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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与思考
贫困地区是指我国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部，泛称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包括陕、甘、宁、青、新、云、贵、川、藏、桂、蒙等11个省区。它们人口虽然只占全国的28.5%，但国土面积却占全国的71.2%，更以资源丰富著称于世。这些地区的人才问题一直是一个敏感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但涉及这些地区的利益，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持续、协调发展，不但对这些地区未来大规模开发有参考价值，而且对国家实施“由东向西”经济发展战略重心转移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纵观世纪大国：美国起于东部，但正是19世纪美国的西部大开发才促使了它在20世纪的经济起飞；苏联发展起于西部，但苏联决策当局早已把未来大发展的希望，投向东部辽阔的西伯利亚地区。如果说美国没有昨日对西部的开发，就没有今日繁荣的话，那么我国今天不着手开发西部地区，我国就不可能有繁荣鼎盛经济全面高涨的21世纪。所以，中国明天的希望在西部，西部明天的希望在人才。
人才开发是贫困地区整体开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贫困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使人才开发出现了失衡，激励作用弱化的现象——人才开发工作走进了“怪圈”。
怪圈之一：人才危机与浪费并存
西部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和复杂的历史原因的影响，目前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整体队伍知识老化，高职高龄后继乏人。西部专业技术人员中高级技术人员年龄普遍偏大，正高一般在55岁以上，副高50岁以上，均比从事科研工作出成果的最佳年龄值（37—45岁）高出10岁左右。
经济不发达，文化事业落后的西部地区，既然迫切需求人才，理应更加珍惜现有的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据有关部门对38000名中年科技人员的调查，在青海、宁夏、西藏、贵州不能发挥作用的分别占被调查人数的19%、17%、25%、15.1%，高于全国平均值11.20%，而能发挥作用的比例均低于全国平均值。在新疆有关部门曾对近5000名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有74%的科技人员反映他们专长和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其它贫困省区也差不多。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中充分发挥作用的仅为1/3，有2/3的专业技术人员处于闲置和半闲置状态，这种浪费是极为惊人的。依次类推，目前西部地区纯粹属于积压的人才在150万左右。
怪圈之二：人才优势与效益失衡
西部贫困地区急需人才，这一点似乎是公认的。不少地区已经作出了这方面的呼吁和行动，给人的印象是西部地区在人才需求上是异常迫切的，其自身的人才是异常缺乏的。但实际情况恐怕不尽然。就东、中、西三地区而言，西部地区人才拥有量并不为少。
东、中、西地区产值、收入、人才对照表
项目 东部
中部 西部
万人中科技人员（人／万人） 84.45
68.27 69.01
人均社会总产值（万／人） 1797.49 1020.84790.98
人均国民收入（元／人） 767.65 476.01387.19
再以内蒙、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个省区为例。每万人口中的各类自然科学技术人员及在校大中专生的比例，几乎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的在全国还位居前例。
每万人口中各类自然科学技术人员比例
每万人口中在校大中专生比例
这种状况提醒我们：边远地区的人才并不象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缺乏。与此同时，我国西部的经济发展，无论从速度上还是在效益上都落后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并且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距。
从经济指标上来看，“三五”期间全国社会总产值年增为6%，而我国西部只有4%。“五五”期间全国平均增长8.3%，而西部只有5%。“六五”期间，全国为11%，而西部只有8%；“七五”以来差距有明显的拉大。江苏无锡一个县的社会总产值就相当于西部几省的总值。
从经济效益指标来看，1990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每百元资金实现利税，我国西部只有12元，而上海为56.9元，江苏为29.69元，全国平均水平是24.12元。以甘肃为例，197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全国第12位，12年后的1990年移后至第27位。1978年人均国民收入与广东的差距为25.49元，1990年拉大到864.93元。东部与西部之间经济发展存在的巨大差距，不仅影响到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全面奔小康目标的实现。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在人才使用上是怎样一种状况。有人说边远地区的人既缺乏又浪费，我认为这样说未免太笼统。从根本来说，不少地区在人才问题上抱着一种聚才为上，用才为次的小农经济囤积观念。于是乎形成一种拥有量＞起用量的低效结构。矛盾的核心就在这里。
怪圈之三：人才引进与流失同步
我国西部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有很大的差距，工作条件差加上环境恶化，工资水平相对比东部低，因此，西部的人才在经济势差的作用下大量外流。甘肃省1981—1989年十年间，跨省调离专业技术人员12467人，而同期从外省调入5589人，逆差达6680人。青海从1979至1991年12年间，流向东部地区的专业技术人才达12357人，而同期调入的中级、初级专业技术人才仅为调出数的1/4。湖北“襄樊有个陕西楼”之说，便是对陕西人才大量外流的真实写照。值得注意的是在外流的人才中，具有专业技术职称和技术专长的占绝大多数，还有部分高级经济管理和政法方面的领导干部。中科院兰州分院、甘肃省科学院、兰州大学外流人才中，具有高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占57%、58%和69%。在年龄构成上，一般在25岁至45岁之间。他们是科技人才的重要梯队。据有关资料介绍，在新疆、宁夏、甘肃90年代以来流失的科技人才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分别占外流总人数的61%、70%和73%，而51岁以上的只占7%、5%和8%。问题的严重性是西部培养的大学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流回到西部。这种“入不敷出”现象使中国西部未来发展出现巨大的人才短缺。这是西部未来发展的最大“隐患”。虽然西部各省区为引进人才和智力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仍因开发程度低，经济发展滞后，以及人才观念差，使“培养送不起，能者留不住，智力引不进，人才不愿来”的局面得不到改变。加之东部又从中西部地区吸收了高中级人才和有较高文化、技术素质的劳动力，直接有效地利用了教育成果，支持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1994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世界科技状况报告中指出：世界贫困差距就是知识差距。这正是我们的现实。
在引进人才方面，“月亮外地明”。由于对本地人才结构不清楚，层次不掌握，分布没有数，只看到经济发达地区人才经济，对一些属急需的人才，往往也只注重到外地引，而忽视对本地人才的挖掘，造成很多重复“建设”，这样既难以引进外地人才，又浪费了本地人才，使得本地人才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结果如前所述“招来了女婿，气跑了儿子”。
怪圈之四：人才需求与分布错位
西部地区大多地域辽阔，人口密度低，在这种情况下，为推动这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要求人才队伍有个合理的布局。但事实上，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如同落后地区的经济存在着“二元结构”一样，明显地存在着“二元结构”的特征。约有60%—70%的专业技术人员集中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中央部属大中型企业。例如，只占新疆人口28.61%的乌鲁木齐市，集中着全区37.5%的自然科技人员和36.6%的社会科学专业技术人员。青海省西宁市及东部几县拥有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的37%。农、林、牧、水、气五大行业具有科技人员3655名，而在县以下地方从事这五个行业第一线工作人员只占18.5%。而广大农村、地县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少数民族地区却严重缺乏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适用人才。这种由于产业分布的不平衡和隶属关系上的“屏蔽效应”，很难形成人才的幅射。
西部地区大多资源丰富。为了使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商品经济优势。西部省区在部署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时，都相应确定了各自的支柱行业和重点部门。但是，这些重点、支柱行业的科技人员则异常缺乏。例如新疆轻工、纺织、食品行业科技人员在职工队伍中的比例分别只有8.4%、1.87%和1.46%；广西蔗糖制造业中，技术人员仅占职工总数的3.3%。另外，边远地区大多有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开发旅游前景，而旅游方面的专门人才更是缺乏之至。
这种“二元结构”是一种极不经济的结构，它不仅造成了城市与农村、科研与生产、中央单位与地方单位、大中企业与小企业、发达地区与“老少边山穷”地区在人才拥有量上的巨大“落差”，而且还阻碍了两极之间进行同化转化的中间传递环节与层次，造成了人力资本的浪费与缺乏并存，延缓了落后地区的进一步开发。从这个意义上讲，全面调整人才结构是西部落后地区人才工作需要解决的重大战略布局问题。
（文中黑体字均为编辑所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