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孙中山民族平等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等论文,民族论文,思想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一些内容学术界的意见比较一致，基本执肯定的态度，如“反满”“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但对有些内容意见分歧较大，如“五族共和”“民族同化”和“大亚洲主义”。本文通过对“反满”“五族共和”“民族同化”“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和“大亚洲主义”提出的背景和内容的分析，指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但始终都贯穿着民族平等的思想。民族平等的思想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基本思想，也是正确理解孙中山民族主义不同内容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主义、民族平等
一
孙中山自1903年秋首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到1924年春作民族主义的讲演，其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民族主义的内容作了不同的阐述，先后提出了“反满”“五族共和”“民族同化”“大亚洲主义”等主张，并把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些主张和提法尽管不尽相同，但始终都贯穿着民族平等的思想。本文就此问题谈一点看法。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对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内容和涵义，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中曾做过阐述：“驱除鞑虏，今日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帅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①]不难看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反满”。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的“反满”首先是针对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和代表满洲封建贵族利益的清政府投降卖国而提出来的。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中华民族处于危亡时刻。但是，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腐败的清政府不仅放弃抵抗，与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割地赔款，“及为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极”，而且镇压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这样，就使得近代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这一主要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走狗清政府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机，首先就必须推翻满洲封建贵族的统治。孙中山曾经说：“今日之作内政，从何下手？必先驱除客帝复我政权，始能免其今日签一约割山东，明日押一款卖两广也。”“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②]其次，“反满”也是针对满洲封建贵族对国内各族人民所实行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民族压迫而提出来的。长期以来，满洲封建贵族对国内各族人民实行残酷的封建专制统治，造成了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尖锐矛盾。孙中山曾经尖锐地揭露和抨击过满洲封建贵族专制统治的罪行。“（一）满洲人的行政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二）他们阻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三）他们把我们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与特权。（四）他们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五）他们自己从事于，或纵容官场中的贪污与行贿。（六）他们压制言论自由。（七）他们禁止结社自由。（八）他们不经我们的同意而向我们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九）在审讯被指控为犯罪之人时，他们使用最野蛮的酷刑拷打，逼取口供。（十）他们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十一）他们不能依责保护其管辖范围内所有居民的生命与财产。”[③]在满洲封建贵族对各族人民的专制统治和压迫中，自然就包括了满洲封建贵族对国内各族人民的民族压迫。这样的封建专制统治，不仅造成了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尖锐矛盾，而且也造成了满洲封建贵族与国内各民族人民尖锐的民族矛盾。“而虏朝常图自保以安反侧，防民之法加密，汉满之界尤严。”[④]“汉人含恨已深，敢怒不敢言，郁勃之气积久待伸。”[⑤]不言而喻，只有通过“反满”，推翻满洲封建贵族的封建专制统治，才能推翻满洲封建贵族对各族人民的封建专制压迫，同时也才能推翻满洲封建贵族对各族人民的民族压迫。正如孙中山所指出的：“故今日欲保身家性命。非实行革命，废灭鞑虏清朝，光复我中华祖国，建立一汉人民族的国家不可也。”[⑥]
孙中山的“反满”虽然一开始是从“贵华夏而贱夷狄”的传统观念出发，也说过满族是“满胡”“异种”“野番贱种”，是“外国人”之类的话，认为满族人主中原是“窃国”，要“驱除鞑虏，恢复我民族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大汉族主义的色彩。但从根本上看，“反满”的民族主义仍然贯穿和体现了民族平等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过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和口号，但“反满”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及所造成的民族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其基本出发点是要避免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瓜分，挽救民族危机，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自由，恢复中华民族在国际上已经丧失了的民族地位，求得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平等正如孙中山1907年在槟榔屿对华侨的演说中所指出的：“我们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使中国人和外国人平等，不做外国人的奴隶。我们现在要摆脱奴隶的地位，就应该起来赶掉从外国来的满人，推翻满清二百多年来的专制统治，恢复我汉室的山河，再把国家变强盛，那时自然可以和外国讲平等了。”[⑦]“反满”也是同反对满洲封建贵族的封建专制统治联系在一起的，是要通过“反满”推翻满洲封建贵族对国内各民族人民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民族压迫，求得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反满”并不是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孙中山把满洲封建统治者和满族人民加以区别，并给“反满”以特定的涵义，即“反满”不是反对整个满族，而只是反对满族的封建贵族，反对满族的封建统治者。他说：“惟是兄弟曾所见人说，民族革命就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绝无寻仇之理。”[⑧]又说：“最要紧一层不可不知：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⑨]所以，“反满”的根本目的是要推翻“害汉人的满洲人”即满洲封建贵族的专制统治和民族压迫，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孙中山就非常明确地说过：“我们要民族平等，所以要排满。”[⑩]“今全国同胞见及于此，群起解除专制，并非仇满，实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自由。”[①①]可见：“反满”在辛亥革命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不仅能够结束国内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民族压迫，而且也能够避免帝国主义的瓜分，挽救民族危机。这样，就使得孙中山的“反满”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对外避免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平等；对内创建近代民族国家，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不难看出，“反满”集中地体现了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民族平等的思想。
二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民族主义是主张“五族共和”和“民族同化”。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把“反满”发展为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五族共和”的国家政权，最终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从而提出了“五族共和”的主张。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洲贵族的封建专制统治，结束了满洲贵族对国内各族人民的民族压迫。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认为民族革命和民权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已经实现。“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①②]因此，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是要实现国内各民族平等，特别是汉满蒙回藏这五大民族的平等，维护国内各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统一。为此，孙中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主张。他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①③]“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革去专制，建设共和，人人脱去奴隶圈，均享自由平等之幸福，实中国四千年来历史所未有。”[①④]对于什么是“五族共和”，孙中山作过比较明确的解释：“今我共和成立，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①⑤]“但共和国家，既以人民为主体，则国家为人人共有之国家；既为人人共有之国家，则国家之权利，人人当共享，而国家之义务，人人亦当共担。界无分乎军、学、农、工、商，族无分乎汉、满、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①⑥]也就是说，中华民国是“合五族而成”，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都是国家的主人，五大民族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共和国，五大民族在民主共和的政体下都享有政治上的平等权利。显然，“五族共和”就是主张民族平等，它贯穿和体现了孙中山民族平等的思想。正如孙中山所指出的：“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种族不平等之问题解决，政治之不平等问题亦同时解决，永无更起纷争之事。”[①⑦]“满、蒙、回、藏之待遇，与汉人平等。”[①⑧]“满、蒙、回、藏人之待遇一律与汉人平等。”[①⑨]
在提出“五族共和”的同时，孙中山还提出了“民族同化”的主张。1912年3月，孙中山在制定《中国同盟会总章》时首次提出“实行种族同化”的主张。以后，又在许多地方多次阐述了“民族同化”的主张。对于“民族同化”，孙中山认为是“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人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②⑩]“我们要扩充起来，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成个中华民族。”[②①]“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如美国，本是欧州许多民族合起来的，现在却只成了美国一个民族，为世界上最光荣的民族，并且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②②]还说：“吾国今日既曰五族共和矣；然曰五族，固显然犹有一界限在也。欲泯此界限，以发扬光大之，使成为世界上有能力，有声誉之民族，则莫如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之调洽，建设一大中华民族。”[②③]根据孙中山的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所谓“民族同化”是国内各民族人民“相见于诚，以各民族的‘文化及精神’为基础，‘吸取各民族之善性’。”[②④]结合各民族的特点和优点，在“五族共和”的共和政体下，把各民族融合成一个象美利坚民族一样的强大的优秀的民族。这种“民族同化”，实际上是民族融合。
孙中山之所以提出“民族同化”的主张，并不是象西方殖民者那样从种族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汉族是优等民族，满蒙回藏等各民族是劣等民族，要用优等民族同化劣等民族。而是针对辛亥革命以后沙俄、英国、日本对中国的外蒙古、西藏和东北的侵略而提出来的。辛亥革命后，沙俄加紧对外蒙古进行侵略，并策动和收买一小撮外蒙古反动封建主和活佛进行分裂祖国的叛乱，于1911年12月1日宣布“独立”，成立了以大封建主、大喇嘛哲布尊丹巴为“大汗”的“大蒙古帝国”。英帝国主义也加紧吞并西藏，拉拢、支持西藏部分大农奴主以达赖的名义发布实际上是脱离祖国的“驱汉”命令，进而在1913年1月唆使达赖宣布西藏“独立”。日本帝国主义则加紧与美俄争夺东北，企图独霸我国东北。正是在外蒙古、西藏、东北遭到帝国主义侵略，祖国边疆处在危机的时刻，蒙古族、藏族和满族同胞要成为帝国主义殖民地奴隶的情况下，孙中山认为蒙古族、藏族和满族的人口较少，不足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只有实行“民族同化”，把国内各民族融合成一个象美利坚民族一样的强大的中华民族，才能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祖国统一，最终争得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平等地位，从而提出了“民族同化”的主张。他说：“讲到五族的人数，藏人不过四五百万，蒙古人不到百万，满人只数百万，回教虽众，大都汉人。讲到他们的形势，满洲既处日人势力之下，蒙古向为俄范围，西藏亦几成英国的囊中物，足见他们皆无自为的能力，我们汉族要帮助他才是。”[②⑤]又说：“彼满洲之附日，蒙古之附俄，西藏之附英，即无自卫能力的表征。然提撕振拨他们，仍赖我们汉族。兄弟现在想得一个调合的方法，即拿汉族来做个中心，使之同化于我，并且为其他民族加入我们组织建国的机会。仿美利坚民族的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的民族国家，与美国同为东西半球二大民族主义的国家。”[②⑥]可见，孙中山“民族同化”的主张并不是为了压迫剥削国内的其他民族，造成国内各民族的不平等，而是为了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国内各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与世界各民族享有同样平等地位的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平等的一席。他认为，只要中国各民族能融合成一个象美利坚一样的强大优秀的中华民族，就能使中华民族能彻底地避免和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世界上自然地享有平等地位。所以，孙中山把“民族同化”称之为“积极的民族主义”，而把弱小分散的各民族在受帝国主义侵略、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不得不起来反抗满洲贵族的封建专制统治，恢复汉族的政权，以求避免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的民族主义称之为“消极的民族主义”。不难看出，孙中山“民族同化”的主张，实质上要国内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满蒙藏各族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最终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象美利坚民族一样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享有平等地位。这种“民族同化”的主张，虽然带有以汉族为中心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痕迹，并且不恰当地使用了“种族同化”“民族同化”等词汇，但贯穿其中的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平等的思想是相当鲜明的，是争取世界各民族平等的主张。孙中山自己对此就明确地说过：“吾人既抱此建设大中华民族之志愿矣，尤当以正义公道之精神，为弱小者援助，或联络引进之，使彼脱离强权，加入自由民族，同受人类之平等待遇，如威尔逊之所谓‘民族自决’与新俄宪法之所谓‘民族解放’然。能如此，方得谓达民族主义之极境矣。”[②⑦]这样的“民族同化”没有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痕迹，相反，却充满了民族平等的思想。
三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对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孙中山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②⑧]对这两方面的内容，孙中山作了明确的解释。所谓“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就是“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②⑨]也就是说，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对外明确地提出了反帝的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③⑩]“凡夫一切帝国主义之侵略，悉当祛除解放，使中华民族与世界所有各民族同立于自由平等之地。”[③①]具体做法就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收回治外法权，收回丧失的各种权益，发展民族工业等。通过反对帝国主义，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自由，“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③②]使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处于平等的地位。所谓“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就是“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③③]也就是说，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对内明确地提出了国内各民族自决的主张，反对国内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③④]使国内各民族“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之诸民族也”。[③⑤]具体做法就是要打倒“专制余蘖之军阀”，真正实现民权主义，反对民族复仇主义，让国内各民族实行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通过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求得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则国内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结合，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所要求者即在于此。”[③⑥]不言而喻，由对外主张反帝国主义，对内主张实行民族自决的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贯穿着民族平等的精神，集中地体现了孙中山民族平等的思想，也是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中“反满”“五族共和”和“民族同化”主张中所包含的民族平等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必然发展。
四
大亚洲主义或亚细亚主义，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反映孙中山民族平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1913年2月孙中山赴日考察，在日本首次提出了大亚洲主义的主张。以后，又多次在不同情况下谈到大亚洲主义。1924年11月，孙中山在北上途经日本时，再次详尽地阐明了大亚洲主义的主张。
综观孙中山关于大亚洲主义的论述，大亚洲主义的主要内容是：1、千百年来，亚洲国家都是很兴盛的，只是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亚洲各国才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到了欧洲的各民族和各国强盛之后，他们的势力更渐渐侵入东洋，把我们亚洲的各民族和各国家，不是一个一个的消灭，便是一个一个的压制起来。一直到三十年以前，我们亚洲全部，可以说是没有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③⑦]但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不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亚细亚者，为亚细亚人之亚细亚也。”[③⑧]“为了中国和她的邻国的完全解放，将与日本结盟，并且宣布，亚洲是亚洲人的，这一原则。”[③⑨]2、日本明治维新后免除了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特别是日俄战争打败俄国，给亚洲被压迫民族带来了希望，推动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是亚洲复兴的起点。“亚洲衰弱，到了三十年以前，又再复兴。那个要点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日本。当三十年以前，废除了和外国所立的一些不平等条约。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全亚洲民族复兴的一天。”[④⑩]“自日本在东亚独立了之后，于是亚洲全部的各国家和各民族，便另外生出一个大希望，以为日本可以废除条约来独立，他们也当然可以照样，便从此发生胆量，做种种独立运动，要摆脱欧洲人的束缚，不做欧洲的殖民地，要做亚洲的主公翁。”[④①]“再经过十年之后便发生日俄一战，日本便战胜俄国。日本人战胜俄国人，是亚洲民族在最近几百年中头一次战胜欧洲人，这次战争的影响，便马上传达到全亚洲，亚洲全部的民族便惊天喜地，发生一个极大的希望。”[④②]3、亚洲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实现大亚洲主义，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亚洲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亚细亚全民族之结合，排除欧美之压迫。”[④③]“这种进步的思想[④④]发达到了极点，然后亚洲全部的民族才可联络起来，然后亚洲全部民族的独立运动，才可以成功。”[④⑤]“亚细亚民族，有占世界人口二分之一的八亿人民和富饶的土地，有我们以道德为基础发扬起来的优秀文化，如果再能谋求一个大团结，那么我们一定能有效地防御西力的东渐。”[④⑥]4、中日两国是亚洲的大国，是亚洲东部民族解放运动的“原动力”，中国和日本联合起来，就能带动亚洲被压迫民族的团结，推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重振亚洲，恢复亚洲在世界上的平等地位。特别是日本，更负有重大责任。“假使中日两国协力进行，则势力膨胀，不难造成一大亚洲，恢复以前光荣之历史。”[④⑦]“在亚洲东部最大的民族，是中国与日本。中国同日本，就是这种运动的原动力。”[④⑧]“日本击败帝俄之后，如其南向海洋，协助中国国民革命，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共同阻截英国的霸权于亚洲之外，亚洲民族由此获得自由平等；唯有中日两国互相信赖，共同努力，方才能够达到这远大的目的。”[④⑨]“亚细亚之和平，亚细亚人应有保持之义务。然中国现在则欠乏维持之实力，故日本之责任，非常重大。”[⑤⑩]5、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中日亲善，日本后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的独立地位。“若是日本真有诚意来和中国亲善，便先要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的条约争回主人的地位。”[⑤①]“我们中国此刻能不能够废除那些条约，关键不在别国人，完全在日本的国民能不能够表同情！若是日本的国民能够表同情，中国的条约便马上可以废除；倘若不能够表同情，中国就一时不能废除。”[⑤②]6、针对西方帝国主义指责“一切民族解放之事业的运动，都是反叛文化的运动”，指出大亚洲主义是一个文化问题，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冲突问题，要用以仁义道德为基础为东方王道文化作为大亚洲主义的基础，团结亚洲人民，恢复亚洲的平等地位。“所谓大亚洲主义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亚细亚固有的文化，不论是政治方面、道德方面、工业方面都比欧洲的文明更为优秀。”[⑤③]“我们现在讲大亚洲主义，研究到这个地步，究竟是什么问题呢？简而言之，就是文化问题，就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冲突问题。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⑤④]“要造成我们的大亚洲主义，应当用什么做基础呢？就应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作基础。要讲道德，说仁义，仁义道德就是我们大亚洲主义的好基础。”[⑤⑤]“我们讲大亚洲主义，恢复亚洲民族的地位，只用仁义道德作基础，联合各部的民族，亚洲全部民族便很有势力。”[⑤⑥]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有许多错误和模糊的认识。孙中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缺乏认识，认为日本“绝无侵略东亚之野心”，不会侵略中国，即使以前对中国“行侵略政策”，也是由于受制于欧洲，不得已而出此。没有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对日本的统治阶级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只要中日亲善，就可以由日本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主人的地位”。认为日本也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原动力”，中日两国联合起来就可以推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就可以维护亚洲的和平，“保障东亚之利益”。并把“大亚洲主义”仅仅归结为是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冲突问题”，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大亚洲主义”的基础等。这些观点都是不可取的。但是，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基本精神是，亚洲是亚洲人民的亚洲，不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亚洲人民不是帝国主义的奴隶。所以，亚洲的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掀起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争取获得民族的解放，在世界上争得平等自由的地位。因此，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亚洲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主义，其目的是争取亚洲被压迫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平等，其实质是主张世界民族平等，贯穿着世界民族平等的思想，正如孙中山所指出的：“我们讲大亚洲主义，研究到结果，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不平的问题。……我们讲大亚洲主义，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⑤⑦]还说：“就大亚细亚主义精神言，实以真正平等友善为原则。”[⑤⑦]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主张。这些主张尽管不尽相同，而且其中还有许多不恰当的提法和错误的认识。但是，不难发现，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中始终贯穿和体现着民族平等的思想，即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华民族摆脱受压迫的地位，在世界上获得平等的地位；对内反对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完全平等。民族平等的思想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基础，是贯穿于孙中山整个民族主义的一根主线，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实质。因此，民族平等的思想就成为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精髓和最有价值的东西，也是正确理解孙中山不同历史时期民族主义主张的关键所在。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6、234、252、220、222、441、325、324页。
①① ①② ①③ ①④ ①⑤ ①⑥ ①⑦ ①⑧ ①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8、319、2、451、430、451、439、29、30页。
③⑧ ④⑦ ⑤⑩：《孙中山全集》第三卷和15、27、15页。
②⑩ ②① ②② ②⑤ ②⑥：《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187、392、394、473、474页。
③⑤：《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60页。
②⑧ ②⑨ ③⑩ ③① ③② ③③ ③④ ③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18、119、127、541、118、119、127、119页。
③⑦ ③⑨ ④⑩ ④① ④② ④③ ④⑤ ④⑧ ⑤① ⑤② ⑤④ ⑤⑤ ⑤⑥ ⑤⑦：《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401、402、402、467、404、413、375、407、407、408、409页。
⑩：《孙中山选集》下册第566页。
⑦ ②③ ②④ ②⑦ ④⑥ ④⑨ ⑤③ ⑤⑧：《孙中山集外集》第44、29、29、29、117、200、116、200页。
④④指“大亚洲主义”，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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