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临城下+外交谈判＝和平？——联合国与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始末（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拉克论文,联合国论文,兵临城下论文,始末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临危受命：秘书长赴伊调停
海湾地区上空战火再次翻滚，战事一触即发。国际上的调停活动也在加紧进行，要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呼声越来越高。俄罗斯、法国、土耳其等国派出特使前往伊拉克进行调解。在这些努力都未获得成功的情况下，国际社会纷纷把目光集中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身上。
2月11日，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驻联合国大使到设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第32层的安南办公室开会。在如何解决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的问题上，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意见一直不一致。中、俄、法主张外交解决，反对动武；美、英虽口头上不反对外交努力，实际上却积极备战，坚持对伊实施军事打击。当安南秘书长提出要出面进行斡旋，并且“谨慎”地提到，他打算前往巴格达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比尔·理查森立即表示反对。
安理会其他成员国赞成秘书长访伊。美国总统克林顿最后也同意安南前往巴格达。这样，秘书长去与不去的问题就解决了。
但围绕安南秘书长与伊拉克谈判的“底线”，安理会争论激烈。对于伊拉克必须全面遵守和执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伊拉克政府必须同负责武器核查的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全面合作，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态度是一致的，并且都不同意伊拉克提出的对总统府等敏感地区的检查只能是一次性的，在60天内完成。但中、俄、法三国也强调，伊的主权、尊严和合理的安全要求应得到应有的尊重，并应对结束对伊制裁问题给予认真的考虑。美国只强调伊拉克必须无条件地同意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自由地、不受限制地进入任何地点，包括总统府，检查任何文件，否则，“唯一的答案就是使用武力”，态度十分强硬。美国和英国方面还要求把这些作为安理会的“指导性文件”，形成文字，让安南带去，遭到安南的拒绝。安南强调，这次去伊拉克不是做简单的“信使”，谈判必须要有回旋的余地。中国作为本月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协调员，先后于13日、15日和16日连续三次召集上述国家代表开会，经过激烈辩论，终于达成口头一致，为安南提供了更多的谈判空间。
对于解决伊拉克危机，安南秘书长有自己的原则。他主张伊拉克必须全面遵守和执行安理会决议，让特委会充分发挥核查作用；应主要解决总统府的核查，总统府的核查应与普通核查区别对待；要研究在核查结束后如何建立长期的监督机制。安理会达成的口头一致，原则上同秘书长的意见相符，但却苛刻得多。它要求伊拉克全面接受特委会的核查，不应有时间和地点上的限制；对总统府的核查要以特委会为主进行，而不是伊拉克所要求的另行组织人员核查，但为保全伊拉克的面子，特委会核查时，可由安理会成员国的外交官陪同。更严厉的是，美国坚持要求伊拉克政府必须对此作出书面保证，不能只是口头保证。在安南宣布访伊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理查森还两次强调，如果安南同伊拉克达成的协议不符合安理会决议和美国的利益，美国保留不同意的权力。
作为一名老练的外交家，安南吸取了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1990年斡旋海湾危机失败的教训，从一开始就宣布他此行不是充当“信使”，更不是向伊拉克下最后通牒，以争取伊拉克领导人的信任。他在听取了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建议后，自己制定了明确的谈判方案，并派先遣小组赶赴伊拉克进行前期准备工作。另外，在安南到达前夕，联合国通过了扩大伊拉克“石油换食品”计划中石油出口数额的决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和平斡旋营造了有利气氛。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为此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声明对安南前来伊拉克表示欢迎。
19日，安南起程前往巴格达，途中在巴黎做短暂停留，会晤法国总统希拉克，商讨与伊拉克方面谈判的策略。20日，安南抵达伊拉克，当天晚上即与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举行会谈。但在21日的正式会谈中阿齐兹拒绝了安理会达成的口头一致意见。阿齐兹指责武器核查人员的表现欺人太甚，说他们在萨达姆总统的驻地到处转悠并搜劫总统的私人物品，这是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不能容忍的。双方在检查总统府问题上的谈判一直拖到第二天凌晨两点也没有结果。阿齐兹坚持对这些地点的检查只能是一次性的，并限制在60天以内。那天夜里，安南自己对谈判前景也无多大把握。
2月22日，在伊拉克的一个总统府邸——共和国宫，安南和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就武器核查和最终取消对伊拉克经济制裁等问题举行会谈。谈判进行得很艰苦。安南平静而专注地倾听着对方提出的尖锐批评。半小时后，萨达姆同意向联合国核查人员开放八处总统府邸，但反对重复进行这种检查；同时，他还认为，无限期检查的原则也是不能接受的。
安南觉得这样谈下去可能毫无结果，于是建议与萨达姆单独面谈。两人面谈时安南只让一名伊拉克翻译在场。安南礼貌但却坚决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你不要抱任何幻想。你向我提出的建议是任何人都不会接受的，俄罗斯、法国甚至中国都不会接受。检查应当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否则，军事行动就不可避免。而一旦打起来，你们自海湾战争以来重建的一切都会再次被摧毁。”两个小时以后，萨达姆让步了。
但萨达姆仍提出了两个条件：伊拉克的尊严和主权必须得到尊重；联合国秘书长保证让安理会成员国关注取消经济制裁的紧迫性问题。安南同意了这些条件。2月23日，安南与阿齐兹分别代表联合国和伊拉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协议达成的消息立即传遍全世界，国际社会松了一口气。中、法、俄迅速作出了反应，表示对达成协议“感到满意”。13个小时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谨慎赞同联合国与伊拉克达成的协议。此举表明美国马上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的危险暂时消除了，“沙漠惊雷”仍在，但引信被暂时摘除了。
锁定胜果：安理会通过决议
为了迫使伊拉克切实履行已达成的协议，美、英试图推动安理会授予他们自动对伊拉克动武的权力（如果伊拉克拒绝履行已达成的协议）。2月24日，在安理会讨论安南与伊拉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问题上，美国在背后推动英国提出一项决议草案，试图为将来对伊动武设置“自动装置”。中、俄、法三个常任理事国对英国的草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果决议中坚持使用对伊拉克警告的词语，不能暗含任何授权自动对伊动武的潜台词；二是安理会的决议不仅要表明对安南签署协议的这件事表示赞赏，而且要强调对协议全部内容表示支持。
2月26日，安理会继续召开闭门会议，中、俄、法及安理会中七个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一起进行磋商，对草案提出了修正意见。中、俄、法的意见变成了安理会大多数理事国的共识。
2月28日，英国代表向中国等常任理事国征求意见，放风说，英国将考虑修改“最严重后果”(the severe consequence)一词，换成“非常严重后果”(verysevere consequence)。3月2日，安理会成员国赞成英国的修正。中、俄、法代表在投票前发言时明确指出，这个决议的通过并不意味着安理会自动授权动武。安理会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终于通过该决议（即1154号决议）。
这表明国际社会接受了安南的斡旋成果，标志着1997年10月以来的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暂告一段落。
明天的困惑：兵临城下+外交谈判＝和平？
持续4个月之久的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斡旋下，终于有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结局：一触即发的“沙漠惊雷”引信被摘除；一度中断的武器核查工作得到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得到维护。美国、伊拉克、联合国和世界主要大国均表示满意。安南的斡旋导致了一种似乎“皆大欢喜”或“多赢”的结果。
对美国来说，虽然劳师远征，毕竟不战而屈人之兵，协议满足了美国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说，协议的签署，危机的缓解，是美国“兵临城下”的结果。美方可以说是“赢方”。
对联合国来说，海湾危机步步升级，近于兵戎相见；有关各国的多次调解毫无结果。是联合国秘书长临危受命，只身前往巴格达进行外交斡旋，说服伊拉克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达成谅解备忘录，才使危机根本缓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的解决是“外交谈判”的结果。联合国也可以说是“赢方”。
对伊拉克来说，通过武器核查风波引起全世界关注伊拉克的国内悲惨境况，在风波中获得较多的同情，这将有助于它解除制裁的努力。至于伊拉克的让步，无非是退回到风波前的原点上。因此，伊拉克可以认为自己是一场精神对峙战的“赢方”。
从各种因素的介入程度看，这次海湾武器核查危机的解决，似乎满足下列模式：
兵临城下+外交谈判＝危机解决
从联合国解决这次危机所采用的策略和手段来看，这种模式的有效运转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预先得到冲突各方的邀请或同意，并且至少有一方明确表示采取灵活态度，促使外交调解取得突破。
核查危机发生后，伊拉克开始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但随着危机的不断升级，战争的魔影越来越近时，伊拉克开始寻求避免战争的手段和措施。2月6日以后，伊拉克频频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示意”来巴格达斡旋。当安南于2月17日宣布访伊后，伊拉克立即表示将尽一切努力，保证秘书长的访问圆满成功。伊拉克的务实态度，为安南秘书长的斡旋成功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2.预先得到安理会和大国的一致支持和明确授权。
安南秘书长吸取了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斡旋海湾战争失败的教训，在去伊拉克调解之前，预先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进行了多次充分的磋商。经过紧张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五个大国终于就解决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的原则达成了口头上的一致，并在安理会获得一致支持。秘书长掌握了各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底牌”，对未来的谈判心里有了底。安理会和大国的支持，是确保秘书长斡旋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
3.斡旋者的个人魅力和外交技巧。
今年59岁的安南在联合国服务已愈30年，可以说，对联合国在处理地区冲突和危机中的失败与教训洞若观火。他外表温文尔雅，性格刚柔相济，办事周密有序。他履险不惊，面对核查危机这道世界级难题，既有充分的估计，又有周密的准备。他首先坚持获得安理会的全体支持和五个常任理事国的谈判底线，并让助手拟妥了全面的会谈方案。在谈判过程中，面对以桀骜不驯著称的萨达姆，安南时而耐心听取对手的批评，时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在关键时刻不留情面地向对手指出谈判失败会引发的严重后果。安南尽情地发挥着自己的外交技巧，软硬兼施，终于迫使萨达姆接受了安理会的条件。
“兵临城下+外交谈判＝危机解决”这一模式成功地缓解了这次海湾危机，却未能阻止1991年海湾战争的爆发。海湾战争前的形势与此次武器核查危机十分相似。“沙漠风暴”最终狂扫海湾，“沙漠惊雷”却只是虚惊一场。其中原因是当时缺乏保证这一模式发挥效力的三个先决条件，尤其是前两个条件。这说明这种解决危机的模式不是万能的，它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至于“兵临城下+外交谈判”是否等于“和平”，则更是难下定论。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世界各国卷入地区冲突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大。国际冲突的原因和背景千差万别，因而解决冲突的方式和手段也就不可能千篇一律。但有一点可以认定的是，单纯的武力威胁或打击，决不会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危机的根源和矛盾。解决危机，消除冲突，实现和平的最佳手段是外交谈判。
遗憾的是，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在处理地区冲突和危机时，越来越失去耐心。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意识有增无减，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案例不胜枚举，美国甚至扬言对伊动武无须安理会的同意；更有甚者，个别强权国家正在尝试用无休止惩罚一个民族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把一个国家或民族逼入绝境，只会导致冲突一起再起，世界永无宁日。
这次海湾危机的化解似乎反映了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新现象：冲突各方不得不按照某种国际规则“玩游戏”，而且有意识地运用这些规则来“玩”。一味用蛮横的办法不大行得通了；玩“零和游戏”，一副牌统吃的办法也不太灵了。谈判、妥协、超国家调解和干预的作用在加大，争取“双赢”或“多赢”局面的可能性增多。也许，这是国际社会走出无政府状态的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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