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看待历史，理性认知自身——对“郑和下西洋”教材编写的一点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郑和论文,下西洋论文,客观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教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第16课“中外的交往与冲突”中对“郑和下西洋”作了这样的描述：“明朝前期，我国是世界上强盛的国家。为了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在介绍了船队的规模及航海里程后，给予如下评价：“郑和的远航，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各国的经济交流，加强了我国和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在教材分析里，郑和航海是本课重点，“郑和下西洋标志着我国古代航海事业发展达到了顶峰，是我国古代经济发达的体现，同时也表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无畏的精神。学习这一内容，对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有重要作用。”“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是本课的教学目标。可以看出，教材对于郑和航海的处理是沿袭了中国史学的传统观点，从中国人自身的角度出发，颇为主观地将其树为高大全的形象。不过我们以为，公元15世纪的郑和航海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我们有必要站在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待它，有必要把这一事件放归当时的历史情境，以期可以尽可能还原与接近历史真相。
一、“郑和下西洋”的世界背景
郑和航海发生于公元15世纪，彼时的世界格局基本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天山——喜马拉雅山以东是大明王朝的天下；而从印度到小亚细亚及巴尔干半岛则都是穆斯林的世界，其中包括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伊朗的萨非帝国和强大的、囊括了小亚细亚、西亚、北非、巴尔干的奥斯曼帝国；此外，还有西方的基督教社会。这样一个格局在15世纪呈现的是明显的东强西弱态势，东方的穆斯林世界在与宿敌西方基督教社会的斗争中完全占据了上风，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得基督教欧洲门户大开，基督徒被迫将防线收缩到多瑙河一线，以匈牙利和奥地利为防卫前哨；1529年，土耳其人又开始围攻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维也纳，并将威胁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因此，从15世纪到17世纪末，神圣罗马帝国在奥斯曼帝国面前只能采取守势。对于基督教欧洲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悲观的局势，“世界的划分是不公平的，在世界三大部分中，我们的敌人将其中一部分——亚洲占为他们的世袭家园……我们基督徒仅居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里”[1]。以至于斯塔夫里阿诺斯也不禁感慨：“如果当初火星上真有一位神话中的观察者，那他首先得到的印象是穆斯林世界的范围之广和它不断进行的扩张。”[2]不过，就在一切看似明晰、西欧基督教社会注定衰亡、东方穆斯林必定获胜之时，历史却悄悄走向了人们看不见的另一面。重压之下的欧洲社会开始了一系列历史变革活动，一方面是在思想领域展开了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它们不仅促进了人性的复苏，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社会的转型，从而为欧洲社会全面的文化、政治和产业变革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在实践领域努力探寻，进行远洋航海探险活动，以期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和贸易利益最大化。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变革，基督教欧洲才逐渐摆脱被动局面，成为影响近代历史的最主要力量。
二、西欧航海运动的实质
可以说，15世纪是一个世界性的航海时代，在这个时间段里，西欧与中国几乎同时开展了远洋航海运动。不过，欧洲的海外探险最初只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它与东方的陆路交通由于帖木儿和奥斯曼帝国的阻挠而被迫中断。资源匮乏、贫穷闭塞、被动挨打又失去陆上生命线的西欧，为了生存就必须要寻求一条新的出路——转向海洋，通过海路与东方进行贸易活动。于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海上扩张的先行者。1420年，葡萄牙王子亨利派遣第一支探险队由欧洲大陆向南航行；1487年，迪亚斯绕过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航行至印度西海岸；1511年，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占领马六甲，之后几年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由此葡萄牙人完全操控了由欧洲大陆向南经好望角进入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航线。西班牙人则采取一直向西航行的策略，控制了通往西印度群岛和美洲新大陆航线。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513年，巴尔沃亚发现穿越巴拿马海峡抵达太平洋的航线，此后，西班牙人就开始了殖民中美洲的进程；而1519-1522年麦哲伦在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的支持下实现环球航行，则进一步开拓了西欧人的视野。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荷兰、英国、法国也相继展开了海上航行运动。
需要明确的是，欧洲人的航海探险并非出于刺激好玩的目的，航海的行为也不仅仅限于发现新航线与新大陆，他们追求的是海外利益的最大化，殖民、贸易、获利，是其坚持不懈冒险远航的最大推动力，所以随着远航地理大发现而来的，就是殖民活动的迅猛发展。如英、荷先后在1600年、1602年成立东印度公司，代替政府行使海外贸易、殖民、征服、治理和防卫的各种权力。葡萄牙则从事起贩卖黑奴活动，将从非洲俘获的黑人贩卖至美洲获利。后来，这一行为纷纷被英、法、西班牙等国效仿，最终形成了从非洲贩奴至美洲种植园，再从种植园购买棉花至欧洲加工，之后把加工好的纺织品行销至全世界的贸易金三角。近代西方人就这样通过控制海洋而征服了全世界，“近代是以西方人的海上侵略拉开序幕的，西方人以同样的机动性在世界的海洋上活动，并进而无阻碍地开始全球规模的活动”[1]。欧洲人通过航海不仅知晓了球形的世界是处于一种普遍的联系之中，更通过航行过程中的比较、认知，而明确了自身在世界上的主导位置。这种对自己地理和文化位置的确认，有效增强了西方人把握世界的自信心，使他们能够有效突破地理界线，最大限度地进行经济活动及政治扩张。“对新大陆和通往印度、东南亚等地航路的发现导致了殖民时代的到来，而商业扩张和殖民活动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又反过来加速了欧洲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正是通过航海活动和地理大发现，基督教欧洲才从旧大陆文明世界的偏僻孤陋的一隅转变为文明世界的中心，从默默无闻的观众变成了世界历史舞台上光彩四溢的主角。”[3]
三、正确看待郑和远航
1.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基本态度
与西方追逐利润、谋求扩张的目的不同，明代中国实行的远洋航行旨在面向蛮夷之地宣扬所谓的“国威”。彼时的中国，无疑是东方最为强大的帝国和文明的中心，且国家初建，尚未与海外各国进行交往，明成祖朱棣遂遣特使出航宣扬国威。可以说，这是一个符合中国人思维习惯的结果，它从根本上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固执的“中国天下观”。
从很早起，中国古人就根据自身对天象的观察与想象，将宇宙规划为“天圆地方”的图像。他们以为，天是圆的，像斗笠一样覆盖大地，中心是北极和北极星的位置，这个中心被中国人赋予了诸多含义，它在中国文化里，既是神话中的众神之主“太一”，也是哲学的最高依据“道”，还是万物的原始起点“太极”。可以说，这是一个永恒的中心，是古代中国所有政治权力与知识体系合理化的终极依据。地则是方的，类似棋盘状或者“回”字形，由中心向四周一层层延伸开来，而这个中心就是中国人自己居住的地方，也即《尚书·禹贡》记载的九州华夏的范围，它是文明的象征。古代中国人相信，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心，文明的中心，汉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顶峰，故而离华夏中心愈远，其文明程度也就愈低，所以，中国人把周边民族生活的地方视为荒芜之地，称之为蛮、夷、戎、狄。千百年来，这个“天圆地方”的图像一直固执存在于中国人的脑海里，公元1世纪传入的佛教没能改变它，众多西行东来的探险家如张骞、法显、玄奘、汪大渊、马可·波罗、伊宾·巴图达等没能撼动它，只是到了16世纪，从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开始，西方传教士利用“天学”，以其精准的天文地理知识，才真正触动这个图像及其背后的心理，直至19世纪最后将其彻底击碎。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种观念的支撑，古代中国人从没有将自身与外界平等、客观衡量过，站在世界中心的人们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周边国家与部族。他们固执地认为，凡是居住在中国周边的国家，都是文明等级很低的，所以理所应当要向中国学习、朝拜、纳贡，就像阎立本《职贡图》描绘的那样，中国皇帝高大威猛，傲然接受矮小猥琐的异族人的朝贡。这是一种典型的自大心态，郑和航海从根本上讲就是秉承了这种传统的心理，也就是说，郑和远航，最主要、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宣扬大明国威。
2.长年航运成为举国负担
为了展示大明帝国的强盛与威严，远航的舰队首先要有一个庞大的规模以造势。据记载，郑和每次远航的船队都由上百艘大小不同的船只组成，其中主船称“宝船”，每次多则63艘（第一次），少则40艘（第四次）。宝船规模很大，按马欢《瀛洲胜览》的数据，宝船“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其外形呈底尖上阔之状，适宜在大江大海等水深的沿岸停泊；宝船内部布置奢华，特别是领首帅船，中有头门、仪门、丹墀，并有官厅、穿堂、库司、侧屋、书房等设置。除了宝船，船队中还有诸多专门用途的船只，如马船、座船、战船、量船等。凭依着浩大船队，平均不少于20000人以上的出使队伍也应运而生（郑和第一次出洋人数是二万七千八百余人，第二次是二万七千余人）。这些人员分工明确，有负责航海技术的，如舵工、班碇手、铁锚、木捻、塔材等匠、水手、民梢；有负责军事安全的，如官校、旗军、火长、炮手；还有负责其他管理事务的，如办事、书算手、通事、医生等。和同时期的西欧探险队伍比较起来，郑和的舰队规模确实举世无双。
除此之外，造势还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实现朝贡外交上“厚往薄来”、“怀柔远人”的任务。可以说，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它的基础和依据就是前面提及的中国文明中心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原王朝将其与所有国家的交往都定性为自上而下的朝贡关系，即凡欲与中国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承认中国为名义上的宗主国，自身则为藩属；而中原王朝则本着“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原则，凡肯朝贡者，不论远近一概接纳，目的就是要造就一个四海咸服、万邦来朝的盛世景象。可以看出，这种朝贡关系并非军事或经济意义上的扩张，实际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宗主认同外交，故而在这种外交政策下的对外贸易，不仅不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相反恰恰要以经济的高额付出来换取朝贡来仪的名义。据统计，郑和每次出海经费都不会低于10万贯，见于《云南郑和家谱》的记载可为佐证：1430年7月26日朱瞻基敕令郑和：“仍于南京天财库支钞十万贯，与尔为下番之费。”[4]除此之外，宝船还要携带大量的名贵丝织品，如纻、绢、湖丝、纱棉、缎疋及瓷器、金、银、铜器、铁器、铜钱、茶叶、烧珠、麝香、樟脑等中国特色产品。船队每到一国，即大行赏赐，除了无偿馈赠给国王、王室人员和大小头目的私人物品外，还有大量的、价值大大高于进献国贡品本身的“回赐”之物。
如果说，这种借助远航宣扬国威的举动只是偶尔为之、一次两次的话，倒也无可厚非。不过事实上郑和航海却是一种经常性的行为，从1405年一直持续进行到1433年，这种经年累月的巨大支出势必会给政府带来无法承受的财政负担。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政府收入是有限的，它首先要保证的是正常开支，能够用于临时、特殊情况的钱并不会很多，偶尔急需可以动用储备，但若变为经常性的额外开支注定会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郑和远航每次都要出巨资建造船队、筹办航海所需巨额物资（包括2万多人的生存物资以及朝贡贸易的宝物等），它不仅不能给国家带来任何经济利益，相反却因为巨额支出而严重影响了明政府建造北京、迁都、打击蒙元势力等方面的经费筹集，奢华远航也直接加重百姓负担而严重侵害了人民利益。故而我们看到，郑和一次次西行带来的结果不是今人所设想的举国欢呼，而是民怨沸腾，上至群臣、下至百姓无不以此为弊政，以致记录郑和七次远航的档案也被故意销毁。长年航运成为举国负担，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3.理性认知历史事件，公平公正对待历史
将郑和的航海与同一时期欧洲航海家的航海活动做一简单比较，并引导学生得出结论：郑和下西洋不仅时间早，而且航海规模之大、远航次数之多，以及涉及的地区范围之广，在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
这是在很多初中历史老师的教案中都出现的一个表格，可以看出老师们是意在通过中西航海的比较来突出郑和船队的伟大。不可否认，郑和远航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以“郑和航海图”（现保存在明刊本茅元仪著《武备志》卷240）为代表的珍贵航海资料是明代中国对地理学的重要贡献。在这幅图里，我们看到船队利用导航仪器“针盘”和牵星术指导航行，不仅有效缩短了航程、加快航行速度，也避免了海上事故的发生。另外，这幅图最为宝贵之处在于它详尽记录了郑和下西洋的航行方向、航程远近、停泊处及航行过程中暗礁、浅滩等标识，充分体现了明代中国高超的航海技术。此外，郑和远航也是中外相互认知与了解的一个窗口，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流。
但是，叙述历史不能仅仅从一个狭隘的立场出发，对于历史学习者或研究者而言，拥有一个全球的、发展的眼光是必须具备的素质。对待历史，既要有纵向的历史发展观念，还要有横向的历史比较思维。也就是说，只有把中国历史放在同期的世界历史范围内考察，才能避免传统的大国心态干扰，从而得出真正客观的结论。就郑和航海而言，如果我们把它放回到15世纪的世界情景里面，就会看到这是一个自以为是世界文明中心的帝国为宣扬国威而采取的举动。与西方航海探险的出发点不同，它既无益于发展经济交流，攫取贸易利润，更不想政治军事扩张。在宣扬国威的主旨下，郑和船队在经济上只是一个朝贡贸易的载体，即负责将宝物运出以行赏赐，再运回于百姓生活毫不相干的奢侈品（包括珍珠、宝石、沉香、苏木、胡椒、福鹿、狮子等）。这种“朝贡贸易”的形式不能给国家带来切实的经济利益，无法夯实国家的经济基础，相反，只能造成国库的连年亏空与国家财政的巨额负担。朝贡贸易的规模越大，国家与人民的负担就愈重。据载，宣德年间的政府曾一度无法解决官员的俸禄，只好将国库积存多年的苏木折价代币；而民间百姓更是不堪其苦，无以聊生的他们只好奋力与官方海禁政策抗争，最终将玉米、花生、红薯、土豆等救命物种成功引进。政治上，郑和船队只是一个超级帝国“怀柔远人”的形象代表，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做到“宣德于外”，重塑大国心态。与西方人通过环游世界看清自己的结局不同，远航没有使中国人放眼世界，没有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从这一点来看，二者比较是很具讽刺意味的，西方人以较小规模、较短时间征服了海洋继而称霸世界，中国人以巨资打造的远航换来的却是自大闭守继而被动挨打，以至于其在航海路线、技术上的成就也只能算是宣扬国威之下的次生效应，无法与西方航海的巨大成就相提并论。
四、对教科书编写的一点建议
鉴于以上对“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的认知，我们想对教材的编写者提一点自己的建议。我们以为，今日看待“郑和下西洋”，必须要有开阔的视野和全面理性的认知态度。我们既不能继续坚持大国心态片面夸大航海的功绩，也不能因其弊端而全面抹杀航海的客观效果。因此，在介绍这一历史事件时，首要的就是把它放回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下，建议在教材的导入框内扼要介绍一下15世纪的世界格局，让学生知道这是一个危机与希望并存的关键世纪，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有了这样一个背景的铺垫，实际上我们就帮助学生拥有了一个全球的视野，在这个基础上再来探讨中国航海，就可以为理性认知自身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接下来在对郑和航海的叙述中，教材应该明确指出航行的目的是宣扬国威，这是明政府的主观意图，也是中国历代王朝对外交往的一个宗旨，其背后深层次的思想依据就是中国人固执的“华夏文明中心论”思想。建议在教材的这一处可以用小字简单解说一下“中国天下观”的内容，使学生了解古代中国人有一种自以为是天下文明中心的思想传统。围绕着这个内容，可以继续通过讨论的形式让学生知晓，文明中心背景下的中国远洋航海是不可能建立在内外双方平等交流的基础之上的，自大高傲的心态使中国人无法理性地认知自身及外部世界，结果只能是错失发展良机，关门自守。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就可以一步步地引导学生以理性的眼光对待历史。
不过，今人看郑和航海，还应有一个重要的角度，那就是对航海体现出的高超技术要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重视。我们以为，在走过漫长的历史之路之后，郑和远航留给今人的最大价值恰恰是这个航海的次生产物。郑和航海反映出的明代中国先进的造船及航海技术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宝贵财富，对全球航海事业的推进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我们建议教材中要有一个客观全面且生动的介绍，适当添加一些航海的细节描写，诸如在航海技术方面，郑和船队自印度半岛之后，就能够做到分线航行，一支沿海岸线入波斯湾，一支则穿越印度洋抵达非洲东海岸；在船队管理方面，为保持彼此的联系及船队整体的有序，白天会使用旗语，夜晚则使用信号灯；在生活保障方面，船队有专门的补给舰，宽敞的空间使船员能够在上面饲养家畜，种植蔬菜，特别是中国特有的发豆芽、饮绿茶，更有效补充了人体必需的营养和维生素C，等等。凭依着这些详实的文字介绍，就可以给学生营造一个生动的历史情境，使他们能够于鲜活的历史面前，感知技艺的魅力。
总之，我们以为，历史教学的根本任务是透过历史为理性认知自身找到一面镜子，即客观认知历史，就等于理性认知自身。如果到今天，我们还停留在依靠表面现象想象结论，无法摆脱文明中心的后遗症，不能够较为全面、客观地看待历史事件，那应该就是思想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