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劳动价值论”面临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商品价值是什么？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是什么？永恒不变的价值尺度是否存在？这些是资本主义初期以来世界经济学家们不断探索和研究的课题。传统的商品价值理论主要有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支配劳动价值学说”，李嘉图(Ricardo)和马克思的“投入劳动价值学说”以及杰文斯(Jevons)、门格尔(Meger)、瓦尔拉斯(Walras)等人的“边际效用价值学说”。具有300年以上历史的“劳动价值学说”及学派可以说是传统的商品价值学说中最古老的理论和学派。19世纪70年代“边际效用革命”发生以来，“边际效用价值学说”被倡导，“劳动价值学说”开始遭到非难和批判。
但是，“边际效用价值学说”是以某一商品对人们的欲望满足度为标准，将“边际效用”作为一切商品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商品价值的，无法解释各个不同时期因人而异的欲望满足度，也无法解释生产者行为和生产成本。而“劳动价值学说”则是以在商品中投入劳动量的多少作为价值尺度来衡量商品价值的，同样无法解释消费者行为及人们的欲望满足尺度和商品价值的相互关系。因此上述商品价值理论互存缺陷，它们既互相矛盾又不免游离于现实的商品世界。
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也由依赖资源的传统产业向以人为主体的脑力产业方向转化。在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人类和环境共生存的时代，人们已很难再用传统的商品价值理论来客观评价当今时代的商品价值了，我想商品价值论21世纪的课题应当是：打破传统的习惯概念，抛弃陈旧的理论和价值观，研究与现实的商品世界相符合的商品价值理论。
二、全球化经济时代商品价值理论的变貌
1.比较优势论向竞争优势论的转化——价值衡量的全球化倾向
马克思时代，经济的特征是以一国的国民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模式，而以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很大特征是一国经济向全球化方向的转化，其主要原因是国际贸易的存在和发展。在19世纪和20世纪，为了说明国际分工，比较优势论很盛行。这一理论是在19世纪前半期以英国为首的欧洲一些国家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开始作为列强形成新的国际关系后，为了说明作为基本理念的自由贸易而形成的，这一理论的创始人是李嘉图。
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半期内，比较优势论较圆满地解释了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状。比如在美国南部种植棉花是因为那里的土壤和气候适应；在新英格兰生产衣服类是因为那里有使纺织工厂运转的水力和建造工厂的资金。纽约之所以成为美国最大的城市是因为那里的海岸有天然港以及有可以建设的将中西部各地相连接的运河等。
根据比较优势的原理，资本雄厚的国家生产资本集中型商品，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则生产劳动密集型商品比较合适，并且原始资源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将永远是石油和一次产品以及低附加价值商品的出口国。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也曾写到：“理所当然富裕的诸国国民无论是在农业，还是在制造业方面一般来说都比一切邻国国民来得优越，通常与农业相比，在制造业方面的优越性显得更为明显。”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运输及通讯技术的进步，世界经济出现了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任何商品都能生产、都能销售的局面，尤其是全球化经济带动的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经济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和提高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仅将低附加值商品的生产和一般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将耗费人工的高附加值的电器产品，高科技的精密商品的生产也转移到人工费低的发展中国家。为此古典的比较优势论已经失宠，竞争优势论开始登场。
按照比较优势论原理，具有13亿庞大人口的中国理应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但由于世界上有大量剩余的资金的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年年增加。据去年《中华工商时报》报导，进入中国大陆的日本企业已达14,300多家，累计投资总额达253亿美元，仅次于香港和美国。仅在上海投资的日本企业就有3000多家，投资总额达60亿美元。（注：引自《日本经济新闻》2001年6月20日。）
于是10年来，从“脑力型”到“劳动密集型”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商品制造工厂”的组合在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第一是位于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从20世纪80年代香港企业的进入开始，日本、台湾、欧美、韩国等企业都相继将面向出口的“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生产、装配据点设置在那里。并且家电和通讯机械等地方企业迅速成长，同时生产零部件的当地企业也获益非浅。现在复印机、打印机、台式个人计算机、光电拾音器、微型电机等产品的产量已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目前世界上的电子部件和电器装配产业几乎都集中在珠江三角洲。这样一来更造就出与竞争激烈的情报技术(IT)关联机器和电子部件的大量生产相适应的低成本、迅速、灵活的生产环境。
第二是跨越上海、江苏省、浙江省的长江三角洲。它在很久以前就是工商业发达的富饶之地，集中了优秀的人才和巨大的市场，是全国的物资流通中心，主要是瞄准中国国内市场的外国投资迅速增加，除对传统的纤维产业、汽车制造业等大量投资外，对半导体、笔记本型个人计算机、携带电话及部件等高科技关联产品的生产设备的投资也不断增加。尤其是从前年开始台湾的个人计算机产业的新投资显著增加。
第三是分布在被称为“中国硅谷”的北京中关村地区的软件开发以及IT相关的研究、开发机关的集合。在那里聚集了可将北京大学、清猾大学等70所以上的大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的1000个以上的产学联合企业以及将眼光盯向优秀的低工资的软件开发人才的中外IT企业群体（8000个企业）。这些产业的集合群体发展经历各不相同，各有特色，并具有取长补短的性格。（注：引自《日本经济新闻》2001年5月30日。）
综上所述，由于比较优势论向竞争优势论的转化，劳动力资源的分配首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已很难适用。资本主义初期，国际贸易还不十分发达，经济模式基本上是以一国的国民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系。比较优势论还能比较圆满地说明国际贸易的机理，并且对于在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价值评价问题，李嘉图是这样定义的：“在一国内诸商品交换时规定的相对价值的同一法则不规定在两国，或在更多的国与国之间进行的诸商品的相对价值。”
但是在竞争优势论的时代，世界经济结构从原来的一国国民经济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向以整个地球为基地的经济体系转型，世界经济连成了一体，它引起了劳动力资源的再分配。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发达国家出口的商品不再是单一的一次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商品，还包括资本集中型商品以及高科技商品，李嘉图的上述有关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价值理论也将不适用。
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价值（劳动者的工资）并不是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的那样，由劳动力生产所必需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决定，而是取决于该国的生产力水准、劳动力供求关系、生产效率、富裕程度、劳资关系以及社会政策等。目前工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人的技术水准，由于居住在发达国家的原因，仍然可以获得相当高的工资。
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工业发达国家的技术熟练工人和发展中国家的不熟练工人事实上可以共同作业。需要高度技术和熟练工艺的部件由工业发达国家生产，然后在工资低的发展中国家将其配成产品即可（事实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已经这样做了）。迄今的薪金制度将会发生很大变化，甚至消失，今后工资将按个人的技能支付。由于无论在世界的那里都可以在工资最低的地方雇到最廉价的不熟练工人，即使是居住在工业发达国家的工人，如果只具有发展中国家的技能，也只能获取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相等的工资。因此劳动力的价值的评价，或者说工人工资的评定标准势必出现全球统一化倾向。但全球性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这一价值尺度恐怕是难以实现的！这样一来便出现了矛盾，下面我们还将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2.全球化经济和多国籍企业的价值创造
全球化经济的一个很大特征是多国籍企业的兴起。所谓多国籍企业是指在许多国家都设有生产厂家和销售网点，采用全球化的经营方式，使企业集团的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跨国集团公司。多国籍企业最早正式登场是在1914年前后，主要是一些从事自动车、石油、化工以及铝制品生产的国际企业。后来从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的多国籍企业迅速成长，到了30年代多国籍企业的发展有所停止，当时对邻近的拉丁美洲的投资却显著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60年代开始至今天，以美国企业为主导的多国籍企业迅速发展，多国籍企业内部贸易已占整个贸易量的三分之一。（注：江夏健一、首藤信彦编著《多国籍企业论》，八千代出版，1993年第7页。）
多国籍企业的特征是在世界各地的工厂以最合适的价格买进零部件和原材料，并雇佣当地最廉价的劳动力进行生产，然后将在各国生产的部件组装成产品出售，以获得最大利益。据《日本经济新闻》报导，日本冷冻食品大手企业加卜吉决定增设在中国山东省的油炸虾和油炸鱼的加工工厂，增添影响油炸食品味道的面包粉的制造设备。其虾和鱼从世界各地进货，剥壳和调味的方法，尤其是包皮用的面包粉蹬味道几乎和日本相同，完全不同的是人工费。中国工厂工人的月工资折算成日元为8千－1万日元，大约是日本的二十五分之一。
每加工1只销售原价为25日元，60克的油炸鱼的人工费，在日本为5日元，在韩国为2日元，而在中国只需要30-40钱。并且与日本为寻找打零工的苦劳不同，在近郊的农村，勤劳的劳动力要多少有多少。在山东省的某一工厂2201人的职工仔，将近有1900人住在集体宿舍，平均年龄22岁左右，既年轻，掌握技术又快。有关运输费用，从中国用集装箱运到东京的运费和用卡车等运输工具从加卜吉总部所在地四国运往东京的运费不相上下，只是人工成本下降。
加卜吉从1994年开始正式在中国生产，迄今已有八家工厂从事油炸食品、甜虾、烤鸡肉串等冷冻食品的生产，国外工厂的生产量已占总生产量的30%，加卜吉近5年来的年均销售量呈两位数上升趋势，销售金额平均增长6-7个百分点。由于在中国工厂加工生产，其成本降低效果非常之大，2001年3月决算期的经常性盈利首次突破100亿日元大关，达到有史以来最高利润。（注：引自《日本经济新闻》2001年5月17日。）
然而对于商品价值论来说要讨论的问题是：由多国籍企业生产的商品其价值究竟应该按什么标准来衡量？其次是“投入劳动价值学说”规定的“等劳动量交换”的原则是否存在？
根据亚当·斯密的“支配劳动价值学说”：“对所有的人来说，一个人对人间生活必需用品、便利用品以及娱乐用品的享受程度，决定了他是富裕还是贫穷。一旦分工彻底实行的话，一个人只靠自身的劳动能获得满足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他享受所需物质的相当大的部分必须从别人的劳动那里获得。于是他是富裕还是贫穷，取决于他本人能支配的劳动量的大小，就是说他自己能购买的劳动量的多少。正因为如此，所以某一商品的价值，即使对拥有该商品的人来说，不是他自己想要使用或消费，而是当他想拿这一商品与其他商品交换时，与该商品能让他购买或者支配的劳动量相等。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的实质价值。”
按照李嘉图的“修正劳动价值学说”：“某一商品的价值，即与该商品交换的其他某些商品的分量，依存于该商品生产时所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是依存于对其劳动所支付的报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到：“……如果我们不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当做一个问题的话，留在商品体中的仅有劳动生产物这一属性。……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留在劳动生产物中的东西吧！留在劳动生产物中的除了相同的虚幻的对象性外什么也没有，除了无差别的人间劳动的，即与支出形态无关的只是人们劳动支出的凝固物外什么也没有。这些东西只是在生产时，人们的劳动力支出后的人间劳动的堆积而已，这些作为共同的社会实体的结晶便是价值——商品价值。”因此，“规定某一商品的使用价值的价值量时，只需要社会必要劳动量，即生产该使用价值时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总之根据“劳动价值学说”，商品价值是由商品生产时投入的劳动量，或者说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存在着“等劳动量交换”的原则。但现实并非如此，随着竞争优势论的全面展开和多国籍企业在全世界普及，并随着全球化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劳动
价值学说”必将遇到严峻的挑战！
三、脑力产业时代“劳动价值论”的立足点探讨
1.传统产业向脑力产业转化而引起的价值尺度的修正
传统产业通常指依赖于天然资源的产业。工业化社会的前夜，从封建社会的小手工业向初期资本主义的大生产进化是由于蒸气机的出现和使用。首先由于蒸气机的出现，人们可以在某一固定地点使用大量的机械，将相互分离的土地连接在一起进行社会化大生产，使得将全国作为市场的大规模企业的设立成为可能。其次由于无数的机器都将蒸气机作为动力源，使得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并达到了“规模经济”的水准。
有了蒸气机，随后便出现了蒸气船和火车，从19世纪中叶直至末期，蒸汽船和火车作为移动和运输工具在欧美迅速普及，并且带动了矿产业的飞速发展。其后电力和内燃机取代蒸气机，成为主要动力源，使生产可以以分散的方式进行。
象征着现代文明的自动车在20世纪初由于引进了大量生产的技术，作为多用途的移动、运输手段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自动车不仅像火车那样可以在固定的“线”上移动，而且在“面”上的移动也得到了飞跃的发展。
19世纪末人类获得了石油和电力这两大能量源，实际上20世纪出现的新产品几乎都是石油制品和以电力作为动力源的电器产品。并且在19世纪和20世纪业化进程中几乎所有产业的形成和发展都与天然资源及资本密切相关。
20世纪以来的近代化工业时代可以说是规格化大批量生产的时代。在规格化大批量生产的时代人们的幸福往往取决于数和量，人们期望获得更多的物质享受。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计算机的小型化和个人电脑的问世，消费者的消费倾向开始由数和量向情报化、多样化、软件化方向转化，不带有个别情报的规格化大批量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而对于规格化大批量生产的商品，由于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带计算机控制的机械设备，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能简单地进行生产。电视机、个人计算机、自动车等商品，只要使用程控机械设备和自动或半自动化的生产流水线，即使没有熟练工人和中间管理人员也能进行生产。
由于传统产业向脑力产业的转化，传统经济便向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方向转移、进展。在其影响下，劳动、原材料、货币资本等传统的生产要素的作用逐渐发生变化，象征性资源取代实物资源，脑力劳动取代体力劳动，知识资本和货币等一切其他资本相提并论。新型的象征性财产、崭新的服务型行业、制造、流通领域的新经营方式、无止境的全球性投资环境不断涌现。
在以人为主体的脑力产业的世界，天然资源已不再支配经济活动，人们已经不再受地理的限制，可以在地球的任何地方设立企业。支撑脑力产业的是“知识型技术”，而推动脑力产业发展的原动力却是情报和知识，迄今对知识型经济起牵引作用的则是IT产业。当今IT以及其他技术的不断发展，给人类的经济活动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叶到80年代的中叶，用计算机处理情报的费用与手工作业的场合相比降低了8000%，从1958年到1980年，计算机处理1件事务所需的时间缩短了八千万分之一。
在美国1900年从事数据和情报处理的人数还不到全体劳动者人数的18%，到了80年代，这一比例却超过了50%，按照现在的状况持续下去的话，到2020年，80%以上的劳动者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将与情报处理有关。但是这样庞大的，几乎是同一性质的劳动力支出所创造出的商品价值确实会是等价值量的吗？这是“劳动价值学说”面临的又一难题。
以染色体组（genome——全遗传情报）地图研究计划为代表的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的尖端成果正在逐渐解明植物、动物以及人体细胞中的遗传因子的构造。生物工程的商业化进程要比IT晚10年，在今后的10年中，如果人们能够解明以人体为主的，许多动植物的遗传密码，并能够逐渐控制生命基因的话，即使不消耗实物资源，也能维持和增加地球上的生命（注：人们已经通过棉花的遗传因子的操作，生产出抗害虫能力强的棉花，使棉田杀虫剂的使用量减少了60%-70%。），马克思关于劳动者贫困化的理论将难以立脚。
对以纳米（十亿分之一米）为单位的极微小世界进行加工和处理的纳米技术(nano technology)的发展和应用将使微细结构物质的商品生产成为可能，它将在以制造业、计算机业、医药品等为首的各个领域引起革命性的变化。并且情报技术(IT)、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必将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戏剧性的变化，在今后的几十年中将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新型产业。
在传统产业向脑力产业的转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已发生或将发生巨大变化，商品的内涵也由单纯的“有形商品”及“有形商品＋服务型商品”向“有形商品＋服务型商品＋无形商品”方向变化。因此，在19世纪前形成的与“有形商品”相对应的传统的商品价值理论也应当发生相应的变化！
2.脑力产业中的知识财产的价值评价
在依赖于资源的近代化工业进程中，传统的生产要素即原材料、劳动、货币资本等的一个很大特征是有形性；而脑力产业和一个很大特征是对无形财产如专利、软件等知识商品和开发、生产。知识财产是在研究开发等知识型创造活动中产生的一切与知识有关的财产的总称。知识财产的内涵有：富有创造性的新型工艺、专利、商标、设计、程序、著作权等。
问题是这些知识财产的价值应该怎样衡量呢？其次对由这些知识产权而形成的商品价值应当怎样评价？比如对“专利”这一无形商品的价值到底应当怎样评价？其次对作为“专利”的商品进行生产时，其商品价值应当怎样确定？这是“劳动价值学说”的难题。
“专利”这一无形商品是技术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是脑力劳动、复杂劳动以及智慧的产物和结果。按照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其价值评价应当归类于劳动复杂劳动的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写到：“更加复杂的劳动只是单纯劳动的数量相加而已，看上去只不过数倍的单纯劳动罢了。因此更小的复杂劳动与更大的单纯劳动相等，这样的换算不断地进行主要是由经验所示。对某一商品而言，无论它是怎样复杂的劳动生产物，其价值量可与单纯劳动的生产物等值，因此其自身只表示了一定量的单纯劳动。各种劳动种类换算成作为度量单位的单纯劳动时的各种比例是取决于一个社会的过程，在生产者的背后确定的。因此可以认为：对于生产者来说，这种比例的给出是由习惯决定的。”
在马克思的时代，劳动者使用工具和简单的机器生产纺织品和衣服等简单商品的场合，一些较复杂劳动生产物的交换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由生产者背后的经验和习惯决定的，可以用单纯劳动的度量单位进行换算。但在20世纪后期，半导体、集成电路、IT产业等复杂商品生产的场合，或者在脑力劳动的生产物以及无形商品的场合，许多种类
的复杂劳动不能简单地用单纯劳动来换算！
尤其是专利、程序等是在与科学技术相关的研究开发活动中产生的成果，这种无形商品的生产基本上依赖于人们的智慧、经验和大脑加工（脑力劳动）。如专利，成千上万的专利的内涵是各不相同的，专利发明者的个人状况也各不相同，在每一个专利中发明者究竟投入了多少劳动量？其次发明者在发明专利的过程中，将不同程度地借鉴他人的经验和研究成果，也就是说每一专利中都间接地含有他人的劳动，因此对专利之类的无形商品是难以用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这一价值尺度来衡量的。此外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1)本企业利用这些成果进行生产时，生产出的商品价值应当怎样确定的问题。因为专利发明者所付出的劳动和获得的报酬是事前已确定的，即在专利商品生产前是已知的，而商品价值的实现是事后的事，专利商品究竟生产多少，能销售多少是未知数；(2)其他企业通过专利转让而从事专利商品生产时，其商品价值应当怎样衡量的问题。
因此对专利自身及专利商品的价值，我们已很难再用传统的商品价值理论进行衡量。除专利之外，如对软件、商标、著作权等无形商品的价值，我们也必须用新的价值观进行评价。
3.高科技商品、计算机、半导体元件等商品的价值评价
与传统产业不同，高科技产业在新产品的研究开发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投资，在其产品制造过程中需要高度的技术，反之生产高科技商品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则大幅度减少。
马克思的时代，众多的商品只是布和亚麻制品等，或者只是一些简单的复合商品。那时电灯、电话、电视机、空调器等商品还不知为何物，近代工业生产的动力源——电能也还未使用。为此可以认为当时的商品生产具有两大特征：(1)几乎所有的商品只是自然物的简单变形和物理变化而已；(2)除水力和以蒸气机为动力源的大机械外，商品生产所需的能量主要是劳动者支付的劳动力。并且由于生产技术和生产手段的变化周期很长，产品的种类和生产周期不太发生变化，某一商品生产时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也不太发生变化，因此作为价值尺度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这一说法还能立脚。但在高科技产业的时代，商品种类不断更新，更新周期不断缩短，并且由于市场竞争激烈的原因，企业间的生产技术、生产手段以及同一商品生产时所需的劳动时间也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在高科技领域，“投入劳动价值学说”设定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这一价值尺度恐怕不适用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出现，自动控制技术在生产现场被采用，实现了制造机械的自动运转。并且以计算机为中心的由各种机械装置组合而成的自动化系统在许多产业都被采用，并出现了无人化车间。无人化的实现是由于产业机器人的存在，产业机器人诞生于1965年。由于计算机的高性能化以及控制技术的高度发展，从而使制造机械达到了智能化程度，传统的机械技术与现代的电子技术相融合，产生了被称为机械电子装置的新的制造技术，其典型代表便是产业机器人。产业机器人现在制造业，特别是在电气机械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领域被广泛应用。产业机器人除了提高生产效率外，还部分取代了简单作业、危险作业以及在恶劣环境下作业的工人的劳动，但是产业机器人的自身价值以及产业由机器人创造的价值应当如何评价呢？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劳动力的价值和其他商品的价值相同，是由其生产时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马克思又补充说：“劳动力的价值不仅仅取决于维持各个成年劳动者的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而且还取决于维持劳动者家族的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除此以外，对于劳动者来说，还有娱乐费用和教育费用等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这些都属于必要劳动时间的范畴。如果马克思对“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价值所给的定义同样也适用于产业机器人的话，那么作为普通商品的产业机器人和作为劳动力的产业机器人的价值评价就会出现不同标准。
计算机系统主要由微处理器、计算器、编码器、译码器、锁存器、存储器、显示器等硬件构成，硬件的主体主要由大规模集成电路等半导体元件构成。问题是计算机硬件和半导体元件的价值应如何确定？因为计算机机种不断升级，功能千变万化，（注：比如世界上最早的计算机是1945年在美国制造的电子管计算机"ENIAC"它使用了18000只电子管，全长30米，总重量30吨，消耗用力140KW，运算速度为每秒400次。而现在的个人计算机其重量只是ENIAC的一万三千分之一，处理速度却是它的1万倍左右（科学技术厅编《科学技术白皮书》，平成12年版，策49页）。），厂家品牌各不相同。况且其硬件内容、硬件材料和附件经常被其他代用品取代，（注：在机械的场合，除电子控制部分以外，机身、轴承、齿轮等几乎都是用以钢铁为主的金属材料制成，其他材料也无法简单地替代，钢铁市场的价格变化幅度也不是很大。因此对一般机械的价值评价并不是很复杂，通常对在生产中磨损消耗的价值部分进行折旧处理。）其商品的生产也主要依赖自动化程度高的精密机械而不是人工，半导体元件的市场价格也不断发生变化。（注：近年来由于IT产业的竞争激烈，计算机存储器等半导体元器件的价格下跌幅度非常之大。）
因此用马克思的“投入劳动价值学说”的观点来解释计算机等高科技商品的价值恐怕不妥当！并且消费者在选择计算机等高科技商品时也不是根据“劳动价值学说”的原理来行动，而主要是根据“边际效用价值学说”的观念来判断的。
四、人类与自然、环境共生存时代的商品价值理论的研究
1.新陈代谢、物质循环的新视野
在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19世纪的后期，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还相当落后，当时人们能生产的商品种类不多，物质也不够丰富，当人们一听到“生产”这一词汇，便马上会联想到与衣食住有关的物质财富的生产。因此马克思有关新陈代谢的3个观念——自然的新陈代谢、人和自然间的新陈代谢、社会的新陈代谢的观念主要与土地资源、与衣食住所需物质有关以及与剩余价值的生产有关。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6篇第47章《资本主义地租的形成》中写到：“大土地所有使得农业人日不断下降，直至减少到最小限度。对此大都市密集的工业人口不断增加，这样由大土地所有产生的诸条件，使得按生命的自然法则形成的社会的新陈代谢的食物链产生了无法恢复的裂缝。为此使得地力被滥用，并且这种滥用通过商业的途径，越过本国的国境，被运输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大土地所有使得劳动力在其自然发生的能量的逃避场所，且将其作为诸国民的生命力更新的预备源而储存的最后领域——农村自身中被破坏。大工业和按照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起作用。原来将两者加以区别是因为前者使更多的劳动力，而且是人间的自然力遭到荒废和破灭；后者使更多直接的土地的自然力遭到荒废和破灭。而在以后的进展途中两者相互握手了。因为即使在农村，工业式的体制使劳动者无能为力的同时，工业和商业并且向农业提供使土地疲惫的手段。”
马克思的论断虽有历史局限性的一面，却仍然不失其科学见解。但是马克思没有预计到环境破坏如此地迅速，世界人口膨胀如此之快。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人口的爆发，资源的枯竭以及环境的破坏已远远超过了19世纪后半期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的范畴。
19世纪初，世界人口只有9亿，20世纪初为16亿，可到了20世纪末，世界人口已超过60亿，达到了地球扶养人口的极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20世纪型产业文明到21世纪已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因为石油、天然气的可采期已不足100年，森林和矿产资源也日益枯竭。（注：热带地区由于烧树开田和木材出口，森林破坏激剧加速。根据199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的最终报告，在1981-1991的10年期间，热带90个国家中的热带雨林面积减少了1540万公顷。1980年底全热带雨林的面积为19亿1000万公倾，而到1990年底只有17亿5600万公倾。也就是说在这10年中每年有0.8%的热带雨林消失（佐和隆光《地球文明之条件》）岩波书店，1995年，第47页）。）
并且由于贫困和饥饿的原因，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烧树开田、过度放牧、过度灌溉、砍树取柴等现象相继发生。随之而来的结果便是大气污染、森林破坏、土壤劣化、沙漠化、生物种类绝灭等。尤其是难民的流出、城市人口的臃肿化、地球温暖化等已超越国家范围，成为世界性的问题。
加速环境破坏和资源枯竭的另一个原因是“不可逆性”。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需要，石油、煤炭、铁矿等枯竭性资源的开采以及原始森林的采伐，使资源不可逆地减少。从环境问题的“不可逆性”来看，今天地球上许多地方发生的环境问题几乎都属于环境修复的“不可逆性”。（注：比如可以说野生生物种的灭绝和臭氧层的破坏是无法修复的不逆现象的典型实例。并且以森林破坏、土壤劣化为主的各种污染现象从物理上说是可以修复的，但从经济上说需要投入相当大的修复费用，事实上可以说是不可逆现象（佐和隆光《地球文明之条件》第50页）。）
由于在人类社会的很长历史时期，人们过的是靠狩猎、捕鱼、采摘果实充饥的获得经济的生活方式，即使当人类开始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从获得经济走向生产经济，一直走到今天高度物质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许多自然资源仍然是不付代价地从地球获得，因此获得经济的意识根深蒂固地留在人们的脑海中。并且由于100多年前地球上人口稀少，也不存在化学工业和环境污染的问题，所以传统的商品价值理论，包括“劳动价值学说”也只是探讨价值是如何创造的，却没有研究过环境的破坏，以及考虑到人类与地球的共生存，商品价值的一部分必须反馈给自然，以维持生态平衡，使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能延续下去。因此价值向自然的反馈便成了21世纪商品价值论的新课题。
2.解决环境问题和恢复生态平衡所需的费用问题
19世纪末，人类获得了石油和电力这两大能量源，随着火力发电的普及，以电力为动力源的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生产迅速发展，同时二氧化碳(CO[,2])的排放量也随之增加。大气中CO[,2]浓度的增加，使气候变异，特别是引起地球的温暖化，是非常有害的。尤其是伴随着大量生产和大量废弃，地球温暖化、臭氧层的破坏、酸性雨、沙漠化、海洋环境的污染等日益严重；自然多样化功能的丧失、环境荷尔蒙、环境造成的癌症等问题堆积如山，生态危机迫在眉睫。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产业公害问题明朗化，到了90年代，人们对地球环境问题的关心空前高涨，各种规章制度和国际公约相继缔结。1997年12月，约160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同意签订消减CO[,2]排放量，防止地球温暖化的有关条约。在一部分工业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征收“炭素税”，对污染物质CO[,2]的排放收费。比如欧洲最早在90年代引进了“炭素税”，瑞典从1991年开始征收“炭素税”，其税率为1吨炭素152-128美元，是“炭素税”征收国中收税最高的。丹麦的“炭素税”是从1992年开始引起的，其能量税的比率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10%。（注：佐和隆光：《地球文明之条件》，第64页。）
为了达到消减CO[,2]排放量的目标，一些国家试图将CO[,2]排放权的买卖与节省能源投资相结合，成立CO[,2]排放权交易市场。CO[,2]排放权交易是在国家和企业之间对CO[,2]排放权力进行买卖的一种交易，是一些国家和企业在无法达到所给予的CO[,2]排放量消减目标时，向已经达到消减目标的国家和企业购买剩余的CO[,2]的排放权力。（注：《日本经济新闻》2001年6月8日。）
上述的“炭素税”和CO[,2]排放权交易等所需费用都与环境保护和恢复生态平衡有关，但解决环境问题和恢复生态平衡所需的经费支出应如何与商品价值挂钩呢？这是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的新问题，也是21世纪商品价值论面临的新课题之一。
3.工业废弃物及生活垃圾处理时的费用归属问题
自从资本主义制度在地球上出现以后，现代化工业取代了传统落后的小手工业，并改造了农业，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也从小规模、小范围、小批量转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型。尤其是在高消费的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发展速度迅速增加的发展中国家，所消耗的资源和需处理的工业废弃物以及生活垃圾日益增加。随着社会发展的高度化进程，废弃物量的增加、质的多样化以及垃圾处理场地的需求等问题迫在眉睫。比如日本1996年度的产业废弃物的总排出量达到4亿5千万吨，一般废弃物的排出量年均为5千万吨左右。（注：环境厅编《环境白皮书》，平成12年版，第257-260页。）
为了避免环境污染和维持生产，许多企业都不得不有代价地处理本企业排出的废气、废水、废渣等工业废弃物。但这里存在一个工业废弃物处理时的费用归属问题，这是“劳动价值论”从未遇到过的难题。尤其是旧建筑拆除后的废弃物以及生活垃圾等商品废弃物均由地方政府处理，这些事后处理所需的费用又如何归属到已消费完毕的各个商品的价值中去呢？其次工业废弃物收费处理场因地点不同所收费用也不同，并经常变动。比如对工业废弃物填埋场的有关收费，近年来在日本关东、近畿等大城市大幅度上升。在这3年内，近畿上涨了2倍左右，关东地区也上涨了5成。由于填埋场地不足的矛盾的日益深刻化，正在使用中的填埋场由于需填埋的工业废弃物集中增加，其收费也急速上升。如在建筑废弃物、废塑料等固定型工业废弃物的场合，关东和近畿地区1998年每立方米的填埋费用为4500-5500日元，而到了2001年4月，关东上涨到7千－8千日元，近畿上涨到8千－1万日元。对于烧灰渣、废矿沙等管理型工业废弃物的填埋费用，关东地区由当时的1万－1万1千日元上涨到1万5千－1万6千日元；而近畿则上涨到2万－2万2千日元。（注：《朝日新闻》2001年6月18日。）
三重县在去年6月决定独自引入法定外目的税即“产业废弃物税”，对在本县内处理工业废弃物的企业，以每吨1千日元征税，所得税款用于对工业废弃物再生利用技术开发企业的补助金和防止工业废弃物不法抛弃的监视费用。（注：《日本经济新闻》2001年6月1日。）并且在日本已实行对大型废旧家具和废弃家电产品处理时收费的做法，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如有不法抛弃的行为，一经发现将被重罚。
根据商品价值原理，货币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因此无论是企业在处理工业废弃物时所支付的处理费以及“产业废弃物税”，还是个人在处理废旧家具类和废弃家电产品时所支付的费用均属于已创造和已经实现的商品价值的支付范畴。问题是人们所支付的价值和已实现的价值并不体现在同一商品上。
同时政府为了减轻废弃物对环境造成的污染，除了推广对废弃物分别回收，作为资源再利用外，还需增添各种设施和人员，这些费用均来自于国民所支付的税金，仍然存在费用归属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21世纪商品价值论所面临的课题，因此可以说21世纪“劳动价值论”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五、结束语
人类社会经过漫长的岁月 从获得经济走向了生产经济；从畜牧业、农业和小作坊的手工业开始走向了电气化、自动化、社会化、全球化的现代化大工业和现代化农业的时代。人类所使用的工具也从旧石器、新石器、铜器、铁器时代一直走到了今天的计算机和网络时代；人类的经济活动领域也从畜牧业、农业、商业扩展到工业、服务性行业和金融业；人们的劳动内容也从简单、繁重的体力劳动走向了多元、复杂的脑力劳动。因此当时代发生巨大变化时，人们的行为、思想、意识、理论等都应当随之而变化。
在100多年前形成的传统的商品价值理论无法解释当今时代的商品价值现象的实例非常之多，这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到了21世纪，随着全球化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传统产业向脑力产业的转型以及随着人类与环境共生存时代的到来，“劳动价值学说”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倘若不加适当的修正，“劳动价值学说”是难以作为新时代的“商品价值理论”而林立于理论界的，甚至有被历史淘汰的可能。
由于商品价值理论几百年来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最大的理论之一，众说纷纭，很难给出最终结论，所以本论文也只是抛砖引玉，对一些问题提出了看法，并未做深入的探讨，加之研究时间仓促，参考资料不足以及本人的水平有限等原因，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一定全面，深度也不够，这些问题都将留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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