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次高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理性主义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高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是中国输入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最为猛烈的一个时期。体育竞技的广为人知，流行音乐的大肆风行已经表明，非理性主义已不再仅仅是形而上的思辨，而成了一整代人真实的生活。但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输入是艰难的，它首先要受到来自传统的排斥。于是，国内曾有学者谈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就在于以儒教正统文化为主体的新旧儒学有过强的理性，这种理性又是以压抑人的自然欲望，阻止人的创造欲和竞争欲为代价的。所以，中国只有人格的萎缩，没有人格的健康；中国只有等级人，没有自由人；中国只有唯命是从的高级奴隶与低级奴隶，没有平等的、主体自觉的人；中国只有为国、为家、为他人活着的人，而没有灵魂丰满、自然而纯粹的人……，归根到底，中国人一向缺乏带有竞争欲、竞技欲、进取欲、开拓欲、外向欲、平等欲的冲突精神，而只有闭锁性、阿谀性、奴化性、屈从性、内省性、保守性的和谐精神，因此，中国人的人格根本就无以适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近现代生存观念与生存方式。更有论者将中国的文化归纳为以儒道为主体的文化，并命名为“逍遥式”文化，而将以基督教精神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命名为“拯救式”文化。进而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类似奥林匹克那样的竞技盛会是中国文化不尚冲突的固有特性所决定。理性主义的过强，不仅使中国失去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及时转变，也使得非理性主义在中国成了“濒危物种”，严重窒息了中国文化的内在活力，阻滞了中国社会的必然进化，使具有传统文化品格的中国人在精神与肉体上皆出现了人为的扭曲、变态、弱化、乃至退化现象。这种论点，一度，也许仍在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许多堂而皇之的“新思想”背后，常常隐藏着它内在的片面乃至虚假的一面。
诚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以儒教文化为官方文化的中国，理性主义的力量通常不仅是以文化的方式渗透到整个中国社会中的，它还常常以一种强权的形式出现。就统一中国、构建中国文化历史功绩而言，当首推秦始皇嬴政，但也决不可忽视汉武帝刘彻的作用。因为秦始皇仅是将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合并为只有一个政治模式的中国，而汉武帝的贡献则在于他扬弃了秦始皇的法家治国的传统，又终止了与战国时代争战不绝现象关系密切的“百家争鸣”式的思想大解放，而独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旗帜，并为日后形成绵延中国千余年的大一统思想奠定了基础。刘彻继承了秦始皇的政权模式，并进一步在精神上统一了中国。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已经证明，大一统思想并不总是以它的负面价值发挥作用的，相反，正是这种思想，使中国社会在总体的历史沿革上保持了它的统一性，使中国文化保持了它鲜明的特质，并使此文化的影响力一度辐射到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一带，形成了至今为止仍颇有佳誉的“筷子文化圈”。“筷子文化圈”中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恰恰又是较为完整地信奉儒教文化且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不可想象，一种纯然压抑人格、扬誉保守、坚守理性、阻遏创造、不尚竞争与竞技的文化模式会使标志国家力量的经济实力得以增强，会使每一个儒教文化国度的经济具有极强的竞争力。
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芝加哥学派就认为，奴隶制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罪恶深重，奴隶制落后的仅是它的政治与伦理内涵，奴隶制的经济模式是极有效率的经济模式，现代社会中物对人的统治在实质上并没有超越奴隶制中人对人的统治，相反，奴隶制仍在现代社会的经济管理模式中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由此可见，儒教文化中所强调的“家天下”、“忠、孝、仁、恕”的思想与现代社会的核心——现代经济并不矛盾。
日本学者曾把儒教文化分为尚文的儒教文化与尚武的儒教文化两大类，前者以中国为典范，后者以日本为典范。他们认为儒教文化到了日本之后，与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相融合，以至形成了尚武的儒教。需要阐明且辨正的是，中国儒教也并不总是以尚文为传统的。在秦统一中国以前，中国文化的代表应该是周文王时代的《易经》文化和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哲学成就。而《易经》文化的核心思想——易，决不是指纯然的静态物质，而揭示的正是“两种宇宙势力或原理，也就是阴阳之道。……阴阳二道互相作用，产生宇宙一切现象。”（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页）这两种宇宙力量的变易、消长，正是凭借阴阳两道各自内在力量的发挥作用而得以实现的。其本质是一种冲突，而非永恒的和谐。诸子哲学中的兵刑诸家，则是完全以标榜冲突、战争为基本内容或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即使如儒、道、墨三家，儒道文化中的人生观、自然观、不仅充溢着放纵肉体的思想，同时也首肯人向自然索取、向自然挑战的一面，这同样是一种冲突。至于墨家，其“非攻”、“止争”是建立在武力抗衡或武力威慑的基础上的。秦统一中国后，仍把它强兵峻法的法家思想当作治国之策，结果很快导致了国家的灭亡。继之而起的汉，基本上延续了先秦儒家的仁政思想，尤其是到了武器，他确立了所谓的新的理性主义的治国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中国理性主义的成熟与完型。恰相反，武帝时代，汉王朝西击匈奴，南服闽越，并彻底打通了与西域诸国的商道——丝绸之路，同样是以武力完成了中华帝国的基本版图，为日后一个多民族中国的形成打下了雏型。也就是说，汉王朝的兴盛强大，并不仅仅是理性主义的胜利，而同样也是非理性主义的根本性胜利。
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是相对理性主义而言始得以成立的。理性主义使人告别了动物时代，告别了野蛮，它使得科学与技术的初萌与发展成为可能，并因此而造福于人类。但理性主义，当它从哲学的思维模式衍化为政权模式乃至人的生存模式、文化模式之后，又反过来窒息了人的原始冲动与原始创造力。所以，从基尔凯郭尔到尼采，从叔本华到雅斯贝尔斯，从海德格尔到萨特，从弗罗伊德到弗罗姆，非理性主义思潮则从肯定个体走向了赞美强力；从肯定欲望走向了认知死亡；又从追求死亡感应走向了首肯存在；在重新估价性欲的同时，又找到了性与伟人、性与人类历史进程的又一种联系。人在绕过了理性主义这个曾经是文明标志的漫长时期后，又重新回归了本能、欲望、原始性。人在膜拜完了数千年的英雄之后，又重新回味到了史前社会原始群居人的那种浑蒙的平等与自由。人们在饱尝了理性的果实之后，又厌弃了这种果实，反倒甘愿再度回到原始，以汲取似乎已被理性主义榨干了的生命冲动与生命活力。尤其是二战以后，联合国的建立，标志着地球上最高级生命——人类重新权衡、估量民族利益的能力有了空前的提高。世界五十余年来的基本和平也说明了人类控制自我、管理自我的技术日臻成熟。可以说，二战以后，理性主义仍然主导着世界范围内科学与技术的主潮流，整个人类的社会、文化、政治，都以理性主义的模式不断走向完善。同时，在文学、艺术，尤其是在风靡世界的竞技体育运动、流行音乐之中，非理性主义仍占有绝对大的比重。一切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技术与人性正在组成人类的文明，同时又重新认知了人的欲望。可见，从另一层意义来审视，西方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从来就不是绝对矛盾的、分裂的、隔阂的、对立的两种存在，而是交织的、并存的、融合的一种存在。理性赋予技术以强大的机械能量（非人工、非自然），这种能量可以产生新的理性，如医疗，也可以产生新的非理性，如武器。也就是说，技术的进步，只能使人的本能更为自由，更为丰富了而已，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模拟人的本能，同时也模拟了人的理性。
鉴于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非理性主义在欧洲文明以及中国文化史中的存在与功能。古希腊文明的突出标志应该是它哲学与艺术的并驾齐驱，共同达到一种成熟。思辨传统与史诗精神，裸体雕塑与悲剧精神，达到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完美结合。而与此类似的中国先秦文明也同样拥有雄辩传统，拥有《诗经》，拥有寓文史哲于一体的诸子经典。中国没有完整的悲剧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悲剧意识，没有悲剧情感。屈原的诗作，汉乐府的大量篇什，悲剧精神始终是一种主流。有趣的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借复兴古希腊文艺之名，却又进一步走向了人性的深层。但文艺复兴的本质并不在于文艺自身质体的演变，它的背后，恰是欧洲海上贸易的频繁，海外扩张的事实对欧洲人精神的一种新的要求。贸易的飞速发展，导致了人的地位的迅速变迁，导致了人的利益的重新划分，也必然导致了诸如恶的人性的急速膨胀。欧洲的文艺复兴，其本质上是一场带有非理性主义成份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可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比肩的文艺繁盛期，当推唐朝，尤其是以盛唐诗歌为代表的盛唐文化。中国文化自先秦诸子达到了一种高度成熟与丰富之后，很快即被秦的文化毁灭政策和汉的独尊儒术政策不断地凝固化，而唐王朝所奉行始终的儒释道三教并行的政策，其实质是对先秦最具生命力的哲学流派以及百家争鸣文化格局的一种复活与复兴。在唐朝，人的主体性被再度抬到了很高的地步。尤其是边塞诗、军旅诗、游侠诗的再度崛起与繁盛，非理性主义又一次占据了中国文化的主导潮流。就竞技文化而言，唐朝吸收了不少来自异域的竞技运动，如马球等，并将其普及于大众文化圈中。这种以冲突为主题的竞技精神不仅弥漫于唐代诗歌，即便在盛唐书法、音乐、舞蹈中也了然可见。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文化人其共同的志向并不是做一个文化人，而是做一名颇有开拓性、进取性的政治或军事“自由人”。代表盛唐文化精神的李白就不是一位醇儒，而是一个精于剑术、曾手刀数人的“大侠”，又是一位讴歌野禽精神（如《大鹏赋》）的野性十足的精神强人。若再加上李白本人的商家出身，不难看出，唐代文化恰是唐王朝商业文化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集中反映，它同样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精神产品。李白的诗歌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在内在的意义上是一致的，即，它们集中反映了新兴商人阶层的的世界观，同时也或隐或显地反映出了重商精神初萌阶段对人的潜在价值的全新认识。在李白所信仰的儒道墨侠四种思想中，非理性的成份占了大部。而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其真正的意义即在于他把悲剧的动因归纳为人类的恶。理性不可能给人类带来悲剧，隐藏在莎氏四大悲剧背后的东西，恰是人的非理性。
一百多年前，年轻的美国文化几乎是大不列颠文化的附庸，而标志着美国文化独立的文化巨人正是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有趣的是，惠特曼之于传统的美国文化也类似于莎士比亚之于欧洲中世纪文化。在惠特曼那里，性的神圣、战争的可爱、机器的美妙节奏、劳作的内在乐趣与广袤而崭新的美利坚国土和睦相处着。但这种相处，对人自身来说，仍是一种对传统的叛逆，一种对非理性的再度颂扬。
在欧洲，非理性主义是启蒙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文化思潮的延续。所不同的是，中国文化在唐以后，理性主义逐渐占据优势，至明清，统治者分别修订了《性理大全》、《性理精义》，肆意抬高宋代理学的地位，使得在宋代一直是在非官方哲学流派的理学，竟成了明清两朝的国家意识形态。尽管清代早期统治者由于受游猎民族生活习尚影响较深，喜射猎尚角斗的风气也一度风行，如乾隆、康熙均有射虎的故事。但明清两朝，统治者以非理性的、粗暴的方式对待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文化主体创造者的文化人，这便使得该期文化深深地打上了沉闷而又感伤的烙印。《三国演义》、《水浒传》所褒美的乱世英雄正是对元蒙统治的消极反抗。尽管这种反抗仍是一种非理性，但已没有了它潜在的文化内涵，没有了先秦与盛唐时代活跃而积极的哲学背景。清代的《红楼梦》与《儒林外史》则是感伤主义思潮的集中体现，它们分别折射了整个中华封建文明中政治危机与文化危机的不可避免。这实际上也是官僚与文化人的两重危机。理性主义在明清两朝的强化，并不意味着非理性主义的彻底消失，在哲学思潮中，李贽、袁枚又重新肯定了人的自然性的价值，而数不清的宫廷政变、农民起义以及晚清以来的民族战争，构成了明清文化中另一种意义上的非理性。
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在中国的再度崛起则是在洋务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首次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引入中国，梁启超、陈独秀、鲁迅都曾提出过尚力思想，以求用强民意识取代弱民意识。由于这种思潮仅仅通行于当时的知识界，并未成为大众的共识，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化主潮仍是封建性的理性主义。
中国文化历经了先秦与盛唐两个高峰期。先秦文化确立了一种国家动乱而文化兴盛的典范，而盛唐文化则确立了一种国家稳定，文化同样兴盛的模式。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的第三个高峰，所不同的是，它更多地表现了对传统的否定与扬弃以及对西方近现代文化思潮的借鉴。由于它过于依赖对传统的否定以及它本身的不彻底性，这使得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规模还是深广度，尚不能比肩于先秦与盛唐。这种情况又极类似于西方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不能与古希腊文明与文艺复兴同日而语的事实。中国文化的每个高峰期，都是主体意识得以高扬，非理性精神十分活跃的时期，同时也是竞争精神乃至竞技精神较为普泛的时期。中国文化并不能以“逍遥文化”来概括，中国文化的主流更不是一种逍遥精神，也不是所谓的理性加奴性的样式。由于人的基本情愫的相对的一致，中西方文化之间并不存在着一条截然有别的鸿沟。相反，西方的古希腊文明、文艺复兴以及非理性主义的文化思潮，其发展轨迹在纯人文主义的意义上与中国的先秦、盛唐以及五四文化的发展脉络之间，有其极其相似的一面。非理性主义，作为人类精神与肉体的永恒存在，它仍将作用于中西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并仍将为其文化的繁盛提供着最为原始、最为本质的活力。重商精神的普及，商品经济的激励，体育竞技、流行音乐对民众生活的渗透，正反映了这样一种趋势：一种新的文化兴盛期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接轨，以新的非理性思潮为原初动力，广泛地作用于中华文化最根本、最纯正、最健康的发展潮流之中，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层面上，均有望达到一种可与先秦、盛唐文化等观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