的概率和一个效用函数，使得偏好能够用一个具有期望效用形式的效用函数来表示，而且这些概率是唯一确定的，效用函数相对于原点和单位也是唯一的。[3](P199-205)
在个人决策问题中，作为个人信念的概率到底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是需要关注的要点，可是当研究的问题从个人决策领域转向博弈领域时，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
三、多参与人下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刻画
个人决策情形下，个人决策者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的选择甚多，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对其他人信息掌握的不全面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但是在个人决策下，他是不需要考虑其他人的决策的。因为在这种条件下，其他人的决策都被视为外生、确定的。也就是说，代表决策人信念的概率分布建立是在其他人确定采用的各种可能策略上的。这里暗含的假设是所有人都没有隐藏自己信息的动机和能力。
如果在多参与人情形下，一方在做出自己决策的时候，要考虑其他方的相关信息或可能采取的策略对自己的影响。也就是说，其他方的相关信息或决策对自己来说都不是给定的，彼此都面临着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一方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其他各方都有可能通过隐藏自己真实信息来获利。
由此可见，阿克洛夫所做的拓展，是他考虑到在多参与人的情形下，参与各方都具有隐藏自己的真实信息以期获利的动机和能力。从本质上讲，就是对个人决策下的不确定性做了新的解释说明，从假设人们都是诚实的到相信人们是会说谎的。在这种情形下，如何让决策者正确地识别出其他参与者的信息，就成为其能否做出正确决策的关键。
当然，阿克洛夫所考虑的在一般商品市场上可能出现的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形在其他市场中也会出现，如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人很清楚自己的偏好和技能，可是雇主观察不到；拍卖市场上，竞拍者很清楚自己的最大支付意愿，可是拍卖者观察不到。这些情形是如何刻画的呢？直接沿用个人决策下对不确定性的刻画方法即可。可见，在刻画不确定性的方法上，从阿克洛夫文章中的两个假设可以显现，并没有多少新意。
阿克洛夫的贡献在于引导人们关注经济现象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但对这个新问题的研究方法和刻画工具却并未引起他本人及以后的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因而他们直接采用了刻画个人决策下不确定性的期望效用理论，而这种期望效用理论则仅仅以概率的形式来代表个人的所掌握的主观信息，这带来了技术处理上的方便，但也为该理论对许多现实问题解释不利埋下了隐患。
我们先来看从阿克洛夫以来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传统刻画方法：假设一方具有一个类型空间，在这个类型（自然状态）空间中有若干种类型，这个人可能是其中的任一种类型，至于其真实的类型只有他自己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另一方不知道，但是另一方知道他的类型空间，并且对于各种类型有一个主观概率分布。下面就用最基本的委托—代理模型来具体说明信息不对称的刻画以及得到的相关结论。
假设一个委托人把一份产量为q的生产任务交给一个代理人去完成，这个产量对委托人的价值是 S(q)，并且S′＞0，S″＜0，S(0)=0。委托人观察不到代理人的边际生产成本θ，但是代理人的边际生产成本空间
却是共识(Common Knowledge )，代理人可能是高效率类型
，也可能是低效率类型
，相应的概率分别是v和1-v。委托人支付给代理人的报酬是t，那么委托人的效用就是S (q)-t，代理人的效用就是t-θq。
在完备信息条件下，委托人自然会观察到代理人类型，所以会实现最优的结果。通过解委托人的最优化问题，即得：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委托人则要解决下面的问题：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所得的结果就是：
这时，为了不让高效率者隐藏关于其类型的信息，委托人必须支付给他
的信息租。也就是说，配置效率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而出现了损失。这是在传统的刻画信息不对称方法下得到的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阿克洛夫对不确定性的来源给出了新的解释，但在对不确定性的刻画方法上并没有创新。传统方法将关于代理人类型空间的信息假设为共识，本文则要尝试放松这一假设，因为这个假设在现实中也常常难以满足。如果代理人的类型就是黑或白、上或下这些边际上不可分的变量，那么假设类型空间是共识是无可争议的。可是如果代理人的类型是边际可分的（如这里分析的边际成本），那么这个假设加于委托人头上的能力就过于强了，它要求委托人能准确地知道这些变量在数量上的确定，而这里暗含的意义就包括委托人要知道关于代理人一些相关生产条件的相关信息。既然有能力通过相关的生产条件来观察到类型空间了，那为什么不能让委托人直接观察到代理人的类型呢？所以说如果不认为这个假设过强，就只能认为它有些荒谬。
当然传统上从未对这种方法提出异议也是有原因的，期望效用理论在经济学中广泛应用，而该理论得以建立的前提之一就是对风险备选项集合的设定，在这里，风险备选项集合的设定是期望效用理论的基础，人们使用期望效用理论时，自然很少再去关注对风险备选项集合本身。
假设代理人真实的类型空间是｛30,90｝，但是委托人并不了解代理人的生产技术及生产条件，也就是说他关于代理人类型空间的信息只能来源于其他方面，那么我们就不能确定地说委托人一定知道代理人的类型空间正是｛30,90｝。不可否认会有巧合，而这种巧合正是传统方法下所做的假设，不过以一种巧合来做假设确实比较牵强，因此在这里打破原来的假设使得我们的分析更加接近现实。那么委托人可能设想到的代理人的类型空间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很合理地认为委托人从除生产领域之外的领域 （教育、社会交往等）也可得到一些关于生产方面的知识，从而使他对代理人类型空间的估计不会偏离太大，比如在上面的例子中，｛40,80｝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合理的估计。
下面我们就定义一个偏离系数来表示委托人对代理人类型空间估计的偏离程度。继续前面的例子，我们假设代理人的类型空间仍是
，但这个不再是共识，而只是代理人的私人信息。这时委托人在做出决策前就必须要对代理人的类型空间做出一个合理的估计，我们设定他所估计的类型空间为
，则
，其中α和β称为偏离系数，它们代表了委托人在做出估计时所产生的实际误差，但是这些系数是委托人所不知道的，委托人知道的只是最终的估计值
假设委托人对两种类型出现概率的信念不变，较小值的类型出现的概率是v，较大值的类型出现的概率是1-v。那么原来的问题就变成：
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简化处理后，可得如下形式：
在上面计算结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趣的结果：
如果委托人能够准确地估计到α=1和β=1，那么所有结论都和基本委托—代理模型得出的结论一样。即如果委托人准确地估计到了代理人的类型空间，那么能做到的最好的结果也会产生一个效率的损失。
如果委托人能够准确地估计到α=1和β=1-v
，那么我们发现，竟出现了一个完备信息条件下的最优结果！我们称这个结果为“歪打正着”比较确切，因为一个出现偏差的估计却带来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好结果。与前一种情形做一比较，我们发现能否正确估计到代理人的类型空间既不是实现最优结果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而且从这里得出的另一个推论就是完备（对称）信息也不是最优结果的必要条件，但是充分条件。
当v无限接近于1，也就是委托人认为社会上低效率的人数众多，并且他的这个观察也相当合理时，他对低效率类型的估计就会相当准确，也可以这样理解：社会上低效率的人多了，社会上对他们的认识就会或多或少地增加，从而委托人从各方面了解的关于低效率类型的信息就会增加，进而使他能对低效率类型做出比较正确的估计。
当α＞1和β＞1-v时，两种类型的代理人的产量都不是最优的。在这种情形下对两种类型的代理人都存在过度利用的情况，而这种过度利用则是来自于委托人对代理人类型的过高估计。现实中的情况可以通过大跃进来说明。50年代中国的国力还达不到当时目标所要求的物质条件，而中央计划者则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所以最终的结果之糟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当α＜1和β＜1-v时，两种类型的代理人的产量也都不是最优的。这种情况对应着资源利用不足的情形，也可以认为委托人太仁慈了。
当α＞1和β＜1-v时，高效率代理人被过度利用，而低效率代理人则利用不足。这种情况则对应着“鞭打快牛”；懒人偷懒的情形。
当α＜1和β＞1-v时，情况正好与上面相反，对应着奖励先进，惩罚落后的情形。
表面上看，上面的分析是对传统方法的改变，本质上却是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以这种方法讨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贴近现实，也符合人们的决策逻辑，决策者都是在确定自己的选择范围后才能进一步决定做出哪种具体的选择。
上面都是在静态条件下的考察，在动态下就要考虑偏离系数的变动问题。在长期的动态过程中，可以认为偏离系数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什么导致它的变化则要做进一步考察。从上面的分析中已知，偏离系数是委托人个人做出的一个主观估计，这个估计的做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委托人个人的学习、判断、分析等能力，并与其立场和看问题的角度有关，而其个人能力的培养和思维方式的形成又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密切相关。因此笔者认为委托人偏离系数的形成和变化都是一个演化的过程。
个人在一段时间里对一个问题可能做出的估计的全体是有限的，即偏离系数的选择是有限的，这也是由社会制度、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决定的，个人在某一时点上对偏离系数的选择只是所有系数组成的集合中的一个元素。个人在做出估计后，根据对自己和其他人的结果的观察调整自己的估计，这可能是个“试错”的过程。
四、结论
在多参与人情形下，个人在做出决策的时候，需要考虑对其他参与人相关信息的掌握程度，而传统理论则假设个人能够准确地了解其他参与人可以具备的策略空间，但这是不现实的。个人做出决策时只能依据自己主观估计的一个其他参与人可能的策略空间，这才是接近现实的假设。在这一改变的假设下，我们发现，个人的主观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原来的分析框架下的结果，对个人主观估计的分析为现实问题给出了多样性的解释，即使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仍可能出现最优结果。
把对个人主观估计的问题纳入经济学的分析范畴不是本文的独创，但是本文却对这种分析的作用给出了方向性的指示：让个人在给定的范围内选择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让个人在什么样的范围内选择，也就是说，经济学应关心的问题不仅仅是“边际”，而更应该考虑让“边际”原则发挥作用的“边界”。结合本文，即对上面偏离系数的考察应是研究的重点。当然，本文的结论不是推翻原有理论，而是在其基础上拓展了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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