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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杜确《岑嘉州诗集序》谓岑参“天宝三载，进士高第。解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注：《全唐文》卷四五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692页。）。于是，闻一多先生《岑嘉州系年考证》（以下简称《考证》）、李嘉言先生《岑诗系年》（以下简称《系年》）、陈铁民先生《岑参集校注·岑参年谱》（以下简称“陈谱”）、刘开扬先生《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以下简称“刘谱”）俱将岑参释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系于天宝三载(744)下，并据以推其生年。然根据唐铨选制，这一说法是有问题的。
一
按唐铨选制，进士及第并经吏部关试后，并不能立即授官，还得通过守选，才能参加吏部的冬集铨选而授官。宋《蔡宽夫诗话·唐制举情形》就说：“唐举子既放榜，止云及第，皆守选而后释褐。”（注：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卷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18页。）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八《诂笺三》“进士科故实”条也说：“关试，吏部试也。进士放榜敕下后，礼部始关吏部，吏部试判两节，授春关，谓之关试。始属吏部守选。”所谓守选，就是守候吏部的铨选期限。这是唐代为缓解选人多而官阙少这一社会矛盾所制订的一项政策。
唐代及第举子的守选，大约自太宗贞观年间就开始了。《唐会要》卷七五《贡举上·帖经条例》载：“贞观九年五月敕：自今已后，明经兼习《周礼》并《仪礼》者，于本色量减一选。”就是说，应明经试者中所习经为《周礼》和《仪礼》者，及第后可在其应守选的年限中减免一年。按，唐人将守选一年称作一选。只有守选，才能减选；若无守选，何以减选？由是知贞观九年(635)明经已经有守选制了，则进士科和其他科的及第举子也当同样存在着守选这一制度。
在唐代，各科及第举子的守选年限是不一样的。进士及第，一般是守选三年。《册府元龟》卷六三五《铨选部·考课一》载玄宗开元三年(715)六月诏云：“其明经、进士擢第者，每年委州长官访察，行业修谨、书判可观者，三选听集。”所谓“三选听集”，就是守选三年才听任其参加吏部冬集。该书卷六四一《贡举部·条制三》又载文宗大和九年(875)十二月，中书门下奏云：“起来年进士及第后，三年任选，委吏部依资尽补州府参军、紧县簿尉。”所谓“三年任选”，就是守选三年才任其参加吏部铨选。这一现象直至宋初仍然存在。《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志四》载有太宗淳化年间(990-994)各类人的守选年限，其中，“进士、制举，三选”。就是说进士出身与制举出身者，守选三年。宋初多承唐五代之制，既然宋初进士出身是守选三年，则唐五代进士及第也当守选三年。由以上开元三年、大和九年和宋初淳化年间进士及第都是守选三年可知，有唐一代进士及第者的守选期限皆为三年（注：进士及第守选及守选三年之详情，可参阅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第二章，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6-63页。）。
进士及第守选三年，这在唐代诗文中亦可找到证据。王冷然有《论荐书》一文，是他于开元十一年(723)上书宰相燕国公张说的。书中说：“长安令裴耀卿于开元五年掌天下举，擢仆高第，以才相知；今尚书右丞王丘于开元九年掌天下选，授仆清资，以智见许。”（注：《全唐文》卷二九四，第2981页。）开元五年(717)春，王冷然进士及第，时知贡举者为考功员外郎裴耀卿。至开元八年(720)春王冷然守选期满，是年十月赴吏部参加冬集，第二年即开元九年(721)春被吏部侍郎王丘铨选为太子校书郎，即“清资”。由开元五年进士及第到开元八年冬集，这就是所谓的“三选”，即守选三周年，所谓“长安令”、“尚书右丞”，是王冷然上书时即开元十一年裴耀卿、王丘的官职。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谓孟郊：“年几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来集京师，从进士试，既得即去。间四年，又命来选，为溧阳尉。”（注：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第六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46页。）孟郊于贞元十二年(796)进士及第，至十六年(800)被吏部铨选为溧阳县尉，恰为四年，与《墓志铭》“间四年，又命来选”相合。由贞元十二年进士及第到贞元十五年(799)冬集，为三年守选期。晚唐诗人许棠在《讲德陈情上淮南李仆射八首》诗中写道：“应念无媒居选限，二年须更守渔矶。”（注：《全唐诗》卷六○四，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985页。）据《唐才子传》卷九载，许棠，咸通十二年(871)进士及第。此诗是他于咸通十三年(872)春上于淮南节度使李蔚的，在诗中他慨叹自己进士及第后却无人汲引，只好在家“居选限”守选，实际上是希望李蔚能提携自己入幕府为幕僚。因诗写于他进士及第后的第二年春天，已守选了一年，还得再守选两年，故曰“二年须更守渔矶”。由以上三例可知，唐代进士及第，一般是守选三年。
进士及第后，想不等守选期满就提前入仕，可参加制举或吏部科目选试，登科后即可授官。如杜牧大和二年(828)正月在洛阳进士及第，二月回长安过关试，是年三月又参加了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登科后授予弘文馆校书郎，仅守选一月。刘禹锡贞元九年(793)进士及第，贞元十一年(795)应吏部科目选博学宏词科试，登科后授太子校书郎，守选二年。自居易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贞元十九年(803)应吏部科目选书判拔萃科试，以甲等登科，授官秘书省校书郎，守选三年，较常调铨选提前一年入仕。
二
岑参于天宝三载进士及第，之后，有关他生平的所有文献均未言他以制举或宏词、拔萃登科，可见他是按吏部常调即守选期满经冬集铨选而释褐的。杜确序不言他守选，只在他“进士高第”后紧接着说“解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是因为守选在唐代人人皆知，无须明言，后人不晓，连读以为解褐授官也在天宝三载，乃误。
且岑参守选，也有证可稽。
《系年》谓：“天宝五、六两年公行事不明，游永乐、平阳疑即在此二年间。”陈谱也认为岑参游绎、晋、淇是在天宝五、六载间，刘谱更以为天宝三、四载岑参还去过黎阳、新乡等地。试想，若天宝三载岑参进士及第后即解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他怎能长期离职出外漫游呢？按唐制，凡官吏请病假满百日就要解职，更何况两三年出外不归去漫游，这对一个居官在职的人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岑参之所以能外出漫游如此之久，这恰恰说明了他在这一时期没有授官，正在守选。又，《河南千唐志斋藏石》收有兵部郎中邵说撰写的《唐故瀛州乐寿县丞陇西李公墓志铭》，云：
惟陇西李公湍，地望清甲，冠于邦族……公始以经术擢第，署滑州匡城尉，次补瀛州乐寿丞。理尚刚简，盖肃如也。酷好寓兴，雅有风骨。时新乡尉李颀、前秀才岑参皆著盛名于世，特相友重。方振雄藻，比户英达，孰是异才，而无显荣？以乾元元年终于贝丘。凡百文士，载深恸惜……即以大历己酉岁冬十二月甲寅，葬我公、夫人于邙山之茔。（注：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1页。）
“大历己酉岁”，即大历四年(769)，知李湍卒于乾元元年(758)，大历四年始与夫人合葬。《墓志铭》称李颀为“新乡尉”，当是李颀尉新乡县时与李湍相识的。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载：“颀，东川人。开元二十三年贾季邻榜进士及第，调新乡县尉。”按李颀于开元二十三年(735)进士及第，亦当守选三年而后铨选为新乡县尉的，则其尉新乡应在开元二十七年(739)，时李湍亦正尉匡城。匡城属滑州，新乡属卫州，两地相距甚近，且二人又同为县尉，故可时常往来而“特相友重”。
《墓志铭》又称岑参为“前秀才”。秀才原是唐初贡举之一科，后因取人严峻，举子多不敢应试，州府也不愿举荐，故于高宗永徽二年(651)就停止了（注：《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63页。）。以后唐人就多将进士称为秀才，明经称为孝廉。“前秀才”，就是前进士。前进士是及第进士关试点的称呼。《唐音癸签》“进士科故实”条谓：“放榜后称新及第进士，关试后称前进士。”《蔡宽夫诗话·唐制举情形》也说：“关试后始称前进士。”及第进士之所以关试后始称前进士，是因为关试后新及第进士就成为吏部的选人了，“始属吏部守选”，故前进士实质上就是及第进士在守选期间的专称。及第进士无论其守选时间多长，只要尚未授官，都可称作“前进士”。皮日休有一首诗，题作《江南书情二十韵寄秘阁韦校书贻之商洛宋先辈垂文二同年》，云：“四载加前字，今来未改衔。君批凤尾诏，我住虎头岩。”（注：《全唐诗》卷六一二，第7064页。）据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卷八载，皮日休，咸通八年(867)进士及第，之后，于咸通十年(869)被苏州刺史崔璞辟为从事，至十二年三月崔璞解任后始离去，此说可信。诗谓“四载加前字，今来未改衔”，是说进士及第四年来，未曾授官改衔，仍以前进士称。则知诗写于咸通十二年秋，时在苏州，故曰“我住虎头岩”。韩愈贞元八年(791)进士及第后，“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于贞元十一年春三上书宰相求荐，仍自称曰“前乡贡进士韩愈”（注：韩愈《上宰相书》，《韩昌黎文集校注》第三卷，第153-155页。）。《河南千唐志斋藏石》收有寇泚撰写的《前国子进士上谷寇堮墓志》，云：“大唐开元十四年正月癸未，前国子进士上谷寇堮卒……廿五擢第，卅而终。”（注：《唐代墓志汇编》下，第1312页。）知寇堮及第已五年，未曾授官，以前进士终。按，由州府解荐而得第之进士，曰“前乡贡进士”，由国子监生徒而举进士及第者，曰“前国子进士”，然统简称作“前进士”。邵说《墓志铭》谓岑参“前秀才”，即前进士，当是岑参进士及第后尚未授官前也就是守选期间与李湍结识的。按前所述，李颀尉新乡是在开元末，时李湍尉匡城，二人相识。至天宝五、六载，李湍已补瀛州乐寿县丞，时岑参游河朔至乐寿县，故与之结识而“特相友重”。
有人以为岑参是开元末与李颀同时结识李湍的，时李颀为新乡尉，而岑参尚未登第，故曰前秀才；前秀才者，登第以前之秀才也。此说不确。按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载，进士，“通称谓之秀才”，“得第谓之前进士”。就是说进士未第前通称曰秀才，及第后才称为前进士。若岑参是未及第前与李颀一起结识李湍的，则邵说《墓志铭》当云“时新乡尉李颀、秀才岑参皆著盛名于世，特相友重”才对，而不应再在“秀才”前加一“前”字。在秀才、进士前加一“前”字，就变成专有名称即已第进士在守选期间的称呼了。还有人认为，只有前进士是得第进士之专称，前秀才不是专有名称，恐怕就不是这种意思了。我们说，既然进士可以俗称为秀才，那么前进士当然也就可以俗称作前秀才了。李商隐有《奉和太原公送前杨秀才戴兼招杨正字戎》一诗，据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一注，“太原公”为王茂元，可信。“前杨秀才戴”，即前秀才杨戴；“杨正字戎”，即正字杨戎。《唐摭言》卷八《及第与长行拜官相次》载：“杨敬之拜国子司业，次子戴，进士及第；长子，三史登科，时号‘杨三喜’。”“长子”即杨戎。知杨戴、杨戎为弟兄俩，二人同时及第登科。据《登科记考》卷二一载，杨戴进士及第，杨戎三史登科俱在开成二年(837)，当从。杨戎登吏部科目选科后即授与正字，杨戴进士及第后还得守选三年，故曰“前秀才”。又，陆龟蒙在《书李贺小传后》说：“余为儿时，在溧阳，闻白头书佐言：孟东野贞元中，以前秀才家贫受溧阳尉。”（注：《全唐文》卷八○一，第8418页。）由以上二例知，“前秀才”就是前进士，可见唐人将前进士也称作前秀才。
岑参守选期间，不仅到过绛、晋、淇、黎阳、新乡、大梁等地，而且也到过河朔。他在《送郭乂杂言》诗中说：“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其河朔诗有《登古邺城》、《邯郸客舍歌》、《冀州客舍酒酣贻王绮寄题南楼》、《题井陉双溪李道士所居》等。其《冀州客舍》诗云：“忆昨始相值，值君客贝丘。相看复乘兴，携手到冀州。”冀州距瀛州乐寿县不远，岑参到冀州后又北上赴乐寿，与李湍相识当在此时。诗题下有作者自注：“时王子应制举欲西上。”刘谱承《考证》之说，将此诗系于开元二十九年(741)下，而陈谱却系于开元二十七年(739)下，理由是：“历考诸书，则未见开元二十九年春有制举。”并引《册府元龟》卷六八及卷六四五，谓开元二十七年春有制举。其实，开元二十七年的制举，非王绮所应之制举。《登科记考》卷八引《册府元龟》与《唐大诏令集》云：“正月，制令诸州刺史举德行尤异，不求闻达者，特乘传赴京。”“二月己巳，加尊号，大赦天下，制曰‘草泽间有殊才异行，文堪经国，为众所推，如不求闻达者，所由长官以礼征送’。”正月、二月这两次的制举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举者为不求闻达科人。不求闻达科是自己不能应举，而由各地长官访察举荐，然后“以礼征送”，“乘传赴京”。王绮却是自己赴长安应试的，与开元二十七年制举不符。由是可知此诗既不作于开元二十九年，也不作于开元二十七年，而是作于天宝六载(747)。《登科记考》卷九载：
（天宝）六载，正月戊子，南郊礼毕，大赦天下，制曰：“……天下诸色人中，通明一艺已上，各任荐举。仍秀所在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流辈，远近所推者，具名送省。”
王绮所应即此制举，此制举所试为诗、赋、论，与《冀州客舍》诗谓王绮“富学赡清词，下笔不能休”相符。这次制举考试的结果是，王绮与杜甫、元结一样，都落榜了。因这次制举试被李林甫耍了花招。他恐举子斥言其奸，便改变了制举试的内容与形式，而且未录取一人，然后表贺“野无遗贤”。
《考证》、刘谱、陈谱均将岑参游河朔诗系于开元末年，还有一个原因，即认为天宝元年(742)改州为郡，岑参《冀州客舍》诗不称信都郡而称冀州，必是天宝元年更名前所作。按，此说未必。虽然天宝元年改州为郡，至至德二年(757)始复旧，但唐代文人有一习性，多喜欢沿用旧名、古名。岑参于天宝八载(749)赴安西途中写有《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不称陇西郡而称渭州；天宝十载(751)在河西写有《登凉州尹台寺》；天宝十三载(754)赴北庭途中又写有《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均不称郡名武威而称凉州，可见诗人写诗用州名，还是用郡名，并不以天宝元年更名为界。
三
岑参天宝三载进士及第，守选三年，于天宝六载春守选期满。按唐制，是年十月他就可以到长安参加冬集，第二年春铨试授官，则释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必在此时。
在这里，还有一诗需先辨明。《送郭乂杂言》诗，《考证》、刘谱、陈谱皆认为作于岑参游河朔的第二年春归来时。以为诗中首四句“地上青草出，经冬方始归。博陵无近信，犹未换春衣”是说岑参经冬至春始由定州博陵郡而归。其实，这一理解是错误的。按全诗共二十四句，前十六句皆言郭乂，自“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始写自己。首四句谓郭乂在长安经过了冬天，至春天青草出时始归家乡博陵郡，由于家乡近无音信，未寄来春衣，只好着冬装归家。岑参此诗当作于天宝七载(748)春，而岑参自河朔归长安，则至迟有天宝六载秋冬之际。《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谓选人“以十月会于省，过其时者不叙”，则岑参必须于天宝六载十月赴长安参加冬集。
天宝七载春，岑参被授与右内率府兵曹参军，时写有《初授官题高冠草堂》一诗，云：
三十始一命，宦情都欲阑。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涧水吞樵路，山花醉药栏。只缘五斗米，孤负一渔竿。
经过数年的漫游隐居，也随着年岁的增长，岑参已不再像应进士试时那样对仕途充满了幻想，故曰“宦情都欲阑”。时岑参三十岁整。由天宝七载年三十逆推，则其生年当为开元七年(719)。而二谱俱承《考证》、《系年》之说，将岑参《初授官题高冠草堂》诗系于天宝三载下，于是，陈谱推岑参生年为开元三年，刘谱则又参照《秋夕读书幽兴献兵部李侍郎》一诗，推其生年为开元四年(716)。
岑参在诗文中多处提及年岁，若以开元七年生来考定，则每每相合；若以二谱推算，却多有抵牾。抵牾处，二谱便以“约举成数”而言之。现将其诗文胪列如下。
《感旧赋》云：“岑年三十，未及一命。”当为岑参天宝七载正月初铨试授官前所作，按吏部授官，多在三月进行。而二谱却将此赋系于天宝二载(743)下，陈谱谓岑参是年二十九，刘谱谓二十八，均以为“约举成数”。按，“一命”者，第一次命官，初次授职也。命官授职，属吏部选事，与礼部贡举考试无涉，这由唐人进士及第诗与落第诗均无“一命”之词可知。由是知，此赋必作于吏部选官前，而非进士举试前。所谓《感旧赋》，也就是思昔赋，是作者即将步入仕途前，抚今思昔，感慨万端，对以前十年生活的一次总结。若此赋作于天宝二载，时作者尚未登第，而且也不可能知道他第二年会登第，则“今”与“昔”并无不同，何以有“感旧”之叹？且此赋末句“思达人之惠顾，庶有望于亨衢”，明明是一副即将授官、有望仕途通达之口气，这种口气是进士及第之前绝不会有的。《感旧赋》又云：“参，相门子，五岁读书，九岁属文，十五隐于嵩阳，二十献书阙下。”“我从东山，献书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岑参二十岁当为开元二十六年(738)。是年，岑参由隐居地嵩山少室来到长安，开始了他应进士举的所谓“献书”生涯。而陈谱推岑年二十为开元二十二年(734)，刘谱则以为是开元二十三年。然开元二十二年正月至二十四年十月玄宗是在东都洛阳，进士考试也当在洛阳举行。于是二谱作者解释赋中的“西周”说：周赧王时，东、西周分治，西周王城在今河南洛阳一带，岑参因是到洛阳献书的，故将洛阳称作西周。但这一解释无法自圆其说。岑参《冀州客舍酒酣贻王绮寄题南楼》诗云：“夫子傲常调，诏书下征书。知君欲谒帝，秣马趋西周。”二谱作者在诗注中又俱将“西周”解释作长安。岑参此诗与《感旧赋》的写作时间相隔不到一年，不可能一会儿在诗中说西周是长安，又一会儿在赋中说西周是洛阳，岂不自相矛盾？在唐人诗文中，称洛阳为西周者尚未及见，而称作东周者却不乏例：梁肃《明州刺史李公墓志铭》云：“天宝十五载，大盗覆东周。”（注：《全唐文》卷五二○，第5291页。）欧阳詹《上董相公东风诗启》云：“昨以赴调东周，又聆相公此方镇安之美。”（注：《全唐文》卷五九六，第6026页。）二文之“东周”，俱指洛阳。由此可见，唐人均以东周指洛阳，把长安称作西周。故岑参是到长安献书的。所谓“蹉跎十秋”，是指开元二十六年至天宝六载这十年时间，包括应进士试与及第守选在内，若仅仅理解为是应进士试之献书十秋就不对了。
《银山碛西馆》：“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二谱定此诗为天宝八载赴安西途中所作，是对的。然陈谱谓是年岑参三十五岁，刘谱谓三十四岁，这都距约举成数之“三十”较远。其实，岑参是年三十一岁，故云。
《北庭作》：“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二谱将此诗系于天宝十四载(755)春，陈谱云岑参时年四十一岁，刘谱云四十岁。按，诗当作于至德二载春岑参由北庭赴凤翔前。时岑参三十九岁，与《行军二首》诗为同年作。
《行军二首》：“吾窃悲此生，四十幸未老。一朝逢世乱，终日不自保。”题下自注曰：“时扈从在凤翔。”二谱均将此诗系于至德二载六月，是对的。陈谱谓岑参是年四十三岁，刘谱谓四十二岁。然天宝十四载与至德二载相距三年，岑参绝不会将此相距三年的岁数俱称作四十的。故知《北庭作》与《行军二首》俱作于同一年，即至德二载，时岑参三十九岁。
《太一石鳖崖口潭旧庐招王学士》：“偶逐干禄徒，十年皆小官。”二谱均将此诗系于天宝十二载(753)下，则非。岑参于天宝十载秋自安西归京后的两三年中，并未入朝做官，也就是说时已罢高仙芝幕府职，即右威卫录事参军、充安西节度使掌书记职，仍以前资官身份守选。而此诗却说：“抱板寻旧圃，弊庐识迅湍。君子满清朝，小人思挂冠。”“板”即笏，上朝时所执之手板。“小人”，岑参自称。“挂冠”即弃官。由是知，时岑参正在朝为官，则诗当作于乾元元年(758)在长安为右补阙时。“王学士”是否为王维，可存疑，王维有《谢集贤学士表》作于乾元元年春。且岑参此时与王维、杜甫、贾至过往较密，有《早朝大明宫》等诸诗相互酬唱。又，补阙为从七品官，当然是小官了。由天宝七载岑参释褐为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到乾元元年，恰为十年，故曰“十年皆小官”。
《秋夕读书幽兴献兵部李侍郎》：“年纪蹉跎四十强，自怜头白始为郎。”二谱将此诗系于广德元年(763)下，是对的。陈谱谓是年岑参四十九岁，刘谱谓四十八岁。然不论是四十九岁，还是四十八岁，都更接近五十，约举成数也当曰“五十”。且古人举年岁多不说二十九、三十九、四十九，而曰三十、四十、五十，如《北庭作》和《行军二首》不言三十九而曰四十，就是如此。即使今天，好多地方仍然还有这种习惯。正因为如此，刘谱才据此诗将岑参生年推迟一年，定为开元四年，认为广德元年为四十八岁。其实，岑参是年四十五岁，故曰“四十强”。一般来说，所谓“四十强”，是指四十岁所过不甚多。大历诗人钱起有首《送裴迪侍御使蜀》，约写于肃宗上元元年(760)，诗中说：“柱史才年四十强，须髯玄发美清扬。”（注：王定璋《钱起诗集校注》卷八，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55页。）裴迪此时可能只有四十三四岁，最大也不会超过四十五岁，若是四十八九岁，绝不会是“须髯玄发美清扬”的。所以把四十八九岁说成“四十强”，是解释不通的，也不合习惯与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