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志愿者的态度及影响行为的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志愿者论文,态度论文,因素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背景 伴随着单位制逐渐解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街居制逐渐恢复，社区制开始发展起来。1993年8月，民政部、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等14个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民福发[1993]11号)，社区服务随后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通过模范评比等一系列活动得以推广。社区服务最初是由街道和居委会服务民政对象，政府的职能也从领导控制走向协调与合作。[1]在“弘扬志愿精神、传播中华文明、服务居民大众、构建和谐社区”的倡导下，社区志愿服务开始蓬勃发展。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不仅有助于发挥邻里守望的情谊，也有助于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信任感。因而提升社区居民对志愿服务的认知，促进居民的志愿行为无论对居民生活，还是社区建设与社会治理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文通过对A街道的调研，分析中国社会语境下社区志愿者的态度与行为，旨在打破内在心理认知和外部结构因素的研究范式隔离，研究内在个人对志愿服务等认知因素和外在组织动员等结构因素对社区志愿者行为的影响，从而更好培育社区志愿精神，促进社区建设。 二、文献综述 从国内外文献看，对志愿者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路径。一是个人层面，从志愿者个体特点出发理解他们的行为，包括志愿者性格、内在行为动机、对志愿活动的态度等，辅之以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变量；二是组织、结构、制度层面，从志愿组织架构、社会文化背景、志愿服务制度方面理解志愿者的行为。 (一)个体因素 学界已有大量研究从不同层次分析志愿者的行为动机，包括微观层面的志愿者性格，中观层次的行为动因，以及宏观层次的结构性推动因素。微观性格分析中将五大类人格作为基础，将外向型、情绪波动型、尽责型、亲和型、经验开放型人格与志愿服务联系，着重考察外向、同理心、信任和自我效能对志愿服务的影响。中观层次直接聚焦在动机与志愿行为的关系中。动机理论认为行动主体为了实现想要的结果，要采取相应的实现手段，在具体研究中识别人们从事志愿活动的需求，分析志愿活动能为行动者提供的心理功效。[2]宏观层次则是分析外部结构性力量如何使人产生不同的心理预期与行动，包括社会结构、志愿者组织结构、家庭结构等等。 就动机本身的研究而言，志愿服务功能清单(VFI)提出六种不同的志愿服务动机。在此之前的研究指出志愿服务与利他主义、意识形态、社会关系、闲暇时间等等诸多要素有关，VFI则在吸收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系统的分析框架，概括出志愿服务的六大类动机。“价值观”指将志愿服务视为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观，这其中包含了利他主义的表述；“提高自己”指通过志愿服务提升技能或阅历；“社交”指志愿活动帮助住院这更好地融入所在团体，获得社会认可；“职业发展”指从志愿服务中收获工作技能或机会，如业务往来或充实求职简历；“自我保护”指帮助人们克服内心的焦虑、无力，满足感情需要；“提升认知”指在志愿活动中加深对自己和周围世界的认识，挖掘自己身上的优点，增进对所在群体的认同和了解。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研究通过因子分析得出“利己”、“利他”和“义务”的动机维度。根据不同的研究情景，这些研究对“利己”、“利他”等概念进行了不同的内涵阐释。[3] 更具经济学思维的动机分析强调了“诱因”或“利益”的重要性，指出恰当的诱因是将内在动机转化为行动的中介，只有当外在诱因和内在动机相匹配时，才会产生相应的行动。如果说外部诱因是使动机呈现出来，那么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则是建构了不同人心中的动机。性别、种族、年龄、教育、收入、就业状况、婚姻状况、宗教信仰都是定义不同人群的维度。[4]引入劳动供给的分析视角，指出个体在有偿工作和无偿志愿中进行选择，是一种更看重公共利益的表现。从需求和消费端指出志愿活动能够得到社会地位、满足感等效用。也将志愿看作一种投资，帮助个人获取更多社会资本，增加自己在职场的竞争力。[5] 在将西方社会语境中的分析视角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研究者将我国的社区特点、文化类型、道德观念融入其中。梁莹指出中国公民参与社区服务的动机是兼具利己性和利他性的。利己性动机被尊重感的满足、成就感的满足、交友需求的满足、非正式组织领导才能锻炼需要的满足等，与利他性的志愿精神都是居民从事志愿活动的重要动机。[6] 唐杰统合了外在诱因和内在动机，区分出了理想型、回报型、学习型、交往型、盲目型五种类型，依次代表内在价值观影响的逐渐减弱与外部诱因影响的逐渐增强。理想型的动机来源是内心需求主要着眼于自我价值的实现，盲目型则是几乎完全受外部影响，带有随意性，甚至投机性。[7]殷小川、田惠芬除了将成就动机、归属的需要、自我提升动机、交往动机纳入解释框架，还拓充出了权力动机和娱乐动机。[8] 不同群体的志愿动机还具有异质性。一项对济南市老年人研究表明，除了自愿性、公益性等志愿者特征外，还表现出希望持续服务、老有所为与老有所乐有机融合、有多元性的参与动机、注重荣誉性激励、更愿帮助老年孤寡群体、倾向与同龄人合作，更愿意依托社区居民委员会开展志愿活动。[9]对于大学生群体的研究也根据学生群体的特质，研究了自我成长、自我实现、理想主义的作用。[10]刘珊等指出大学生志愿动机是利己和利他的双重结合[11]。在回答动机是如何形成的研究中，冯琰指出亲友等次级群体、个人渴望或崇拜的人会影响个人的主观规范；时间成本、个人技能、资金收入等个人化因素会影响对自己行为的主观控制感。主观规范和主观控制感共同作用形成动机。[12] (二)结构性因素 本文中的结构性因素是指除个体异质性特点以外的因素，从社会环境、组织与制度等角度分析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Smith(1994)综述了美国对于志愿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他指出大部分的研究中的因素类型较为局限，大体可以概括为在特定环境中(如小型社区)，分析社会背景(如教育水平)、个人特质(如是否重视效能)、态度(如是否乐于融入群体)、情景(如被邀请加入志愿活动)下的志愿活动情况，在这些因素之间划分出了研究的界限，缺乏将这些因素联系起来考虑。并且只将志愿参与看作一个孤立的事件，没有把志愿参与和政治参与、媒介参与等各类社会参与综合考虑。[13] Janoski(1998)等人指出若是在高中时参与过志愿活动的人，将更有可能在中年后参与志愿活动。这说明社会化过程对个体态度和行为所具有的持久影响，也反映出志愿精神的可塑造性和稳定性。[14]从志愿者组织角度来看，Watkins(2006)指出影响组织成员参与志愿活动的重要因素是对活动本身的认可，而志愿组织的类型、管理方式对志愿者的参与并无显著影响，原因在于即使是相似类型的组织也会有大为不同的活动目标，而对于活动目的和意义的认同才是志愿者参与的决定性因素。[15] 在国内的语境下，梁莹指出我国公民对志愿精神的理解与西方公民大为不同，臣民文化下的中国较为欠缺志愿和自治精神，这也导致社区中志愿服务的不足。此外，与西方研究不同的是，动员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组织对居民的志愿动机也有明显影响，该研究发现，同意“参加社区志愿者组织能够更好地为社区尽力，如果有这样的组织，我愿意参加”为61.5％，这既表明公民对街道办(乡镇)政府的信任程度，也进一步影响居民被动员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16]蔡宜旦等同样强调了官方组织和动员的作用，因此将组织和群体压力作为重要的参与动机之一。[17]学生群体的志愿活动是共青团工作的任务之一，上传下达的组织过程贯穿始终。但因为组织动员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志愿者自主性、主动性不足，当组织动员力量下降时，志愿活动的长效性也会大打折扣。 正如Smith所言，以往在分析志愿者动机时，个体特征与外在结构要素是断裂的，研究者往往只选取一个侧面进行分析。特别在我国社区中，行政干预下的志愿活动仍占有主流地位，因而将结构性要素和个体特征结合起来分析就显得更为重要。而以往对志愿者活动的组织动员等外部因素是如何影响人们内心的态度的研究较为少见，特别是定量研究更为缺乏。 三、研究假设与方法 本文在分析社区志愿者动机之外，还试图回答外部的组织因素是如何影响内心动机，如街道或居委会组织志愿活动与志愿者的利他心理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将内部动机和外部结构当作两种独立的解释变量，并未将二者的互动联系纳入分析之中。本文通过建立交互项的方式，考察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组织动员如何建构了内在动机。 本文的研究假设从个体、结构、结构对个体的影响几方面展开。从个人动机和态度角度来看，吸收以往对于志愿者动机的两因素(利己、利他)或三因素(利己、利他、义务)划分，探索社区志愿者参与志愿活动的内在动机是利己的或利他的，或兼而有之。从结构方面来看，考察在社区中什么样的组织拥有更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能够吸纳更多的志愿者参与，是拥有更强大的行政资源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更能够发动居民，还是行政色彩淡化的社会服务机构、居民社区组织等更能够得到居民的认可。最后，考察外部的组织动员如何影响居民对志愿活动的态度，是提升了居民们对志愿活动的认识，增强了认同，还是在完成上级行政任务的导向下使得居民对社区事务更加冷漠。 本文数据来源于对A街道的志愿服务状况调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0研究所于2015年4月24日至2015年9月30日通过分层抽样的方法对A街道8个社区进行了调研，共发放问卷650份，回收问卷617份，有效问卷580份。本文使用logistic回归，将是否参与社区志愿活动(0-1变量)作为因变量，将心理认知、活动组织方两类自变量纳入其中，并建立二者的交互项，分别考察这三方面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四、A街道志愿服务现状 从本次调查的情况看，A街道志愿者年龄范围较广泛，从18-70岁均有涵盖，其中60岁以上志愿者占25％，46岁以上志愿者占51％，志愿者样本中34.7％的调查对象已退休。这说明离退休中老年人员是A街道志愿服务的主力。在有效问卷中，男性占44％，女性占56％。 本次调查中62.2％的调查对象的居住方式是家庭购买住房，26.0％的调查对象是租住方式，9.3％的调查对象是单位宿舍，其他方式占了总数的2.4％。以往研究表明，社区居民的居住方式会影响居民对社区的认同，进而影响参与社区志愿活动的情况。因此，在之后的回归方程中将居住方式作为控制变量。 在对社区居民与志愿者的政治面貌调查发现，68.3％的调查对象是普通群众；20.0％的调查对象是共产党员，9.5％的调查对象是共青团员；还有2.2％的调查对象是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故将是否为党员也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加入到回归方程中。 在教育状况的调查中，2.4％的调查对象是小学毕业；18.6％的调查对象是初中毕业；37.1％的调查对象是高中/中专/技校毕业；21.6％的调查对象是大专毕业；18.3％的调查对象是本科毕业；1.7％的调查对象是硕士研究生毕业；0.3％的调查对象是博士研究生毕业。对志愿者的家庭收入调查显示，42.2％的调查对象家庭年收入在3万以下；39.5％的调查对象家庭年收入在4万-10万之间，10.2％的调查对象家庭年收入在11万-20万，还有3.8％的调查对象无收入，表明A街道的志愿服务队伍以中低收入群体为主。 以往研究表明，志愿者对志愿服务的认知是影响志愿者志愿行为的重要因素。本次调查采用了李克特量表对志愿服务认知与态度进行测量(调查者选择1-5表示是否对相关观点同意)，其中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从表1可以看出，认同度最高的三项分别是：志愿服务在帮助他人的同事可以对自己有帮助(4.03)，我对社区的志愿服务很认同(3.96)，志愿服务是根据社区需要自愿参与的服务(3.95)。 调查还表明，对于志愿服务可否获取报酬、志愿服务是领导安排还是自愿参与等选项，社区居民存在不同理解。调查中高达38.3％的调查对象希望获得适量的奖品、奖金或者物品；26.2％的调查对象希望获得荣誉证书和荣誉称号；15.7％的调查对象希望获得服务对象的衷心感谢；10.3％的调查对象希望获得单位/社区/学校的鼓励和肯定。
标签：社区志愿者论文; 志愿服务论文; 志愿者论文; 动机理论论文; 志愿者管理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调查对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