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转换缺口：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与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缺口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此次经济回落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回落，1998年上半年为7%， 较1992年（14.2%）、1993年（13.5%）降低了一半。物价水平连续十几个月下降，1998年以来则出现负增长。有关专家关于经济将走出低谷、止跌回升的多次预期并未成为现实。面对这种情况，需要深入探讨这次经济回落的真实原因。
对此，可考虑的主要因素有：
第一，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呈现出每隔5年左右一次的周期性波动。最近的一个周期是从1991年开始，按以往的规律应在1996～1997年见底回升。这一点正是一些专家做出经济回升预期的重要依据之一。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表明有另外的力量正在使以往的经济周期变形。
第二，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针对1993年开始的经济过热，中央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进行宏观调控，使过高的通胀率降了下来，同时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这次调控是“软着陆”，而非“硬着陆”，在坚持“适度从紧”政策导向的同时，因时、因地、因行业采取了灵活的调节措施。从1996年5月开始， 以银行降息为标志，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放松。认为宏观政策到1998年年初才开始放松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把近一两年的经济回落归咎于宏观政策过紧缺少充足理由。相反，值得深思的是，在相当一个时期放松宏观政策，包括至今已5次降息， 今年以来又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以后，为什么经济并未像以往那样迅速回升。
第三，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这次危机始于东南亚，来势迅猛，历时已一年。近来日本的情况表明，这次危机的影响和后果远大于危机初期人们的预料。中国虽然在金融领域未受到直接冲击，但在外贸、外资、外汇方面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对当年经济增长影响最直接的是外贸。1998年上半年，外贸增速下降，5月份还曾出现负增长。 在制约出口增长的因素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构成我国出口重要市场的日本、美国等国内需求的下降。这一点可能比汇率因素的影响更为严重和持久（这个问题并非人民币汇率下调所能解决的）。在我国的GDP增量中， 净出口的份额近年来显著上升，成为一个重要的边际因素，外贸“滑坡”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程度相应加大。尽管如此，并未改变我国经济以内循环为主的基本状态。经济增长对净出口依存度的提高，反映了内需的相应下降。前一时期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内需不足的问题。
第四，结构性问题的影响。由于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结构性矛盾始终是一个基本的制约因素。在短缺经济基本结束、买方市场稳定形成的新形势下，产品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市场结构、消费结构等方面的问题更突出的表现出来，对宏观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形成直接约束。这一点从大量现象形态是可以观察到的。但是，仅仅笼统地指出结构性问题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是不够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近些年“结构性矛盾”说得够多了）。现在需要的是在充分占有事实的基础上，说清楚目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是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导致了这次经济回落，如何才能通过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促进经济增长。
总之，这次经济回落已不能用传统的周期理论解释，也不能归结于宏观经济政策过紧，东亚金融危机冲击只是次要的，主要原因还是我国经济内部存在的某种特定类型的结构性矛盾。
二、结构转换缺口：制约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对目前我们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可以用“结构转换缺口”的概念予以描述。这个概念的基本涵义是：80年代与90年代前期支持经济快速发展的一批增长点趋于平缓或衰弱，而新的能够有力带动经济成长的增长点尚未形成或积极发挥作用。于是，新老增长点之间的转换不能顺畅实现，出现了“缺口”的问题。
80年代初期和中期，农村改革的初步成功和农产品供给的显著增长，城市市场导向改革的启动和居民收入的增加，推动以轻工、纺织等为重心的加工工业的快速扩张。80年代后期，加工工业与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之间的缺口加大，促发了1988年的高通胀。经过随后几年的调整，从1992年开始，以新型家电为代表的加工工业的新一轮扩张，处于“瓶颈”状态的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大量增加，房地产、开发区、股票、期货等不同程度带有泡沫成份的“新增长点”的迅速膨胀，共同推动了此后几年的高速或超高速增长。随着“软着陆”的平稳实现，带有泡沫成份的领域得到有效抑制，“瓶颈”行业得到很大缓解，其中有的行业出现了过剩，而加工工业则出现了全面的生产过剩（在90年代初治理整顿期间，部分工业消费品就出现了“买方市场”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了短缺经济基本结束、买方市场稳定形成的新时期。
在这一时期，经济中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现象：
——市场竞争加剧，降价成为重要乃至主要的竞争手段，从而推动价格水平下降，在有些领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过度竞争。
——作为竞争加剧的后果之一，企业的两级分化加快，少数在行业居前的企业市场占有率提高（这在家电等行业表现得较为明显），规模扩大，行业占多数或大多数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则困难加大，一些企业处于或事实上处于破产状态。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额增加，优势企业利润率也有所下降，从而导致行业利润率的下降。
——具有较确定盈利前景的新产品、新项目大大减少，特别“暴利”行业不复存在，“找项目难”成为普遍问题，以往资金短缺的局面大为改观，企业和银行关注的重心正在由资金“从哪里来”，转为“向哪里去”。在资金供求关系上，正在发生着具有全局性、中长期意义的转变。好的企业、项目、产品，在渠道畅通的情况下，基本上不存在缺资金的问题。声称缺资金的，多是经营状况差，债务包袱重且缺少乃至丧失偿还能力，找到资金主要用于“补窟窿”。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开工率下降，失业率上升，在国有企业现有的劳动关系下，失业更多采取职工下岗的方式。
以上这些现象的出现，可以与种种体制的和结构的问题相联系，但最重要、最直接的还是以往带动经济强劲上升的增长点的乏力所致。接下来的问题便是：经济中是否会有一批新的增长点的出现，这些新的增长点能对经济提供多大的增长动力，如何才能实现新老增长点的转换。
无论从理论、经验（国际和国内）还是现实来看，都没有理由怀疑我国经济未来仍然具有的巨大潜力。现阶段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产业结构、消费结构都表明，我国仍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并不缺少新的增长点。经过20年的经济发展，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正陆续由上万元的消费水平向数万元以上的消费水平过渡，其主导内容是住宅、轿车、新一代家电及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多种服务等。与此直接和间接关联的建筑、建材、电子、机械、石化、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等，都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但目前我们面临的现实是，这些新增长点的形成和增长潜力的发挥，除了某些技术性因素（购买力积累等）的约束外，主要受到体制性和政策性因素的约束。
比如，住宅业发展受到福利性分房制度、住房信贷不发展、非生产性费用过高、一级和二级市场发育不足等因素的制约；轿车进入家庭同样为消费信贷和税费等问题困扰；基础设施建设受制于政府和民间投融资体制和诸多缺陷；中小企业发展缺少专门投资渠道，特别是高技术的中小企业发展没有相应风险投资机制的配套。在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以前，新的消费热点和投资热点的形成将非常困难或不可能。
以上分析的主要是城市经济的状况。在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尚未有根本改观的情况下，农村经济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显著不同。199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90.1元，相当于城市居民的40%左右，消费水平和结构较城市居民低一两个档次。据测算，如果农村居民家庭家用电器拥有率达到目前城市家庭水平，就需要新增电视机1.68 亿台， 电冰箱1.47亿台，洗衣机1.62亿台。这意味着， 由于城乡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差别梯度，我国已有的加工工业的成熟期可相对延长。但这以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为条件。近期农民消费增长缓慢，部分工业产品不大适合农村市场需求是一个方面的原因，为此需要进行产品结构和营销方式的调整，但主要原因是农民收入增幅减缓，而农民收入减缓的背后是非农化速度的下降。
对我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经济来说，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就是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领域，成为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最重要的源泉。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非农化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发展乡镇企业，一是直接进城。但近几年农村人口非农化的速度放慢了。其原因是非农化的两条主要“管道”都发生了某种“阻塞”。乡镇企业经过十几年的超常规发展后，外延扩张的余地大大缩小，何况我国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地区从自然条件上说并不适合发展乡镇企业。最重要的是，在短缺经济基本结束、市场竞争和企业分化加剧的新形势下，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不仅数量扩张的空间减小，已有的大量企业必定在竞争中陷入困境，出路只能是优胜劣汰。仅从促进非农化进程的角度看，乡镇企业应当继续进行数量扩张，但乡镇企业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处在与城市企业的相互依赖之中，处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之中，宏观上呈现的买方市场、竞争和企业分化又限制了乡镇企业数量扩张。这个矛盾至少在短期内是难以解决的，其结果必然减缓农村人口非农化的速度。就农民直接进城而言，其规模直接受制于城市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决定的就业机会。在城市经济增速减缓、城市失业和下岗职工增加的情况下，吸收农业劳动力的能力必然降低。另一个问题是，我国的城市化速度慢于工业化速度，特别是中小城镇发展滞后，相应减少了城镇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增长吸收农村劳动力的机会。
总结以上讨论，可有几点基本认识：第一，经济增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一批老的增长点成熟以后，新的增长点未能及时跟上，即出现了“结构转换缺口”；第二，新增长点之所以未能形成或有效发挥作用，首先是因为城市新消费和投资热点的形成存在着诸多体制与政策障碍；第三，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使其对现有的加工工业仍有很大的市场潜力，但农民收入的增长迟缓使这种市场潜力难以发挥，而农民收入增长迟缓的直接原因是城市经济回落所导致的非农化速度降低。所以，从整个经济循环过程看，在不考虑外需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首先依赖于城市投资和消费的增长，而农村经济又依赖于城市经济的增长。在经济循环链条中，存在着两个关键环节：首先是消除制约城市消费和投资热点形成的体制、政策因素，其次是拓宽农民的非农化、城市化渠道。
三、以结构升级带动结构调整
根据以上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经济回升，重点是消除“结构转换缺口”。在这个过程中，无疑要进行结构调整，但其前提是结构升级。没有结构升级所带来的发展空间，结构调整不会有大的余地，或者根本调不动。所以，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推动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升级，进而带动现有存量结构较大规模的重组，应当成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基本思路。就此意义上说，消除“缺口”的过程，是新形势下积极推动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关注如下一些政策重点。
第一，促进消费方式的改变。市场经济说到底是一种消费者导向的经济。不论经济活动的链条如何延长和复杂，消费始终是整个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一定时期内构成国民生产总值的最终产品中包括了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如果时间足够延长，真正能称为“最终产品”的只能是消费。当我们说到缺少投资热点时，前提是缺少消费热点。然而，实际工作中承认和顺应这个近乎常识的道理并不那么容易。就目前城镇居民消费而言，应当出现消费结构升级和按市场经济原则实现消费两方面的变化。居民消费由几千元、上万元过渡到数万元、十数万元，不仅消费内容变了，消费方式也将发生很大变化，在经济转轨的背景下，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实现消费结构升级。首先要实现消费对象的商品化，住宅由福利分配转为货币分配便是一个典型例证。其次是消费信贷广泛介入消费过程。对住宅、轿车等需要长时间支付和消费的特定商品，居民购买力的形成自然要有一个货币积累的过程，但如没有消费信贷的介入，要形成现实购买行为仍是非常困难的。这与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价值数千元商品的购买行为显著不同。可以这样说，消费结构升级只有金融信用关系的介入才可能完成。对消费方式的这个重要变化，不能简单归结于“鼓励消费”，实际上这一变化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在这个问题上除了观念转变外，更重要的是体制和政策的相应调整。
第二，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上加快金融创新。银行存差扩大、资金借贷风险较大而“惜贷”等，表明似乎存在着“资金过剩”。另一方面，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感受来说，应做而未做的事情仍然很多。一边有钱出不去，一边有事找不到钱，这种状况说明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储蓄——投资”转化存在着大的问题。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一个越来越清楚的原因是在变化了的形势下，金融创新严重不足。一些年来。金融领域改革在不少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在有的领域如股票市场上还有大的突破，引入了一批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但传统的以银行为主渠道的融资结构尚未有根本性的改变。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在经济学上所说的“金融深化”任务远未完成的情况下，又出现了相当程度的金融泡沫问题。于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就成为重要任务。东亚金融危机再次说明了中央有关决策的正确和及时。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经济和金融领域中的大量问题，包括金融风险问题，都与金融创新不足有关。比如，中小企业在发展经济、解决就业等方面的重要性已受到重视，但中小企业缺少稳定、规范、低成本的短期和中长期融资渠道，企业担保等问题尚未有好的解决办法。又如，高技术企业通常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在其起步阶段需要特定的风险投资机制的支持。我国虽然建立过“中创”等旨在扶持高技术企业的金融机构，但以后的事实证明这类机构多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真正具有风险投资涵义的金融机构和融资工具基本不存在。仅靠银行贷款，在许多情况下会因风险过大而“惜贷”，使一些有前途的高技术企业错失发展机遇。再如，基础设施投资具有投资量大、周期长、回报低等特点，政府资金和民间资金如何介入，如何以一定量的政府资金吸引尽可能多的民间资金，都需要建立有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新融资机制。此外，前面提到的与住宅、轿车等配套的消费信贷，也是一个典型的金融创新的问题。在目前我们考虑到的一系列新增长点中，大多数都需要金融创新的支持。从本质上说，金融创新是沟通储蓄与投资间的联系，充分发掘和利用经济中的盈利机会，并尽可能地分散和化解风险。仔细分析一下目前存在的银行“惜贷”行为，很大程度上与缺少转移风险的适当机制有关，如果不通过金融创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就难以摆脱“抓则惜贷，放则乱贷”的怪圈。当然，不能将这里所说的创新与旨在制造金融“泡沫”的所谓“创新”混为一谈，两者之间的界限应当说是清楚的。后者借助非生产性的投机活动而获利，必然加大经济生活中的风险，前者则立足于为生产活动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从根本上降低风险，促进储蓄向投资的积极转化和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
第三，调整企业经营战略。在短缺经济结束、市场竞争加剧、企业两级分化的背景下，国有和非国有企业都面临着一次结构大调整。调整的基本方向是改变过度重复建设、低效率竞争的状况，逐步建立起更具合理性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对一批在多年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具有良好成长性和发展前途的大企业来说，需要处理好主营业务发展与多元化经营之间的关系，努力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企业竞争战略，利用自己的技术、管理、市场营销、融资渠道、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开展多种形式的资产重组。重组既包括扩张，也包括“分立”或“减肥”，目的是通过资源的重新组合和利用，提高企业效率，而不是简单地把规模“做大”。东亚金融危机中韩国等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盲目“求大”极易使企业陷入困境。近来国内一些企业提出进世界500强的目标，其意图是好的。 但世界500 强企业不是因为提出进500强而“做大”的，而是企业“做大”后而进入500强的。在目前的体制和观念下，简单地提出进500强，很可能引发盲目扩张情绪。 如规模上去了，而竞争力和效益下来了，恐怕不是好事。
尽管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有将企业“做大”的愿望，但现实中占企业绝大多数的是中小企业。在我们强调大企业作用的同时，同样需要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在我国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就业压力大且持续时间长的状况下，发展中小企业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对大多数企业来说，目前较为现实的是如何把企业“做中”、“做小”，同时又富有特色和活力地把企业“做好”。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存在的问题，主要不是中小企业本身数量多，而是与大企业挤在一些生产相同产品，专业化分工水平过低。这些企业的出路在于调整企业经营方向，把企业发展的重点放在与大企业的协作配套上，放到适合小规模经营、同时具有专业化分工优势的产品和服务上，放到劳动密集、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便捷高效服务的第三产业上。如果这一调整得以实现，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将可期待。
第四，加快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按照新近的企业理论分析，国有企业中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是职工，特别是没有流动能力的老职工。企业经营不善，受损害最直接、最大的是这部分人。在传统计划经济下，国家与职工之间事实上存在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即职工从年轻时开始为国家工作，国家为职工提供终身的养老、医疗、就业保障。改革以来体制在发生变化，但这种契约关系中体现的职工利益没有任何理由受到损害。问题在于，一些年来多数或大多数的企业经营状况已无法“履约”，因而形成了数量可观的“隐形负债”。现存的企业资产中，多数实际上具有职工社会保障基金的性质。对中小企业来说，一般情况下企业的全部资产都具有这种性质。事实上，对为数不少的亏损企业和应破产企业来说，其资产已远不能抵偿对职工的“隐形负债”。近年来企业改制包括最近“卖企业成风”中所出现的资产流失，说到底是企业职工保障基金，或者说“保命钱”的流失。职工养老、医疗、失业保障体系的改革正在推进，资金缺口依然是大问题。无论从逻辑还是从现实说，都应有一块存量资产弥补缺口。为此，可考虑由社保、财政部门协调，将中小企业出售收入纳入职工社会保障基金。大企业资产中的一定比例的变现收入也可同样处理。这样做的好处除了补充职工社保基金外，还由于有具体机构管理，可增强对出售资产收入的责任心；也可部分避免简单上缴财政后被滥用。国有企业目前面临的种种困难和矛盾，最重要、最棘手的是职工安置问题，企业资产问题相对易于解决。只要职工安置问题解决好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到位”就过了最紧要的关口。
第五，重建公共财政。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和逐步成熟，具有某种外部性因而需要政府介入的事务相应增加。这一点在近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抗洪救灾中表现得更为清楚。相比之下，我国的财政能力是严重不足的，这不仅表现在“两个比例”较低，而且表现财政收支的不规范上，如税费并立，费多而乱等。总体上说，我们现在面临着重建国家财政的艰巨任务。除了在理顺国家和企业、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两个比例外，如何盘活国有资产存量，增加其流动性，使其能够履行与新体制相适应的财政职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形式上看，国家掌握的资产数量庞大，但可实际使用的并不多，问题就出在国有资产以实物形态大量分布在产业领域，包括众多的竞争性产业领域，流动性很低，最要紧的是，这些资产在其存在形式上就基本杜绝了流动的可能性。因此，可在大批国有企业特别是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实现公司制改造的基础上，通过国有股直接上市流通，发行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场外产权交易等方式，使部分国有资产变现后得以履行财政职能。此外，如何通过国债形式增强公共财政能力，如何改进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也都是重建财政中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
第六，加快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小城镇的发展。8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中，“离土不离乡”是一个重要特点。这在当时有其必然性，对部分地区乡镇企业的起步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消极性随着时间推移明显表现出来。除了“村村点火，镇镇冒烟”导致的缺少积聚效应、污染严重等问题外，一个重要后果是城市化相对于工业化的滞后，特别是小城镇发展的滞后。此外，某些老的（如户籍制度）和新的（如不适当的限制农民进城）政策限制也加剧了这一趋势。目前我国城市化率为30%，由工业化水平所决定的潜在城市化率则达到了50%。我国城市化率的年增长率，1978～1884年为0.85，1984～1992年为0.58，1992～1996年为0.46，呈递减趋势。国际上通行的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之比为1.4～2.5，而1996年我国这一比例仅为0.6。城市化率低带来的突出问题是工业孤军突入，减少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中长期看也将限制工业本身的发展，最终在工业和第三产业都减少了农村人口的非农就业机会。我国经济中工业比重畸高、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与城市化水平低直接相关。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战略性问题，它是理顺三次产业和城乡经济关系的关键环节。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我国大中城市（包括特大型城市）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这方面有一个调整观念和政策的问题。另一方面，小城镇有着更宽广的发展前景。小城镇的发展，应当与乡镇企业的调整、提高，农村土地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有效结合，如此将会为城乡经济创造出一系列新增长点。
第七，推进“管理革命”。管理问题已经讲了许多年，但短缺经济背景下，粗放经营为主导发展方式，产品生产出来大都能卖出去，虽然都在讲管理，真正下功夫去抓的并不多。在市场普遍供过于求、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分化严重的新形势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竞争力，而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管理水平，再不抓管理，企业就难以活下去了。可以说，企业管理上水平的客观条件正在形成。目前经济所处的调整时期，正是企业加强管理的极好机会。一些有眼光的企业经营者已意识到了这一点。现在讲管理，对多数企业来说，还是要把精力主要放在基础管理上。在此前提下，企业管理创新的空间很大，特别是企业的战略管理已是当务之急，其中涉及的问题有企业主营业务与多元化经营的关系、在特定市场结构下企业的竞争战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企业经营战略与资产重组的关系等。前一时期，有些知名企业之所以垮下来，就是在上述问题上出现重大失误。而更多的企业在新形势下要上新台阶，必须在企业战略管理的基本问题上做出正确抉择。应当承认，目前企业（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所面临的种种管理问题，大量是以往计划经济时期不存在的，问题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从一定意义说，新形势下提高管理水平，已具有“管理革命”的意义。这场“管理革命”的推行，将有效提高我国企业的素质。
四、如何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
当前经济形势的复杂程度是多年来所未有的，对形势的判断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策建议也多有分歧。我们认为，对当前经济形势，应形成两个基本认识，并处理好若干重要关系。
第一个基本认识是，在内外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今年我国经济形势总体上说是相当好的，增长速度是不低的，对此应有充分的估计和评价。今年以来，东亚金融危机继续深化，特别是当危机延伸到日本以后，其现实和潜在的影响大大超过了人们原先的预料。此外，美国经济增长减缓，俄罗斯金融动荡，也形成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周边国家和地区普遍调低了经济增长率，不少国家和地区出现负增长，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由年初的3.6%降为2.4%。国内则有几十年、上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国家和人民为此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这种特殊背景下，我国经济上半年能保持7%的增长率，实属不易。 国外有的舆论称其为“奇迹”。全年若保持这个增长率，在全球范围内仍可能是最高的，堪称“一枝独秀”。这个增长速度对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对缓解包括就业压力在内的一系列矛盾，对增强人们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完全可以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如果通过努力增长速度能再提高一点，当然是好事，但若期待更高的速度，则显然脱离了已发生很大变化的现实。总之，对7%这个成绩要讲够，对其意义要有足够的认识。
第二个基本认识是，以积极态度看待经济发展中的低谷，把低谷视为机遇，把低谷时期应做的事情做好。经济发展有高潮也有低谷，政府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只能减缓波动，而不可能消除波动。高潮和低谷是互为条件的，没有低谷也不会有高潮。低谷不完全是消极的，许多事情应当也只能在低谷时期去做。在低谷时期，对提高企业素质和竞争力有基础意义的工作，如结构调整、企业重组、技术开发、强化管理、调整经营战略等等，企业在外在压力下才可能下大功夫去做。国际经验表明，那些优秀企业的过人之处，最重要的并非表现在高潮期的扩张上，而是表现在低谷期的调整能力上。我们的许多企业则习惯于高速增长环境（如10%或以上），而不适应低一点的速度（如8%以下）； 习惯于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而不适应低一些的物价水平以至通货紧缩；习惯于铺新摊子、搞数量扩张，而不适应通过抓技术、抓管理出效益。当经济进入低谷时，它们的“不适应症”就突出表现出来，产生了新形势下的“等、靠、要”，即消极地等形势好转，靠政府扶持，要宏观政策放松并多给优惠政策。这种态度将使企业经营状况变得更糟。从政府的角度看，一方面要扩大内需，尽可能减少速度下滑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要向各级干部和企业讲清楚低谷出现的不可避免性和合理性，讲清楚低谷也是机遇，低谷时期应当和能够做什么，讲清楚企业存在的深层问题不可能通过宏观政策的松紧得到解决，解决问题的钥匙正在企业自己手里。应当说，我们对前一方面强调较多，对后一方面则需有更多的重视。
在以上两个基本认识的基础上，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正确处理若干重要关系问题。
第一，短期经济增长与中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
1998年年初，针对东亚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需求不足的现实，中央提出了“保八”的增长目标。“保八”对缓解国内外的一系列矛盾，对增强人们的信心（东亚金融危机过程表明，信心问题至关重要），其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1998年的半年多来的事态发展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保八”的难度相应增大。中央在上半年采取一系列措施的基础上，最近决定实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随着这些政策的逐步到位，估计今后几个月特别是四季度增长速度会有回升。在努力实现今年增长目标的同时，我们还要考虑明年及以后几年的经济发展问题。从实际情况看，当前落实扩大内需措施过程中，应警惕并防止“旧病复发”，给以后的发展造成障碍。为此，需要花相当精力在既能促进今年增长又不留后遗症之间作谨慎选择。例如，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一方面要求银行增发贷款，一方面又要求不增加新的呆坏帐，不能以银行在贷款机制上的退步为代价。又如，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财政支出以扩大内需，是较符合上述考虑的措施。此举的一个重要优点是将部分银行资金转到财政渠道使用，降低了银行风险。但这笔资金要用好仍需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投向问题，在时间紧迫、备选项目不确定性大的情况下，可主要选择那些外部性强、社会效益突出、迟早总要政府财政投入的项目，如水土保持，植树造林，城市供电、供水，环境保护设施等。这些项目以后不会有大的问题。二是财政“花钱效率”问题，现在沿用的主要还是计划经济的那套办法，开始时竭力争项目，项目到手后则不大有人真正关心。因此，在财政资金使用上也有一个转轨的问题，应尽可能多用项目法人负责制、项目发包和政府采购的招投标等方法。三是加强项目监督和评估，对有关责任人依工作业绩给予奖惩，不能钱给了不过问，出了问题不追究。
第二，宏观政策和结构政策之间的关系。
1998年以来物价水平持续下降，尽管央行实行了扩张性货币政策，货币供给量仍处在偏低水平，近一两个月有止跌回升迹象，但能否转势尚需观察。许多学者认为我国已出现通货紧缩。有的学者认为阻碍投资回升的主要原因是真实利率过高，随着物价的持续下落，虽然银行利率几次下调，但实际利率已属最高水平。然而，目前的利率已相当于发达国家水平，继续下调将遇到所谓“流动性陷阱”。近期利率下调后的情况表明，货币政策的效能已大大降低。
其实，问题需要从相反的角度提出：在利率几无下调余地的情况下，企业投资欲望不强，是因为投资的预期收益不高。问题关键是如何提高投资的收益预期。财政政策的一般优点是可由政府直接确定项目，见效快，在短期内形成投资需求。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财政政策更重要的一个功效是打破人们的悲观预期循环，中止通货紧缩“螺旋”。所以，中央最近关于实行更积极财政政策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到财政政策的局限性，一是财力有限，即使国债发行尚有潜力，短期内要受到国债余额占中央财政支出比例过高的制约；二是财政支出大都是基础设施项目，此类项目创造的投资需求基本上是一次性的，而不像直接生产性项目那样能产生连续需求。举例说，作为基础设施的公路建设可产生对水泥、钢材、沥青等建筑材料需求，部分投资作为职工工资形成消费需求，但项目完成后不再直接形成需求，只能通过路上行车间接形成需求。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可资借鉴。30年代初大危机以后，罗斯福“新政”的要旨通过扩大公共开支创造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经济走出了低谷，以此为实践基础的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凯恩斯主义以后遇到了“滞胀”问题，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重要的一条就是公共开支所支持的基础设施等项目缺少持续的创造需求能力。近年来美国经济出现了战后最为强劲的增长，主要原因是高技术发展为一批重要产业提供了巨大的新需求。
所以，刺激需求要兼顾短期需求和中长期需求，为此有必要考虑基础设施和直接生产性产业这样两组概念。如果说财政政策所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的主要是短期需求，我们同时也需要由结构政策和改革措施去推动能带来中长期需求的直接生产性产业的发展。这样，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与结构政策的合理搭配就成为重要问题。就结构政策而言，如前所述，若在住房、轿车及新型家电、教育、社区服务等第三产业、社会保障、中小企业发展、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实施必要政策并取得成效的话，将会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消费与投资需求。
第三，深化改革与宏观经济稳定增长之间的关系。
尽管我们强调改革在消除“结构转换缺口”中的作用，强调改革对创造具有中长期意义的连续需求的作用，但同时必须非常关注改革的宏观效应，重视改革方案出台所需的环境与时机。一项初衷很好的改革，可能由于出台时机不当而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甚至出现相反结果。重视并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从根本上说，改革是服从并服务于发展的，从中长期看如此，在短期也往往如此。因此，需要认真研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进行的诸项改革的宏观效应，研究每项改革在经济周期性变动中较为有利的出台时机。
例如，放开或调整价格的改革可能促使价格上升，宜在经济处于低谷时期进行；短期内可能使职工下岗、失业增加的改革，则宜在经济高涨期进行。有些改革的宏观效应基本是中性的。有些改革兼有扩张和收缩两方面的效应，如企业重组既可能因减人增效而使下岗者增加，也可能因开发出新项目形成新的就业机会。又如，社会保障改革的初期，由于前景的不确定会使人们减少即期消费，社会保障基金的充实，如财政补助、存量资产转入等则可能增加即期消费。
因此，有必要对每项改革的宏观效应作认真的事先评估。对扩张和紧缩效应突出的改革举措，尽可能在与当时宏观政策导向相一致时出台。对有多种效应的改革应在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做出评估。对同时推出的若干项改革，则应做综合估价。
第四，内需和外需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外需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所增长，1997年达到2 个多百分点。1998年以来外贸形势要好于原先的估计，1～7 月净出口达到268亿美元。但几个重要的约束因素也显而易见。在周边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人民币坚持不贬值的情况下，我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将不可避免地有所下降。更要紧的是，美、日等主要出口市场需求将下降或维持低迷，即使人民币贬值，这种“外需不足”的问题也难以解决。另外，从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看，近期加工贸易占到了60%左右，而加工贸易对国内经济的带动力通常要低于一般贸易。如何打破这些约束，以更积极的措施扩大出口、提高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重要任务。
另一方面，必须明确，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与外向经济占很大比重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有显著差别，与“贸易立国”的日本也有不小差别。即使在对外开放度有了很大提高的情况下，我国仍然是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这一点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之一。在今后若干年内，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仍然是经济最具活力、贸易和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这对中国经济的内循环特性将会起到强化作用。“内需为主，外需为辅”，既是现实，也应是基本的政策导向。毫无疑义，发展外向经济必须坚持不懈，尽力而为，但不能因扩大外需而忽视甚至掩盖内需方面的问题，尤其不能寄希望外需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由此我们可对中央作出的扩大内需决策的意义有更深刻理解。
第五，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关系。
消除本文所分析的“结构转换缺口”，在城市要重点排除解决新的消费和投资增长点形成中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在农村则要重点疏通和拓宽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渠道。如果说城市经济是“龙头”，农村经济则是“龙身”。中国改革的最初突破在农村，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最终还要看农村。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解决有两个基本支点，一是农业本身的稳定和发展，一是农民的非农化。后一条是农民收入大幅增长、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的主要途径。近年农村经济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最重要但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的是农民非农化进度的放慢，其原因如前所述是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管道阻滞”。尽管农业和农民问题经常被强调，但在实际工作中最易被忽视和受伤害的恰恰是农民，某些具体决策仍然体现着“城市优先、城里人优先”的观念。近年来城市中出现的排挤农民进城就业的现象，就集中反映了这一点。农民进城就业与城市职工就业有很大的互补性，大量事实表明，城市中许多“民工”从事的工作，城市职工宁可“自愿失业”也不去做。由于农民进城带来的社会治安等问题当然需要解决，但这不能成为不让农民进城的充分理由。
其实，忽视、伤害农民的最终结果是损害城市经济本身。在市场经济逐步成熟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从特定的角度观察，1993年开始的高通胀，首先是城市和工业产品的价格上涨，导致了农产品的比价下降，尔后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通过农产品价格大幅上升来弥补农民的利益，最后导致了全社会的高通胀（当时农产品涨价对全社会价格涨幅的“贡献”率达70%以上）。这意味着如果政府政策不保护农民，市场将会保护农民，但由此会带来很高的社会成本。现在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一件形式上相反的事情。非农就业机会的减少导致农民收入下降和需求萎缩，而农民需求的萎缩导致工业品价格的进一步下降和产量缩减，进而推动了全社会的通货紧缩。
在消除“结构转换缺口”的过程中，城市经济对农村经济的带动至为关键。当城市经济中新增长点形成以后，必须十分重视由此而产生的带动力对农村经济的传导，重点仍是拓宽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渠道。具体地说，一是在调整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乡镇企业，当然这种发展与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发展将有较大区别；二是加快中小城镇建设，使部分已经或将要“工业化”的农民“城市化”；三是在加强疏导和管理的同时，鼓励并保护农民合理的跨区域流动和进城（这里主要指大中城市）择业。从中长期看，我国大中城市吸收农村劳动力尚有不小潜力，从现实情况看，对农民进城挡也是挡不住的。
标签：城市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中小企业融资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城市选择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