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加强对中国古代史学主体二十四史的研究——《后汉书》和《三国志》研究在20世纪的创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汉书论文,笔谈论文,史学论文,加强对论文,二十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汉书》和《三国志》同属二十四史的“前四史”，是公认的二十四史中的上乘之作。20世纪对《后汉书》和《三国志》的整理与研究，在延续前代学者对两部史书做注释、考证、校勘、补撰的工作并带有集大成之倾向的同时，还发展了对其著述思想、史学观点等的评论与阐释方面的研究，在后一个方面，尤其反映了20世纪史学研究的时代特征。
1915年，《后汉书集解》长沙王氏刻本刊行。王先谦将唐李贤《后汉书》注和清惠栋《后汉书》注合并一处，以惠栋之书为构架，兼采其他各家注疏，纠合纪、传异同，考证记载讹误，对前代学者注释与研究《后汉书》的成果作了一次全面清理，撰成是书。1936年，卢弼完成了《三国志集解》，该书仿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和《后汉书集解》的体例，汇集了前代学者对《三国志》和裴松之《三国志注》的研究成果，并附自己的校勘和见解，对陈志和裴注作了全面详尽的校勘、考证、注释。卢氏本人虽创获有限，但他在《三国志集解》的“序例”表示：“古人谓文必己出者，谓论著之文也；注家吸纳众流，援引患不征实耳，不必尽出之己也。”故汇集旧注颇为完备，尤详于地理方面，是一部对历代学者的《三国志》和裴注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这两部书尽取前人对《后汉书》和《三国志》的注释之大成，比较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学人对二十四史在注疏与考证方面的总结意识。
受到西方学术著作重视索引和工具书的影响，为了方便阅读和研究二十四史，20世纪学者对二十四史中的许多史著作了索引，并编纂了相应的辞书。这是二十四史在20世纪获得的一种新的处理方式，对于人们研读二十四史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后汉书》和《三国志》也不例外。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于1949年出版了《后汉书及注释综合引得》，这是首次出版的《后汉书》的工具书。1979年和1988年，中华书局分别出版了李裕民编的《后汉书人名索引》和王天良编的《后汉书地名索引》，两书联袂为《后汉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张舜徽主持编纂的《后汉书辞典》于1994年出版，该辞典收有收有两万多条词目，被誉为研究《后汉书》的小百科全书。1938年，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出版了《三国志及裴注综合引得》。另有《三国志人名录》(王祖彝编，1956年出版)、《三国志索引》(黄福銮编，1973年出版)、《三国志人物索引》(高秀芳、杨济安编，1980年出版)、《三国志地名索引》(王天良编，1980年出版)、《三国志辞典》(张舜徽主编，1992年出版)等工具书。在二十四史中，《三国志》的工具书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是比较多的。
20世纪对《后汉书》和《三国志》的研究，更注重在其思想观点上的发掘和体裁体例上的评论。范晔的史论受到较高的评价，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后汉书》的序、论、赞充分发挥了作者的历史见解，不仅在文风上，少淫丽，多矫健，而且在内容上善于从历史形势的发展中论述古今的变异，多论历史成败，少作人物品题，多作具体的分析与鉴别，少下泛泛的空谈与定评，尤其强调东汉皇朝从中兴走向衰亡的几个转折，显示了范晔卓越的史识。陈寿的修史态度、《三国志》正统问题依然是20世纪学者讨论的主要问题，但多能从大处着眼，基本肯定陈寿的修史态度，同时指出其回护、曲笔的不足，尤其肯定了陈寿的“史才”表现为对三国历史有一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方式，将陈寿在著史方面所表现出的能力、特点及不足当作评价的立足点，其结论显然更为平实客观，从而超越了旧史学中对陈寿处理三国孰为正统做法的议论局限。显然，20世纪的研究者在评论和研究这两部正史及其作者的时候，已经摆脱了传统史学的诸多藩篱，无论是史家观点、史著格局，还是修史态度、文笔书法，均能站在现代学术的立场作客观平实之分析，更彰显了作为中国古代史书主体的二十四史的学术价值与学术魅力。
还需提及的是，20世纪对与《三国志》关系极为密切的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的研究有了长足进展，不仅有对裴注音例、义例进行研究的论文发表，还有多篇对裴注作全面综合性研究的论文问世。研究成果包括对以往裴注被人视为缺点的诸如“繁芜”、“为例不纯”等方面作了辨析，对裴注的内容作了全面的概括，对《三国志》叙事简洁的原因和裴注得以应运而生的学术背景以及学术条件作了深入研究，从而明确了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变化所导致的在裴注上反映出来的种种特征，也解决了一直以来引发人们争议和困惑的《三国志》之“简”与裴注之“繁”的矛盾现象。重视从经史关系的角度研究裴注是20世纪相关研究的一个突破。用魏晋以后史学逐渐脱离经学而独立的背景来解释经注演变为史注的过程，肯定了裴注开创中国史注“新体例”的贡献。此外，20世纪的研究者还对裴注的引书数量的问题、裴注字数与《三国志》正文字数的对比问题等，都作了细致的考证，纠正和弥补了以往认识的缺漏，得出了更为准确的结论。
20世纪的学者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后汉书》和《三国志》(包括裴注)的研究成果大大推进了一步，对这两部正史的研究不再停留在就书论书的范围内，而是努力把两部史书分别放入各自成书的时代中，结合当时的学术潮流和社会背景，作更为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