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方式：希望与幸福感的中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幸福感论文,中介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起，Grant等人发起的健康心理研究对积极心理学的发展逐渐产生影响，快乐和幸福成为积极心理学关注的焦点问题。主观幸福感成为身心健康研究中的一个常用变量[1]。目前关于幸福感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幸福感与人格特质、生活事件、社会支持、控制点、应对方式等关系的研究。其中，应对方式与幸福感的关系十分密切，对应对方式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有利于揭示幸福感产生的机制。杨海荣等人的研究发现，初中生的主观幸福感与积极应对成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2]。张卫等人通过回归分析研究表明，积极的应对方式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有积极的预测作用，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对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有消极的预测作用[3]。罗伟等人的研究表明，应对方式是生活事件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的中介变量[4]。
可见，面临各种问题和挑战时，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将对个体的幸福感程度有重要的影响。那么，什么因素导致个体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呢？目前，学者主要从人格特征和应激、压力等角度来研究个体应对的特征[5,6]。叶一舵把影响应对方式的因素分为稳定因素和情境因素。稳定因素包括个体的年龄、性别、遗传素质、人格特质等。情境因素即不稳定因素主要包括应激情境的客观特征（如应激程度、可控程度、情境的可变性等）和个体对情境的主观理解及评价[7]。
希望概念和希望理论模型的提出者Snyder认为个体的希望水平影响他面临问题所采取的应对方式。Snyder认为当个体认为解决问题的希望比较大时，往往会采用积极的应对，相反如果希望水平低，则倾向于使用消极的应对方式[8]。这个观点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什么是希望呢？Snyder对希望的定义是；“一种基于内在的成功感的积极的动机状态，它包括意愿动力，一种目标性指向的能量和路径，即用来达到目标的途径和计划。”，同时，Snyder认为希望由两部分组成：意愿和路径。意愿是指一组启动个体行动，并支持个体向着目标，沿着既定的路径持续前进的自我信念系统；路径是一组有关个人对自己有能力找到有效的路径来达到渴望的目标的信念和认知[9]。David F Feldman研究表明，希望能积极预测生活意义，消极预测焦虑与抑郁[10]。Jennifer S Cheavens等研究表明希望能够帮助个体有效克服困难，或帮助个体尝试更多的方式应对困难[11]。Thomas C Bailey等人的研究表明，幸福感和希望具密切的关系[12]。可见，希望影响应对方式的同时，也会可能影响个体的幸福感，而深入研究三者的关系，对揭示和提高个体的幸福感十分有益。
基于以上的分析，关于希望、应对方式和幸福感的关系，我们假设1：希望、积极应对方式、幸福感三者两两正相关，希望、幸福感均与消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关于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假设2：希望直接影响幸福感的同时，也通过应对方式影响幸福感。
1.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选取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汕头一中、深圳中学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430份，回收问卷422份（回收率98.14%），其中有效问卷410份（有效回收率95.34%）。男生224，占54.6%，女生186占45.4%，平均年龄18±2岁。
1.2 研究工具
1.2.1 幸福感指数量表(Index of Well-Being)
该量表[13]用于测查被试者目前所体验到的幸福程度。该量表包括两部分：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问卷。前者由8个项目组成，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情感的内涵；后者为一项。该量表采用7点评分，得分越高，幸福感越强。本次研究，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0。
1.2.2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13]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组成，包括20个条目。积极应对（12个条目）重点反映了积极应对的特点，如“找出几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消极应对维度（8个条目），重点反映了消极应对的特点，如“幻想可能会发生某种奇迹改变现状”。问卷为自评量表，列有不采用、偶尔采用、有时采用和经常采用4种选择。量表的重测系数为0.89，α系数为0.90；积极分量表α系数为0.89，消极分量表α为0.78。本次研究，积极应对的分量表α系数为0.73，消极应对的α系数为0.66。
1.2.3 成人素质希望量表(Adult Dispositional Hope Scale)
成人素质希望量表(ADHS)是一份有12个项目，供测验15岁以上人士（对阅读能力没有特别要求）的自我报告量表。为了防止标签效应，此实验室所出的所有量表都以目标测验为标题，取代希望测验的字眼。量表以Snyder等人的希望理论为构架，8个题目分别有4个(1，4，6，8)测量路径思维，4个(2，9，10，12)测量意愿动力。此外，此量表还设计了4个关于目标的题目用来转移被试注意。此4题不记分数。此量表的信度值为0.74到0.84，再测相关系数为0.80，亦有良好的结构效度[9]。本次研究采用任俊编定，陈灿锐修订的量表[14,15]，两个因子总分的α系数0.74，路径思维的α系数为0.71，意愿动力的α系数为0.66。
1.3 研究程序
采用整班联系自愿参加的方式进行。由研究者本人担任主试，进行团体施测。被试完成所有问卷大约需要20分钟，问卷当场回收。
1.4 数据分析与处理
采用SPSS 11.5与LISREL 8.7进行数据录入，进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拟。
2 结果
2.1 希望、应对方式与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表1表明，希望及其两个因子与积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幸福指数与希望及其两个因子呈显著正相关，且与积极应对成显著正相关，而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
2.2 应对方式的中介检验
研究假定希望影响应对方式，而应对方式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应对方式是希望与幸福感的中介变量。我们用Pc表示积极的应对方式，用Nc表示消极应对方式，根据温忠麟等人建议的关于中介效应的程序，对希望(x)影响幸福(y)，希望影响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积极与消极的应对方式和希望影响幸福感在SPSS11.5用迫入法做回归分析，步骤、回归方程和显著性见表2。
回归分析表明，由于希望影响幸福感，积极和消极的应对方式也影响幸福感，而应对方式又受到希望影响，所以积极和消极的应对方式对希望影响幸福感的中介效应显著。由于积极、消极的应对方式和希望三者能共同预测幸福感，所以积极和消极的应对方式属于不完全中介效应，积极的应对方式所占的效应为24.76%，消极的应对方式所占的效应为13.12%。
2.3 希望、应对方式和幸福感的结构模型
我们假设希望、应对方式与幸福感之间存在以下3种比较可能的模型，模型1为希望与应对方式直接对幸福感产生影响，模型2为希望通过应对方式对幸福感产生影响，模型3为希望直接对幸福感产生影响以及希望通过应对方式对幸福感产生影响，3个模型的拟合指数见表3。
表3表明，模型3的对希望、应对方式和幸福感的关系模拟的各项指数比较理想，模型3能够比较好的反映三者的关系，具体模型和路径指数见图1。
图1.希望、应对方式对幸福感的影响
3 讨论
3.1 希望、应对方式与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研究表明，积极的应对方式与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消极的应对方式与幸福感呈显著的负相关，这个结果与前人的研究一致[2,3]。说明遇到问题时，通过解决问题或寻求帮助的个人容易体验到幸福感，而如果通过幻想、回避或否认的方式的个体，幸福感比较低。
意愿动力、途径思想与积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个体的目标越明确，越希望能够达成目标，那么当他遇到问题时，个体越倾向与采用积极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达成目标，相反如果个体的目标不清晰，达成目标的动力不强烈，那么遇到问题时，个体倾向于采用消极的方式去应对，比如逃避或否定等。遇到问题时，个体越相信自己有能力找到有效的方法达成目标，他们越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去解决问题，如果个体对自己的能够找到有效达成目标的能力不自信，则他们的希望水平相对较低，他们倾向于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
3.2 应对方式的中介检验
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积极和消极的应对方式是希望影响幸福感的中介变量，积极的应对方式所占的效应为24.76%，消极的应对方式所占的效应为13.12%。结构方程模拟，发现希望通过3条路径影响幸福感：希望→幸福感，路径指数为0.4；希望→积极应对→幸福感，路径指数为：0.62×0.26=0.16；希望→消极应对→幸福感，路径指数为：(-0.27)×(-0.23)=0.06。
希望直接影响幸福感，而且是3个路径中最重要的影响路径，说明个体的希望水平对他的幸福感有很重要影响。具体而言，个体的目标明确，且有很强大的动力去实现目标，遇到艰难困苦时，能够相信自己有能力找到有效的方法解决问题，内心充满希望，那么他们倾向体验到生活是快乐的、充实的并对生活感到很满意。这与Farran提出理论相一致，他认为个人的感受与个人如何解释整个目标的实现过程紧密相关。积极的情感来自于个人对目标实现的成功的可能性的知觉，而消极的情感来自于个人对目标实现可能面临的失败的知觉[16]。
希望通过积极的应对方式影响幸福感，说明希望水平较高的个体，他们目标明确，动力较强且相信自己有能力运用各种方法解决问题，那么他们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解决问题，从而内心体验到较高的幸福感，这与前人研究的解决问题能积极预测幸福感的结论基本一致[17]。可能的原因是：希望水平高的个体遇到问题时，他们主要考虑如何有效的解决达成目标，因此他们会尝试采用各种有效的积极的方式以解决问题。当问题顺利解决，个体不断向目标靠近因此容易体验到幸福。Snyder认为，积极的情感和成功的应对经历同时又能激发个体达成目标的动力和更有效的解决问题思路[8]。因此，希望、积极应对和幸福感之间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可以归结为：高希望→积极应对→高幸福感→更高希望。
希望通过消极影响消极应对方式再消极影响幸福感，说明希望水平较低的个体，目标不明确，动力不足且对自己是否有能力运用有效的方法不自信，因此容易采用逃避、幻想等消极的应对方式处理问题，结果幸福感比较低。这与前人研究，消极应对方式与消极的心理关系密切一致[18]。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个体的希望水平低，相应的缺乏应对问题的动力和积极思考如何应对，因此采用幻想、否定等较低级和不成熟的应对方式。由于不成熟的应对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问题依然存在，因此个体消极情绪更多，幸福感自然不高。Snyder认为，消极情感和失败的应对经历同时又会减低个体达成目标的动力和限制解决问题思路[8]。因此，希望、消极应对和幸福感之间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可以归结为：低希望→消极应对→低幸福感→更低希望。
（收稿日期：2008-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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