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货币中性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论文,宏观经济学论文,新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70年代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关于稳定性政策的论战中，有一个勿庸置疑的前提：政府政策是有效的，争论的焦点在于哪一个政策，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更有效。70年代末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崛起，将争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争论的焦点是这个前提本身：政策是否有效？在多大程度上有效？80到9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界非常活跃的10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在争论中进一步发展了自身的理论，但是无论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如何发展，贯穿其中的主线都是围绕这个前提展开的：货币是否中性？货币政策是否有效？这是关系到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理论问题。各派经济学家都要对此问题表明观点，这构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道独特景观。本文以货币中性为线索，评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特色。
一、货币性经济周期理论
卢卡斯最早在《预期和货币中性》（1972年）一文中提出了货币周期模型，之后在《一个均衡的经济周期模型》（1975年）中作了扩展和补充。卢卡斯分析经济周期是从微观水平起步的，考虑的是单个经济人对相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然后过渡到他对一般价格水平变化的反应，最后他说明一般价格变化的原因——波动的根源。
卢卡斯假定经济是由众多相互分离的竞争市场组成，所有厂商都生产一种产品，需求在各个市场之间的分布是不均匀的，每个厂商都能在自己所在的市场内按本市场的现行价格供给其产出，不存在市场之间的交易。经济中有两种扰动，一种是总体扰动，它影响总体价格水平；另一种是影响每一个市场的价格水平，但所有市场平均波动值为零的相对扰动。有关过去的事件和扰动的知识是完全的，但是每个市场的供求者在作出某种产出和购买决策时，只能观察到该市场当期的名义价格。在具备完全信息条件下，一个市场的供求将取决于相对价格；但是在没有充分的当前信息的情况下，市场参与者只能对总价格水平作出估计，然后结合观察到的该市场的名义（绝对）价格计算相对价格水平。卢卡斯的模型正是利用了这个过程。
货币因素引起产出波动的产生、传导和消失的过程如下：假设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给，而公众没有察觉，对于随之而来的价格上涨，厂商和工人们被迫判断它是局部性的还是全局性的。人们很可能把它看作是两种情况共同作用的结果，组合的比例取决于价格水平过去的均值和方差。若价格一直比较稳定，则此次的变化会更多地被看作是局部的；若其价格长期以来起伏很大，则当前的价格增长更可能被看作是全局的。后一种可能性如果被正确地预测到的话，对厂商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是，正如不能确知相对价格是永久变化还是暂时变化一样，经济人也不能肯定某次价格变化是相对价格变化还是一般价格水平变化，所以一般价格水平的提高对总量经济的影响，本质上与相对价格的提高对单个经济人的影响一样，能引起就业和投资同方向的运动。此时人们对一般价格水平增长的反映，不会像对技术和偏好变动的反映一样，经过市场间的相互作用消失，有一些生产者也许在价格上涨时发现需求在收缩，但更多的人将在此过程中看到需求在上升，此即一般价格水平上涨的真正含义。于是扩大生产规模的人多于缩小规模的人，净影响就是价格、产量和投资在经济周期中的协同运动。但是这只是暂时的，人们一旦发现价格上涨是由总需求变化引起的，就会调整他们的预期。因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经济人纠正预测中的系统偏差非常容易。这个过程不需改变他的信息系统，也不涉及什么处理信息的成本，可能的只是一些时间上的延迟，产出和劳动供给将回复到自然率水平。
可见，卢卡斯认为货币冲击是造成经济波动的根源，波动的传导机制是由于市场分割造成的信息障碍，具体说，就是货币量的变化怎样导致了对一般价格水平和相对价格变化的短期混淆，从而带来了产出和就业的暂时调整。
二、货币中性定理
卢卡斯的分析只是一个起点，萨金特和货莱士在1975年发表的《理性预期，最优货币工具和最优货币供给规则》和1976年的《理性预期与经济政策理论》两篇文章中，提出了著名的随机货币中性定理，又被称为“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此命题一提出，震掠了西方经济学界。
萨金特和华莱士把卢卡斯的总供给曲线与凯恩斯主义的IS-LM模型结合起来，证明在理性预期假设下，如果信息完全，即公众与货币当局拥有相同的信息集合，则货币当局根据该信息集合，制定的任何有确定反馈规则的系统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并且货币当局不能用有确定反馈规则的货币政策来消除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这就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随机货币中性定理。该定理证明的特点是，在最终得到的均衡产量Y[,t]中，决定货币供给规则的参数M[,t]已经消失，货币当局根据共同信息集合制定的任何有确定反馈规则的最优货币政策都是无差别的，并且均在公众的预料之中，从而不能对Y[,t]产生实际影响。货币当局也不可能通过有确定反馈规则的货币政策消除Y[,t]的序列相关性，即抑制产出的周期性波动。
卢卡斯的货币性经济周期理论认为货币冲击在自由市场分割造成的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在短期中会引起实际变量的周期波动。而货币中性定理则证明了，在货币政策规则已知的完全信息条件下，货币中性的存在。由此引申出的政策含义是：系统的货币政策无效，随机的货币政策有害。但是，卢卡斯还是赞成规则类的货币政策。这类政策使得政策对经济形势的反应符合事先约定的某种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这样公众更容易得出正确的预期，减少经济波动，因为按卢卡斯的模型，经济波动源自公众的预期错误。
三、博弈论和货币政策的连续性
进入80年代以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有了新的发展，一批学者自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他们对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进行了研究。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巴罗(Robert J.Barro)、芬恩·基德兰德(Finn E.Kydland)、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Prescott)、罗伯特·金(Robert G.King)与查尔斯·普洛塞(Charles I.Plosser)等等。目前，这批学者以与众不同的理论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统计检验技术，活跃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界。
普雷斯科特、基德兰德和巴罗等人在一般的意义上讨论了政府的决策行为。他们认为在早期模型中存在着不对称性：组成公众的经济当事人是具有理性预期的最优化者，而政策制定者却只能在规则类政策中作简单选择，如货币中性定理的前提是：政策规则M[,t]一经确定始终不变，不存在相机抉择的现象。这些学者认为，作为政策制定者也有目标的偏好，并且受到其应变能力的约束，他们完全可以同个体经济人一样自由地进行决策。于是，一个很自然的想法就是扩展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原理，将政策制定者也作为最大化其目标函数的经济当事人纳入模型。因而博弈论可以看作是从政策规则变化的角度对政策作用的讨论，是将萨金特和华莱士的货币中性命题的进一步延伸。
1.有限回合博弈和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博弈论近年来在经济学中的广泛运用，由于它不断依赖微分的最大化方法，能够更好地模拟人的行为，而且博弈论允许出现多个均衡状态，也由于博弈论对经济中各方交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描述能力，使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行为主体理性行为却往往导致低效率乃至最差的结果。最早将博弈论应用到宏观经济学中的学者是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他俩于1977年发表了《要规则，不要相机抉择：最优计划的不一致性》一文，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将货币当局与公众作为博弈的双方引入模型，最先证明了最优政策具有“时间不一致性，因此也是不可信任的。”时间不一致是指在制定政策的时刻看来是最优的政策，到了真正实施的时候就不再是最优的了。此时，除非有某种机制捆住政府的手脚，否则最优化的政府很可能改变最初的承诺，使公众上当受骗。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认为，产生政策时间不一致问题的根源是经济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包括政府和私人、私人和私人之间的冲突。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的两阶段博弈论模型建立在以下假设之上：
(1)理性预期假设。政府政策的对象是具有理性预期的人们。由于人们懂得时间不一致的道理，即政策规则并非一成不变，因而认为货币政策不可信，企业与个人会相应调整通货膨胀预期，相机抉择的政策仍然无效，只能导致通货膨胀。因而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只不过是从时间不一致性即政策规则变化的角度，再次证明了萨金特和华莱士的政策无效性命题。
(2)博弈的回合有限。假如博弈的回合有限，那么货币当局显然有违背承诺的利益驱动，而工人由于首先动作客观上成为货币政策的被动接受者。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当局遵守承诺反而成了次优的选择，违背承诺（即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则是最优选择。因为如果博弈的期间是有限的，货币当局在最后一期就没有必要再为维护信誉而做出努力，因此几乎百分之百地可能要违背货币政策规则（例如关于低通货膨胀的承诺），企图以此刺激产出和就业水平的增长。运用倒推理的方法，工人则会在倒数第二期预见到货币当局在最后一期注定要采取的高通胀政策，因而会在倒数第二期就采取防范措施，而货币当局也知道这一点，于是在倒数第二期提出采取高通胀政策。以此倒推，该模型得出一个极端的结论：博弈双方的均衡点必然是（不合作，不合作）。货币当局没有维护信誉的可能，百分之百地要欺骗公众，而公众也不会相信货币当局的承诺，其结果是制度性通货膨胀。由此不难看出，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的有限回合博弈论模型有极大的局限性。
2.无限回合博弈和货币政策规则。巴罗和戈登(David B.Gordon)于1983年发表了《货币政策模型中的规则、相机抉择和信誉》一文，把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有限回合博弈扩展为无限回合动态博弈论模型。该模型说明，博弈的任何一方偏离最佳战略，另一方都会予以报复，从而导致偏离一方在未来无限回合中蒙受损失，以此说明货币规则的至关重要性。
在无限回合博弈中，巴罗和戈登把各阶段的回报折成现值，据以计算回报贴现值。引发战略是指博弈的规则，倘若在第一轮选择（不合作，不合作），那么在此后的各个回合中，假如结果是（不合作，不合作），就继续选择不合作，否则选择合作。其含义是，任何一方偏离均衡都会导致另一方也偏离均衡，作为一种报复。因此，如果一方不偏离引发战略，另一方也不会偏离引发战略。引发战略对货币当局信誉的意义至此已十分明显。如果货币当局在连年选择低通货膨胀率之后，从短期的最优政策效果出发，制造通胀以刺激经济增长，那么在随后的无穷期间，它将为此付出渗重的代价。具体将表现在通胀平均水平会大大高出相反情形所导致的结果，无限回合博弈论模型建立在如下假设上：
(1)博弈的回合趋近于无穷。因此纳什均衡可以为（合作，合作），如果是有限回合，即出现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模型的情况，纳什均衡必然是（不合作，不合作）。
(2)贴现因子要接近于1，否则博弈回合虽为无穷，但是货币当局对眼前利益的重视大大超过对长远利益的重视，采取短期行为。那么，货币当局仍有可能偏离引发战略。
(3)假设公众具有理性预期和完全信息，充分了解货币当局的损失函数以及对货币政策承诺的决心。所以提出货币当局信誉问题，是因为在博弈中，货币当局有条件影响公众的预期，而一旦预期形成，货币当局又有条件利用这种预期实现其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的目标。假如公众具有完全信息，那么货币当局能够对公众信息施加的影响就很小了。事实上，各国货币当局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保密性，公众具有完全信息的假设是不现实的。
(4)引发战略不允许其中任何一方有丝毫的失误。一旦偏离引发战略，就会招致对方无情的永远报复。这一假说显然过于苛刻。在实际生活中，不排除货币当局由于对经济形势作出错误判断，或由于经济结构改变导致货币传导机制失误，而并非故意地偏离既定目标。这样而导致的报复岂不过于极端？此外公众也不是一成不变，只要货币当局采取及时恰当的补救措施，还是能够对已丧失的信誉有所挽回的。
无穷回合的博弈论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在引发战略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货币当局无论在任何阶段偏离引发战略，例如偏离既定的反通货膨胀目标，都会触发公众的报复，即提高通货膨胀预期，从而使货币当局为反通货膨胀付出昂贵的代价，相机抉择的政策仍然无效。
运用博弈论研究货币经济学理论，似乎很自然得出规则优于相机抉择的结果。因为规则类政策在无穷回合博弈中还可以达到最优的纳什均衡（合作，合作），即货币当局不采取高通胀政策，而公众不把通胀预期加入工资、价格中去；而相机抉择（即变化的规则）只能导致最差的结果（不合作，不合作），其结果是通胀螺旋上升。
四、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的内生货币和外生货币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提出，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第二代学者既作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成员，参加了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又作为新生力量，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内部对其早期代表人物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及政策主张作了否定的回答。
新一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者不满足于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他们的看法更趋极端。货币不但不能影响实际经济变量，甚至它本身的变化也是由经济内生的。对二战后美国的经济的实证研究也不能找出支持货币冲击——价格上涨——实际量变化这一机制的证据。第二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学者们转向实际因素，用实际因素来解释宏观经济波动。第二代新古典经济学就是以实际经济周期理论闻名的。实际经济周期思想最早出现在巴罗1980年《均衡性经济周期模型中的资本市场》的文章中。在那篇文章中，他试图将实际冲击结合进标准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模型中，结果却开辟了偏离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教条的新路。随后，陆续出现了一系列归属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文章。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有以下主要论点：
1.经济周期（产出的波动）是由外生的实际因素引起的，其中包括科学技术的突然变化、生产力的变化以及消费者偏好的改变等等。这些实际冲击属于供给冲击，在AD-AS分析中，实际产量变动的原因在于总供给曲线的移动，而不是总需求曲线的移动。而早期的货币性经济周期理论和货币中性定理认为波动的根源在于货币冲击，是需求冲击造成总需求曲线的移动。
2.经济周期可以看作是经济中各种实体对不断变化的实际变量所作出的理性反应，因此其结果是帕累托最优的。这样，所有为稳定经济和抵销周期的政策行为也因此是次优的。毫无疑问，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结论是相当极端的，如果接受其结论，就意味着承认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多余甚至是有害的。
罗伯特·金与查尔斯·普洛塞在1984年发表的《实际经济周期中的货币、信贷、物价》一文中，引入了货币和银行系统，结果得到了产出和货币之间的“反向关系”。金和普洛塞首先区分了“外生货币”(outside money)和“内生货币”(inside money)。前者主要指基础货币，后者指银行系统的存款货币。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内生货币上，因为据说货币和产出之间的相关关系主要存在于内生货币和产出之间。在金－普模型中有两个生产性部门，一个生产中间产品，一个生产最终产品。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产出要么是消费品，要么是其他产品的投入要素。生产中间产品的部门指的是金融系统，它的产出是所谓交易服务(transaction services)，被企业和家庭所使用，人们对交易服务有需求，是因为它能节约商品交换所需要的时间和其他资源。
假设一个正的技术冲击使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产出和就业增加，此时，家庭和企业需要更大量的交易服务以支持扩大的生产活动。模型的关键是对交易服务的流量和银行储蓄（内生货币）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个假定，即储蓄量与交易服务流量成比例，因此当最终产品生产规模开始扩大，对交易服务的需求增加时，银行存款也增加。由此金和普洛塞认为内生货币与产出关系密切，并且是产出的重要指示器。然而模型还表明两者具有大约同期的正相关关系，而不像其他一些周期理论所分析那样货币变量领先于实际变量。这就是说，是产出的运动导致内生货币的运动，而不是存款自主的运动引起产出运动。这种因果倒置，或者说倒果为因的结论引起极大争论。
五、结论
贯穿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主线是一脉相承的货币中性论，只是在不同时期（早期和第二代），用不同方法（货币性经济周期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和博弈论），从不同角度（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货币政策规则和相机抉择）说明的差别而已。由此可见，当代宏观经济理论的主要分歧，是货币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从不同前提假设和模型出发，对货币中性问题作了截然不同的问答。
标签：宏观经济学论文; 经济周期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货币中性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货币论文; 货币市场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凯恩斯理论论文; 预期理论论文; 卢卡斯论文; 央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