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创新文化，激励科技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创新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273(2008)08-0009-09
今年6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发表了主题为“更自觉更坚定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讲话。讲话就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提出四点要求。其中第四点要求就是，“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必须以创新文化激励科技进步和创新”。他指出：“发展创新文化，培育全社会创新精神，是科技进步和创新最深厚、最持久的社会基础。”[1]
从近现代人类文明发展史看，创新文化与科技创新有着相互促进、相互激荡的关系。一方面，科技创新直接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由此引起了社会制度和精神文化的变革；另一方面，文化的变革和进步也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科技进步和创新起着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深刻理解创新文化的丰富内涵，充分认识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与文化创新的关系，充分认识发展创新文化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系，积极促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融，以拓宽创新文化的发展新路向，对于营造有利于科技进步和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从文明系统三个层面关系看发达国家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与文化创新的互动作用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科技创新，不是单纯的知识创新和器物创新，而是在一定制度环境和精神文化环境中展开的活动。
从文化哲学看，任何一个文明系统都包含着器物文明、制度文明以及精神文明三个层面。文明系统表层的器物革新和创新与文明系统中层的制度变革和创新以及文明系统内层的精神文化的变革和创新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激荡、相互促进的关系。作为科学物化形态的技术创新属于器物层面的创新。科技体制、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的创新属于制度层面的创新。科学创新表现为新的科学知识的发现、新的科学理论的构建、新的科学方法的发明、新的科学思想的创立。就此而言，科学创新作为一种智力活动、精神活动，可以归属于精神文化层面的创新。但由于现代科学探索活动对物质技术手段变革和技术活动发展依赖的紧密性，科学创新又与器物层面的创新相交叉。无论科技创新，还是制度创新，都受到精神文化层面最为核心的民族的心理性格、精神气质、人文意识、价值观念变革和进步的制约。发展创新文化，就是要培育民族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心理性格、精神气质、价值观念和智慧才华。
纵观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一个国家和民族出现生机勃勃的科技创新的繁荣局面而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都是以文化变革和更新为先导的。从16世纪中期到20世纪前期，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先后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涌现出大量一流水平的原创性科学成就，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哲学理论的高度发展等人文文化的特定历史环境紧密相关。文化观念的变革促进了科学思想、科技价值观的更新，也从制度革新方面促进了新型科学团体、新型大学的科研教育体制的诞生。
20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培育美国层出不穷的科技创新成就的文化土壤，是19世纪大批移居北美新大陆的欧洲移民在千古荒原拓疆西进运动中所形成的开拓进取的精神、追求机会的激情、敢于冒险的气质、喜欢流动的性格，是拓疆精神培育出的不为过去传统所束缚而着眼于将来的发明创造精神和实验主义精神。这种实验主义精神反对独断论、宿命论、机械决定论、终极真理论，讲究实际，酷爱试验，注重行动，向往新事物，探索可能性，赞赏灵活性，不盲从教条和权威，呼唤想象力和创造力，它成为百余年来美国人民追求原创性科技成就的进取精神的核心价值之一。美国百余年来在发电、广播、电视、核能、航空、航天、激光、电子计算机、机器人、多媒体、互联网、遗传工程等改变世界面貌的重大技术发明方面作出原创性成就。在百年诺贝尔科学奖项获得者中有将近一半是美国人。21世纪初在全球500强企业中有将近一半企业是美国的。
这种乐于尝试新事物、勇于冒险的文化土壤培育了现代型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培育创新体制的典型是诞生于美国西部的世界上第一个高科技园区——“硅谷”。硅谷开创了研究型大学与科技型企业形成的产学联合创新系统。硅谷不断焕发着惊人的创新活力，根源在于它具有世界上罕见的鼓励冒险和容忍失败的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可估算的风险承担与乐观的创业精神是硅谷文化的重要部分。”在硅谷，“企业家(及其投资者)常常将失败视为一次学习的经历”。[3](p.11)硅谷杰出的创新企业——英特尔公司的企业文化特征之一，就是“允许有相当的冒险空间”。英特尔“宽容失败”和“风险成长”的价值观是：“人在失败时比成功时成长更快。当一个人成功了，他往往因知足而保持现状，即使外在环境改变了，他还是在做同样的事情。”成功企业的最大危机是“过于沉溺于现状而停止不前”。[4](pp.133、135)同时，硅谷鼓励冒险的文化价值观促使风险资本行业形成。这是一种非常有利于创新企业的“风险成长”的外部环境。早期风险投资家对英特尔公司的成功投资，开创了硅谷的新发展趋势——专业性风险资本市场的形成。风险投资家并非是随心所欲的冒险家，而是了解高技术、懂得如何选择创业企业并指导他们早期发展的专家。[2](pp.316-319)知识经济兴起时期，硅谷每天都有几十家创新企业开张，硅谷及旧金山湾区集中了全美国三分之一的创新企业，这得益于成熟的风险投资业的扶持。风险投资家的价值观是：尽管投资风险大，但如果投资十个企业，只要有一个成功，就能赚钱。[5]这就是“以一博十”的投资策略。美国是风险资本市场最发达的国家。风险资本哺育的高科技公司成为美国经济的基石。风险资本业的成熟使美国在国际科技市场竞争中赢得胜过日本和欧洲的优势。此外，硅谷普遍认同“才华与能力主宰一切”、“以效果为导向”的文化价值观，也有利于形成“种族、年龄、资历不能决定机会和职位”的精英体制。[3](p.10)由此形成的不论资排辈、尊重移民人才、鼓励年轻人创业、政府支持创业的行政效率高、创新企业员工收益高的文化环境与制度环境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人才。美国人在拓疆西进中形成的喜欢流动变化的文化性格，在硅谷表现为科技人员高度流动，造就了一个企业对于人才高速持续周转需要的市场，也有助于知识在整个硅谷地区的传播和集体受益。[3](p.10)
二、创新文化尊重探索“可能性”的科学价值，珍视个性的创造价值
胡锦涛总书记在论述创新文化的内涵时强调：“提倡敢为人先、敢冒风险、勇于实践、不屈不挠的精神。”[1]从文化哲学视野看，敢为人先，敢冒风险，就意味着倡导科学探索、技术发明所必须持有的不懈地探求和实现“可能性”的开拓精神，充分珍视富有创造力的个性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中的文化价值。
科技创新是面向可能性世界的探险活动。虽然科学的目标是发现自然界的必然规律，但必然性是在探索多种多样的可能性中求得的。技术发明不是在自然界中发现现成的东西，不是对自然的简单模仿，而是创造自然界原来没有的东西。人的创造性，就在于善于思考可能性、寻求可能性和实现可能性。探索可能性是一种充满非确定性因素和机遇性的活动，需要富有多样化、个性化、独特性的自由想象力和尝试活动，需要尊重发明者个人的“异想天开”，尊重个人的兴趣、胆略和决断，把个人心理、性格、志向、观念的差异、多样性和自由发展作为一种价值和财富来看待。当知识经济浪潮涌起时，美国《未来学家》杂志指出，创新就是“想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就是“扩展自己的可能性”。[6]扩展可能性，需要个性化的独到见解，需要容纳“独异”想象、宽容因遭遇非确定性因素而失败的文化环境。在崇尚“顺同”而不容“独异”、拒斥可能性而持守确定性的文化环境中，独特的原创性思想是难以生长的。
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领域标新立异、创新不已，与西方文化重视个性的传统有着紧密相关。马克思说，社会演进的三大形态依次表现为：家长制下的“人的依赖关系”；在活动和产品普遍交换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7](p.104)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在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时，最先向国人揭示了“谋个性之发展”的积极意义。从积极意义来理解文化中的个性、个人的独特性和独立性的精神，那就是坚持自尊、自主、自决、自强、自觉、自律、自我负责、自我完善的精神。
“提倡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是胡锦涛总书记论述创新文化的重要涵义之一。[1]从现当代重大技术创新的历程看，原创性新技术的崛起，往往需要一个新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的环境，往往伴随着一场新的创业过程。这种创新和创业起初往往是个人化的、自发的、带有偶然性和风险性的探索活动。重大技术创新者，多半是具有个人自立、自主、自决、自强品格的创业者。在现代信息技术史上做出了重大原创性成就——研制成第一个单片集成电路、第一个微处理器，开创了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时代——的英特尔公司及其前身仙童半导体公司，就是由几位年轻人先后脱离享有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盛名的肖克利的半导体实验室和仙童照相与仪器公司而自主创办的高科技企业。[4](pp.22-23)戴尔电脑公司创业人戴尔原先在德克萨斯大学读医学，但他看到计算机行业有着“许多机会”，就开始业余爱好钻研电脑，创办了自己的电脑公司，立下宏愿要挑战当时的电脑巨人——IBM，大学只读了一年就离校了。8年后戴尔公司发展成为世界上五大计算机制造商之一，17年后荣登全球电脑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宝座。[8](pp.5-15)施乐公司原先是一家名叫“哈洛伊德”的专卖照相纸的小公司。这个公司以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和创新坚持到底的意志，耗费十多年时间和数百万元资金，研究开发当时许多企业都不敢研制的复印机技术，结果成功地向市场推出了著名的施乐复印机，从此发展成大名鼎鼎的施乐公司，进入世界500强企业。[9](pp.141-153)这些创业观念和创业行为在从众尚同、积习守成、依顺权威、自抑安分的陈旧文化环境中是难以萌生的。
三、创新文化重视个人创造力与团体创造力的整合，倡导系统集成、诚信合作的创新价值观
创新文化重视个性的创新价值、个人的创造能力和创业精神，并非意味着贬损集体主义文化价值、团体合作精神、有组织的创造力。即使在西方国家，创新型科技企业文化也重视团队合作的价值。美国研究硅谷创新精神的专家比较硅谷企业家与传统企业家，得出前者具有与后者不同的一系列特质，其中包括：研发与创新依靠“有才华、密切整合、多层次多文化的项目团队”；领导方法“强调同甘苦、共患难，通过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来鼓励团队的努力”；管理风格坚持“新概念或技术来自创始人，但是战略的成功却依靠管理团队”，“创始人、董事会和其他商业伙伴共担风险”。[3](pp.108-109)硅谷创业企业成功的四大要素中的第二要素是，“创业者组成了高素质的、有高度献身精神的团队，每位成员对创新成功的追求都极为执着，愿意通宵达旦地工作，其薪水大大低于他们在硅谷成熟公司里能够拿到的或曾经拿过的薪水”。美国一位最早开创硅谷专业性风险资本市场的风险投资家的经验之谈是：“创业团队的素质可能是判断创业最终能否成功的惟一最重要的依据。”[3](pp.236-237)硅谷为了整合区域的企业、学校、政府等的创新力量，还建立了有利于形成社会创新合力的“创新联盟”。[3](pp.62-63)戴尔电脑公司成功的三大秘诀之一是：“建设一家大公司，你还必须像对待你的客户、伙伴、同行及股东那样关注你的员工。你必须拥有才华横溢的员工，由他们组成一支紧密合作的团队。他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并同心同德执行一种观点。”[10]英特尔公司保持持续创新力的经验之一是，重视发掘团体的智力资源，充分鼓励和奖励员工提出技术革新的创意。英特尔公司在美国这样特定的移民国家环境里，尤其重视凝聚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科技人员的团体创造力，重视不同文化的融合，在企业管理体系内建立起“多重文化整合制度”。[4](pp.142-145)英特尔企业文化的六项准则中，既有“让员工乐在工作”、“鼓励尝试风险”，又有“着重纪律”，以利于整合团队力量促进发明创造。[4](p.126)思科系统公司是互联网史上发展最快的科技型企业，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设备和服务的提供商，擅长业内收购是其核心竞争力之一。思科创新文化的一个要素是善于融合不同类型的被收购公司的文化，既对多元文化保持宽容精神，又维护包含团队精神在内的基本价值观。[11](pp.90-93)
在现时代，原先倚重团体创造力的东方科技型企业，也转向注重团队价值与个人价值并重的文化理念。日本虽然明治维新后发生了文化变革，在科技、教育、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认同欧洲文化，但很长时期仍保留着东方文化的“和合”精神，强调个体与群体的中和关系，个人对团体的忠诚与守信。企业文化表现为相信团体的整合优势，企业管理保持家族式的伦理温情和关怀，以利于企业团体创造力的优化。新经济时代，为满足不同用户、个人对产品的功能、造型、价位等要素的不同需求而要求产品设计更加个性化，要求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日本企业为了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调整了创新文化战略：充分重视具有丰富个性和才能出众的员工，同时重视团体诚信合作的创造力；企业“持续的创新”的力量来自“优秀的个人创造力”与“有组织的知识创造”的有机整合。[12]
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表明，倡导“勇于竞争、诚信合作”的精神是创新文化重要内容之一。[1]创新需要竞争提供动力和效率，也需要合作提供合力和保障。尤其是各种相关技术有机融合的“集成创新”需要跨专业、跨单位、跨行业、跨地区甚至跨国的诚信合作。任何一种重要的科技创新活动都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在国家创新体系中运作。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各个子系统——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政府机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金融和风险投资机构等，只有在诚信合作的状态中，才能焕发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同时，为了提高整个国家的财政性科技投入的效益和科技资源利用率，需要以合作精神整合科技资源，共享科技仪器设备资源和科技信息资源。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并非意味着在封闭的环境中以狭隘民族主义的文化情绪孤立地进行创新，而是要像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那样，“加强同国际科技界多种形式的交流合作，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13]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资源、能源、环境、气候、自然灾害等共同的挑战，需要通过国际交流合作攻克科学前沿问题和关键技术。国家科技部制定的国际科技合作纲要体现了这种在协同创新中取得共赢和提升我国创新能力的战略思路：除涉及国家安全或特殊需要外，我国要在一些重要科技领域如清洁能源、先进核能、环境保护、水资源、生命科学、纳米技术、海洋技术、航空航天技术、高能物理、脑科学与认知科学等开展国际合作；创建一批国际科技合作研发基地，从我国科技人员中培养出一批国际型的战略科学家和学术带头人，在国际科技组织中发挥骨干作用，增强我国在国际科技组织中的话语权，在国际合作中合理分享知识产权和研发成果。[14]
四、以深切的人文关怀为创新动力是创新文化伦理精神的本质体现
我们倡导的创新文化是闪耀着淡泊名利、志存高远、创新为民的高尚伦理精神光芒的文化。在这种精神光芒的照耀下，激励创新的精神动因，并非仅仅是商业机会和利润动机，而是充满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充满着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极度尊重，对造福人民的理想境界的不懈追求。
当代“毕昇”王选之所以能以百折不挠的毅力顽强攻关，自主发明汉字激光照排技术而实现跨越性的科技创新，强烈的动因之一，是他曾经到印刷厂亲身体验了“铅与火”的时代排字工人们高强度手工劳动的疾苦：在铅毒污染严重的环境下，捧着铅字版来回捡字，每天行走的距离达好几十里；在高温环境下艰苦地熔铅铸字。这激发了他改变我国出版印刷业落后状态的决心。
“抓斗大王”包起帆在20多年间奋斗不息做出了百余项技术革新和发明，获专利、国际金牌、国家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共20余项。激发他技术创新的动力，是青年时代在港区码头工作的13年间他亲遇了因装卸机械落后而发生十余位职工死亡和五百四十多人次职工受重伤、轻伤的血淋淋的事故。他孜孜不倦地进行原创性技术攻关，依靠产、学、研合作的团队力量，发明创造出一系列保障安全生产的抓斗装卸技术装备。[15]
今天，在防灾减灾、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在转变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强度劳动的落后生产方式方面，在推进自主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变“汗水制造”为“智慧创造”、提高我国制造业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在国际市场上的高附加值方面，都呼唤着我们以饱含深切人文关怀精神的创新文化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
五、创新文化追求的“三重和谐”境界是当代技术创新的总体价值目标
创新文化的重要内容还包含着当代科技创新的总体价值目标和总体发展方向。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美国贝尔实验室首席科学家阿诺·彭齐亚斯汲取了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富有新意地提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已经历了“数量时代”和“质量时代”，正走向“和谐时代”；“和谐时代”的特征是实现技术与人、技术与环境、技术与自身的三重和谐。[16](pp.17-19)笔者认为，这“三重和谐”正是当代技术创新的总体价值目标，我们今天倡导的创新文化应当蕴涵和谐文化的智慧和意境，并且可以进一步拓展彭齐亚斯“三重和谐”理念的内涵。
——创新文化追求技术与人的和谐，意味着创新的技术更为人性化，人与机器的界面关系变得更友好，消除人们对日新月异发展的高技术的恐惧感和焦虑感；意味着技术创新是本着倾听客户、了解客户的态度，以客户需求与满意为导向的创新，技术产品设计更加个性化，信息化制造系统更为柔性化，能灵活适应不同地区和国家、不同生活习俗和消费能力的客户对产品多样化的需求；意味着创新技术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要达到功能与便利、效率与安全、舒适与低耗、美观与实用、愉悦与经济的统一；意味着创新的技术要预先接受社会伦理和法律的评价，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技术对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
——创新文化追求技术与环境的和谐，意味着创新的技术更为生态化，担负更多的环境责任，技术发明和创新不只着眼于满足人类的利益和欲望，而要更多地遵循科学揭示的生态原理，师法自然，使技术与自然环境由冲突关系转变为友好关系，使技术对自然的破坏性开发利用转变为修复性、保护性开发利用；意味着信息化、智能化、仿生化技术全面渗入生产和管理过程，使粗放型生产转变为精细型、节约型生产；意味着加紧开发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节能新技术和低碳技术；意味着必须预先评估新产品开发与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是否相适应，力求以最低的物耗、能耗制造出最耐用的产品，并为产品销售后的维护、保养以及产品完成“生命周期”后回收和再利用提供技术服务；意味着必须预测和评估新技术产品和新工程项目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多种影响，将环保融入产品和工程设计中，并对新产品应用和新工程运行后的环境监测、预警提供新的技术手段；意味着全球化时代新技术的扩散，必须充分顾及地方差异，研发适合特定自然地理气候环境和文化习俗环境的产品和服务，创造地方化的“适用技术”。
——创新文化追求技术与自身的和谐，意味着创新的技术更多地将原先各种处于孤立或隔离状态的技术融合起来，形成复合技术，形成集成技术系统，从而产生原先各孤立技术所没有的新功能、新服务、新商机、新产业，比如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相互融合形成的“会聚技术”带来重大的科技创新，电信网络、电视网络、电脑网络的“三网合一”带来信息业与广播业的新商机，以数字化和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技术融合电视、广播、电影、音像、图书、报刊、娱乐等文化产业的文化内容而形成新兴的数字化“内容产业”，太阳能产业与建筑业融合而形成的生态建筑产业，生物技术与生物燃料技术融合而形成的可再生新能源产业；意味着创新的技术更具兼容性，使急速更新换代的技术产品在一定周期内能实现代际间某些标准和功能的兼容，以减少上代技术产品的过早报废所造成的资源浪费。
六、创新文化倡导求真务实、严谨治学、学术民主、诚实守信的科研道德风尚
倡导求真务实、严谨治学、学术民主、诚实守信的科研道德风尚是发展创新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创新文化要求创新活动遵循科学研究规律，反对急功近利、浮躁浮夸、追求短期效应的不良学风。尤其是基础学科的创新，需要以持之以恒的科学观测、知识积累和实验验证为基础。在天文学史上，如果没有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耐心寂寞地坚持20多年之久的天文观察积累的空前丰富而又准确的天文资料，开普勒就不可能作出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的重大科学理论创新，也不可能有牛顿的重大理论创新——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在他晚年完成的关于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研究论文，是世界气象学理论宝库中的一项原创性成果。这项成果是在他坚持30多年写物候观察日记，调研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亲自做了大量野外科学考察的基础上形成的。[17](pp.204-207)可见，创新不是随时随地可以轻易发生的，不是可以通过强行压指标、搞学术大跃进而成功的。
创新文化要求形成尊重知识产权的学术道德环境和行为规范。诸如，发表科研成果如引用他人的论点、数据、资料，必须如实标出，防止剽窃、抄袭他人成果；按诚实客观的原则确认科研项目参与者的实际贡献，反对不属实的署名和侵占他人成果。
创新文化要求营造勤勉尽责、宽容失败、诚实守信、反对弄虚作假的学术氛围。科学研究探求未知的事物，充满不确定的风险因素，需要经历反复失败才可能取得成果。自16世纪哥白尼从他“地动说”提出的“恒星视差”预言以后，为了检验这一预言，一代代天文学家经历了近三百年时间的观测才得以证实。爱迪生发明电灯，经历了一千三百多次试验的失败才获得成功。因此，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需要有鼓励研究人员敢于探索高风险课题的宽松学术环境。美国贝尔实验室华裔高层领导早就说过：“创新和失败基本上是一体的两面，没有失败就不可能创新。”“越是突破性大的成果，失败的几率就越高。”“如果说贝尔实验室的创新文化有什么特点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允许失败，特别是对那些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的失败容忍度要大些。”[18]认同这种宽容失败的科学价值观，才能构建有利于激励“敢为人先”创新活动的科研业绩考核评价制度，防止那种不容失败、急于求成的传统科研考评管理体制下滋生的弄虚作假、谎报成果的不端行为频频发生。
创新文化要求畅行尊重学术自由、学术争鸣的民主学风。创新的问题、方向和前景一开始往往是由少数人洞察和预见到的，这种少数人提出与众不同、挑战习惯势力、挑战权威观念的新想法，起初往往得不到多数人的理解和认同。对创新构想和创新行动的评价，简单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恰恰是违背学术民主的做法。充分尊重学术领域的不同意见，关注“非共识项目”，在学术探索和争鸣上反对行政干预、学霸作风，才有利于思想活跃、学术繁荣。
七、以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融推进创新文化的发展
创新文化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需要在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融中得以发展。
科技文化是自然科学文化和工程技术文化的总和。自然科学文化和技术文化两者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各自不同的特质。自然科学文化的主要特质表现为：崇尚理性，追求普遍性，讲求逻辑性，诉诸实验性，注重计量性。工程技术文化的主要特质表现为：讲求实用性，注重经济性，关注安全性，追求独创性，讲究美观性，要求标准性。然而，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这些文化特质并不能独自构成完整的创新文化。科技文化只有同包括艺术、文学、哲学、美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人文文化相互交融、互为补充，才能构成完整的创新文化。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融推进科学创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科学的理性精神与艺术的审美精神是相通的。科学理性精神的核心，就是“关于世界的合理性或者可理解性的信念”。[19](p.244)世界的合理性体现于世界内在的秩序性、和谐性、规律性、统一性。科学探索的崇高目标是发现和理解宇宙和自然的秩序性、和谐性、规律性、统一性。洞察和把握宇宙和自然的秩序美、和谐美、规律美、统一美的科学活动，也是一种审美活动，需要借助美学意境和艺术审视力。
其次，科学探索和创新过程中所包含的提出科学问题、发现科学事实、构想科学假说、构思模型等一系列活动，需要类似于艺术创造的直觉、灵感、想象、形象思维和审美意识。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往往善于从绘画、音乐、诗歌、文学、哲学等人文文化中调节心理情绪，开阔探索思路，激发灵感火花，点燃创造激情，提升思想意境，保持创造活力，使得艰苦枯燥的科研工作变成富有诗意、美感和魅力的愉快劳作。对现代科学作出划时代理论贡献的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普朗克、海森堡等，都受过德国优秀古典音乐传统的熏陶，富有演奏音乐的艺术才华和体验音乐思想意境的审美意识。古典音乐和谐、庄严的旋律，不断激发他们寻求宇宙和自然和谐美、庄严美的崇高情感。培养出31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美国名校加州理工学院，非常注意用音乐和艺术调整学生艰苦学习的压力，认为学生不仅要爱好科学，而且要爱好音乐和艺术，不一定整天关在实验室里。该校招收的学生六成会乐器。[20]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也爱好演奏小提琴，“用音乐陶冶情操，从音乐中吸取力量”。[21]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是位水墨画高手。在他看来，科学和艺术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科学创造力需要美好的情感，这与艺术创造是相同的。[22]气象学家竺可桢爱好阅读中国古诗词，从古代诗人词人歌颂物候的诗词中，他发现了许多研究古气候变化史的线索。[17]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汤川秀树喜爱阅读充满诗情画意的老子、庄子著作，从庄子的“混沌”、“知鱼乐”等哲理寓言和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等思想中吸取思考基本粒子物理学问题和科学思想方法的哲学智慧。[23](pp.57-58、62-65、69)
再次，艺术创作追求个性的精神与科学探索的独创精神是相通的。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的价值在于它具有鲜明的个性，具有独一无二的意境构思和表现手法。泯灭个性，模仿他人，重复前人，算不上艺术创作。对于大艺术家来说，重复自己也是可耻的。[24]科学虽然是探索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但探索问题的视角、设想、路径、手段却需要多样化、个性化、新颖化。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需要有艺术家追求独特性、追求新创意、追求创造“震撼人心的杰出作品”的精神气质。
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融推进和引领技术创新，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当代技术创新与工业设计创新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工业设计所包含的艺术审美、文化心理、民族特色、时代风尚等丰富的人文因素影响和推动着技术创新。当代制造业产品在技术质量水平和安全性同等的前提下，工业设计创新力高低，已成为决定产品附加值高低和市场竞争力高低的重要因素。世界500强企业之一诺基亚公司非常重视工业设计的市场价值。公司不仅任用有艺术家素养的设计人员，而且还聘用社会学家调研人们生活方式变化的新趋势，了解人们需要产品的功能和设计外形的特点。[9](p.25)当代工业产品、高科技产品的人机界面设计的人性化、造型设计的艺术化、美观化、精巧化、袖珍化、个性化，催动着产品技术要素的创新，诸如材料技术的创新，巨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创新，等等。工程技术与工业设计的紧密结合，技术文化与艺术、美学、心理学等人文文化相互融合，有利于设计创新与科技创新形成互动共进的局面。
其二，技术创新的动因不仅来源于人们对于经济和物质产品需求的增长，而且来源于人们对于文化和精神产品渴求的增长，文化创新和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不断催动着技术创新。在科技史上，不少科技型企业创业和创新的动力来源于文化艺术产业发展的需求。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从小受西方文化的熏陶，由爱好西洋音乐、电影等艺术，转而爱好钻研表现西洋艺术的留声机、收音机等电器技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盛田建立了自己的电器公司，后来经过持续的技术创新，该公司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全套视听设备制造公司。[25]当代文化创意产业、内容产业的发展，多媒体、数字化、虚拟技术与演艺产业的融合以及对艺术创作生产力的提升(诸如多媒体技术带来文艺表演方式的创新、多媒体虚拟演艺创作实验室实现了大型文艺演出在虚拟空间中低成本的排演等)，也推动着信息技术在文化艺术领域应用的不断创新。党的十七大制定的“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方针，提出了“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的新要求，正反映了21世纪技术创新顺应文化创新发展潮流的一个重要的新趋势。文化创新激励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推进文化创新，21世纪中国的创新舞台将出现科技与文化交相辉映、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
其三，为了防范和减低技术创新活动可能引起的社会风险，需要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学者参与工程技术创新计划和活动的评估、跟踪和监督。创新企业某些技术创新项目的启动不仅会带来企业内部的失败风险，而且它的推广应用也会带来企业外部充满不确定因素的社会风险。从经济、生态、资源、法律、伦理、文化、政治、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社会生活等诸方面对工程技术创新正负效应、利弊得失做出全面评价，引领科技创新活动理智地沿着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造福人类千秋万代的大道前进，这正是时代赋予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大责任和伟大使命。
标签：科技论文; 技术创业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美国硅谷论文; 创新创业论文; 精神激励论文; 创造力论文; 创业论文; 和谐论文; 硅谷创业公司论文; 美国科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