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农场的耕地集中：现状、动因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美国论文,耕地论文,农场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农场在美国农业生产中占支配地位。目前，美国大部分耕地①(cropland)集中在耕地面积至少10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这种控制农业资源的耕地集中(consolidation of cropland)目前仍在继续。美国农场耕地规模是如何变迁的？农场耕地向大农场集中背后的动因是什么？耕地向大农场集中会产生什么样影响？弄清这些问题对研究中国农业规模化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美国农场耕地集中现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农场耕地的平均规模②变化很小。根据美国农业部农业资源管理调查(USDAAgri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Survey，ARMS)数据，1982年、2001年和2011年，美国农场平均耕地面积分别为221英亩、235英亩和234英亩。然而，农场平均耕地面积表面上的稳定却掩盖了美国农业部门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大农场与小农场的数量上升，而中等规模农场的数量却不断下降，耕地向大农场集中。 (一)耕地向大农场集中：从全美整体看 根据2011年美国ARMS数据，2011年，美国167.5万个有耕地的农场拥有3.916亿英亩耕地，每个农场平均耕地面积为234英亩。然而，80%有耕地农场的耕地面积都小于平均数；70%有耕地农场的耕地面积不到平均数的一半；有耕地农场耕地面积的中位数仅为45英亩。71%的耕地由两倍平均规模以上的农场经营着，农场耕地面积的中点数③(midpoint acreage)为1100英亩。而根据2001年AMRS数据，2001年，美国有耕地农场平均耕地面积为235英亩，与2011年相当；农场耕地面积中位数为63英亩，大于2011年的45英亩；而农场耕地面积的中点数为900英亩，小于2011年的1100英亩。表1反映了2001-2011年10年间美国农场结构的变迁。
表1中的数据显示，2001-2011年，美国小农场数量比例上升，但小农场耕地面积比例没有变化，说明小农场平均规模比以前更小。ARMS数据显示，2011年，耕地面积50英亩以下的小农场比2001年增加了10万多家；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比例和耕地比例双双下降；大农场数量比例保持恒定，但超过半数耕地集中到大农场；耕地面积超过2000英亩的最大规模农场数量占农场总数的比例从2001年的1.7%上升至2011年的2.2%，而最大规模农场占有耕地的比例从2001年24.1%上升至2011年34.3%，美国超过1/3的耕地集中到最大规模农场，耕地向大农场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 (二)耕地向大农场集中：从各州情况看 耕地集中在各州之间差异较大。全美有45个州都表现出耕地向大农场集中的趋势，农场耕地面积中点数上升幅度超过100%的有16个州，即集中在玉米带的12个州，以及艾奥瓦、马里兰、密西西比和北卡罗来纳4个州；耕地面积中点数上升幅度在50%～99%的有18个州；上升幅度在1%～49%的有11个州；而农场耕地面积中点数下降的只有5个州，分别是夏威夷州、阿拉巴马州、马萨诸塞州、罗德岛州和康涅狄格州(MacDonald et al.，2013)。 以下4个特征能够说明美国州际耕地集中差异的原因：在大多数土地属耕地且林地、商业用地和居民用地相对较少的州，耕地集中较快；在耕地大面积集中连片的州，耕地集中较快；在人口稀少的州，耕地集中较快；在耕地用于种植业比例较高的州，耕地集中较快。但是，这些特征并没有排除组织、技术和政策因素的作用，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耕地集中会发生(MacDonald et al.，2013)。 (三)耕地向大农场集中：从主要农作物种植情况看 下面进一步考察农作物种植的集中趋势。表2给出了2007年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和1954年、1982年以及2007年3年各种农作物收入占农作物总收入的比例；表3分别列出了主要农作物1987年、1997年和2007年的农场种植面积中点数。 从表2可以看出，2007年，美国玉米、干草、大豆和小麦4种作物种植面积已占农作物种植总面积的83%，且从部分年份看，这几种作物的种植面积中点数呈不断上升趋势(见表3)。由于美国种植业农场大多都种植这几种大田作物，因此，这几种作物种植面积中点数上升必然带动农场耕地面积中点数的上升。表2中的数据还显示，农作物种植面积占比与其收入占比并不密切对应。2007年，3类高附加值作物的种植面积不到农作物总种植面积的4%，但其收入却占农作物总收入的37%。
从表3来看，玉米种植面积中点数从1987年的200英亩跃升至2007年的600英亩，这与2007年较高的玉米价格相关。主要大田作物种植面积中点数均显示出长期上升的趋势，除干草外，其他主要大田农作物种植面积中点数上升幅度均超过100%。高附加值作物中蔬菜和水果等绝大多数品种的种植面积中点数都显现出上升的趋势。MacDonald et al.(2013)的研究表明，1987-2007年间，所统计的39种蔬菜和水果的种植面积中点数均上升，其中，30种蔬菜和水果的种植面积中点数上升了至少50%，平均上升了107%。可见，大多数农作物种植向大农场集中的趋势是存在的。 (四)大农场的竞争优势 从整体看，大农场比小农场财务绩效更优。根据ARMS数据④，以玉米种植为例，规模为100～249英亩、250～499英亩、500～999英亩、1000～1999英亩和2000英亩以上的农场，2008-2011年平均利润率分别为1.2%、2.9%、4.8%、5.3%和8%。平均利润率差异主要是大农场单位产品生产成本较低造成的。表4给出了6种不同规模农场种植玉米、大豆和小麦每英亩所耗费的劳动与资本投入。从中可以看出，2000英亩以上最大规模农场每英亩玉米生产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不到1000英亩以下中小规模农场组别平均数的一半，而所需的资本仅为后者的18%～75%。大农场低成本优势明显。
二、美国农场耕地集中动因 美国农场耕地集中动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农业技术因素、农场组织因素和联邦政府政策因素。 (一)农业技术进步对耕地集中的影响 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新型农业机械、农业化学产品、种子、耕作方式以及信息技术的不断应用与创新，大大节约了农业劳动力，单位劳动力可以耕种更多的土地。很多学者(例如Kislev and Peterson，1982)把耕地集中归结为技术进步的结果，他们尤其关注规模化生产和劳动节约型技术的作用。他们认为，大农场虽然能够通过大规模采购降低要素价格，但这并非其实现规模经济的主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技术进步推动的规模化生产提高了要素的使用效率。不过，也有学者(例如Gardner，2002；Cochrane，1993)对规模经济能否有效解释耕地集中持不同看法，毕竟在美国占农场绝大多数的小农场的生产规模仍然很小：2011年，耕地规模在50英亩以下的小农场占美国农场总数的51.5%；而且，由于大多数农业设备都是可移动的，小农场能够通过租用有效地分享这些设备。因此，更多学者关注劳动节约型农业技术进步对耕地集中的影响，因为大多数农场都是由家庭经营的，经营农场的劳动力数量有限。减少劳动需求的技术进步能使农场规模扩大。 l.农业装备。在农业装备中，拖拉机仍是节约劳动的典范。第一台通用型拖拉机诞生于1924年，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拖拉机才普遍取代力畜。Olmstead and Rhode(2001)估计，在20世纪60年代，拖拉机取代了2300万头耕地力畜，为此节约了用于种植喂养力畜所需饲料的7900万英亩耕地。拖拉机的使用也节约了在力畜条件下用于耕地的劳动时间，估计当时节省了170万个劳动力，相当于1960年美国农业劳动力的24%。他们还估计，拖拉机的使用使每个农场的规模平均扩大了58英亩，相当于1910-1960年美国农场平均规模增加了37%。除了拖拉机外，这一时期，联合收割机、喷雾器、播种机等机械相继广泛投入使用，进一步减少了农业劳动力需求。与此同时，农业机械的高效化、大型化，使一个农民可以经营更多耕地。Bechdol et al.(2010)研究认为，在1970年，使用当时的拖拉机和播种机，一个农民一天可以播种40英亩耕地；而在2005年，可以播种425英亩；在2010年，可以播种945英亩。同样，在2010年，一个农民一天收割的作物面积是1970年的12倍。大型高效的农业机械在平坦连片的大面积耕地上使用具有更高的效率，因此，这类机械更适合于美国西部玉米带、大平原和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美国500马力及以上大型拖拉机的销售数据⑤表明：2005-2011年，60%的大型拖拉机销售在玉米带和大平原5个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和北达科他州)，它们是美国的主要农业州，这5个州的耕地面积占全国的27%，该比例远低于大型拖拉机在5个州的销售比例。紧接其后的5个重要农业州(南达科他州、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耕地面积占全国的20%，大型拖拉机在这5个州的销售占17%；其他地区的耕地面积占全国的53%，而大型拖拉机在这些地区的销售仅占23%。 美国前5个主要农业州的国土属性不同于其他州，它们是全美耕地密度(cropland density，即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最高的5个州，其国土面积的71%是耕地；而其后5个州的耕地密度为43%，其他40个州耕地密度平均为40%。耕地密度较高表示存在大面积连片耕地，大型农机能最有效地发挥作用。这10个州的耕地用于粮食作物种植的比例比其他州更高，而用于干草种植的耕地比例更低。 2.除草剂。除草剂的广泛使用，节约了农作物生产中的劳动。1960-1980年，美国除草剂使用量不断扩大，除草剂活性成分(active ingredients)使用量从0.35亿磅增至4.69亿磅，玉米、棉花、大豆种植面积使用除草剂的比例超过90%，小麦和土豆种植面积使用除草剂比例也超过50%(Femandez-Cornejoet al.，2014)。期间除草剂价格相对于劳动力和农机价格大幅度下降，由此导致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农民用化学除草剂替代使用劳动力除草；二是，相对较高的劳动力价格使得对农民对更高效除草剂的需求增加，从而促进了高效除草剂和其他高性能化学农药的研发。1980年后，除草剂使用量稳中有降，主要是除草剂性能改进所致。 Femandez-Cornejo and Pho(2002)利用1945-1995年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除草剂使用与劳动力节约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除草剂的使用具有较强的节约劳动倾向。他们估计，劳动力价格相对于除草剂价格每上升1%，将导致农业生产中除草剂相对于劳动力使用的比率提高0.23%。通过减少种植每英亩作物所需劳动时间和管理时间，除草剂替代劳动增加了农场能够管理的耕地数量。 3.转基因作物。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节约了劳动。近年来，广泛应用于玉米、棉花和大豆的转基因种子已经影响到农业耕作方式的改变和农场经营者的时间分配。Gardner et al.(2009)使用ARMS在2001年、2002年和2003年采集的玉米、大豆和棉花数据，分析了转基因种子应用与每英亩作物种植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在大豆和棉花生产中耐除草剂种子的使用在统计上显著减少了每英亩作物种植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但在玉米生产中这种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在2001年时耐除草剂玉米种子的应用还较少。 研究人员使用2006年和2008年的ARMS数据评估了转基因种子应用与玉米、大豆和棉花生产中劳动时间的关系。他们控制了农场面积、农场种植作物种类及资本设备量。结果显示，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场，每英亩耕地所需劳动时间大幅度下降。面积为1500英亩、种植非转基因玉米的农场，每英亩耗费劳动时间为2.95小时；而同等规模种植转基因玉米的农场，每英亩劳动时间下降至2.1小时，每英亩劳动时间降幅达29%。节省的劳动时间可以用于其他工作或扩大农场规模(MacDonald et al.，2013)。转基因种子在1995年才投入商业应用，它不能解释1995年前农场规模的变化。迄今为止，转基因种子的商业应用主要集中在玉米、大豆和棉花几种作物上，因此，它也不能解释种植其他作物农场规模的变化。但是，它可以部分解释自1995年以来大田作物种植集中的趋势。 4.耕作方式。“免耕法(no-till)”是指将大量作物残株保留下来覆盖地表，除播种或施肥外，不再搅动土壤，以保护土壤免于侵蚀和压实，并促进有机物质累积的耕作方法。免耕法的推广，不仅可以节约劳动，还可以通过少用机器，节约资本设备和能源消耗。表5给出了几种大田作物在2000-2010年使用免耕法种植面积比例。表5显示，每种作物使用免耕法种植的面积比例随时间推移而上升。Horowitz et al.(2010)估计，使用免耕法种植的作物面积比例在2000-2009年之间每年增加1.5个百分点，8种作物(燕麦、大麦、高粱和表5中的5种)使用免耕法种植的面积已占其种植总面积的35%；Gardner et al.(2009)证明，使用免耕法与玉米、棉花和大豆生产中每英亩耗费的劳动时间下降具有很高的统计显著性。
5.信息技术。精准农业(precision agriculture)是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根据土壤性状的差异，定位、定时、定量地实施一整套现代农业操作技术与管理系统的生产方式。 精准农业可以根据土壤性状，在作物生长过程中，调节对作物的要素投入，以最少的投入达到最高的产出，并高效利用各类农业资源，改善环境，取得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比如，使用农田信息采集系统收集土壤成分、湿度和病虫害监测信息，利用GPS把收集到的信息发送到相关设备，这些设备再根据识别到的信息，通过变速喷雾机喷撒与之相匹配的物质(农药、肥料或水)。装有自动驾驶和制导系统的拖拉机减少了农场每英亩耕地上的劳动和管理需求，也节约了能源使用。 精准农业技术应用近年来不断增加。小麦生产中，使用精准农业技术的种植面积，由1999年占总播种面积的14%上升至2009年的58%；玉米生产中，该比例由1999年的35%上升至2005年的49%；大豆生产中，该比例由1999年的31%上升至2006年的45%(Schimmelpfennig and Ebel，2011)。 精准农业技术的应用时间不长，因此，过去的耕地集中并不能由其解释。不过，在将来，精准农业的发展将可能推动耕地进一步集中。 (二)农场组织结构和农业生产区域因素对耕地集中的影响 在20世纪，美国畜牧业逐步与种植业分离，种植业农场大多集中于几种作物的种植。生产高度专业化刺激了农场生产规模扩大，使农作物生产转向适于大规模种植的地区。 1.农场专业化。在20世纪上半叶，大多数美国农场都饲养牲畜，农场种植饲料作物，既用于喂养自己农场的牲畜，也用于销售。到20世纪60年代，尽管农业生产专业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然至少有一半农场既种植农作物又饲养牲畜。之后，饲养牲畜和作物种植加速转向专业化，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00年，此时只有不到10%的种植业农场仍饲养牲畜，种植业农场通常只种植几种作物。 目前，几乎所有家禽、大多数生猪和肉牛的饲养完全依靠购买饲料，饲养奶牛所需饲料则由农场种植和市场购买相结合。大多数作物是在无牲畜农场种植的，并且这些农场只集中种植少数几种作物。随着成品饲料销售规模扩大，饲料市场不断深化发展，为牲畜饲养提供了可靠的饲料来源，而且专业化的饲料生产还促进了专门饲料的研发。不再从事小规模牲畜饲养的农民有更多的时间走出农场打工或扩大农场种植规模。由此，专业化为农民扩大经营提供了动力。 专业化生产能更集约地使用机器和农场设施。然而，专业化生产也蕴含着风险。例如，农场长期种植一种作物易引起病虫害爆发，也易受单一农产品价格波动冲击而产生财务风险。为此，农场会通过种植几种作物以减少因依赖单一作物种植而产生的财务风险，当然，其前提是这几种作物产品的价格具有较低的关联性。多样化种植也有减少病虫害和改善土壤性状的优势。此外，多样化种植也有利于农民在一年中更充分地利用人力和机器设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美国种植业农场一般是通过集中于几种作物的种植来权衡专业化和多样化的矛盾，很少有高度专业化生产的农场，也很少有高度多样化生产的农场。表6概括了2011年美国种植业农场涉及18类作物的种植多样化情况。
从表6看出，27%的农作物(按价值计)是在饲养牲畜的农场生产的，也就是说，73%的农作物是在专门种植农作物的农场生产的。但是，是否在有牲畜的农场生产，各种农作物之间差异很大，种植大麦、燕麦、干草和高粱的农场中饲养牲畜的农场比例较高(通常是养牛)，而从事水果、坚果、温室作物、糖料和蔬菜种植的农场很少饲养牲畜。22%的农作物由仅仅种植1种作物的农场生产；30%的农作物由种植2种作物的农场生产；仅11%的农作物由种植5种及以上作物的农场生产。 种植大田作物的农场很少只专门种植一种作物。只有不到5%的玉米和大豆由专门农场生产。超过40%的玉米和大豆由种植2种作物的农场生产；而另有25%的玉米和23%的大豆由种植3种作物的农场生产。另外，大约1/3的玉米和大豆是在有牲畜饲养的农场生产出来的，这些农场利用牲畜粪便作为作物种植的肥料，而所生产的玉米和大豆用于销售，所需的饲料则通过市场购买。 2.订单农业。生产高度专业化使农场面临更高的财务风险。目前，许多农场在收获甚至在种植前就与农产品买方或农资卖方订立农产品销售或农资购买合同。这种订单能为农产品提供可靠的销路并减少价格波动，从而降低农场的财务风险。而且，订单不仅可为农场提供农产品销售保证，也可为农场扩大信用供给(Key，2004)。订单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生产向大农场集中。 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服务局区分了两类合同：生产合同(production contracts)和营销合同(marketing contracts)。生产合同主要用于牲畜养殖，在蔬菜和园艺生产中也常见，它规定了农民应为对方提供的各种服务，而对方拥有正在生产中的产品所有权。生产合同的主要内容包括：①农民提供的具体服务；②农民提供服务后获得报酬补偿的方式；③与农民签约的另一方提供要素投入的责任。 营销合同在农作物生产中更重要，其核心点就是把约定的农产品交付给购买人。营销合同一般规定了农产品价格或者农产品定价机制、交付数量和交付方式。远期合同是营销合同的一个类型，在订立合同时就约定了具体的价格。但是，有一些期限更长的营销合同只约定价格计算方法或公式，而不是在订约时规定具体的价格，这种定价机制可以控制农民所面临的市场价格风险。营销合同通常规定各种农产品的最低销售标准，并规定按质论价(例如根据玉米含油率的高低确定不同价格)，从而为成本较高但质量上乘的农产品生产提供激励。 2011年，美国订单农业销售额约占农业总产值的40%，农作物订单销售额约占农作物总产值的32%。而2001-2002年，农作物订单销售额约占农作物总产值的28%；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作物订单销售额占23%；1969年，订单农业销售额只占农业总产值的11%(MacDonald and Korb，2011)。 一般情况下，较大规模的种植业农场更有可能使用营销合同(Key，2004)。表7逐一比较了使用营销合同和不使用营销合同的8种大田作物种植农场的特征，使用营销合同的农场规模一般较大：他们比不使用营销合同的农场经营更多的耕地，生产产值更高；相应作物的种植面积更大。种植玉米、大豆和小麦的农场常与不同买家订立多个营销合同，销售半数以上的农产品。他们往往把合同销售与现金销售、贮存待售以及用于农场饲料相结合，并运用广泛的风险管理策略进行套期保值。在使用营销合同销售大田作物的农场中，使用营销合同销售其他农产品的比例也较高，而采用非合同销售的农场多依赖于现金销售。对于大规模生产者而言，合同销售成为风险管理策略的一部分。
3.农作物生产区域专业化。随着畜牧业与种植业分离，畜牧业和种植业向不同区域集中。生产区域专业化对农场规模扩大起到了一定作用。表8显示，在1950年，东北地区、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和东南地区农作物种植面积占全美农作物总种植面积的18.5%；到2007年，该比例仅为11.2%，下降了7.3个百分点。这部分地是由棉花和烟草种植减少造成的。而同期玉米带和北方大平原地区农作物种植面积占全美总种植面积的比例由43.2%上升至近50%。种植面积的长期调整反映了农场结构的变迁，也反映了农产品生产区位的变迁：随着生产更加专业化，玉米带各州更集中于饲料玉米的生产和销售；畜牧业生产则从玉米带迁移至落基山区和南部大平原地区(Hart，2003)。表9也反映了种植业和畜牧业的一些区域变化情况。
从表9可知，1950年，玉米带4个州农业现金收入中来自种植业的不到1/3，大部分现金收入来自农场种植作物所饲养牲畜的销售，玉米和大豆现金收入占种植业现金收入的63%。60年后，畜牧业优势不再：种植业销售收入占农业现金收入的68%，而玉米和大豆现金收入又占种植业销售现金收入的93%。1950年，上述4州畜牧业现金收入占全美畜牧业现金总收入的1/4；但60年后，这个份额已下降一半，因为肉牛和奶牛养殖已经迁移至山区。这些变化反映了上述4州耕地向玉米和大豆种植集中，也反映了其它地区牲畜养殖扩大。 1950年，南方6州种植业现金收入占农业现金收入的比重达72%，其中，烟草和棉花两种作物占大部分。到2010年，种植业现金收入下降到农业现金收入的40%，主要是因为棉花和烟草现金收入下降和家禽业崛起。2010年，南方6州畜牧业现金收入占全美畜牧业现金总收入的17%，而1950年仅占5%。与此同时，南方6州仍然种植饲料玉米，但所需大部分饲料需从玉米带购进。 产业在区域间布局的变迁影响到农场规模。种植业向平坦地带转移，更多的耕地用于种植业。而平坦的耕地更适合于机械耕作，从而使农场主能管理更多的耕地。因此，农业产业在区域间转移支持了技术在驱动耕地向更大规模农场集中过程中的作用。 (三)联邦农业政策对耕地集中的影响 联邦农业政策通过多条渠道影响农场结构。税收政策能影响到资本品价格，进而影响到农场设备购买和设施建造。Durst(2009)注意到，通过资本成本恢复条款(capital cost recovery provisions，指农场主的“资本开支”可在付款当年的收入中一次性冲销)形成的农业税收优惠待遇有效地降低了农业资本成本，而较低的资本成本促使农场主购买更多的资本设备，税收政策能提升技术对农场规模的影响。 美国农业部的贷款计划(lending programs)把信贷扩展至那些通过正常商业渠道不能获得贷款的农民，同时也为一些商业贷款提供利息补贴或担保。这些计划有助于小农场的建立，防止小农场倒闭，因而这些贷款计划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耕地的集中。 美国农业部的研究计划也可能影响到农业技术的可得性和价格，进而影响到农场规模。Schmitz and Seckler(1970)分析了一个著名案例：番茄收获机械的研制。政府为这种收获机械的研制提供了40%的费用支持，它的问世导致资本取代劳动力，引起番茄生产向大农场集中。以环境和食品安全为目标的监管政策可能改变大农场和小农场的相对生产成本，进而诱导农场结构变化。例如，Sneeringer and Key(2011)的研究显示，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在“清洁水法案”(The Clean Water Act，1972年生效)中对动物集中饲养经营(concentrated animal feeding operations，CAFOs)实施以规模为基础的监管门槛后，新建的养猪场都以监管门槛以下一点的规模进入养猪业。而这个时期正是养猪业规模发展的黄金期。因此，CAFOs规则使农民的养猪规模受到限制。《2011年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的实施对水果、蔬菜、坚果、蘑菇等产业发展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 联邦农产品计划(Federal Farm Commodity Programs)一直是研究耕地集中问题时重点关注的政策，这些计划的实施对农场结构产生了一定影响。 (1)销售配额。以花生和烟草生产为例，直到21世纪初，政府通过市场销售配额管理价格和生产，限制了农场规模。政府通过授予生产者以支持价格出售固定数额的农产品来限制总供给。无烟草配额的生产者不得销售烟草，因此，烟草市场销售配额就限定了每年烟草供给总量。缺乏花生销售配额的生产者面临类似的困境，他们只能把花生低价卖给出口商或油脂生产商。由于支持价格一般定在生产成本之上，因此，配额本身属于有价资产，可供交易，但配额转让受到限制。在大多数州，烟草配额不得跨县交易；花生配额更为复杂，一般禁止跨州交易，跨县交易受到限制。自从20世纪30年代对烟草配额和20世纪40年代对花生配额进行过一些调整后，该计划一直未做大的调整。从那时起，其他作物的生产开始向大农场集中，但是，配额调整困难限制了烟草和花生的生产区域调整、规模化生产和生产率提高。花生和烟草配额制分别在2002年和2004年取消。配额取消后，花生和烟草生产迅速向不同地区的大农场集中，且集中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期及其他作物生产集中的速度都更快。在取消配额前的2001年，种植花生的农场平均耕地规模为860英亩，其中，花生种植规模平均为120英亩；仅仅6年后，种植花生的农场平均耕地规模为1525英亩，其中，花生种植规模平均为227英亩，平均每英亩花生产量上升了21%(Dohlman et al.，2009)。 (2)农产品计划。美国农业部实施的农产品计划主要直接支持大田作物的生产，例如小麦、玉米、棉花、大豆、水稻和油菜籽，也包括一些特产。这些计划经过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重新设计后，直接向农民提供基于历史面积和历史产量的直接补贴(也称“脱钩补贴”)。同时，当市场价格下跌到目标价格以下时，政府提供反周期补贴(countercyclical payments)。规模越大的农场一般会获得越多的补贴，但农场获得的总补贴额有限制。例如，《2008年农业法案》规定：每年每个农场获得直接补贴和反周期补贴支付的上限分别为4万美元和6.5万美元。就单位面积或单位产量来说，大农场并没有比小农场多享受到补贴，而且由于直接补贴常常被资本化，提高了农场的土地租金或土地价格，使得土地所有者受益，耕地承租人反而多付租金。因此，直接补贴似乎并没有推动农场规模化。 不过有人认为，农产品计划间接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促使生产向大农场集中，因为伴随着罗斯福新政实施的农产品计划对农场的财务风险以及农民和贷款人的行为产生了影响。Cochrane and Ryan(1976)认为，农产品计划所提供的稳定价格诱导想扩大生产的农民投资于新技术和资本品，而稳定的农场收入和资产收益引导贷款人愿意承担发放农业生产贷款的风险(即所谓的“Cochrane and Ryan假说”)。Clerke(1994)提出了Cochrane and Ryan假说的一个具体运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拖拉机使用的扩大。她构建了一个农场是否值得使用拖拉机的模型。她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规模超过100英亩的农场就应该使用拖拉机，但事实上大多数农场并没有使用。她解释说，20世纪20年代种植业的内在风险阻碍了拖拉机的应用。在罗斯福新政前，农产品价格年复一年波动很大。对农场的信贷主要是短期贷款，且许多农民根本就得不到，农民受到信贷约束。农产品计划引入后，主要农产品的最低保护价减少了种植业农场的财务风险，美国农业部实施的贷款计划使得农民能够更方便地获得信贷，并促使商业贷款人竞争，促进利率下降和贷款期限延长。信贷条件的改善和财务风险的降低使得农民能够购买资本品，也愿意花钱购买化肥、成品饲料和杂交种子等生产中间投入品。随着对资本品需求日益稳定的增加，制造商也愿意投资研制更先进的农业生产资料。Clerke(1994)和Cochrane and Ryan(1976)认为，农产品计划推动并加速了节约劳动技术的普及，这主要是通过促进资本品的应用来实现的。也有人认为，在罗斯福新政期间及之后，政府支持农业科研推动了农业技术进步，进而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农场结构变化起到了巨大作用(Dimitri et al.，2005)。 (3)联邦农作物保险计划。联邦农作物保险计划创立于1938年，但其后影响范围非常有限，直到1980年美国国会扩大联邦农作物保险计划覆盖的品种和区域。1994年和2000年，国会分别通过提高保费补贴比例和进一步扩大农作物保险计划对农作物品种覆盖范围，扩大联邦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影响。到2012年，玉米、棉花、大豆和小麦种植面积的80%多都参加了农作物保险(Shields，2012)。 《1994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为观察农民对风险的反应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增加保费补贴导致农民所面临的风险突然减少，O'Donoghue et al.(2009)和Key et al.(2006)评估了这种变化对农民行为的影响。农民一般通过收入来源多样化管理与农业有关的收入风险。外出打工使农民家庭收入较少受到农场经营业绩波动的影响；同样，种植更多品种的农作物使得农民家庭收入较少受到某种作物收入波动的影响。每种策略都包含一定的成本。农作物保险通过减少农场财务风险，使农民减少风险管理活动。 农作物保险使农场减少了作物种植分散化程度，农场更加专业化，因为农作物保险的保费补贴越高，农民面临的风险越小(O'Donoghue et al.，2009)。Key et al.(2006)观测到1994年农作物保险改革后，大农场农民减少了外出打工的时间，而小农场农民增加了外出打工的时间。因为外出打工是对农场工作的替代，可以推测，大农场农民增加了在农场工作的时间，而小农场农民减少了在农场工作的时间。随着大农场农民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农场经营，大农场可能扩大经营规模。 Claassen et al.(2011)构建了一个联邦灾害救助计划、联邦农作物保险计划和联邦农产品计划对耕地使用综合影响的模型，用以分析南达科他州和北达科他州农民把牧场草地转变成耕地的决策。他们认为，这些计划的实施提高了耕地用于种植业的回报，因而1998-2007年，农作物种植面积增加了2.9%。其中，最大的贡献来自于灾害救助计划，其贡献达1.2个百分点；其次是农作物保险计划，其贡献达1个百分点；来自农产品计划的贡献为0.7个百分点。通过把更多的草地转成耕地，这些计划增加了农场耕地面积的规模。 三、美国农场耕地集中对家庭农场的影响 (一)当前美国家庭农场状况 ERS把家庭农场⑥(family farm)定义为：农场经营者与其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人共同拥有一半以上农场经营资产⑦的农场。家庭农场仅仅根据所有权和经营权来定义，而不是通过农场规模或劳动力约束(labor commitments)来定义⑧。大型家庭农场主要依靠雇佣劳动、租用土地和合同化服务来经营。家庭农场在美国农业生产中居支配地位。截至2011年，96%的美国种植业农场是家庭农场，按价值计87%的农产品由家庭农场生产；非家庭农场生产的玉米和大豆占比不到6%(见表10)。但是，非家庭农场在水果、蔬菜和苗圃作物生产中所占产值比例较高，在这些生产领域，占农场比例3%～7%的非家庭农场生产了价值约占30%～35%的产品，但从总体看，家庭农场仍占有65%～70%的份额。
美国家庭农场有独资(sole proprietorship)形式，也有合伙制(partnership)或公司制(corporation)形式。非家庭农场包括合伙经营的农场、由雇佣经理人经营的农场以及具有分散化所有权的公司化农场。没有证据显示，美国家庭农场经营走向衰落。从1996年开始的ARMS数据表明，家庭农场占农场总数的比例和由家庭农场生产的农作物比例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趋势。在拥有1000英亩以上耕地的大农场中，86%为家庭农场。 美国家庭农场的成功源于几种因素。首先，尽管在许多农业生产领域存在规模经济，但农业规模经济不一定需要超越家庭经营规模的范围(Deininger and Byerlee，2012)。即使在工业化生产的畜牧业部门，大多数生猪和肉鸡的生产仍然可以通过订立合同的方式由家庭经营。其次，当规模巨大的农场只能靠雇佣工人和管理人员经营时，就会出现管理上的规模不经济：农场所有者必须密切监控员工的行为，而家庭成员之间则无需相互监控，从而可有效降低代理成本(Deininger and Byerlee，2012)。这种规模不经济在农业生产领域特别严重，因为为了有效进行种植决策，经营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当地土壤营养、害虫及气候等状况。 (二)家庭农场面临的挑战 尽管作为生产组织形式的家庭农场在美国农业生产中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但以下两种不利因素削弱了这种地位。首先，尽管家庭农场可以比以往经营更多土地，但对许多家庭农场而言，对土地和资本设备需求产生了难以接受的财务风险。2012年，玉米带地区每英亩耕地的价格约为7000美元，一家种植600英亩玉米和500英亩大豆(接近表2中农场耕地面积中点数)的农场，需要在土地、设备和设施方面投资800万美元。2012年，加利福尼亚州每英亩灌溉地的价格达12000美元，一个将300英亩灌溉地用于生产水果和蔬菜的农场，需要在土地、设备和设施方面投资400万美元(MacDonald et al.，2013)。虽然这些资产大多可以通过租赁取得，但拥有这些资产所需的资金和负债仍是巨大的。开办家庭农场就相当于把一个家庭大部分财产捆绑在一个风险企业上。随着近年来全球农产品和能源价格的急剧波动，这种风险更加突出。尽管联邦农产品计划和农作物保险计划等公共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隔离了风险，但这种趋势对于许多生产者而言仍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规模较大的家庭农场经营者对寻求以不同方式组织农业生产和获取资本以分散风险表现出更大的兴趣。 其次，精准农业的发展减轻了管理上的规模不经济，削弱了家庭农场由于家庭成员关系密切而产生的经营优势。例如在牲畜饲养中，专业封闭式饲养依赖于自动控制温度的厩舍、卫生设施、严格的生物安全程序、特别配方饲料和严格控制的动物遗传特征等。这些特点可能降低地方特色和特定牲畜知识的价值，使生产更多依赖于管理人员和工人等非家庭成员(Deininger and Byerlee，2012)。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考察全美农场耕地面积中点数的变化、州级农场耕地面积中点数的变化和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中点数的变化，分析了美国农场耕地集中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发现美国农场平均耕地面积的相对稳定掩盖了耕地向大农场集中的趋势。美国农场耕地向大农场集中的动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农业技术进步。农业机械、除草剂、转基因种子、免耕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节约了大量的农场劳动，使得单位劳动力能够耕种更大面积的耕地，促进农场规模不断扩大，而农场规模扩大提高了要素的使用效率，提高了农场利润水平。二是农场组织结构和农业生产区域因素。农场生产专业化、订单农业发展和农作物生产区域专业化都促进了农场生产规模化。三是政策因素。联邦农业政策，尤其是联邦农产品计划和联邦农作物保险计划，有效降低了规模化农场所面临的财务风险，吸引了更多资源流向农业领域，促进了农场规模扩大。尽管农场耕地向大农场集中并没有改变家庭农场在美国农业生产中的支配地位，但是，它对传统的家庭农场组织结构也形成了一定的挑战：一是传统家庭组织难以承受大规模农场所面临的财务风险；二是精准农业的发展削弱了由家庭成员关系密切形成的家庭农场经营优势和组织优势。 美国农场耕地集中将对中国未来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升值、国内农业生产成本上升，中美农产品差价呈现出扩大之势，美国质优价廉的农产品潮涌中国。2012年，中美农产品贸易逆差达创纪录的215亿美元，与当年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的43.7%(刘武兵、黄昕炎，2013)，对中国国内农业生产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大豆生产即是例证。应对这样挑战，须以中国目前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为契机，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组织方式从传统的、分散的小规模经营转向适度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并着力构建面向未来，适应农业规模化、现代化发展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 ①耕地(cropland)是指适于或用于农作物种植的土地。在美国数据中，耕地包括种植农作物的土地、用于牧场的土地、夏季休耕地、空闲的土地或为改善土壤而种植覆盖植物的土地。 ②农场规模可以用不同的指标来反映，例如农场耕地面积、农场产值或农场销售收入等。本文主要研究美国农场耕地集中情况，因此，本文中农场规模用农场经营的耕地面积来反映。农场经营的耕地面积等于农场主拥有的土地，加上租入的土地，减去租出的土地。农场平均耕地面积为有耕地农场经营的耕地面积总和除以农场总数。另外一个相关概念是“农场占地面积”(land in farms)，它比耕地面积口径更宽，包括林地等，美国农业部统计数据中的“average size of farm”反映的是农场平均占地面积。2007年，美国农场总数为2204792个，总占地面积为922095840英亩，农场平均占地面积约为418英亩；但有耕地的农场数为1685339个，耕地总面积为406424909英亩，农场平均耕地面积约为241英亩。 ③中点数(midpoint)广泛运用于产业分析中。例如，在以雇员数衡量企业规模时，一半雇员在较大的企业，一半雇员在较小的企业，则中间雇员数所在企业雇员数量代表了企业规模的中点数。中点数不同于中位数(median)，它由经济学家Florence在1933年首先使用，也被称为“Florence中位数”。中点数在高度偏态分布的分析中非常有用。耕地面积中点数(midpoint acreage)表示耕地的一半在较大农场，耕地的一半在较小农场。实际上，耕地面积中点数是按照农场耕地面积分布的中位数计算的；而农场规模的中位数(median farm size)是指一半农场较大，一半农场较小，即正好累计达到一半耕地时的农场耕地面积。在偏态分布中，耕地面积中点数与中位数差异很大。 ④资料来源：USDAARMS,Phase Ⅲ,2008-2011 pooled,www.nass.usda gov. ⑤数据来源：MacDonald et al.(2013)。 ⑥从1974年开始，美国农业部把农场定义为“在1年内生产或能够生产价值至少1000美元农产品的地方”。由于该定义不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因此，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地方被定义为“农场”，这也是近年来美国小农场数量增加的原因之一。 ⑦农场经营资产指农场所拥有的各种资产，包括土地、设备和设施、存栏牲畜、生产要素存货(例如化肥、农药和种子等)、收获的作物以及流动资产，例如现金。 ⑧中国似乎对家庭农场缺乏明确定义，目前比较流行的定义是“家庭农场是指以农民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利用家庭承包土地或流转土地，从事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农业生产，以农业经营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农业部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农经发[2014]1号)指出：现阶段，家庭农场经营者主要是农民或其他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主要依靠家庭成员而不是依靠雇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由此可见，中国“家庭农场”是通过劳动力约束和收入约束来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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