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期间美国文化外交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冷战论文,外交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7 ）01—0044—06
美国在入侵伊拉克后出现了一些与文化外交① 有关联的如何改善美国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形象之类的问题。美国学术界为此一边反思和批评冷战后美国政府在文化外交政策方面的失当行为，一边开始怀念冷战时期美国文化外交的辉煌。然而，美国学者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情节，那就是在冷战时期美国所开展的文化外交事实上严重背离了文化外交的本质属性。从艾森豪威尔到老布什，政治文化和国家使命感驱使美国政府不断地对文化外交机制进行变革，从而使它逐渐演变成为与苏联进行文化冷战② 的工具。文化外交成为冷战工具，客观上对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使美国的国际信任度和软权力相应有所下降。
一、美国文化外交演变的过程：机制变革与冷战工具形成
冷战全面展开后，美国动员各种社会力量，通过运用政治辞令（political rhetoric）、立法和经费支持等手段开展文化外交，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1](P393) 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在设计遏制政策时也考虑了文化手段：“让我们通过各种手段来扩大文化交流，以便与美国在海外的负面印象作斗争，因为这些印象主导了世界舆论。”[2](P8) 文化资源特别是文化外交因此一度变得炙手可热。美国政府也开始通过建立新闻署、完善教育文化交流立法、创建和平团、组建国际交流署、恢复新闻署的名称、以及支持东欧的“民主建设”等不同的方式和手段（尤其突出对涉及文化外交的相关机构进行变革），以适应与苏联展开的文化冷战的需要。
二战结束后，世界霸权争夺战在美苏之间旋即拉开。杜鲁门总统不仅运用经济手段（推行马歇尔计划）、军事手段（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与苏联展开势力范围的争夺；同时还准备用信息、心理与文化手段与苏联展开所谓的“真理之战”（Campaign of Truth）。其中， 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自由文化大会”（Congress of Cultural Freedom）1950年在柏林成立，标志着美苏之间文化冷战序幕的拉开。1953年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后，美苏对峙局势加剧。面对苏联的“和平攻势”，美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对国际信息、文化和教育交流项目的管理机构进行全面重组，以应对苏联的心理、政治和文化挑战，建立世界人民对美国和平意愿和领导世界能力的信心。1953年1月2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宣布建立国际信息活动委员会（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同年6月1日向国会递交了第8号机构改组计划， 拟建立一个独立于国务院的机构——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简称USIA，仍接受国务院的政策指导），同年8月1日新闻署正式运作。新闻署的首要目标是“劝导外国人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需要而采取同美国国家目标一致的行动”。[3](P21) 该机构管理所有新闻项目，包括先前属于国务院的“美国之音”。1955年6月24日，国务院和新闻署签订协议，将美国海外文化教育交流项目的日常管理任务交给新闻署，具体由其属下的教育事务局（Bureau of Educational Affairs，简称E Bureau）组织实施。这一协议的签订意味着美国文化外交的管理者由国务院变为新闻署。由于新闻署的核心任务是组织实施美国政策的对外宣传，所以当文化外交纳入该署之后，它也就基本上成了美国政府对外宣传的辅助手段，新闻署也由此变成将美国文化外交纳入冷战范畴的组织基础。
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中积极展开文化外交活动。例如1962年莫斯科人民友谊大学利用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从第三世界国家招收4000名留学生，而与此同时，在美国4800名留学中只有3000名外国学生享有美国的奖学金。③(P28) 当时，美国政界和舆论界普遍认为，美国在赢得世界人民的思想方面将落后于苏联。为扭转这一不利形势，196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的约翰·肯尼迪以国家安全需要为借口，采取了几项重要举措来加强文化外交的进攻型功能（cultural offe nsive）：（1）完善教育文化交流立法。1961年9月2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富布赖特—海斯法案（Fulbright -Hays Act），该法案的宗旨是“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促进世界人民间更好地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而改善和加强美国的对外关系”。[4](P527) 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为对外文化教育交流活动提供了可靠的经费支持。（2）强化政府管理力度。肯尼迪总统在国务院新设立一个负责教育与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职位。设立此职位的首要目标是，将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司与其他涉及文化与教育项目的有关部门整合在一起，提高其运行效能，为其灌输新的思想和补充新的人才。[5](P45)（3）创建“和平队”（Peace Corps）。1961年1月30日，肯尼迪总统宣布成立“国家和平队”，招募年轻人到世界各地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开展英语教学和卫生服务等活动，1963年就有7000名和平队成员到世界46个国家志愿服务。肯尼迪总统采取的上述措施，强化了政府在文化外交中的主导作用和对文化外交运行机构的控制，为政府有效运用文化外交服务冷战创造了主动权。
文化外交与新闻署捆绑在一起的情况，使得学术界和国会中的许多人认为它可能会对文化外交的诚实性（integrity）构成损害。[6](P32) 这些担心正好符合卡特总统欲借文化外交手段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人权外交的需要。1978年4月1日，根据国会1977年第2号机构重组计划的授权，卡特政府将新闻署和国务院文化与教育事务司（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简称CU）合并组建国际交流署（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gency，USICA）。美国有学者认为该署的建立，突出了卡特政府对世界人权和国际合作的使命感，以及至少把这个机构作为部分解决世界此类问题的途径的探索。[6](P31)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国际交流署中的广播和新闻功能仍继续占据该机构的总预算、人员编制和活动项目的重要部分。因此，以“人权外交”为幌子的国际交流署名不副实，它只是为文化外交在发挥冷战功能时增加一件美丽外衣，以掩人耳目。
1982年8月，里根总统将国际交流署改回原来的名称新闻署，并任命查尔斯·Z.威克（Charles Z.Wick）为新闻署署长。威克以抵制苏联宣传的必要性作为增加该署拨款的正当理由，同时利用其与总统的特殊关系，成功地为新闻署增加了媒体曝光度和财政拨款。威克运用这些优势资源全力打造新闻署的形象，极为突出新闻署“将美国的故事告知世界”的思想导向，而逐步放弃了卡特政府提倡的文化外交的“相互性”（mutuality）。作为一个极端保守的政治家，里根毫不掩盖其极端“仇共”的政治信仰。他撕去罩在文化外交上的面纱，将国际交流署改回原名新闻署，文化外交充当冷战工具也因此变得赤裸裸。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东欧剧变使负责美国文化教育交流项目的新闻署面临新的挑战。于是该署调整了开支计划，减少在西欧和非洲的交流活动项目，用以资助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建立新的工作点。为此，新闻署增加了26个新的办公室。国会通过“支持东欧民主法案”——Support for East Europe Democracy Act，简称SEED——为新闻署提供了新的经费来源，重点放在经济、教育改革、社会学和媒体等交流项目。新闻署也先后在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建立富布赖特两国委员会（Binational Fulbright Commission）； 新闻署的文化教育事务和项目司成功启动了新的交流计划，例如在所专家项目（Professionals-in-Residence Program）。尽管布什政府对文化外交的执行机构没有进行重组，但是他任命的第二任新闻署署长亨利·凯陀（Henry Catto）曾尝试为新闻署建构有别于里根时期的新形象。老布什政府后期文化外交侧重点的调整，目的是巩固冷战的胜利“果实”。
美国政府冷战期间针对文化外交的机构变革，尽管运用的手法、采取的措施不同，间或也会听到要求维护文化外交“相互性”和“诚实性”的声音。但从整个过程和结果来看，几届政府都在文化外交演变为冷战工具中扮演了或重或轻的角色。而其中动因的相似和目标的一致决定冷战期间文化外交在美国的命运。客观上，由于文化外交的加盟，使得美国对外宣传的手法变得多样性和隐秘性，在“赢得人心和思想”（to win heart and mind）的文化冷战中，为美国立下了“汗马功劳”。④
二、美国文化外交演变的缘由：政治文化与使命感使然
美国文化外交为何演变为冷战工具，学界比较多归因于国际大背景的影响。毋庸置疑，冷战的国际环境直接影响了美国的文化外交政策，但是，要真正演变为冷战的工具，美国的内部因素不可忽视。美国政府由冷战前对文化外交的较少介入，到冷战期间的主动全面介入，应该说与美国当时的政治文化和领袖的国家使命感密切相关。
阿尔蒙特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7](P29) 主要政治制度活动规范和政治参与规则方面的思想的形成在美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最初几代移民从欧洲带来的传统所决定的。对政治这种特殊的活动范畴的共同态度在美国由新教传统决定。新教传统认为，一切世俗活动形式都具有宗教仪式性，它们在上帝面前的价值只决定于人的信仰。[8](P20) 冷战期间，“反共”是美国社会的基本政治信仰。“反共就像是骑兵的冲锋号，唤起美国还有另一项外交使命要去完成，这种行为完全符合美国把世界划分为罪恶与美德两个极端。……反共一直是决策者们要达到的目的。” [9](P178—180) 尽管期间有的美国总统起初试图维持文化外交的基本属性——促进国与国、人民与人民之间相互理解，但是在“仇共”的政治信仰方面，他们表现得相当一致。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二战期间指挥多国部队联合作战的特殊经历，直接影响到他对文化外交在促进国家间相互理解方面的判断。入主白宫后，他同样相信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会使不同民族及时达成更大程度的谅解，并有助于加强世界的和平。[10](P35) 他甚至邀请一组外国留学生到他的办公室观摩“留学生日”（Foreign Student Day）。但是，随着冷战局势日益紧张，除了以加入与共产主义国家正在进行的文化竞争为借口之外，美国文化外交已经很难找到正当理由向纳税人要钱。[11](P44) 面对冷战的严酷现实和国内麦卡锡主义的政治文化压力，艾森豪威尔总统先前抱有的理想主义期望开始转向利用文化外交为国际文化斗争的现实服务。他推动新闻署的设立，就是强化政府对文化外交控制的具体表现。
同样，卡特总统在其重组文化外交机构的指导原则中，虽然强调保持文化外交中诚实性的必要性，但是冷战的现实以及先前美国情报机构染指文化外交的事实使得教育文化界和国会中的理想主义者并不信任他的政治辞令。由于卡特总统把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关注点，文化外交也由此同样打上了“人权”的烙印。美国的人权观是美国自我优越论的具体体现，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卡特人权外交的战略目的是以美国之“强”，击苏联之“弱”，在国际社会赢得道义上的支持，从而在与苏联竞争中获得主动地位，以期“不战而屈人之兵”。[12](P473—474)所以卡特的人权牌是一种典型的冷战武器，是赢得美国民众支持、攻击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手段。
冷战期间，艾森豪威尔和卡特是两个颇具理想主义思想的总统，但他们仍然不能摆脱当时的“仇共”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和冷战的现实需要的掣肘，那么，肯尼迪、尼克松、里根这些天生就反共的政治家，他们假借文化外交为冷战服务就成为理所当然。里根总统趁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之际，强化对这些国家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里根认为，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斗争最终的决定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13](P65) 他对共产主义的极端仇视成为其实施外交政策的文化心理。例如，在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司的职员遴选上，他排斥自由思想人士；遴选外国奖学金委员会委员将候选人的政治取向作为考虑因素。[6](P35) 纵观美国冷战期间的政治文化，无论是体系、过程还是政策，这三种类型的一个共同特征都是对意识形态的强调。美国学者杰里尔·罗塞蒂（Jerel A Rosati）认为，除了公众舆论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外，政治文化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也发挥着一种微妙但意义深远的作用。[14](P372) 而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文化外交则是国家和民族文化交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政治化产物。[15](P23) 具有时代特征的政治文化是美国文化外交演变为冷战工具的思想基础，而最终实现这一转变，其重要的动因是政策决策者的使命意识。“上帝的选民”、“山巅之城”、“希望之乡”是美国人宗教使命的自我表述。而政治领导人除了宗教使命之外，更凸显其肩负的国家使命。一战后尤其是1941年遭遇珍珠港袭击事件后，美国逐步从孤立主义中走出来，接受了国际主义思想，美国人的国家使命意识和世界领袖的欲望逐步彰显。冷战期间美国的国家使命就是如何赢得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展开的冷战，以成为世界唯一霸权国家。而所有文化机构的变革和政策的采取都是为国家使命的实现服务。麦柯尼尔·洛雷和杰楚德·S.胡克将美国文化交流的目的总结为四个方面：第一，国家间的文化竞争，20世纪30年代对法西斯德国文化攻势的反击和50年代与苏联的文化冷战；第二，“文明化”的使命，美国人自认为本国的制度和生活优越，对文明程度不够的世界要进行文明的根植；第三，满足新兴国家的发展需要，新独立以及战后重建的国家不仅需要经济援助、更需要以文化身份为主要属性的政治独立；第四，美国人民自身的需要，美国要承当领导世界的责任，美国政府要促进美国人民对其他国家的文化更好地了解。[11](P41—47) 这一总结较好地诠释了美国文化外交中的国家使命意识的贯彻。
艾森豪威尔为新闻署的创建辩护时，非常具体地阐发了他个人对美国国家使命的诉求：“为了美国和其他自由人民的安全、让所有与国际信息相关联的项目更有效运作，建立一个统一、有活力的机构非常必要，它是避免全球战争和赢得冷战胜利的必不可少的途径。”[16](P61) 而下令组建“和平队”，则是肯尼迪总统个人的国家使命意识的外溢。一方面是为了改变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不良形象、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就是开展针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冷战。而卡特总统在为国际交流署提出双重任务也突出其个人的使命观：“告诉世界我们的社会和政策……尤其是我们对文化多样性和个人自由的使命；同时将世界呈现给我们自己的人民，以便我们在丰富自身文化的同时对有效处理国家间的问题给予理解。”[6](P31) 老布什执政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后经历了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美国的学术界产生了以福山（Francis Fukuyama）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于是在国会和一些学者中出现“鸟尽弓藏”的思想。但是，为了巩固“胜利果实”，实现美国在冷战后世界新格局中独霸地位的新使命，老布什极力将文化外交的主阵地转移到原东欧国家和苏联解体之后的新成立的国家， 以使美国的政治制度模式和政治文化在这些国家牢固下来。犹如中国学者方立的观点，美国在其对外文化交流中，历来“政治挂帅”，有目的、有计划地运用其文化影响，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特殊政策手段。[17](P69) 冷战期间美国文化外交的发展方向既体现了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渗透着政府领导人的使命意识。
三、美国文化外交演变的反思：文化外交不能逆本质而行
20世纪30年代前，美国文化外交主要由私有组织主导，政府较少介入，到了30年代后，为抵御德国法西斯势力对美国的后院拉美地区采取的文化攻势，罗斯福政府才借机由政府主导文化外交。直到冷战全面展开前，美国的文化外交应该说还是秉承了文化外交作为促进国与国、人民与人民之间相互理解的一种外交形式的本质属性，即项目流向的相互性（mutuality）、政策与目标的长期性（Protractednature）、活动内容的诚实性（integrity）。美国最大的官方文化外交项目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早期很注意文化外交的相互性。前富布赖特学者罗诺德·约翰逊（Ronald Johnson）说：“回国后的富布赖特学者常常更客观看待美国的文化、重新思考美国社会的实质部分……把美国的故事讲给世界听，同时要将世界的故事讲给美国听。”[6](P32) 美国官方很肯定文化外交的积极意义，负责国际教育和文化关系协调事务的前国务卿特别助理罗伯特·塞尔（Robert Thayer）就认为，文化外交是促使人民之间彻底地相互了解，从而相应推进政府间相互理解的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18] 因此，美国文化外交呈现出行为体多元化，既有政府官方大手笔的国际文化项目，更有私有组织开展的名目繁多的民间文化交流项目；而美国文化外交的主导思想是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主要动机是文化传播与交流和宗教使命的实现。
然而，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出现了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并被运用到美国的外交中，反共产主义势力及其影响在冷战时期达到了顶点。[19](P16) 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指出，美利坚是一个高度注重意识形态的民族，只是作为个人，他们通常不注意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都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其一致程度令人吃惊。⑤ (P354) 反共意识形态是一种冷战的产物，在文化外交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为达到赢得冷战胜利的目的，美国政府可以说不择手段，中央情报局（CIA）就直接参与和策划文化外交项目。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理解，CIA资助文化外交是不合适的甚至可能会对其发展产生负面作用。但是，美国文化外交官员认为，历史证明冷战期间美国政府曾经不遗余力通过文化交往来推进相互理解是有用的；美国政策制定者懂得与外国听众的接触和在意识形态上战胜自己的敌人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文化外交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20](P15) 又如和平队首任队长施莱弗所言：“对于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哲学的、政治的和文化思想的力量促使共产党帝国内部的和平演变”。⑥ 同时，过去比较超然的私有组织在仇共意识形态的大氛围内，也难独善其身。不少基金会自觉配合政府在世界上大量进行文化资本输出，成为文化冷战的主要参与者。如福特基金会简直就是政府在国际主义宣传领域里的延伸，它与马歇尔计划和中央情报局在某些具体项目中的密切合作，参与欧洲的隐秘行动，皆有据可查。[21](P154) 1974年至1979年，为配合政府对华文化外交政策的实施，福特基金会曾资助273名美国科学家到中国访问，安排299名中国科学家和学者来美国访问。[22](P7) 因此可以说，美国冷战期间外交政策目标的制定、外交手段的选择、外交效果的评估很大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样，作为外交的重要支柱之一，文化外交不仅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为意识形态直接提供了内容。整个冷战期间政府主导下的美国文化外交偏离了文化外交的本质和方向，蜕变成为冷战发挥对外宣传功能的工具。对外宣传最大的特点是，单向度地自我表达，向他国输出信息，进行强制的价值取向的灌输，追求对他国民众全方面、彻底的心理和思想上的控制。[15](P46) 全面参与文化冷战就成为美国这一时期文化外交的主要内涵。美国的文化外交也因此缺乏长期性，轻视相互性，最终导致丧失诚实性。
全面参与文化冷战并因此背离文化外交的本质属性，不仅影响到美国文化外交在后冷战时期的有效开展，而且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导致包括传统盟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美国信任感总体下降。⑦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不少美国学者开始反思美国政府对伊斯兰教国家的文化外交的失败，并呼吁政府要重新重视与这些国家开展文化外交。美国前负责文化外交的高级官员海伦娜·芬恩（Helena K.Finn）发表文章认为：“文化外交是美国军火库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然而它的重要性在极力展示军事力量的时期一直被贬低，文化外交决不应是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之举，而是美国的当务之急。”[20](P15) 著名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呼吁布什政府重视国家软权力（soft power）的建构。但是，美国的外交家和学者只是从实用主义角度、以文化冷战的经验，为美国国际形象和软权力下降寻找理由、开具药方。而美国文化外交在穆斯林国家之所以难以奏效，不是因为文化外交本身的错误，而是文化外交长期来在美国被异化成一种难以获得人心的宣传工具。
美国的经验说明，国际社会开展文化外交需要摒弃冷战思维、转变通过思想灌输与渗透来重构他国文化的心态；同时需要还原本质以重塑文化外交形象与国际信任，运用文化外交为国际秩序的建构增加文化、知识和心理支撑力量。今天国际社会要坚守文化外交的本质属性，推动文化外交服务于和谐世界的建构。和谐世界的建构必须以尊重各国文化（包括政治文化）为基础，这其中文化外交必将发挥极为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国际社会必须做到：尊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从共融性而非冲突性的角度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培育本国国民以平等的心态对待世界各国文化，强化国际教育文化组织的地位与功能，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文化外交中的特殊作用，加强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遏制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文化霸权的出现。
收稿日期：2006—06—15
注释：
① 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是由政府或者充当公共机构契约协作者（Contractual cosponsor）的非政府组织向别国国民描绘本国情况的活动，目的就是使对方国的人民提高对本国的了解、同情，提升本国的声望，支持其对外的政治经济关系，或者加强生活在海外的国民对国家的忠诚度。
② 文化冷战（cultural cold war），是指在冷战开始后，美苏两国之间运用文化交流的手段（即艺术成为准军事资产，文化名流成为宣传工具）来赢得人心与思想（to win heart and mind），它是冷战的重要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文化冷战国际组织就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策划在柏林创立的“文化自由大会”（The Congress of Cultural Freedom），该组织被认为是文化北大西洋组织。英国人费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历时八年查阅大量资料，以文献记录的形式写出一部著名的美国文化冷战史著作，题为《谁承担后果——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WHO PAID THE PIPER: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③ 转引自Frank Ninkovich,U.S.Information Policy and Cultural Diplomacy,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No.308,Fall,1996.
④ 英国人费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在《谁承担后果——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WHO PAID THE PIPER: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一书中，和美国学者卜立平（Liping Bu，音译）在其论文“冷战期间的教育交流和文化外交”（Educational Exchange and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Cold War,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33(1999),3,393—415）中都有详细的论述。
⑤ 转引自［美］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4页。
⑥ 转引自刘国柱：《美国文化的新边疆——冷战时期的和平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⑦ 2002年7月到10月间美国国务院委托佩尤中心所做的“全球态度调查”（英文名：Global Attitudes Survey）调查27个国家对美国的态度，有19个国家或多或少对美国的好感下降。西欧国家、日本和加拿大的国民在这次调查中表明对美国核心价值观、美国式民主和美国式资本主义都表示怀疑。（详见《华盛顿观察》周刊，2002年第16期，2002—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